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传：宦海十年，享优游林下

万历二十七年（1599），焦竑正式辞官回乡，时年六十岁。他在《初还退园作》一诗中写道：

咫尺柴门即水滨，无边清兴逐时新。

镜中白发堪知我，坐上青山自可人。

老去服车空有志，愁来弹铗不因贫。

寂寥赖是遗编在，拟草玄经笔有神。

焦竑的“退园”，在北门桥豆巷一带，距清凉山不远。同样军卫出身的张文晖也住在此处。据张文晖父张镗所言，多年前有一位堪舆家曾对他说：“君宅后之河，自西而东，所谓‘一弯辛水向东流’也。此地宜出状元。”（《客座赘语》）当时大家都以为“状元”会是张家公子。后来焦竑移居到张家对门，并成为己丑科状元，正应验了那位堪舆家的话。不过张文晖也于两科后中式，官至长芦盐运使。焦竑诗中写到退园“咫尺柴门即水滨”，就是指其家宅不远处的“一弯辛水”。而“坐上青山自可人”，当指清凉山。

尽管家宅周边景色宜人，但焦竑初回南京时，心情依然失落而惆怅。其前半生在科举之路上艰难前行，虽然成功时已过半百，但依然充满政治热情，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入职翰林院后，焦竑的才华也的确得到过名臣陈于陛、首辅王锡爵等人的推重。然而宦海十年，最终惨淡收场，焦竑心中的不服、不甘可想而知。诗中“老去服车空有志”一句，表明作者并非无意于仕进。“愁来弹铗不因贫”，则引用了战国时期孟尝君与门客冯谖的典故。冯谖弹铗，是由于贫乏不能自存而发牢骚，而焦竑“弹铗”，则是因为冤屈与耻辱。然而在当时的局面下，要想重新获得朝廷重用，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只能接受现实。在诗作最后一句“拟草玄经笔有神”中，焦竑又引用了汉代扬雄著《太玄经》的典故。扬雄在汉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为官，但因不擅权术，恬于势利，始终未能发达。但扬雄好古乐道，意欲借著述而成名于后世。这也是焦竑寻求心理慰藉的唯一方式。

在焦竑初回南京的这段时间，其诗作中表达出的情绪多与《初还退园作》相似。可见与许多主动辞官的士大夫不同，焦竑对于自己在京城的遭遇依然不能完全释怀。要真正享受“优游林下”的闲适生活，还需要一段心理上的过渡期。如他在《赠别》诗中写到：“一落世网中，去家八九年。归来齿发凋，孤影凄自怜。人生无百岁，况乃多忧煎。违己讵非迷，负此区中缘。抱甕差自适，摊书聊息肩。矫矫巢居子，千古称高贤。”（《焦氏澹园集》）

在这样的心境下，焦竑慢慢适应着致仕后的生活状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读书著说、交游讲学成为日常生活的重心。表面上看，这与焦竑入仕之前的生活十分相似。但事实上，科举成功与入仕经历已经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一位士人的身份与处境。

首先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焦竑本人从未在诗文中谈到过这个问题。致仕还乡之后，他喜欢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自予弃缨，穷巷长栖托。世氛中道贫，夏气南荣薄。坟藉仍旧业，榱椽无改凿。林卧阅代兴，天游恣寥廓。”（《焦氏澹园集》）尽管如此，焦竑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到沈启原家抄书的寒门士子。

焦竑的退园，就是焦家的老宅。但在内部结构与规模上，当有所增饰与扩建。福建人徐在拜访焦竑后，曾作《寄题焦弱侯太史别业》二首，其中之一写道：

谢公遗迹冶城边，水竹新开井径烟。

争地不同王介甫，营园还拟李青莲。

梵声缥缈喧庭际，塔影依微落槛前。

腰下银鱼焚莫早，销来犹足买山钱。

“王介甫”即北宋大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他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罢相后卜居南京，造半山园。而“李青莲”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中“争地不同王介甫，营园还拟李青莲”一联，说明对谢公墩的具体地点，世人说法不同。当年王安石在南京建半山园时，说该处即为谢公墩。其《谢公墩》一诗中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这就是王安石与谢安“争地”典故的由来。然而此前李白客游南京时，也做过《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公墩》诗，其中有“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一句，意谓谢公墩在冶城附近。而根据徐的诗，焦竑显然是持后一种说法，以强调退园所在地的文化底蕴。而诗中“水竹新开”“营园”等句，都说明焦竑的退园的确有着园林的构造。

不仅居住条件改善了，而且焦竑还有了自己的藏书处——五车楼，这大概是他年轻时就有的梦想。焦竑的私家藏书极为丰富，号称“南中第一”。绍兴藏书家祁承（1563—1628）在《藏书训略》中说：“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经校雠探讨，尤人所难。”（《澹书堂藏书约》）至明末清初之际，南京又出了位著名藏书家，名叫黄虞稷（1629—1691）。黄虞稷为福建晋江人，崇祯年间随父亲黄居中移居南京。黄居中善藏书，其千顷斋藏书六万余卷。黄虞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收藏，并将藏书楼改名为千顷堂，在江南一带声名甚著。然而黄宗羲（1610—1695）在给黄虞稷的赠诗中却称“秣陵焦氏外，千顷藏书多”，可见时人认为千顷堂藏书量仍不及焦竑藏书楼。对于这一点，黄虞稷本人也相当认同。明清鼎革之后，黄虞稷曾与另一位金陵藏书家周亮工（1612—1672）之子周在浚一同发起征书活动，希望能搜集、重刻劫后幸存的善本图书，尤其是唐宋秘本。他们都一致认为：“明代藏书之富，南中以焦竑为第一。”（《征刻唐宋密本书目》）

尽管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收藏图书是一种普遍的爱好，但如此大规模的私人藏书必定所费不赀。顾起元在给焦竑撰写的墓志铭中说，焦竑对珠宝玩器都无所好，唯爱收书。“金题玉躞，得之若惊，锦轴牙签，森若未触。把翰赍素而访，卖金鬻衣以求。可以下兼戚氏南都之奇，上敌汉家东观之富。又且摩挲彝鼎，品藻丹青，彦远历朝名画之评，原父先秦古器之记，手揣真赝，口析是非。要是游艺所资，匪徒玩物而已。”（《翰林院修撰澹园先生焦公墓表》）这也反映出焦家经济状况的改善。

其次，此时的焦竑虽然仕途失意，但其在文坛上的地位却未受影响。他对心性之学的感悟，早已得到泰州学派耿定向、罗汝芳等人的首肯；作为士子，他获得了“状元”这一最高荣誉；在翰林院时，曾为皇长子讲学；又曾主持乡试、会试，门生众多。这些资历都不断推高着焦竑的声望，使他被视为东南儒者之宗。他在顺天科场案后遭到纠劾，最终归田屏居，但很多人仍认为焦竑“抱经国才，具人伦鉴，宜致位宰相，丞弼天子”（《翰林院修撰澹园先生焦公墓表》），对他推崇备至。

尽管焦竑自称性格孤傲耿直，但他自年轻时起便热衷于交游，并非落落不合群之人。随着年龄增长，焦竑的人脉网络也在不断扩展。我们说过，当时的士人交游圈中，有着明确的“主客”关系。“主”要对“客”有所庇护、扶助、奖掖、提拔。早年焦竑更随耿定向求学，二人之间既有师生之情，也有主客之谊。因此焦竑一生都对“耿先生”崇敬感恩。自从焦竑得中进士并走上仕途，其在交游圈中的地位就逐渐“反客为主”了。他在北京时曾主持会试、乡试，自然门生不少。据《日照县志》记载，当地士子们也有很多投入焦竑门下。其中安重、李蕃两人随焦竑学习时间最久。在其提携下，他们分别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和万历四十一年得中进士。

焦竑致仕之后，无论旧友新朋，凡到南京来者，多要造访焦府。甚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时，也了解到“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最高的荣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但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这个人素有我们已经提过的中国三教的领袖的声誉。他在教中威信很高”（《利玛窦中国札记》）。由于这一原因，利玛窦也通过关系拜访了焦竑。正如顾起元所描写的，当时不仅文人士子们要结交、追随焦竑，“其他担簦蹑履之客，怀书仗剑之儒，黄冠羽衣之徒，赤髭白足之侣，或挟刺以求通，或望门而投止”（《翰林院修撰澹园先生焦公墓表》）。

焦竑辞官回乡之时，也正值南京艺文圈最为繁荣、活跃之际。此时江南承平无事，嘉靖倭乱时造成的社会恐慌已逐渐消逝，经济也逐渐恢复。而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虽然已经暗示出明王朝面临的军事与经济危机，但国人却并未在意。那时的南都，正是“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乐土” (1) 的极盛时期。

所谓“仕宦者夸为仙都”，是指南都官员生活甚为闲适。永乐北迁后，南京由国都降为陪都，政治氛围日渐宽松。尽管在这里保留了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全部中央行政机构，但重要性不能与北京相提并论。时人称，“南吏部不与铨选，礼部不知贡举，户部无敛散之实，兵部无调遣之行，视古若为冗员” (2) 。然而也正是因为南京官员不握实权，故形成一种更为逍遥闲适的文化环境，与北京官场上明争暗斗的紧张气氛截然不同。结社、交游、宴饮俨然成为一种官场文化，也是官员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既然是宴游雅集，当然以人多热闹为妙，新朋故交皆可为座上宾。于是官员群体之外的士子、山人等则作为“客”被引入圈子。其时各方词客汇聚金陵，盛况空前。正如于若瀛感叹：“六朝往千秋来，人文渊薮，孰不首金陵也者，而人文之盛，又孰如今日也者。人不必金陵而萃金陵，则金陵胜。”（《词林雅集序》）

南都官场上，自然不乏焦竑的知交。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祝世禄（1539—1610）。祝世禄，字延之，号石林，又号无功，江西饶州府德兴县人。其人善书法，尤精草书，纵逸潇洒，刚中有柔。祝世禄曾从耿定向学，与新安潘士藻、芜湖王德孺并为其三大高弟。尽管不知祝世禄与焦竑何时初识，但二人都为耿门弟子，这是第一层关系。同时，祝世禄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当年的状元焦竑为同榜，这又令二人间的关系更近一步。祝世禄曾为休宁县令，万历二十三年考选南京吏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只是个七品官，但作为言官，能够察劾吏部官员。当时万历皇帝在政务上日益荒怠，南京官往往缺员不补。这导致南京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只有祝世禄一位给事中，故以一人掌六科印，品秩不高，权力却不小。

祝世禄为人亲切和易，有人形容其“处人如甘草”。当年新安人潘士藻初至京城，参加耿定向等人的讲会，格外茫然，就像外国人在听中国话。祝世禄就时时启发、鞭策这位同门，直至他有所顿悟。后来祝世禄在赴南京任的途中，还结识了传教士利玛窦。祝世禄对这位外国传教士，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不时予以帮助。在南京为官时，祝世禄结交更广。由于他能引荐寒士，故而山人词客都投其门下，祝世禄几乎是来者不拒。

焦竑与祝世禄年龄相仿，关系相当亲密，他曾为《祝氏族谱》以及祝世禄的诗集《环碧诗稿》作序。当然，有祝世禄这样的官场朋友，焦竑的交游圈自然也不断扩大。例如他与传教士利玛窦的会面，很可能就是由祝世禄引介的。根据利玛窦的记载，他的确到过焦竑家中，不仅见到了焦竑，还遇到了李贽。其日记中记载：“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成一名拜偶像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七十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他所属的教派中有很多的信徒。这两位名人都十分尊重利玛窦神父，特别是那位儒家的叛道者；当人们得知他拜访外国神父后，都惊异不止。”（《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一年，徐光启也来到南京，拜见座师焦竑，这也促成了他与利玛窦的第一次会面。后来徐光启在南京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保禄（Paul）。日后徐光启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先驱，追根溯源，也与南京以及焦竑、祝世禄等人密不可分。

当时在金陵士人圈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赞助人，名叫曹学佺（1574—1646）。曹学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那一榜的状元即南京人朱之蕃（1546—1624）。曹学佺于万历二十五年授户部主事，后调南京添注大理寺正，在南京为官凡七年。与祝世禄一样，曹学佺也好结交。钱谦益曾评价道：“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陈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秩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 (3)

曹学佺是张位的门生。由于焦竑与张位曾经的过节，曹学佺在与焦竑交往时大约有些尴尬。然而张位此时已被贬为庶人，处境比焦竑还要悲惨。因此焦竑对曹学佺不仅没有成见，而且还时时勉励他。《焦氏澹园集》中有《曹能始嘉篇见诒微及往事赋答》一诗曰：“握兰辞上国，佐棘向陪京。一藉栖鸡树，雄飞览凤城。平反推政术，著作表公卿。未踬青云步，方传白雪声。济川看放义，伐木定迁莺。忆昨差池日，曾同缯缴惊。陆沉吾敢怨，波及尔何名。留滞才堪惜，盈虚理自明。骞腾知有待，翘首赤霄行。”可见曹学佺曾向焦竑表达自己不被重用的苦恼，也提及焦竑过往遭遇的冤屈。焦竑则劝慰曹学佺不要灰心，终有一天“盈虚理自明”，便可“翘首赤霄行”。

当然，在焦竑的交游圈中，南京本地人士的网络也极为重要。在这个群体中，有焦竑自幼结识的研友，也有姻戚与通家之好。而从科举成就上看，他与朱之蕃、顾起元可谓万历中期金陵士子中的典范。自焦竑于万历十七年（1589）成为状元之后，朱之蕃又在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廷试中拔得头筹。而顾起元则为万历二十六年会元，即会试第一名，后在廷试中定为探花。十年之中，南京出了两位状元、一位探花，既是异事，更为美谈。

朱之蕃为南京锦衣卫籍，与焦竑出身相似。成为状元之后，也同样授翰林院修撰。因此，他还曾与焦竑在翰林院共过事。此后朱之蕃进为礼部侍郎，改吏部侍郎。万历三十三年奉命出使朝鲜。后以丁母忧回乡，不复出仕（图七）。

图七 朱状元故居梁架

顾起元出生于嘉靖末年，比焦竑、朱之蕃年幼二十余岁。他的父亲与焦竑曾是应天府学的同学。顾起元于万历二十五年乡试中式，次年会试连捷，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此时顾起元三十岁出头，正当意气风发之时。但与焦竑相比，他的从政热情并不高。万历三十二年，顾起元以分考官的身份主持甲辰科会试。不久之后便乞归还乡，在京为官仅仅六年。

随着顾起元、朱之蕃在万历三十二、三十三年相继归乡，焦竑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日渐热络。除焦、朱、顾三人之外，他们的小圈子里还有一人，名叫余孟麟。余孟麟（1537—1620），字伯祥，号幼峰，南直隶祁门县人，后落籍南京。他比焦竑年长四岁，但早在万历二年（1574）就中了进士，廷试一甲第二，也就是榜眼，授翰林院编修。至万历十七年，也就是焦竑成为状元的那一年，余孟麟以侍读学士的身份掌南京翰林院事，回到故乡。万历二十年又成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焦竑在《余幼峰先生像赞》中形容其“貌逡逡而若却，目炯炯而有神；渊然不可窥者其雅量，浩然不可御者其雄文”（《焦氏澹园集》）。这四人都曾列殿试一甲，也都当过翰林，有很多共同话语。如今致仕在乡，悠然闲适，他们时常相约登高泛舟、行酒赋诗，徜徉于金陵山水城林之间。

当是时，旅游风气日益盛行。无论布衣仕宦、男女老幼，都热衷于前往名山大刹，观览胜景古迹。在士人阶层中，则崇尚“壮游”与“雅游”。“壮游”指长途游历，最著名的当属江阴人徐霞客。“雅游”则强调游览与宴饮活动及诗词、书画创作的结合，游览范围多为城郊近处。这就导致了文人雅士对地方胜景的发掘、筛选、形塑、吟咏与描摹。焦、余、顾、朱四人自幼生长在秦淮，对金陵山水情感最深。余孟麟曾言：“秣陵据有江山之胜，不啻崤渑河华 (4) 。明兴，为高皇帝故都，则商亳周镐，遐躅攸存，负壮游而称历览者，往往结辙于道。况当綦隆之际，履好文之朝，荐绅先生得以优游省闼，枕藉图书，作者响臻，彬彬乎盛矣。”（《秣陵集序》）于是便有了《雅游编》这部诗集，并从此奠定了金陵“胜景”的框架。

《雅游编》中共选出金陵名胜二十处，为钟山、牛首山、梅花山、燕子矶、灵谷寺、凤凰台、桃叶渡、雨花台、方山、落星冈、献花岩、莫愁湖、清凉寺、虎洞、长干里、东山、冶城、栖霞寺、青溪、达摩洞。余孟麟首先为这二十处胜景题诗，然后约焦竑、朱之蕃、顾起元同赋。当时焦竑所作的《和余学士金陵登览诗二十首》，就收在《焦氏澹园集》中。当这部书刊行之时，顾起元又请其座师叶向高（1559—1627）为之序。《雅游编》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时人以为盛事。

焦竑等人所常游览、寻访的胜景，多在山陵之上，故其诗称“登览诗”。顾起元也曾写到，南京可供登览之处，在城中有六，为清凉寺、鸡鸣寺、永庆寺之谢公墩、冶城、金陵寺之马鞍山、庐龙寺之狮子山。在城外近郊则有十四，为大报恩寺塔、天界寺、高座寺之雨花台、方正学祠之木末亭、牛首之天阙、献花岩、祖堂山、栖霞寺之摄山、弘济寺、燕子矶、嘉善寺之一线天、崇化寺之梅花水、幕府寺之幕府山，以及太子凹之夹萝峰。“此二十处或控引江湖，或映带城郭。二陵佳气，常见郁郁葱葱；六代清华，何减朝朝暮暮。宜晴宜雨，可雪可风，舒旷揽以无垠，恣幽探而罔极。” (5)

在焦竑的《燕子矶放歌》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宜晴宜雨”“舒旷揽以无垠”的登临乐趣：

明阴变无穷，开霁色若绚。　　　 

川柳发青条，山花吐红艳。　　　 

长安花柳正芳菲，仙观僧蓝映翠微。

连宵积雨淹龙藏，一日新晴上燕矶。

燕矶近出都门外，群从欢游拥轩盖。

披拂今同石壁行，衣冠似入香山会。

山壁逶迤阴霭连，氛霾如妒艳阳年。

高城雨脚下平地，隔槛浪头黏远天。

早起西来风势急，稍喜孤亭漏斜日。

川上春容向曙开，岸边天影随潮入。

渚蒲汀芷净如洗，陂鸟沙鸥闲自逸。(www.xing528.com)

北岭烟消翠黛横，南峰雾尽青螺出。

语燕鸣鸠杂棹歌，江头花底奈春何。

醉来时作洛生咏，书罢还笼道士鹅。

丝竹何须羡金谷，觞咏真堪续永和。

几岁京尘缁化素，赏心何幸兼良晤。

胜侣旁探玉笈文，灵源不藉青鸾度。

过逢且挹洞中霞，世事还同草间露。

桃花日日武陵游，一任蓝舆自来去。

在另一首《谢公墩同友人作》中，焦竑也由衷赞叹了金陵山川之美：“金陵佳丽帝王州，往往古迹藏林丘。冶城逶迤一墩出，奔回灌注长江流。典午英贤棼籍籍，独为苍生起安石。西州花树春溟濛，林馆歌钟日盘辟。”（《焦氏澹园集》）与新朋旧友们雅游赋诗，享山水之乐，大约能令焦竑暂时忘却心中的烦闷。这也是他致仕之后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焦竑回乡之初，就在诗中写到“寂寞赖是遗编在，拟草玄经笔有神”，意谓他要学习汉代扬雄，著书立说，以遗后世。这并非只是一时兴起的空话。焦竑归乡里居的二十年中，笔耕不辍，其勤奋程度不亚于年轻时。他的学问素以“博洽”闻名，著述内容也相当广泛，自经学、理学、史学、考据学、目录学，乃至于佛学、道学，无所不包，在其生前就广为流传。顾起元在《翰林院修撰澹园先生焦公墓表》中写道：

先生之于学，真所谓终身以之者。《语》谓“忘老将至”，《书》称“惟日不足” (6) ，微先生畴能当此者哉！其以此学，著书而传世也。明道本，则有《支谈》、正续《笔乘》《答问录》、正续《澹园集》《阴符解》《老庄翼》《理学名臣传》《养正图解》；述政体，则有《献征录》《玉堂嘉话》《国史经籍志》《忠节录》《京学志》；示博物，则有《焦氏类林》《金陵旧事》。它尚多笥藏者，要皆羽翼圣真，辉煌治理，追琢士行，检镜人风。

吴梦旸在为《焦氏澹园集》作序时也说：“先生之文之行于世者，人皆诵习而宗之，而犹以不得尽窥其全为憾。”可见其著作数量之多。当时出版市场上甚至有商人假借焦竑之名，刊印假冒书籍射利。关于焦竑的代表性著作，将在最后一章中详细介绍。

作为心学大家，焦竑的生活也离不开讲学。焦竑早年师从耿定向讲求心性之学，对这位老师的感情尤其深厚。耿定向逝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焦竑于万历二十七年辞官回乡后，就在清凉山旁的退园里挂上了耿定向先生的画像，并时时祭拜。当时到焦竑家中拜访的学者，也可一睹大师遗容。不久，焦竑的好友、吏科给事中祝世禄与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刘冠南，都认为焦竑家中太过局促，应该为先师耿定向建立专祠。于是三人在退园西面选定了一块地基，号召同门捐款，盖起了一坐耿定向祠，以杨起元陪祀。当时祠堂有三楹，堂后为依仁斋，可供学者们讨论学问，左边还有一间僧房，供守祠僧人使用。

两年之后，时任太仆寺卿与应天府尹的宣城人詹沂、王尧封再次倡告同乡，扩建耿定向祠。增盖讲堂三间，前有仪门，两边为厢房。又以剩余砖木建起旁舍，为前来听讲的学者提供住宿。当时南京兵部侍郎臧惟一、南京太常寺卿唐鹤徵、郑汝璧，应天府署印府丞徐申、都察院御史汪应蛟都大力襄赞。工程始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至次年二月完工。“堂斋门馆严严翼翼，闳壮静密，为时伟观”。当时耿定向弟耿定力洽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他与焦竑等人一起完成了祭奠仪式，一时观者如堵，共相叹息。焦竑并为此撰写了《先师天台耿先生祠堂记》一文，记述建祠始末。

尽管焦竑师从于耿定向，从学脉上说属于泰州学派，但他从不自我局限，而是兼容并包，具有极强的思辨精神。他对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1515—1588）就有过质疑，甚至对老师耿定向，也并不盲从。据说耿定力在南京任官时，曾对焦竑之子说：“世上有三个人说不听，难相处。”焦竑子问究竟是哪三位，耿定力答道：“孙、李廷机和你父亲。”（《涌幢小品》）可见焦竑思想的独立性。最不能为时人所理解的，是其与李贽的交往。

李贽早年师从王襞，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然而其思想在当时被视为狂悖，不为世人所容。与他私交最好的，除了马经纶外，大约就是焦竑。前文提到，焦竑于万历二十六年被贬为福宁州同知时，李贽与他联舟南下，同行的还有数位僧人。李贽在行程中让他们念经诵咒，超度水鬼水神，这都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焦竑却毫不介意。事实上，李贽早在万历十六年就剃了头发，索性做出一副“离经叛道”的模样。他的种种言行，引起众多士人的批评、鄙视乃至厌恶，但焦竑与李贽惺惺相惜，而且从未在朋友面前掩饰过自己对李贽的态度。

李贽曾说过，他与焦竑的性格中有相似之处，都太过认真。当年梅国桢（1542—1605）曾劝李贽事过便过，不要太认真。李贽对梅国桢说：“世间戏场耳，戏文演的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然性气带得来是个不知讨便宜的人，可奈何！”后来焦竑被贬，李贽也拿这番话来宽慰他，所谓“乐中有忧，忧中有乐”，“盖祸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与焦弱侯》）。尽管这番话未必能让焦竑解开心结，事过便过，却可让他在绝境中感受到朋友的温情。

万历二十七年（1599），焦竑正式辞官回乡后，曾经在家中招待李贽不少时日。后来传教士利玛窦在焦竑家里见到的“和尚”，就是李贽。此后李贽客游各地。万历三十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在首辅沈一贯的授意下，攻讦李贽倡乱惑世，将其逮捕，并焚毁其著作。当时已经七十六岁的李贽不愿在狱中遭受屈辱，以剃发为名，用剃刀割喉而死。据说他在死前血流两日，相当惨烈。焦竑得知消息后，悲愤异常。他不避牵连，写下《荐李卓吾疏》，作为对挚友的悼念。后来，焦竑又为李贽墓碑书写碑额，主持刊印了《李氏遗书》与《续焚书》，并将李贽《焚书》重新编辑刊印并为之作序。这些书籍的刊行，使李贽死后名愈重、书愈传，这也是焦竑能为好友所尽的全部心意了。

事实上，李贽与焦竑之间，也常有学问上的争论，但焦竑总能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个人观点的异同。这种包容性，使其思想自成一派。正如顾起元评价焦竑：“当世之君子，以道师人，各负其能，不相为下。先生皆与其人参承而就正焉，进而辨析莫逆于心，退而研求，各满其志。师天台而友温陵，朝德清而夕归善。人有同异，先生未始有其同异，先生无同异，人亦未始有其同异也。”（《翰林院修撰澹园先生焦公墓表》）这里的“师天台而友温陵”，是指焦竑既求学于“天台先生”耿定向，又与“温陵居士”李贽相善。“朝德清而夕归善”，则是说焦竑与浙江德清人许孚远（1535—1604）与广东归善人杨起元（1547—1599）也一同讲求学问。

焦竑在南京时，时常参加讲会。尤其在耿定向祠、罗汝芳祠与王阳明祠之讲会中，焦竑答问尤多。门人弟子将这些答问辑录成篇，刊布海内。在《焦氏澹园集》中，就收录了《崇正堂答问》《古城答问》与《明德堂答问》。其中《崇正堂答问》的成书时间不可考，而后两部答问，则与两次重要的讲学活动相关。

《古城答问》，是对焦竑万历三十一年新安讲学的记录。新安即古徽州，素有“程朱阙里”之称，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明中期之后，讲学之风也日渐盛行。谢与栋在《古城答问》中称：“新安之会，从来已久，岁必延耆儒巨公以主之，自甘泉、东廓而下，至今不绝。”（《焦氏澹园集》）“甘泉、东廓”分别指湛若水（1466—1560）与邹守益（1491—1562），两人都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也都曾在南京为官。

湛若水，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在他二十余岁时，便拜新会县名儒陈白沙为师，成为白沙学说的传人。湛若水在继承师教的基础上，又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等主张，自成理学一大门派，与王守仁并称“王湛”。他在全国各地创办大量书院，弟子遍布大江南北。湛若水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嘉靖三年（1524）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直至七十五岁致仕，对南京的文教发展影响极深。

邹守益，号东廓，江西安福县人。他于正德六年（1511）参加辛未科会试，同考官正是大思想家王守仁。那一科，邹守益成为会元，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然而一年之后，他便辞官回乡，致力于理学研究，但总不得门而入。直至正德十三年，王守仁至江西赣州为官，邹守益有机会与其反复辩论良知之学，终于豁然开朗。此后，邹守益成为“江右王学”的重要继承人。嘉靖初，邹守益再获朝廷起用，嘉靖六年升南京礼部郎中。此时湛若水也在南都，二人论学不断，讲会不息，都曾前往新安，传播理学思想。

新安讲学的另一次高潮，在耿定向任南直隶督学御史时，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之后。那时耿定向在南京，而另一位泰州学派的大学者罗汝芳则在宁国府任知州。嘉靖四十三年，二人经过商量，在宣城建立起志学书院，邀请梅守德、贡安国、沈宠主三人主持讲席。“远迩相应，比屋弦歌，咸以为邹鲁之乡矣”，梅、贡、沈则被称为“志学三先生”。从此，徽州与南京在学术上的交流也日益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城市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徽商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一批早年弃儒从商，成功后亦儒亦商的人物。由于地缘关系，在明代南京的外来客商中，徽商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指出：“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休、歙即徽州的休宁和歙县，自明代中叶以来，两地就以出商人而闻名。徽商在南京的经营活动，以典当业和竹木业为主。作为金融行业，典当行在各地城镇中都大量存在。南京作为东南一大都会，典当业的市场基础更大，因此成为徽商眼中最好的经营项目。竹木业则是徽商在南京经营的另一大宗生意。南京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其成为东南地区木材贩运的集散中心。城市西郊的上新河，是木材集散和徽州木商麇集之处。来自赣、川、湘、黔上游的竹木材，都在此编队，再转输到苏、常和淮、扬一带。当时上新河即是有名的大码头。大胜关和龙江关之间，木商辐辏，尤以徽州木商为多。

无论从事哪种行业，成功之后的徽商都乐于与官员、文人交往。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原本就是仕宦出身，或者自幼业儒。只是由于科举失利，或者家庭变故，或者继承家业的需要，才走上经商道路。焦竑与徽州士人的接触，就与一位以竹木业起家的儒商毕士范相关。

早在耿定向督学南畿时，徽州、池州、宁国等地的士人便对他推崇备至。新安人潘士藻，就追随耿定向学，与焦竑、祝世禄为同门。后来有一位来自新安的毕士范，又拜同乡潘士藻为师。毕士范出身官宦之家，其父曾为户部尚书，其弟名毕士涣，后任光禄寺署丞，与士范尤为友爱。毕士范年少时即入府学，后因父亲的功劳而获得荫庇，成为国子监生。他的科举之路极为不顺，屡试屡败。但出身富厚之家的毕士范却有着极为独到的投资眼光。别人置买田地，他却廉价购买荒山废林，烧地种木。十数年间，山上的竹木便葱郁成林，毕士范也以竹木生意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毕士范跟随潘士藻学习心性之学后，对讲学的兴趣日益高涨。而他的弟弟毕士涣，也与耿定向的同乡李凤采一同讲求学问，这就形成了一个十人左右的小团体。但是毕士范并没有满足，他感叹道：“学问是无穷尽的，我们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怎么能有发展呢？”于是便决定在家乡陵阳建立会馆，让本地与外来学者能会聚于一处，共相切磋。对于毕士范而言，建立会馆的经费不成问题，但他需要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影响与号召力。于是他来到南京，广交朋友。留都士夫公卿，无不知其名，亦皆乐与之过从。万历十七、十八年后，毕士范在徽州、池州、宁国三府组织讲会，声名鹊起。追随者数百人，朋簪四合，履满户外，以至于陵阳会馆都无法全部接待。

然而对于一个士人而言，经商或者讲学都非人生终极目标，也无法满足家族甚至自我期待。在七次乡试失利后，毕士范在父亲的压力下参加了吏部铨选，授五军都督府都事，是个七品小官。后来其母病重，毕士范日夜照料，心力交瘁，万历二十八年（1600）便去世了，年仅五十四岁。他生前曾想扩建陵阳会馆，以招待更多的学者。这个遗愿，就由弟弟毕士涣帮他完成。在毕士涣和友人的努力下，终于筹集资金，建起讲堂三间，明经堂三楹，又有左右厢房。由于明代理学始于王阳明，而王艮、罗汝芳、杨起元则为泰州一派的关键人物，故而会馆中也专门建堂三间，祭祀四位先贤。而毕士范及其他几位学者则附祀于旁。重修后的陵阳会馆开阔闳敞，前临舒溪，溪上又建一亭，以供学者们凭栏休憩。会馆完工后，太平县人邵汝行、苏坚不远数百里来到南京，请焦竑撰写了《陵阳会馆记》一文。

这段渊源，加上焦竑在学界的名望，是促成新安讲学的重要原因。万历三十一年，徽州休宁县令李某与曾任给事中的邵翼庭，让生员刘时中携带书信来到南京拜谒焦竑，请其在当年冬季前往还古书院讲学。当时好友祝世禄极力鼓动焦竑接受邀请，并让门人谢与栋同行，一路照料焦竑的起居。事实上，焦竑年轻时也与邵翼庭有过短暂交往，二人可以算是故交，于是便欣然应允。焦竑在给邵翼庭的回信中说：“念昔并游于英俊，颇尝抒思于道，真嗟识见之甚卑，复仰钻之不力。今将穷黄山白岳之胜，且以奉巨公长者之谈，庶几精进于前时，兼以激扬乎后进。倘稍禆于大道，冀仰答乎深知。”（《答邵都谏请会讲齐云岩启》）

据谢与栋记载，焦竑在新安的讲学非常成功。到了讲学之期，“自荐绅先生以至儿童牧竖，四方之人莫不麇集”，总人数超过二千。讲学采取问答的形式，听者发问，焦竑则随机作答，言简意赅。“一时间闻者咸惧震踊跃，以为得未尝有，如旅而归，如寐而觉，如调饥而享太牢，以此知性之相近，而尧舜之皆可为也。”（《古城答问》）曾到南京请焦竑撰写《陵阳会馆记》的太平县人邵汝行，也前往还古书院聆听了焦竑的讲学。焦竑回南京途中，邵汝行又邀请他到太平县家中小住，并将自己的两位兄长与子侄辈介绍给焦竑。自此以后，焦竑与邵氏的关系日益亲近，还为其父撰写了《田南邵翁墓表》。像这样通过讲学活动而建立的亦师亦友之关系，在焦竑的人际网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万历三十四年，又有一次讲学盛会在金陵举行。发起讲会的，是曾陪焦竑前往新安的门人谢与栋以及新安人佘永宁，主持讲会的则是焦竑。万历二十五年（1597），佘永宁就学于杨起元。当时杨起元对他说：“我的老师罗汝芳当年曾特意前往金陵，就是对焦竑格外看重，知道他将来必定能弘扬大道。”自此以后，佘永宁便对焦竑大为景仰，视其为泰山北斗。然而当时焦竑还在翰林院供职，佘永宁无缘与之相见。不久后，焦竑辞官回乡，而杨起元则于万历二十七年去世。佘永宁便日夜期盼能与焦竑见面。万历三十一年，焦竑至新安讲学，佘永宁日日侍奉左右，受教匪浅。三年之后，佘永宁、谢与栋等人在金陵罗汝芳祠再开讲会，请焦竑主持。“先生精神焕发，视畴昔更倍。闻者欢喜踊跃，得未曾有，若惟恐其厌之尽也。”这次讲学活动中的答问，后由佘永宁记录整理成《明德堂答问》，印制刊行。

万历三十七年，是焦竑七十大寿，他的门生故友们来到南京给他祝寿。陈懿典在《寿尊师焦先生七十序》中形容焦竑“行年七十，而昕夕披诵，不减少壮。盖先生生平无曲蘖粉黛、奕博珍玩之好，家人产绝不问，而独不忘学。故能养成无欲之体，自少而壮而老，恒如一日。同乾之刚，同乾之健，而自强不息也”。好友邹元标则在《焦弱侯太史七十序》中这样描写焦竑的生活状态：“处四国之中，谢客一室，兀然穆然。手一经，看飞鸟，数游鱼，庭草蓊郁，绝鲜世趣，清净宁一，极矣。”可见当时焦竑身体尚十分康健，每日诵读诗书，清心寡欲。然而却没有人能写出他的悲伤与寂寞。两年前，他的第二任妻子赵氏撒手人寰。而他的长子与次子，也早已离世，只有三子陪在身边。他的师友，甚至门生，也渐渐故去，焦竑只能在墓志铭与诗词中寄托对他们的思念。祝寿时的喧笑欢聚、济济一堂毕竟是短暂的。更多时候，焦竑要独自品味人生最后的孤独。这种心境，或许就是焦竑在《雨中花慢·题三教会宗图》想要表达的：

名利交驰，昏夜无休，人间苦海茫茫。问如何、瞿塘扑马，歧路亡羊。谁是长年三老，一竿坐断危滩。有濠梁道士，东鲁逢衣，天竺缁郎。

玄言如屑，妙思翻空，稀微烟渺云翔。那更知、迷之霄壤，悟只寻常。金地不离方寸，白云何必仙乡。梦醒东家，尽虚空界，总是还丹。

万历四十五年（1617），钟惺在南京拜见了焦竑。据其记载，“先生七十有八矣，其颜面间常有岳渎之气，真异人也。沐浴经年，为益不少，先生亦深加知爱。然予未忍乞其片纸。《礼》云：‘老者不以筋骨为礼。’夫笔墨关乎精神，又何止筋骨而已哉。今之求见人而乞其诗文及书者，非必能知而赏之也，不过曰‘吾已见其人，吾已藏其人诗文及书’而已。是以齿德人形神，供我名根也”（《题焦太史书卷》）。可见当时仍有不少人要求见焦竑，请其题写诗文，而焦竑在年近八十时，依然精气未衰。两年之后，焦竑在南京度过了八十岁生日。这次受命撰写寿序的，是顾起元。他在《太史澹园先生八十序》中写到：

今年先生开八帙，姻友莘野陈君谋所以祝先生者，诹于起元。起元实黭浅，不足以窥先生，而幸从词林后，则姑臆旧事，以为质。昔朱恭靖与前所称谢文正、申文定 (7) ，皆登八十以上，计鼎元之高寿，无逾胜者。今又得之先生矣。然先生之神明茂而饮啖壮，符采词气，不减盛年，其寿当未有艾。

生日当晚，焦竑在众亲友的祝福声中，与大家饮酒为欢。第二天一早，便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焦竑身后获得的评价极高，如自称“通家小友”的黄汝亨在祭文中叹曰：“夫世之惮且妒者，阻先生作宰相耳，此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于先生何损？古之圣贤人，何必伊传，始与天壤无敝哉？”（《祭焦弱侯先生文》）他的成就与声望，在晚明南京士林中的确出类拔萃，无人能出其右。

焦竑去世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驾崩。即位者即焦竑曾经教过的皇长子朱常洛，改年号泰昌。朱常洛想起自己的老师，下诏重新录用焦竑，但焦竑已于前一年去世，于是特议予赠恤荫子一人。这样，焦竑的三子焦润生得到了南京詹事府主事一职，后升太常寺典簿。然而焦家终究门祚不兴，焦润生于清顺治四年（1647）抗清就义后，焦氏后人也逐渐湮没无闻了。

(1)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七·附见金陵社集诗一十六人》，《续修四库全书》，第1623册，第625页。

(2)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两都》，第36页。

(3)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七·附见金陵社集诗一十六人》，《续修四库全书》，第1623册，第625页。

(4)“崤渑”，有时写作“崤黾”，古地名，指秦岭山脉东段。“河华”是黄河与华山的并称。

(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登览》，第21—22页。

(6)“忘老将至”语出《论语·述而》，原文为“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惟日不足”语出《尚书·泰誓中》，原文为“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

(7) “谢文正”即谢迁（1449—1531），成化十一年（1475）状元。“申文定”即申时行（1535—1614），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