《论衡研究》：揭露儒者之论，自说见凤皇骐而知之的自相矛盾说法

尽管现代学者在说明颂汉诸篇与《论衡》全书的不同时所持的理由不都能令人首肯，但把颂汉诸篇与《论衡》其他各篇区别开来，视作一组相对独立的文章，则是不无道理的，这自然是因为颂汉诸篇在内容上与其他各组文章之间呈现出较大差异之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说明王充写作颂汉诸篇时的动机与写作《论衡》其他部分时有所不同，这就是王充在颂汉诸篇中所阐述的《论衡》及其他各篇的宗旨，与他在《论衡》其他部分所阐述的它们的宗旨及这些文章或《论衡》的实际情况不符。具体而言，《论衡》其他部分所谈到的《论衡》全书或具体各篇的宗旨，以及这些文章和《论衡》之书的实际情况，都与歌功颂德无关；但是，在颂汉诸篇中，它们却都被重新作了符合歌功颂德目的的解释。这就是说，颂汉诸篇中所提到的《论衡》全书和其他各篇的宗旨，都是写颂汉诸篇时为歌功颂德目的而改换过的，与王充原先的本意及它们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干的。

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须颂篇》对于《讲瑞》、《指瑞》、《是应》、《治期》、《明雩》、《顺鼓》和九虚三增等《论衡》其他各篇宗旨所作的改换。这些文章，原本王充都不是作为歌功颂德之文来写的，但是在颂汉诸篇的《须颂篇》中，却都被说成是为歌功颂德而作的了。如九虚三增的宗旨，据《对作篇》说：“《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据《书虚篇》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沉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可见其宗旨是批判古今所有书记传说中的虚妄之事，而并不是歌功颂德。但在《须颂篇》中，它们的宗旨却被归结为歌功颂德：“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认为九虚三增是批判“古有虚美”和“久远之伪”，以称扬“汉有实事”和“近今之实”的。这完全不合事实。因为一方面，九虚三增并无称扬“汉有实事”和“近今之实”的内容，另一方面，其中所批判的传书，原本是包括《史记》、《淮南子》等当代著作在内的。由此可见，《须颂篇》所说的九虚三增的宗旨，是王充在写颂汉诸篇时临时改换的，既不符合它们的实际，也违背了王充的本意。

《讲瑞篇》作于永平初，后收入《论衡》，其主要内容是批评“儒者之论，自说见凤皇骐而知之”的说法，并从各个方面指出儒者所谓识别凤皇的手段方法，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和靠不住的。概而言之，“《讲瑞》谓凤皇骐难知，世瑞不能别”，可见其宗旨也是“疾虚妄”，而并非是歌功颂德。但在《须颂篇》中，它的宗旨却被归结为歌功颂德：“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亦宜累属。符瑞之出，不同于前，或时已有，世无以知，故有《讲瑞》。”竟然将“凤皇骐难知，世瑞不能别”的宗旨，改换成了汉代“符瑞亦宜累属”，只是“世无以知”，这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可知，《须颂篇》所说的《讲瑞》的宗旨，亦是王充写颂汉诸篇时临时改换的，既不符合其实际，又违背了王充的本意。

《是应篇》的宗旨，在于对儒者所鼓吹的古代瑞应逐一进行考察并加以驳斥，也不是关于歌功颂德的。但《须颂篇》却说：“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后。《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把《是应篇》的宗旨改换为反对在瑞应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且《是应篇》中根本没有“汉不为少”的内容。因此，这也同样只是王充写颂汉之文时的想法，既不符合《是应篇》的实际，亦不合王充的本意。

《治期篇》的宗旨，在于论述治有时，命有期，“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即自然力量决定社会历史的治乱变化的历史观。其中说：“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而反驳“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的历史观，并不是以歌功颂德为内容的。但《须颂篇》却说：“儒者称圣过实，稽合于汉，汉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实而论之，汉更难及。谷熟岁平，圣王因缘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为汉激发。”把“命期自然，非德化也”的宗旨换成了“为汉激发”，显然与王充本意及此文实际完全不合。(www.xing528.com)

《顺鼓篇》和《明雩篇》的宗旨，是认为水灾旱灾不能用雩鼓之类祭祀来消除，而是应该加以治理；但雩鼓之类祭祀在政治上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因而作为手段可以运用。可见是讨论雩鼓之类祭祀的有用与无用的，而不是以歌功颂德为内容的。但《须颂篇》却说：“治有期，乱有时。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圣世之期也。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又把这两篇文章的宗旨改换成了“为汉应变”和“为汉论灾”，这也显然是不符合二文实际与王充本意的。

综上所述，颂汉诸篇所论其他各篇宗旨，都既不合于它们的实际，又违背了王充当初写作时的本意，可以认为是王充在作颂汉诸篇时临时改换的，反映的只是王充写颂汉诸篇时的心情。有一点可以证成上述推测，即王充在后来写的《对作篇》中，提到《论衡》的“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的若干篇时，只提到了颂汉诸篇，而完全没有提到九虚三增和《讲瑞》、《是应》、《治期》、《顺鼓》、《明雩》诸篇，可见在后来写作《对作篇》时的王充的心目中，也并没有把它们算作是歌功颂德之文。

不仅对于具体篇目的宗旨，颂汉诸篇作出了与它们的实际及王充的本意不相一致的论述，而且对于《论衡》全书的宗旨，颂汉诸篇也作出了不同于其他部分提法和全书实情的论述。在其他地方，王充一再强调《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如《对作篇》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自纪篇》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都没有提到《论衡》是一部歌功颂德之书。但《须颂篇》中却说：“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故不树长竿，不知深浅之度；无《论衡》之论，不知优劣之实。”“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这些说法，尽管是仅就颂汉诸篇而言的，但难免给人以《论衡》全书都是如此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则是此前或此后的其他各文中所未曾有过的。这颇足以说明，其时在王充的心目中，《论衡》也已经成了一部歌功颂德之书了。

上述这种颂汉诸篇的提法与其他地方的提法不一致的现象，足以说明颂汉诸篇的写作动因与《论衡》其他各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透露了王充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中写作这组文章的消息。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它们单独加以考察，以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一方面写了颂汉诸篇，另一方面又把《论衡》全书和其他各篇的宗旨换成歌功颂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