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试着解决了本章开头所提出的《讲瑞篇》末附记与《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自纪篇》语的两个矛盾中的第二个矛盾，即《自纪篇》语说《论衡》“定于建初之年”，而《讲瑞篇》末附记却显然作于和帝永元年间；下面，我们试着来解决其中的第一个矛盾，即《自纪篇》语说《论衡》“造于永平末”，而《讲瑞篇》末附记却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从《论衡》全书来看，除了《讲瑞篇》末附记以外，没有什么地方是和“《论衡》造于永平末”说相矛盾的。因此，第一个矛盾的解决，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确认《论衡》作年的上限是“永平末”而不是“永平之初”。《讲瑞篇》末附记云：永平有十八年，“永平之初”究指何年?蒋《谱》引《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语，认为《讲瑞篇》中的“鼎见”即指此事：“《讲瑞篇》为《论衡》中属草最早之篇，则此篇当起草于永平六年之后，或在其前，后加修改。”据此，则所谓“永平之初”，盖指永平六年以后不久，而非永平元年、二年。现在一般《王充年谱》均系此篇于永平二、三年左右，失之过早。但不管《讲瑞篇》是作于永平二、三年还是永平六年稍后，却都符合“草于永平之初”的说法，而与“《论衡》造于永平末”的说法显相“矛盾”。为此，钟《谱》试图加以弥合：“疑《御览》‘末’字当初为‘初’字之误。”然而，他并没有提出版本上的根据。不过，一种折中的说法却是为大家所接受的，如黄《谱》云：“盖永平初，已属草，时辍时作，至永平末，方专精一志也。”钟《谱》说：“永平初开始写，以后时作时辍，至建初后乃专精致力于此书之写作。”都是折中两造的意见。我的看法是，《讲瑞篇》与《自纪篇》语的说法未必矛盾，这里同样存在着一个全书与单篇之间的关系问题。不错，《讲瑞篇》是草于永平之初的，但草《讲瑞篇》时，王充是否认为自己是在写《论衡》呢?是时，王充是否即已有《论衡》全书的写作计划呢?也许情况是这样的，当王充在永平初年写《讲瑞篇》时，他尚无《论衡》全书的写作计划，到永平末年开始写作《论衡》时，他才把《讲瑞篇》也列入书中，作为《论衡》之一篇。古人著书，自有先以单篇别行，后又收入全书之例，可参考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论编次第三》之《古书单篇别行之例》[10]。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王充在《论衡》写作以前写的单篇文章，除了《讲瑞篇》以外，还有《六儒论》(一作《大儒论》，见范晔《后汉书》充本传李贤注引袁山松《后汉书》，学者多认为其作于永平初二年间)。《六儒论》与《讲瑞篇》的区别，也许不过在于《讲瑞篇》后来被收入了《论衡》，而《六儒论》则没有收入。即使今天的学者，也往往在编某一时期的论文集时，把不属于这时期的个别论文也附入，而我们并不能把这个别论文的作年作为这部论文集的作年。《论衡》与《讲瑞篇》的关系，未尝不可作如是观。因为《论衡》是一部由单篇文章汇成的“论文集”，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全书与单篇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把其当作一个浑不可分的整体来看，将全书与单篇混为一谈。如从这一假说来看，则黄《谱》和钟《谱》的说法只要改变一下角度，就仍是可通的。比如，我们可以说，王充自永平初年就开始写一些单篇文章，后来，到永平末，始立意写一部系统的“疾虚妄”的著作，这就是《论衡》。在写作《论衡》时，王充把早年写的一些单篇文章也收了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说“《论衡》造于永平末”，一方面说《讲瑞篇》“草于永平之初”的似乎矛盾的说法，而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为此论草于永平之初，时来有瑞，其孝明宣惠，众瑞并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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