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学术成就：广泛流传与影响大

中国古代士人，一直视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事业。“立德”是指培养完美的品行。然而人无完人，对个人德行的自我完善是永无止境的。“立功”是指建立伟大的功绩，这不仅需要个人的才华与勤奋，也需要恰当的机遇。在这方面，焦竑显然没有受到命运的眷顾。相比之下，“三不朽”中的“立言”，是受客观因素影响最少，最易自我把控的。前文已经说过，焦竑在辞官回乡之后，就感叹“老去服车空有志”。对他而言，已经再也没有“立功”的机会了。于是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立言”上。

焦竑一生著作之丰富，在明代文人中是少见的。许吴儒在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印的《焦氏澹园集》撰写题识时即说：“澹园先生所著多不自惜……先是有《焦氏类林》八卷、《老庄翼》十一卷、《阴符解》一卷、《焦氏笔乘》六卷、《续笔乘》八卷、《养正图解》二卷、《经籍志》六卷、《京学志》八卷、《逊国忠节录》四卷，业行于时。《东宫讲义》六卷、《献征录》一百二十卷、《词林历官表》三卷、《词林佳话》六卷、《明世说》八卷、《笔乘别集》六卷尚藏于家。”

焦竑的著作在其生前就广为流传，影响极大。到了清代，以考据训诂为核心的汉学日渐兴起，讲求心、性的理学随之式微。与此同时，晚明学术思想的多元与活跃，也被视为一种社会失序的表现而遭到清代学者的批评。在这样的政治与学术氛围中，时人对焦竑著作的评价也有所转变，这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皇帝的主持下，编纂《四库全书》的庞大工程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项文化工程，也是一项政治工程。通过此次编修，朝廷得以对全国图书进行一次大清理，将所有文献分为应抄、应刻、应存、应毁几类。其中应抄之书是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则不仅要抄录，还当另行刊刻，使之广为流传。应存之书，则是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仅在目录中保存书名，即列入存目。至于应毁之书，则当全部或部分销毁。

对于焦竑的著作，四库馆臣的评价并不高。最终只有《易筌》《俗书刊误》等书被抄入《四库全书》，其他则列于存目。还有部分著作因有“违碍”“诬妄语”而遭到抽毁或全毁。虽然这些著作在此后又被重新刊刻，但一些被毁的部分却永远缺失了。

无论如何，要全面认识焦竑，就必须对其学术成就有所了解。但由于焦竑著作种类多、体量大，无法一一展开。下文将按照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简要介绍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史部——《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

史部，是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中的第二大类，专列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也称“乙部”。属于史部的体裁，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政书类、职官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等等。

前文提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户部尚书、大学士陈于陛（1543—1596）请修国史。万历皇帝批准设立史局，以内阁首辅、大学士王锡爵（1534—1611）为总裁，沈一贯、陈于陛等人为副总裁。当时王锡爵与陈于陛都非常赏识焦竑的才学，希望由他专领修史之事。焦竑虽然谦逊推辞，但仍尽心参与史局事务。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论史》与《修史条陈四议》，提出他对国史编修原则与史局组织方式的看法。

当时焦竑负责撰写经籍志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搜集人物传记、行状、墓志铭等材料，为此后的编撰做准备。然而随着陈于陛去世、王锡爵离职，修史工程日渐疲怠。万历二十五年宫城失火，殃及史馆，搜集的材料与书稿都被毁。然而焦竑手中还保留了部分资料，成为他日后编纂《国史经籍志》与《国朝献征录》的基础。

（一）《国史经籍志》

《国史经籍志》现存明代版本有万历曼山馆 (1) 刻本（图八）、万历三十年（1602）陈汝元函三馆刻本，清代则有曹琰抄本与咸丰三年（1853）粤雅堂刊本。所谓“经籍志”，就是一份图书文献目录。历代官修正史中都有这一内容，有时又名“艺文志”。既然是编目，首先要确定图书分类方式。《国史经籍志》共分六卷，卷一为“制书类”，列本朝御制、敕修书及纪注时政类书；卷二至卷五分别为“经类”“史类”“子类”“集类”，即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卷六为“纠缪”，指出历代正史经籍志、艺文志或重要书目中的分类错误。

图八 明万历间曼山馆刊本《国史经籍志》

大类之下，又有子类。如“制书类”下包括御制、中宫御制、敕修、纪注时政。

“经类”下包括易、书、诗、春秋、礼、乐、孝经、论语、孟子、经总解、小学。

“史类”下包括正史、编年、霸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时令、食货、仪注、法令、传记、地理、谱牒、簿录。

“子类”下包括儒家、道家、释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附历数）、五行家、医家、艺术家、类家。

“集类”下包括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

“纠缪”下包括《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宋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晁氏《读书志》、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

每一子类下，则按照成书时间顺序，罗列书名、卷数，并注作者、著书主旨、存佚等信息，体例不一。书中另有小序，除“制书类”一部结尾有一序外，“经”“史”“子”“集”四类中的子类（除“诗文评”类）也各有序文，叙述其立类缘由及学术流变。

清四库馆臣对《国史经籍志》评价不高，该书仅入目录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介绍：

是书首列《制书类》，凡御制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诸书皆附焉。余分经、史、子、集四部，末附《纠缪》一卷，则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书》诸《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诸家分门之误。盖万历间陈于陛议修国史，引竑专领其事。书未成而罢，仅成此志，故仍以“国史”为名。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谲词炫世，又甚于杨慎之《丹铅录》矣。

（二）《国朝献征录》

《国朝献征录》为明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图九）。该书体量庞大，有一百二十卷之多。现存版本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曼山馆刻本，书前有顾起元、黄汝亨序。顾起元序对该书的成书与刊印过程介绍如下：

图九 日本浅草文库藏《国朝献征录》

取累朝训录、方国纪志与家乘野史，门分类别，采而缉之，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传，毕登于简，一代史材，犁然大备……而为时所忌，归卧东山，广内之储匮而在笥，岂不惜哉。然先生意不忍忘，时为雠校，绪成其业，多至百二十卷。盖其目广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琬琰》者什七。至折衷是非，综校名实，阙疑而传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先生于此实有独鉴，异乎徒事网罗，靡所澄汰，爱奇好异，或滥情实者矣。学士大夫向往此书，借观至于简渝，传写为之纸贵。乃从友人茅生之请，取畀之梓。然每类间为梓者，有所裁避。先生意虽任之，而成书具存，异日发其大全，固可竢矣。

序文中写到，《国朝献征录》条目“广于《列卿》者什五”，人物数量“多于《琬琰》者什七”，这里所说的《列卿》和《琬琰》，分别是雷礼（1505—1581）编撰的一百六十五卷本《国朝列卿纪》与徐纮所撰的《明名臣琬琰录》《明名臣琬琰录后集》四十四卷。雷礼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徐纮为弘治三年（1490）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佥事。他们生活的年代都早于焦竑，因此书中录入人物自然较少。更为关键的是，《国朝列卿纪》与《明名臣琬琰录》只收录明代官员信息，且以文官为主。而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则不仅仅是一部文官志。书中卷一至卷十分别为“宗室”二卷、“戚畹”一卷、“驸马都尉”一卷、“公”二卷、“侯”二卷、“伯”二卷，这是雷礼《国朝列卿纪》所没有的。另外，该书在文官后还加入了武官部分，包括都督府、锦衣卫、都司、各卫所的人物，这大概和焦竑出身武职家庭有关。而最后九卷，则分别为孝子、义人、儒林、艺苑、隐佚、寺人、释道、胜国群雄、四夷。这也反映出焦竑在《修史条陈四议》中所强调的，要搜集事迹未见流传的忠直之士，以及身处穷乡僻壤的孝子贞女之事迹，以“贵贱并列”为宗旨的修史方式。

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时，因《国朝献征录》中有违碍、诬妄语，将其定在“应请抽毁”之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国朝献征录》评价曰：“是书采明一代名人事迹……自洪武迄于嘉靖，搜采极博。然文颇泛滥，不皆可据。又于引据之书或注或不注，亦不免疏略。”然而该书搜集的大量明人行状、传记、墓志铭，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文献，其史料价值极高。清代以降，治史者对明代人物的评价往往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史料运用时也多有删改、隐匿。尽管《国朝献征录》在校对出版时也进行了“裁避”，但该书毕竟保存了一种明代版本，可与相关文献的其他版本进行对读，以进行补充、考辨等工作。

二、子部——《老子翼》《庄子翼》《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

子部，是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中的第三大类，收诸子百家及佛教、道教、类书、艺术、谱录、小说、医药等书，内容相当庞杂。焦竑编撰的《老子翼》《庄子翼》，属于子部中的道家类，《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则属于小说类。

（一）《老子翼》

焦竑撰《老子翼》，是对老子《道德经》的评注与考异。《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老子五千文》《五千言》，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历代都有学者对《道德经》进行评注，也就是试图解释这部道家哲学经典。《老子翼》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过往注解的选录，也就是“集注”；另一部分，则是《附录》与《考异》，即焦竑的笔乘与文本考据。关于该书的写作缘起，焦竑在《老子翼序》中追忆道：

余幼好刚使气，读《老子》，如以耳食无异。年二十有三，闻师友之训，稍志于学，而苦其难入。有谈者以所谓昭昭灵灵引之，欣然如有当也。反之于心，如马之有衔勒，而户之有枢也。参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为道在此矣。顾数年以来，触涂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盖未尝暂去于怀也。顷岁，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之余，俄有独寤。乃喟然叹曰：乡也，未尝不非意识，而或思离识以求寂，未尝不贵无心，而不知本心之自无，知慕清净，而不知无垢之非浄，知有真我，而不知无物之非我，皆谈者有以误之也。自此驰求意见，了无朕兆，而余亦几为无事人矣。时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间举以讯余，余以近见疏之，德孚未尝不击节也，属余章为之解。

焦竑说他年轻的时候，并不相信《道德经》里所说的。从二十三岁开始，也就是耿定向以南直隶督学御史的身份来到南京，并逐渐将焦竑引入心学大门之后，焦竑也开始了探索义理之路。然而在很长时间内，他总是不得门而入。后来有人“以所谓昭昭灵灵引之”，才让他有所感悟。所谓“昭昭灵灵”，是一种禅学表达，就是无觉无视、心境一片清明的状态。而这种顺应自然，达到自我无知无欲的本真状态，正是道家思想所强调的。后来，焦竑长期失意于科场，内心焦灼成疾，是《道德经》帮助他找到心理平衡。这是促成他研究《道德经》并最终完成《老子翼》的重要原因。

在这篇自序中，焦竑也明确批评了几种影响广泛的《道德经》解读，认为他们并没能真正理解老子思想。其中之一以唐代王真为代表，认为《道德经》乃“为谈兵而作”。二是将“无为”等同于“道”。三是魏晋、隋唐时期将《老子》神仙化，以丹鼎符录等宗教仪式附会道教，使得后者真正的学问不能彰显。焦竑在《附录》中辑录有关老子生平、历代治“老”者轶事、《老子》版本源流及相关评论的时候，亦采取了相似的态度，以“避虚务实”。比如关于老子的生平，焦竑以《史记》记载为主，而摒弃了道教神话中关于老子的说法。又如他引用唐宪宗与辅臣的对话，批判世人诵《老子》以求仙，等等。

《老子翼》初刻于万历十六年（1588），也就是焦竑成为状元的前一年。（图十）对于这部《道德经》集解，清代四库馆臣评价较高，并将其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是编辑韩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语，裒为一书。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标举姓名，列本章之后；其音义训诂，但取一字一句者，则仿裴骃《史记集解》之例，联贯其文，缀本章末句之下……不立道经、德经之名，亦不妄署篇名，体例特为近古……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审。

尽管焦竑在书中列出注《老子》者六十四家，但正文中选录的仅有三十余家。其中引用次数较多的包括宋苏辙《道德真经注》、宋吕慧卿《道德真经传》、宋李嘉谋《道德真经义解》、元吴澄《道德真经注》以及明李贽《老子解》。这反映出焦竑重视宋代注家援佛注老、强调“学本复性”的思路。

（二）《庄子翼》

《庄子翼》的体例与《老子翼》相同。（图十一）首先是“集注”部分，分为五卷：《采摭书目》、《读庄子》七则、《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另有《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即考证与笔乘。焦竑自序云：“余既辑《老子翼》若干卷，复取庄子义疏读之，采其合者为此编，亦名之曰《庄子翼》。”他在序文中论述了儒道会通的道理，对儒家本位主义者提出批评：

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老子与孔子同时，庄子与孟子同时。孔、孟未尝攻老、庄也，世之学者顾 然沸不少置，岂以孔孟之言详于有，而老庄详于无，疑其有不同者舆？……彼老庄者，生其时，见夫为孔孟之学者局于有，而达焉者之寡也，以为必通乎无，而后可以用孔孟之有，于焉取其略者而详之，以庶几乎助孔孟之所不及……不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固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为有、无，转上、下为妙、徼，其词异耳。以其词之异，而不知其意之同，是攻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庄乎？

概言之，焦竑认为老庄思想的意义，在于“助孔孟之所不及”。儒家与道家，所强调的都是“道”。只不过儒家说的“仁义礼乐”，是形而下的“道”，道家所谈论的天道运行，是形而上的“道”。二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该书在清代亦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是编成于万历戊子，体例与《老子翼》同。前列所载书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说，互相发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义，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吕惠卿、褚伯秀、罗勉学、陆西星五家之说为多，其余特间出数条，略备家教而已。”除选录众注家语外，焦竑的直接注释有四十二则，多集中于《内篇》七篇，即庄子思想的核心。

（三）《焦氏笔乘》

《焦氏笔乘》始于焦竑早年读书时随手所作札记，前文已有述及。（图十二）当年焦竑家贫，读书多借自朋友。由于书籍还回之后，就不能随时翻阅查看，所以焦竑养成了作读书札记的习惯。这些笔记被他的朋友看到后，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付梓刊印。这当为此书的初刻本。然而这一版本已佚，未能流传。此后，焦竑仍坚持作读书札记，条目逐渐增多。可惜在焦竑被贬至福宁州时，这些手稿又散佚十之五六。

图十二 日本庆安二年（1649）刊本《焦氏笔乘》(www.xing528.com)

万历三十四年（1606），曾陪焦竑前往新安讲学的谢与栋，又亲自将焦竑多年积累的读书札记重新编纂，再次刊印出版。谢与栋原为祝世禄的门人，万历三十一年的新安讲学之后，也与焦竑建立了师生关系。刊刻老师的这部札记，也是为了让更多士子们得到教益。

《焦氏笔乘》包括正集六卷、续集八卷。据同年刊刻的《焦氏澹园集》中许吴儒题记，除了这十四卷内容外，还有《笔乘别集》六卷尚未付梓。在《千顷堂书目》中，也著录了《焦氏笔乘》六卷、《续笔乘》八卷，以及《笔乘别集》六卷。此外，《明史·艺文志》中著录《焦氏笔乘》二十卷，当是包含了正集六卷、续集八卷与别集六卷。因此，六卷本的《笔乘别集》或许确实在正集、续集之后出版了，可惜未能传世。 (2)

此书属于笔记小说类，涉及典章名物、文史经籍以及释道、医方之内容，亦多记掌故见闻，全面反映出焦竑读书与治学的博洽贯通。如《焦氏笔乘》正集卷一“人参赞”条记：“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故韩翃诗云‘应是人参五叶齐’。典术曰：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吕氏春秋》：菖蒲亦名尧韭。唐诗‘涧有尧时韭，山余禹日粮’用此事。”正集卷二中“荔枝”条记：“世读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谓以果实劳递送，独明皇耳，不知汉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植所得奇草异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诛者数人。因不复莳，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斃于道，极为民患。至后汉安帝时，交趾郡守极陈其敝，乃罢贡。”这些内容皆令人感到新鲜有趣。

该书所载时事见闻，尤其是师友言论、事迹，则为研究晚明政治与思想文化之重要材料。如正集卷二“宏甫书高尚册后”条，记载了李贽于万历九年（1581）辞去云南姚安知府一职，当地士绅纷纷为其赠言留别一事。后巡按御史刘某将这些赠言汇集成《高尚册》，李贽“寓言于天台杨子，作文一首，书其后”。“天台杨子”即杨定见，是李贽的门生和忠实追随者。李贽借杨定见之口，自叙生平、剖析内心。而焦竑将全文录入《笔乘》，不仅体现了他与李贽的关系，也保留了一份研究李贽的珍贵史料。

《焦氏笔乘》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考辨。如正集卷一“《尚书》古文”条，载梅证伪《古文尚书》之事。正集卷二“外篇杂篇多假托”条，则指出《庄子》一书中，“《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卷六“伪书”条指出，伪书“或摹古书而伪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为辩释，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此外，《焦氏笔乘》续集卷二“支谈下”中考证，“《文始经》决非关尹子作”；续集卷三“新丰”条中亦指出，《西京杂记》是后人伪书。

由于《焦氏笔乘》原为读书札记，因此很多内容引自别书，并非焦竑原创。而他对经、子之解读，也有所谓“违碍”“诬妄语”。这导致清人对此书的评价不高。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竑于万历中，以博洽称，而剽窃成书，至于如是，亦足以见明之无人。其讲学解经，尤喜杂引异说，参合附会……盖竑生平喜与李贽游，故耳濡目染，流弊至于如此也。”晚清藏书家周中孚亦认为，“其书订经子之伪，补史传之阙，网罗时事，缀辑艺文，不无可取。而肤浅杜撰、疑误观听者，往往有之。且其精核者，皆剽窃前人说部，而没所自来，亦不足以资考证。至其冥契教乘，喜谈名理，乃万历间狂禅之习，尤有乖名教也” (3) 。

（四）《焦氏类林》

《焦氏类林》的写作缘始与《焦氏笔乘》相似，也是焦竑的读书札记。（图十三）焦竑本人在《题类林后》中回忆，他于万历八年（1580）读葛洪著作有感，故而做了笔记。万历十五年时，他的朋友李登看到手稿，“谓其可以资文字之引用，备遗忘之万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说》篇目括之，其不尽者，括以他目”。

图十三 明万历间（1573—1620）秣陵王元贞刊本《焦氏类林》

该书在明清各类典籍中著录情况大致相同。除《世善堂藏书目录》著录《焦氏类林》十卷以外，《澹生堂藏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传是楼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皆著录为八卷。

李登在编辑该书时，“取《世说》篇目括之”，也就是仿照了《世说新语》的编辑模式。《世说新语》又名《世说》，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文人编写的小说集，主要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因为汉代刘向曾著《世说》一书，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区别，故又名《世说新语》。该书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直至“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等，共三十六类。每类下有若干条，字数长短不一，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

《焦氏类林》共分八卷，五十九类。如卷一包括“编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友”六类。除“编纂”外，其余五类正是儒家强调的“五伦”。卷二至卷六的分类，与《世说新语》较为相似。但卷七却带有类书性质，包含了“象纬”“形胜”“节序”“宫室”“冠服”“食品”“酒茗”，乃至“草木”“鸟兽”等内容。卷八则以“仙宗”“释部”为结尾，体现了焦竑“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

作为读书札记，《焦氏类林》也体现了焦竑“博洽贯通”的治学特点，对今人而言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据胡翠娈研究，《焦氏类林》有注明出处的材料多达716种，其中出于稗史、传奇的材料相当可观。 (4)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焦氏类林》中五十九类“皆非奇秘之文”。周中孚虽认可该书“约而该，无庸考索，而子史艺文可一披阅间得之”，但亦认为其资料来源“皆习见之书耳”。 (5)

（五）《玉堂丛语》

《玉堂丛语》为焦竑最后一部著作，刊行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该书共八卷，现存主要版本为万历四十六年曼山馆刻本（图十四）。

图十四 明万历四十六年曼山馆刻本《玉堂丛语》

“玉堂”为翰林院代称，故该书专记明代翰林人物事迹。书前有焦竑《书玉堂丛语》，叙述了写作过程：

余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此为史职，非第为欧阳公所云，夸与田夫野老而已者。顾衙门前辈体势辽阔，虽隔一资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苦无以咨问，每就简册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论建，隐居之讲求，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顷年垂八十，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其初心不啻韩子所言者，业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尝为心思所及而广之，余不能止也。

可见《玉堂丛语》所载为“国朝名公卿事迹”，与《焦氏类林》辑录古代人物轶事不同。与此同时，焦竑编辑此书的目的是“存史”，而非增广异闻或谈资。

该书前有顾起元序与郭一鹗序。顾起元在序文中称《玉堂丛语》一书“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词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镜矣”。郭一鹗也在序文中盛赞，该书“所取截抽扬，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都内好事者，往往祈得而梓行之，俾千古后学，不致慨我明馆阁无成书，因而补苴国史之弗备也。先生之功，于是为大”。

《玉堂丛语》所依据的资料，包括人物行状、传记、碑铭、年谱、笔记、文集，也有作者的耳闻目睹。谢国桢指出，征引文献中“多有未见之书，明代稗乘史赖以流传” (6) 。

该书依然仿照了《世说新语》的分类方法，八卷中共包括五十四类。如首卷中包括“行谊”“文学”“言语”“政事”四类，与《世说新语》极为相似。尽管这是一部明代翰林官员的小史，但其内容广泛涉及明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官场百态、社会生活及中外关系，极具史料价值。如卷二“筹策”条，记刘大夏整理大同军饷事，徐阶力主买畿内麦以供边用，不仅反映了明代边政情况，还提供了当时米麦物价资料。同卷“铨选”条，则记录了明代官场弊端之一种——“顶首银”。卷四“纂修”条中引郑晓《今言》，记洪武十五年火原洁编类《华夷译语》，是有关中西交通的珍贵史料。焦竑在进行文献抄录时，对于资料的真实性也有所考辨。如卷八“纰漏”条记陈音轶事，焦竑于条目后注曰：“此节与北齐刘仪同相类，初疑讹传，及闻苏林屋云，尝见吴匏翁述之为笑谈，乃信真师召事也。”

三、集部——《焦氏澹园集》《焦氏澹园续集》

集部，是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的第四类，收录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和文学评论等著作。清代《四库全书》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其中“别集”是指个人的诗文集。明清之际，随着出版业的不断发展，私人刻书的数量急剧膨胀。加之文人对“三不朽”中“立言”的追求，几至于人人有集。这些文人别集除具有文学价值外，也为研究作者生平、交往、创作、思想等提供了基本材料。

焦竑的两部诗文集，为《焦氏澹园集》与《焦氏澹园续集》。明清文献中对这两部书的著录颇多，但在书名、卷数上略有差异。

如焦竑的门生周晖在《续金陵琐事》中，载有《澹园先生全集》与《澹园先生续集》。《世善堂藏书目录》载《澹园正集》与《澹园续集》。现存明刻本作《焦氏澹园集》与《焦氏澹园续集》。此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著录有《欣赏斋集》《欣赏斋续集》，而《浙江采进遗书总目简目》亦著录有《欣赏斋集》。“欣赏斋”为焦竑书斋名，现存明刻本《焦氏澹园集》的版心上方也有“欣赏斋”字样。所以《澹园集》与《欣赏斋集》应为同一书。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称，焦竑著有《漪园集》。漪园也是焦竑的号，但是《漪园集》不见于其他著录，因此当为误称。

在卷数方面，现存明刻本为正集四十九卷，续集二十七卷，与《世善堂藏书目录》《澹生堂藏书目》所载一致。但《千顷堂书目》著录《欣赏斋集》四十九卷，《欣赏斋续集》三十五卷。另《明史·艺文志》亦著录《澹园集》四十九卷，《澹园续集》三十五卷，与现存版本不同。此外，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与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中，还载录有《澹园别集》，但未见传本。

《焦氏澹园集》现存主要版本，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黄云蛟刻本（图十五）。集前有耿定力撰《焦太史澹园集序》，吴梦旸撰《焦太史弱侯先生集序》，陈懿典撰《尊师澹园焦先生集序》，臧尔劝撰、方时俊书《焦澹园先生集序》，以及许吴儒题识。《焦氏澹园集》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图十五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黄云蛟刻本《焦氏澹园集》

卷一到卷七大致是与他入翰林院之后的从政经历相关的内容。包括卷一敕、诰命，卷二策，卷三疏，卷四论，卷五议，卷六考、解、说，卷七策问。

卷八到卷三十五，主要是焦竑为人、为事而写的各类文章，以及私人书信等内容。具体包括卷八铭、赞，卷九表，卷十启，卷十一上梁文、帐词，卷十二、十三书，卷十四至卷十八为序，卷十九碑，卷二十至卷二十一记，卷二十二书后、题跋，卷二十三经籍志论，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传，卷二十六神道碑，卷二十七墓表，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二墓志铭，卷三十三行状，卷三十四诔，卷三十五祭文。这部分内容不仅反映出焦竑的人际关系网络，也为明代相关人物、制度与社会风俗等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文章中有很多是受邀所作，也就是有偿服务。这也反映出明代文人经济来源的一个特殊渠道。既然是有偿，那么出资一方最想购买的，就是由作者身份给自己带来的“体面”。因此此类文章的数量越多，也越能体现作者的社会地位与公众认知度。

第三部分，是焦竑的诗词作品。其中卷三十六为四言古诗；卷三十七为五言古诗；卷三十八为七言古诗；卷三十九为五言律诗；卷四十为五言排律；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为七言律诗；卷四十三为五言绝句；卷四十四为六言绝句；卷四十五为七言绝句；卷四十六为诗余，即词。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读到不少焦竑的诗词作品。可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可以反映焦竑在不同时期的日常活动以及心态变迁。

第四部分为答问，也就是与焦竑的几次讲学经历相关的内容。其中卷四十七为《崇正堂答问》；卷四十八为《古城答问》；卷四十九为《明德堂答问》。关于后两次讲学，前章中已有论述。而《崇正堂答问》，则很可能是焦竑早年在崇正书院为山长时的一些讲学记录。这三部答问除收录在《焦氏澹园集》之外，还有一部合刻本，名为《焦弱侯答问》，由潘曾纮编辑刊行。

《焦氏澹园续集》现存版本有二。一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金励刻本（图十六）。集前有金励撰《焦氏澹园续集序》、徐光启撰《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

图十六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金励刻本《焦氏澹园续集》

从内容上说，《焦氏澹园续集》比《焦氏澹园集》有所减少，只有文章书信、诗词两部分。也就是说，续集所增补的，就是正集中的第二与第三部分。其中卷一至卷十八为文：卷一至卷三为序，卷四碑记，卷五书，卷六启，卷七帐词，卷八赞、颂，卷九题跋，卷十至卷十一为传，卷十二神道碑，卷十三至卷十五为墓志铭，卷十六行状，卷十七哀辞，卷十八祭文。由此可见焦竑所作的各种人情类、交往类文章之多。

卷十九之后是诗词：卷十九为四言古诗，卷二十为五言古诗，卷二十一为七言古诗，卷二十二为五言律诗，卷二十三为五言排律，卷二十四为七言律诗，卷二十五为五言绝句，卷二十六为七言绝句，卷二十七为诗余。

《焦氏澹园续集》的第二个版本，是蒋国榜（1893—1970）民国三年至五年（1914—1916）《金陵丛书》排印本。蒋国榜是清末民初南京著名的藏书家，据其言《金陵丛书》本乃“据傅苕生丈旧钞”。“傅苕生丈”，即南京人傅春官，字苕生。傅春官家境充裕，曾捐得候补道衔，历任江西实业学堂总办、江西劝业道尹、浔阳道尹。南昌光复后，他又认捐一千元，成为南昌红十字会正会长。 (7)  与此同时，傅春官也刊刻了大批与南京有关的历史文献，如《金陵历代建置表》、《国朝金陵丛书》二十二卷、《金陵丛刻》三十六卷，时间都在光绪二十三年到二十七年（1897—1901）间。由于这些刊印活动，傅春官手里收集了大批资料，也包括《焦氏澹园续集》。在版式与内容上，这一版本都与明刻本存在差异。如据李剑雄考证，《金陵丛书》本较明刻本总计多出诗文九十三篇，略占续集全书的五分之一。由于明刻本每卷末都有“本卷终了”的字样，所以《金陵丛书》本多出的篇章“绝非明万历刻本原有而后来才发生残佚的，而是傅氏所藏旧抄本所增补者”。由此也可以推测，《焦氏澹园续集》初刻本问世之后，还有再刻本或者补编本。这一版本藉由民国三年《金陵丛书》的编辑出版而得以流传下来，非常可贵。可惜由于传本系统不完整，目前无法得知增补之渊源。

(1) 曼山馆是万历时期杭州人徐象枟的室名。除《国史经籍志》之外，曼山馆还刻印过焦竑的《国朝献征录》与《玉堂丛语》。

(2)李剑雄指出，《老子翼》与《庄子翼》中冠以“笔乘曰”的文字近百条，都不见于《焦氏笔乘》正、续集。这些内容可能就来自于《笔乘别集》。参见李剑雄：《焦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黄曙辉、印晓峰标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44页。

(4)胡翠娈：《焦竑〈焦氏类林〉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5)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63页。

(6)谢国桢：《明代笔记丛谈》，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20页。

(7)参见庞振宇、陈晓明：《清末新政时期江西农业改良举措探析——以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为中心》，《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