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以三方面的佐证来证明元和以后王充未作《论衡》；下面，我们想从《论衡》本文中寻出证据，证明《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的说法是可信的。要考证《论衡》的作年，首先要考证《论衡》各篇的作年。只有把《论衡》各篇的大致作年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得到《论衡》作年的总的印象。考证《论衡》各篇的作年，我想有两个方法是可以运用的：一是寻求直接的时间标记，二是确定各篇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前者我们能知道某些篇大致作于什么时候，由后者我们能由已知的推出未知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确定《论衡》所有篇目的大致作年。但是我想，只要我们能把《论衡》中相当一部分篇目的作年大致确定，而其他各篇中又无与此作年相矛盾的反证，则我们可以据此认为这就是《论衡》全书的大致作年。
在考证《论衡》各篇的作年时，我想以《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佚文》等一组颂汉之文作为基点。这一组颂汉之文的写作顺序，盖同于它们在今本《论衡》中的排列顺序。《须颂篇》云：
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
《须颂篇》作于《齐世》等篇之后，所以，其依次提到了在其之前的四篇颂汉之文。在《对作篇》中，也依同样次序提到了这一组颂汉之文：
《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
这四篇之间，有时也互相提及，同样依照上述次序。如《恢国篇》云：
《宣汉》之篇，高汉于周，拟汉过周，论者未极也。恢而极之，弥见汉奇。
这段话，显示了《宣汉篇》与《恢国篇》的相互关系，即《宣汉篇》作于《恢国篇》之前，《恢国篇》进一步发挥《宣汉篇》的观点(“恢而极之”)。其他各篇的相互关系也可作如是观。《佚文篇》云：
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
“恢国”盖指《恢国篇》，这几句话，盖指《齐世》等五篇文章而言，可见《佚文篇》是这组文章中作于最后的。由于它作于《须颂篇》之后，所以《须颂篇》才没有提及。由以上四条材料可以看出，这六篇颂汉之文乃是一组依次而作的有系统的文字。那么，它们大致作于什么时候呢?《齐世篇》有三处称明帝为“孝明”，一处称章帝为“方今圣朝”；《宣汉篇》有七处称明帝为“孝明”，三处称章帝为“今上”；《恢国篇》有五处称明帝为“孝明”，三处称章帝为“今上”；《须颂篇》有两处称明帝为“孝明”，一处称章帝为“今上”；《佚文篇》有四处称明帝为“孝明”，一处称章帝为“今上”。由此可见，它们肯定作于章帝在位时。不过，章帝在位时有建初、元和、章和三个年号，以上各篇到底作于什么年间呢?蒋《谱》认为它们作于章和二年(88)，其《王充卷·前言》云：“在《论衡》里，有几篇歌颂汉朝，特别是歌颂章帝的文章，这几篇就是在元和避难以后写成的。”蒋文把它们和王充元和三年徙家避难一事联系起来考虑，因而得出了它们作于章和二年左右的结论。关于这一组颂汉之文的写作背景，我将在本编第四章《<论衡>颂汉诸篇写作动因考》中加以探讨，在此先不涉及；我想要指出的是，从这组颂汉之文本身来看，是难以得出它们作于章和二年的结论的。(《恢国篇》有“第五司空，股肱国维”之语，考第五伦为司空在永平十八年，元和三年致仕，则《恢国篇》等肯定作于其致仕之前，所以，再晚也不会晚于元和三年。)我觉得，它们以作于建初六年(81)左右的可能性为大。《恢国篇》云：
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
其言符瑞，仅至建初五年而止。无独有偶，《验符篇》列举建初年间之符瑞，亦仅至建初五年而止。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组颂汉之文作于建初六年左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如作于元和以后乃至章和年间，则完全可以将符瑞载到建初八年乃至元和年间。再联系《讲瑞篇》末附记所云元和、章和以后符瑞因“篇已成”而“不得载”的情况，更可使我们确信这组颂汉之文应作于建初年间(《宣汉篇》有“况至今且三百年”之语，“且三百年”为“将近三百年”之意，是约数而非确数，自汉初至建初六年为二百八十七年，完全可说“且三百年”)。钟《谱》以上述六篇为一个单元，云：“《恢国》《验符》言章帝建初五年事(芝草生六本，黄龙见)，而其篇名已见于《须颂》中，则《须颂》更当成于数篇之后，大抵诸篇均系建初中期、末期之作。”其说甚是。
这组颂汉之文的作年既已初步确定，我们再来看和它们前后有联系的其他文章。《须颂篇》曾提到九虚三增：
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
九虚三增，即《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等十二篇文章。这十二篇文章，也是一组有系统的文字。九虚中，除了《龙虚》、《雷虚》外，其余七虚的写法完全相同，都是列举典籍中王充认为是虚妄的传说一一加以批判，《龙虚》、《雷虚》则围绕龙和雷反复加以论述。三增的写法与九虚的主要七虚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书虚篇》以外，其他各虚与各增篇首并无提纲挈领之语。《书虚篇》是九虚三增的第一篇，其开宗明义云：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沉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书虚篇》的小序，也可以看作是九虚三增的总序(《福虚篇》、《祸虚篇》、《艺增篇》都有小序，但仅贯穿于本文)。其实，除了《龙虚篇》和《雷虚篇》以外，其余七虚三增都是“书虚”；之所以分成各种名称，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已。因此，把九虚三增看作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整体，推测其作于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期，恐怕还是可以的。而这个时期，据《雷虚篇》所说的：
建初四年夏六月，雷击会稽鄞县羊五头，皆死。
可以推定是在建初四年(79)左右。它们曾为颂汉诸篇所提及，颂汉诸篇作于建初六年左右，它们应作于颂汉诸篇之前，现在我们推定的作年，正与之相符。钟《谱》云：“《雷虚篇》记雷击杀羊五头，事在建初四年，则诸篇当同为建初时之作。”其说甚是。《须颂篇》又曾提到《顺鼓篇》和《明雩篇》：
治有期，乱有时。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圣世之期也。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
《顺鼓篇》与《明雩篇》是姐妹篇。《顺鼓篇》认为，水患不能用击鼓来消除，而应加以治理，然而击鼓作为安定人心的手段，还是可以用的。《明雩篇》认为，以雩求雨无济于事，而雩祭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故出于政治考虑，尚可举行。据上引《须颂篇》的话来看，这两篇文章盖是建初年间为自然灾害及救灾措施而作的。《明雩篇》云：
建初孟年，北州连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贱。圣主宽明于上，百官共职于下，太平之明时也。
与《须颂篇》所说指的是同一件事(《恢国篇》、《对作篇》提到此事也均作“建初孟年”)。由此可知，《顺鼓篇》与《明雩篇》应作于建初年间。钟《谱》认为《顺鼓篇》与《明雩篇》“当系章帝建初中之作”，甚是。
《须颂篇》又曾提到《治期篇》：则《治期篇》亦当作于颂汉诸篇之前。《治期篇》之主旨在于论述“命期自然，非德化也”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异虚篇》中也有所反映：
儒者称圣过实，稽合于汉，汉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实而论之，汉更难及。谷熟岁平，圣王因缘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为汉激发。
故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
是即《治期篇》的中心思想。这是否可以说明《治期篇》的作年与九虚三增的作年接近，我还不能肯定。姑拈出这条材料，以俟再考。不过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治期篇》之作年也不会迟于建初。
《须颂篇》又曾提到《是应篇》：(www.xing528.com)
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后。《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
则《是应篇》亦当作于颂汉诸篇之前，不会迟于建初。蒋《谱》把《治期》、《是应》、《顺鼓》、《明雩》等篇与上述颂汉之文一起系于章和二年条下，其理由盖是它们都有颂汉的成分，且都为《须颂篇》所提及。既然颂汉诸篇不可能作于元和以后，那么《治期》、《是应》等篇就更不可能作于元和以后了。不过，《治期篇》和《是应篇》的上限我们一时尚不能确定。钟《谱》认为这两篇“当为永平、建初间之作”，其说或是。
最后，《须颂篇》还曾提到《讲瑞篇》：
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亦宜累属。符瑞之出，不同于前，或时已有，世无以知，故有《讲瑞》。
关于《讲瑞篇》的作年，由于牵涉到《论衡》作年的上限问题，所以留待下节再讨论。
综上所述，作于建初六年左右的颂汉诸篇之一的《须颂篇》中，提到并介绍了九虚三增和《讲瑞》、《是应》、《治期》、《顺鼓》、《明雩》等十七篇文章，这些文章都作于颂汉诸篇之前，除《讲瑞篇》外，大抵作于建初年间。
颂汉之文的另一篇《恢国篇》，则曾经提到《初禀篇》：
《论衡·初禀》以为：“王者生禀天命。”……如审《论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汉家所禀厚也。
《论衡》自开首第一篇《逢遇篇》至第十五篇《奇怪篇》，内容皆有关人的性命，为一组有系统的文字，以作于同一时期的可能性为大。《初禀篇》为其中的一篇。由《恢国篇》曾提到《初禀篇》可以看出，这十五篇性命之文的作年应在颂汉诸篇之前，不会迟于建初年间。《吉验篇》云：“虞子大，陈留东昏人也……位至司徒公。”钟《谱》引《后汉书·虞延传》永平“八年代范迁为司徒”，《明帝纪》永平八年“三月辛卯太尉虞延为司徒”，证《吉验篇》“必作于明帝永平八年之后”，其说甚是。由此推测，其他各篇也不会早于永平中期，盖为永平后期和建初初期所作的可能性较大。钟《谱》以《逢遇篇》至《本性篇》等十三篇为一个单元，认为“大概本单元十三篇均系永平时之作”；又以《物势篇》与《奇怪篇》两篇为一个单元，认为“其中驳五行相贼害，乃系批判《白虎通义》之说。故知此两篇当作于建初四年以后”，其前说可参而后说可商。
《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八篇为一组有系统的文章，它们的写作顺序，盖同于它们在今本《论衡》中的排列顺序(参见本编第三章《<论衡>篇目排列内在联系考》和第二编第一章《论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不在今本<论衡>之中》)，因此，它们应该作于同一个时期。《别通篇》有一处称明帝为“孝明”，可见它们应作于章帝时。《别通篇》又云：
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
按《后汉书·文苑上·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则傅毅为兰台令史在建初年间。可见《别通篇》之作，亦应在傅毅为兰台令史以后。钟《谱》以上述八篇为一个单元，认为“此诸篇必作于建初七八年之后，盖建初末，元和中所作”，实以作于建初中的可能性为最大。
《书解篇》亦应作于建初年间，其中云：
或曰：“……试使庸人积闲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
“成篇八十数”，盖指《论衡》，意谓作《书解篇》时，《论衡》已经完成八十篇左右。尽管有的学者主张《论衡》原本有百余篇之多，但一般认为今本《论衡》八十五篇(一篇有目无文)保存了原本面貌，并无残缺。那么，作《书解篇》时，《论衡》显然已经接近完成，则《书解篇》之作当在建初末年。
《案书篇》亦应作于建初年间，其中云：
广陵陈子廻、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
如上所说，傅毅为兰台令史在建初年间，则《案书篇》亦应作于建初年间傅毅为兰台令史之后，盖亦为建初末年之作。
《对作篇》似乎是《论衡》之书的最后一篇，也是总结性的文章，因而，人们很自然地倾向于把《对作篇》看成是《论衡》的总叙。(翟灏《四书考异》下编《条考》二二《论语·尧曰》按：“《论衡》以《对作篇》为序。”张宗祥：“《对作》一篇，详论著书之旨，实为后序。”[9]蒋《谱》：“盖《论衡》中以《对作篇》为全书总叙。”钟《谱》：“本篇为《论衡》全书之叙，叙《论衡》造作之旨。”)在《对作篇》中，王充提到了颂汉诸篇和九虚三增，可见《对作篇》作于颂汉诸篇之后，应是建初末年所作。
《对作篇》还提到了《论死》、《死伪》、《订鬼》等篇：
《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
可见这几篇文章，应作于《对作篇》之前。黄《谱》认为：“《论死》以下等篇，必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如是，则亦应是建初后期所作。
以上，我们以颂汉之文为中心，考察了《论衡》八十五篇中约五十篇的大致作年。其中有些是能寻出大致的时间标记的，有些则能根据相互关系来确定其先后位置；有些能确定上下限，有些则难以确定上限。但是上述考察给我们的总的印象，是和《自纪篇》语“《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的说法相一致的。
此外，还有一些篇目，既没有时间标记，也不明相互关系，有的学者大致推测它们作于建初年间。如钟《谱》以《问孔》、《非韩》、《刺孟》等三篇为一个单元，认为它们“大抵继三《增》九《虚》而作，当亦在建初之年”；以《谈天》、《说日》等两篇为一个单元，认为它们“大概作于建初之时”(《谈天》、《说日》盖与永平、建初年间的历日之争有关，故作于其时的可能性很大)；以《寒温》、《谴告》、《变动》、《招致》、《乱龙》、《遭虎》、《商虫》加《明雩》、《顺鼓》共九篇为一个单元，认为“诸篇皆当系章帝建初中之作”(《遭虎篇》云：“楚王英宫楼未成，鹿走上阶，其后果薨。”乃永平十四年事，则这一组文章最早不会早于永平十四年)；以《自然》、《感类》等两篇为一个单元，认为它们“当系建初末之作”；以《言毒》至《祭意》等十二篇为一个单元，认为“诸篇皆章帝时之作”；以《实知》、《知实》、《定贤》等三篇为一个单元，认为“当为章帝时之作”，等等，基本上都把它们定为建初之作。如其说能获证实，则将更有力地支持《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的说法。
最后，我想附带提一下《论衡》书名的确定时间问题。
《论衡》书名定于何时?这是确定《论衡》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今本《论衡》八十五篇中，有几篇曾提到《论衡》。根据这些提到《论衡》的篇目的作年，便大致可以知道《论衡》书名的确定时间。在考察《论衡》书名的确定时间时，我们主要应该寻求其出现的上限，而不是下限。因此提到《论衡》最多的《自纪篇》，我们应暂且置于一边。因为《自纪篇》作于王充晚年，其时《论衡》早已完成，而书名也早已确定。《论衡》中提到《论衡》书名的，《乱龙篇》有一处，《佚文篇》有一处，《恢国篇》有两处，《须颂篇》有五处，《对作篇》有多处。上述各篇，均作于建初年间，由此可见，《论衡》书名亦大致确定于建初年间。蒋《谱》说：“《论衡》书名，亦定于建初之时。”其说甚是。我想古人的思想方法不如今人缜密，故可以一面在具体篇章中提及总书名，一似这些篇章在全书之外者，一面又将提到总书名的篇章收入全书；而今人的一般做法，则只是在全书的前序后跋中才提及总书名，而在具体篇章中则一般不会提及总书名。不过，这种不够缜密之处，正好为我们探求《论衡》书名的确定时间提供了线索，从而也为考察《论衡》的作年提供了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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