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传：个人与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结语

状元焦竑，是晚明南京的一位杰出士人，在地方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我们在了解焦竑这个人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空背景。只有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才能更为客观地理解他的行为、思想与人生轨迹。

首先，状元这一身份对于焦竑而言，既有荣耀的一面，也有悲情的一面。对于明清时期的士人而言，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考中进士，这也是唯一的成功阶梯。到了清代，捐纳之途大开，很多困顿场屋的士子可以通过捐纳获得任官资格，京官最高可捐到五品，外官最高可捐到四品。即便如此，通过捐纳获得官职的“异途出身”者，依然与考中进士的“正途出身”者有所区别。而在焦竑生活的年代，捐纳多为“捐监”，即以国子监生的身份参加吏部铨选，掣中的职位多为州县佐杂官或学校教官。这离士人们心目中的“成功”相距甚远。然而除此之外，当时社会提供给他们的职业选择实在太少。同时，他们心中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即便科举之路万般艰难，也不愿轻易放弃。生存压力加上偏执心态，导致很多人一生蹉跎，失意潦倒。

焦竑虽然也经历过科场失意，但最终不仅考中了进士，而且是廷试第一的状元，这对一个士人来说是无上的褒奖。甚至他的家乡南京与祖籍地日照，都分享了这份荣耀。这个状元的身份，也足以让焦竑青史留名。然而这个迟来的成功，却没能让焦竑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前文提到，焦竑具有政治热情，他的思想中也有经世致用的一面。入职翰林院后，不仅师友门生对他期望极高，焦竑自己也很想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他在翰林院十年，对每一项工作都兢兢业业，最终却招致流言攻讦，身陷困境而被贬职。正如黄仁宇所言，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的失败。“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1)

当然，焦竑去官并没有导致他身败名裂。他依然是受人尊敬的文坛大儒，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优游林下，著书讲学，以道德经术引领海内。然而相比于他前半生的奋斗与曾经的辉煌，“老去服车空有志”的结局还是充满了悲情色彩。焦竑的很多师友门生都认为他“抱经国才，具人伦鉴，宜致位宰相，丞弼天子”。这也体现出时人对状元的期许。的确，在万历朝的首辅中，申时行、赵志皋、王锡爵、李廷机都曾是廷试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这种不自觉的对比与期待，或许也会时时扰乱焦竑的内心。他无法摆脱时代局限而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只能选择妥协。

最后，焦氏家族自崇祯以后的迅速没落，也反映出明清南京城市社会的特殊之处。金陵焦氏自明初以军籍落户南京，到了焦瑞、焦竑这一代，终于实现身份转型。然而焦瑞没有子嗣。焦竑的三个儿子中，只有次子考中举人，可惜和长子一样早逝。唯一给他送终的三子焦润生，明清鼎革之际战死于云南。焦润生子焦，南明福王时期荫户部主事，鼎革后“感怆卒”。焦二子为焦、焦。清代康熙年间，焦之子焦君万将曾祖父焦润生的尸骨从云南迎归故里。然而直至清末，焦竑的子嗣中都未能有以功名入仕者。

焦竑的哥哥焦靖承袭军职，后代似无业儒者。至于弟弟焦晳的生平，史料中亦少有记载，只知焦晳去世较早，其妻胡氏，以守节闻名。焦晳有两个儿子，名为焦泰生、焦德生。泰生“隐于酒”，德生“遵母训，笃志力学，名誉日起，补应天诸生。崇祯十四年以疫卒”。明清鼎革之后，焦德生的两个儿子焦缜、焦由寡母抚养成人。焦缜为江宁生员，焦考中武举，然而都不幸早逝。此后他们的妻子张氏、卢氏各自带着幼子“渡江，守田舍焉”。 (2)

由于焦家在“生”字辈皆失意科场，家庭经济状况也随之恶化。这导致焦竑的丰富藏书无人能守，很快就流失了。黄宗羲（1610—1695）在《天一阁藏书记（己未）》中曾记：“辛巳，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矣。”（《南雷文定》）“辛巳”是崇祯十四年（1641），当时焦氏后人将焦竑藏书作价出售，但不接受零买，必须以两千两白银一次买断。从书籍保护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然而黄宗羲却拿不出这么多钱。他希望当时在南京任给事中的好朋友冯邺仙能把书买去，认为书落到冯邺仙手里，和在自己手里也是一样。然而冯邺仙最终也没有出手。焦竑的珍贵藏书就这样不知流散何方了。

类似的情况在晚明南京相当普遍。顾起元曾记：“南都前辈多藏书之富者，司马侍御泰、罗太守凤、胡太史汝嘉，尤号充栋，其后人不能守，遂多散佚。”其中御史司马泰家中“书目尤多，有东坡先生《论语解》抄本四卷，其家数有郁攸之变，此书亡矣”；胡汝嘉“牙签锦轴，最为珍异，而子孙式微，雕落市肆，尤为人所惋叹”；又有“里中故家子，有分书不计部数，以为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数册者。有藏书不庋箧笥，狼藉大米桶中，或为人践踏者”。 (3)  这样一两代之后便雕落式微之士绅家庭在南京比比皆是。

“后人不能守”的原因，在于南京士绅家族的特殊形态。嘉靖末年，南京人盛时泰就说过：“国初尽徙城中人于四方，复取四方人实之，以是都城中无世家，因无世法，遂无世谱。自三四传后，子孙遂不识认，名字不相通，凶吉不相问，况共承祭祀，共为宴享矣乎？以是虽有同族，实为路人，孝爱以是而衰，风俗以是而薄，可慨也已。”（《秣陵盛氏族谱》）盛时泰提到的“国初尽徙城中人于四方，复取四方人实之”，就是指洪武时期的“徙实京师”政策。前文提到，焦家以军籍落户南京，也是明初大规模人口迁徙中的一员。这样的长距离迁徙，削弱了南京居民与原籍地宗族之间的联系。正如焦竑在给日照宗人的信件中提到的，自他父亲焦文杰开始，金陵焦氏与日照焦氏之间的交往几乎完全中断。如果不是因为他日后成为状元，日照族人或许会永远忘了南京城中还有这一宗族支脉。

明初落籍南京的平民家族，不仅与原籍地之间的关系日渐淡漠，更没有与现居地之间的地缘与血缘基础。他们进入城市，不是一种自然的城乡流动，而带有明显的政策强制色彩。这些家族的社会转型，多在正嘉之际。也就是说，以三十年为一代计，一个平民家族由经商、业儒、入仕而迈入士绅阶层，大约要经历五至六代人的时间。金陵焦家就属于其中之一。(www.xing528.com)

然而正如盛时泰所言，“都城中无世家”，晚明南京的新兴士大夫家族虽然支撑起了金陵人文渊薮的形象，但他们与同时期三吴地区由乡村而逐渐迁入城市的望族相比，缺乏宗族的经济与人口基础，也就因之没有持续的发展力。从焦瑞与焦竑的经历，我们已经看到科举道路之艰难。要想在每代人中都复制这种成功，对于一个核心家庭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以一个庞大的“宗族”为依托，才可能实现文化与地位的传承。事实上，当焦竑的“五车楼”藏书被后人售卖之时，与他一起创造过南都科举辉煌的朱之蕃与顾起元，也未能避免“后人不能守”的结局。或许是预见到这种情形，他们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也都表现出一种达观与洒脱。

状元朱之蕃于天启四年（1624）去世。朱氏别业“小桃园”在谢公墩北，靠近朝天宫。致仕后的朱之蕃“积鼎彝书画其中，啸咏自得，不干津要”。他在生前不事积聚，乐善好施。临终时对其子说：“人生聚则为形，散则为气，一去来间耳”，对于自己的后事没有一句交待。 (4)  朱之蕃的两个弟弟朱之翰、朱之士，都仅仅为生员，一生未能取得功名。朱之蕃的儿子朱从义，以荫入国子监，清顺治五年（1648）任浙江省分巡绍台道。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南直隶贵池人吴应箕（1594—1645）来南京参加乡试并游历各处名园时，就发现朱氏小桃源已经卖给了一个姓于的金坛人。不光园林易主，“朱之书画玩好甲于南中，今皆荡析不存”，这令吴应箕惋叹不已。（《留都见闻录》）

探花顾起元，逝于崇祯元年（1628）。顾起元的遁园，就在南京城西南的杏花村一带。顾起元长子顾道昆，以荫为户部检校；次子顾巽昆，生平不详，巽昆子顾荩诒，为国子监生。顾起元的父亲顾国辅为万历二年（1574）进士，因与张居正不和，以刑部郎中致仕。顾起元的大弟顾起凤，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以鸿胪寺卿致仕。二弟顾起枬，未仕而卒。三弟顾起贞，为天启元年（1621）举人，历任台州州学教授、国子监学正、户部员外郎。可见在顾国辅与顾起元父子两代，顾氏家族在举业上成就不小，因此顾家的社会根基要比焦家更为牢厚。即便如此，金陵顾氏在清代依然未能再现晚明的辉煌。其后代之中，业儒者多以诸生终老，生计日蹙。至顾起元的八世孙顾得胜，“咸丰初以贫故从军，为列校，待士卒有恩，提督鲍超重之。所战辄捷，洊升至副将”，后战死于广东嘉应。 (5)  顾氏以金吾卫籍徙南京，到明末走上仕途，再到晚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从军，似乎经历了一个家族身份的轮回。这也反映出明清之际以科举为正途、既单一又充满变数的社会流动体制。对于晚明南京状元焦竑生平的了解，也不能脱离这一大的历史背景。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45页。

(2)陈作霖：《金陵通传》卷十九，《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8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第556页。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藏书》，第253页。

(4)陈作霖：《金陵通传》卷十九，第557—558页。

(5)陈作霖：《金陵通传》卷十九，第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