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状元焦竑传：宦海十年成就轰动全城

万历十七年（1589）春，五十岁的焦竑第九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以会试一甲第七名中式。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则以一甲第一名的成绩独占鳌头，成为状元，钦赐进士及第。此时距他乡试中举，已经过去二十五年。

焦竑成为状元的消息传到南京，轰动全城。他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一位南京籍状元，其意义非同一般。焦竑的成功，似乎开启了一个晚明南京科举史上的黄金时代。两科之后，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朱之蕃再于殿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第二位南京状元。到了万历二十八年，顾起元又成为会试一甲第一，也就是会元，后来在殿试中成为探花。他们的成功，不仅是对金陵士子的鼓舞，而且还带动了应天府学的复兴。

前文提到，明初应天府学为一堂六斋。明德堂后有一高阜。嘉靖初年，都御史陈凤梧将土坡夷平，建尊经阁于其上。奇怪的是，自建阁之后，应天府学生中举者逐年递减，隆庆之后更稀若晨星。到万历时期，应天府学中一片荒凉景象，直至邵仲禄、杨廷相先后任应天府尹时，才各自捐俸，置田若干亩，作为应天府学的学田。

到了万历十三至十四年间，太常少卿周继为应天府尹。他喜欢研究风水，认为应天府学的衰落有风水原因。儒学文庙，坐乾向巽，开巽门而学门居左，属震。文庙后为明德堂，明德堂后又建了尊经阁，高大主事，庙门与学门二木，皆受乾金之克。而阳宅以门为口，气生则福，克则祸。于是以抽爻换象补泄之法修之，于学之坎位起高阁，曰青云楼，高于尊经阁，以泄乾之金气。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门之气。又于庙门前树巨坊，与学门之坊并峙，以益震巽之势。于离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发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于下手，造文德木桥以止水之流。万历十五年（1587），周继升任应天巡抚都御史，次年冬，下令拆去府学内的屏墙，并称：“把屏墙拆去后，明年必定出个状元。”果然，万历十七年的状元就是南京人焦竑。周继又预言：“修府学后，出了一个状元，我不敢说是自己的功劳。但是按照我的占卜，这里要出三个状元！”后来果然又出了朱之蕃和顾起元，成为科举盛事。此后，地方人士对府学也更加重视。

焦竑成为状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京人的地方自信心与自豪感。南京素称六朝古都，但建都于南京的政权都是分裂时期偏安一隅的小朝廷。这也给这个城市蒙上了悲情色彩，一提起南京，人们就会想到“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头”这样的经典名句。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才令这个城市成为天下一统时代的都城。可南京的国都史毕竟过于短暂。永乐迁都后，人们又对“金陵王气”提出质疑。如郑晓（1499—1566）说：“南京城大抵视江流为曲折，以故广袤不相称，似非体国经野、辩方正位之意。大内又迫东城，且便坡卑洼，太子、太孙宜皆不禄。江流去而不返，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今言》）这也令南京本地文人的心中十分失落。而焦竑成为状元，被认为是对金陵风水不吉的一种反驳。焦竑的学生周晖就在《金陵琐事》中写到：“郑晓谈金陵形势，说此地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亦没有能成为状元、宰相者，因世禄之官太多，亦被他夺去风水。我原来很认同这番言论，但后来焦竑、朱之蕃接连成为状元，才知书生之言不足深信。”可见焦竑科举成功对地方社会的积极影响。

为了表彰焦竑，标榜地方科举之盛，并为后学树立榜样，应天巡抚要给焦竑树立牌坊，命应天府尹周希旦承办此事。给地方上的状元、名宦树立牌坊，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普遍的做法。江南很多城市中都有这样的牌坊。然而万历十七年前后，适逢江南大旱，南直隶地区饥疫相仍，饿殍遍地，这令焦竑心中非常不安。当时他身在北京，从弟弟那里听说此事后，便立即给周希旦去信，婉言谢绝立坊之事。他在信中说：“我没能给乡里父老带来什么好处，现在要给我立坊，必然要让他们出钱出力。我本来就惭愧不已，哪能再做这样不德之事呢？现在时日多艰，官员操劳，百姓贫困，我实在不希望您在这件事上浪费金钱。”

要为焦竑立牌坊的不止南京，还有他的原籍——山东日照。对于日照官员的提议，焦竑倒没有推辞。但他提出换一种方式，即不建牌坊，而将建立牌坊的花费折算成奖金，发给焦竑以资奖励。对于这笔钱的用途，焦竑也做了安排：在家乡购置祭田一处，“所入田租以供岁祀，余察兄弟之甚贫者，量周之。俟后有力，陆续增置，为经久计”（《与日照宗人书》）。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族内部的慈善行为。自焦竑的父亲开始，金陵焦氏与日照宗族之间渐渐断了联系。焦竑成状元之后，日照宗人便赶到北京与他相会，想必也是希望他能赞助宗族事务。后来焦竑的儿子也前往日照，祭祀先人。然而焦竑此时仍是一介寒士，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能借地方府县奖励之机，为宗族做些许贡献，也算是一件光宗耀祖之事。

焦竑中进士之后，便入职翰林院。明朝自永乐之后形成定例，一甲进士皆入翰林院，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除编修，为正七品。尽管品秩不高，但翰林院却是培养高级文官的摇篮。对于有政治理想的士人而言，这一起点相当高。

翰林院始设于唐朝，其作用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帝及皇储讲筵、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明初废丞相，罢中书省，由朱元璋亲管六部。但由于事务繁重，他又不得不设置辅官，或从翰林院中临时起用官员协理政务。永乐以后，逐渐形成了常设“内阁”，成员皆为翰林院官，称内阁大学士。此后“阁权”日益膨胀，实际地位已超越了六部。尤其是内阁中的核心人物，常被称为“首辅”，更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持朝政。如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其权力与待遇都是罕见的。

焦竑进入翰林院时，张居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也就是张居正去世后两年，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遭到清算。事实上，张居正去世之后，与他默契配合多年的大太监冯保就被抄家并放逐南京，最终死于留都。这也反映出成年后的明神宗要收回权力的决心。

张居正倒台后，万历皇帝也开始对廷臣产生怀疑，渐渐疏远。此后君臣之间的最大矛盾，则发生在立储一事上。万历皇帝的长子是朱常洛，他并非皇后所生，其母是万历皇帝一时兴起宠幸的一个宫女。万历皇帝本人最宠爱郑贵妃，万历十四年，她生下了皇子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按照朱元璋定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法，朱常洛当被立为太子。然而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却希望废长立幼，将朱常洵立为储君。这种违背祖制的做法必然遭到廷臣反对，于是万历皇帝便迟迟不立储，而廷臣们则不断规劝，催促立储。这就是当时朝堂上的“国本”之争。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因册立太子一事，双双请辞。次年，继任首辅王家屏也因此事而离职。翰林任职京中，出入皇家讲席，必然受到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稍有不慎，便要被卷入朝廷斗争。焦竑性情耿介正直，坚持己见，他能适应复杂的政治环境吗？

焦竑的老师耿定向，就对焦竑有过忠告。焦竑参加会试时，耿定向正在病中。听说焦竑成为状元，耿定向高兴得一夜都没睡着，自觉好像吃了一剂良药，病也好了大半。然而过了几日，他又因担心焦竑将会面临政治纷争，而紧张得几晚不得安眠。焦竑此时已经五十岁，俗称“知天命之年”。耿定向觉得，老天在此时让焦竑一举成名，并不只是要给他荣耀，而是要赋予他使命。焦竑也是有政治理想之人，心系家国天下，现在登上了政治舞台，正是一展抱负之时。然而耿定向也赠给焦竑“吃紧”二字，并以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劝勉焦竑，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

耿定向对焦竑的担忧，也来源于自己的过往教训。耿定向为人正派，处事谨慎，自嘉靖时期入仕，直至万历年间辞官，一直没有太多政敌，官场与学界对他也少有非议。然而在对张居正“夺情”一事上，他仍然犯了“不慎言”的错误。张居正的父亲于万历五年去世，按照道理，张居正当回乡守制三年，丧期满后才可回京复职。但当时张居正权势如日中天，皇帝对他也相当依赖，离京三年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测。后来在张居正、冯保的精心策划，以及皇帝与亲张派官员的全力配合下，张居正没有回乡守制，这在当时被称为“夺情”。张居正夺情，令朝野官员相当震惊，弹劾他违背纲常的人也很多，但都被张居正铁腕镇压了。耿定向与张居正的关系一向很好，在这场风波中，他是站在张居正一边的。后来耿定向的一位朋友要弹劾张居正，耿定向在给朋友的信中劝他不要冲动，还将张居正比作商汤的老师伊尹，说张居正以天下自任，就不得不冒天下非议，弹劾他的人其实都不明白这个道理。虽然耿定向是出于对朋友的好意，但他却因为这些话而遭到时议非难，成为人生污点。

然而初入仕途的焦竑，大约还沉浸在喜悦与兴奋中，不能完全理解耿定向的告诫。此时的他，能更加从容、自在地欣赏帝京景物。在人才济济的京城，也不会感到任何自卑与失落。尤其是入职翰林院后，他有机会真正感受皇家威仪与中枢气象。这一切都给他带来刺激与新鲜感，未来是值得期待的。这样的心情在他入仕早期的诗作中有大量表现。如在《早春》一诗中，焦竑写道：

帝城芳景倍他乡，献岁韶光似艳阳。

风转铜乌春进酒，花迎彩仗昼生香。

林莺过雨声初滑，苑草含烟带未长。

最喜御沟冰泮尽，恩波先绕凤池旁。

铜乌、彩仗、御沟、凤池，都是烘托“帝城芳景”的意象。在这华北的初春时节，艳阳高照，处处透露着生机勃勃的希望。诗作读来流畅、欢快，与焦竑在《感述六首》中展现的黯淡、压抑与烦闷情绪全然不同。此时的他，也不用再抱怨“远道也谁识老马”“千金买骏事空传”。相反，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常以“恩波”等语表达对皇恩的感激。他在《玉冰河泮》一诗中，更直言“最是词臣叨宠渥，凤池无日不恩波”。焦竑出入紫禁城、参加皇帝万寿朝贺、参订会试命题等经历，都被一一记录在《早入禁中》《万寿节朝贺一首》《南宫详定试卷作》等诗中。这些作品的意境与旨趣大体相似，在焦竑的诗作中，是为数不多的轻松主题。

此时的焦竑，也渐渐体会到地位与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前文提到，万历十七年（1589）前后，南直隶遭遇大旱，饥疫相仍。当时署应天府尹的周希旦，上疏请求朝廷拨款赈灾，但却未得到回复。后来周希旦给焦竑去信，请他在朝中疏通。焦竑了解到家乡遭灾的惨状，不禁潸然泪下，同时也对相关官员的冷漠更加气愤。他愤然说道：“之所为请命者，吾乡之人也，而可漠然已乎？”于是便向户部尚书据理力争，最后为上元、江宁二县争取到五千两白银的赈灾款。（《旌德周氏家传》）这种为家乡谋福利的能力，在他入仕之前是无法想像的。

然而作为翰林院修撰，焦竑的本职工作依然是研习典章制度、参与会试、讲筵侍读、编修国史等。对于每一项任务，焦竑都报以极大热情，兢兢业业，力求尽善尽美。

《明史》记载，焦竑进入翰林院后，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国朝典章，这也是为日后经筵、日讲做知识储备。当然，翰林院官员也因此得以阅读大量的珍贵书籍，这对嗜好读书的焦竑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机会。作为理学大家，焦竑对宋人的经学著作格外留心。他在宫廷藏书中抄出苏东坡著《论孟拾遗》一册，“论孟”就是《论语》和《孟子》。这是宋代经学的重要著作，后来编入《两苏经解》之中。

此外，焦竑还担任了内书堂的讲官。内书堂是专为宦官设立的宫廷教育机构。明初，宫中不许太监读书识字。宣宗以后，太监则渐通文墨，开始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当时各地官员呈往朝廷上的奏疏，首先由内阁大臣看过，然后将他们的处理意见写在纸上，粘在奏疏之前，这称为“票拟”。皇帝在内阁意见的基础上，做御笔批示，这就是“硃批”。然而由于需要处理的奏疏公文太多，皇帝亲自批阅的数量十分有限，于是便令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红，这些太监又被称作秉笔太监。正统时期的王振、万历初期的冯保，皆掌司礼监，因此得以干预朝政。此外，朝廷也经常派太监前往各地，监理各项事务。如在陪都南京，就设有内守备，为司礼监外派，与守备及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等官共同管理地方防卫。万历后期，臭名昭著的矿监税使，也是外派的太监。

在赋予太监以权力的同时，明廷也考虑到加强宦官群体文化修养的必要。于是便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由翰林院官员出任讲官，为宦官提供正统的经史教育，还专门为宦官刻印书籍。这一措施的出发点本是好的，但文官对太监往往有着天生的反感。事实上，皇帝让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除了有怠政的因素外，也是想以其制约内阁，以强化皇权对相权的控制。因此，太监与文官集团的关系十分微妙，翰林官员多视内书堂授课为儿戏，不过是敷衍了事。然而焦竑做内书堂讲官时，却兢兢业业。他不仅讲课认真，还拿历史上一些著名宦官的正面事迹来教育、感化太监。当时同僚们对焦竑的做法十分不解，焦竑却说：“这些人虽然身份卑微，但日后可能会侍奉皇帝左右。紫禁城中，能随便出入的，也只有这些宦官了。怎么能忽视对他们的教育呢？如果能稍稍启发他们的心智，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本分，也算是为朝廷做出小小的贡献了。”

作为翰林院官员，另一项常规事务就是担任考官。万历二十年（1592），焦竑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上一科考试时，他的身份还是考生，这一科就变成了考官，想来焦竑的心情也相当复杂。成为考官，不仅是对个人学识能力的认可，也是建立人脉的重要机会。按照当时的惯例，每一科中式的进士，都与考官形成“师生”关系：考生自称“门生”，考官被尊为“座主”。由于成为进士就有了入仕的资格，因此通过考试而建立的门生与座主之关系，更强调的是受到赏识而被提携，并非传授知识。焦竑曾参加过九次会试，他深深明白考试结果的偶然性，以及被伯乐赏识的重要。因此，当他初次担任考官时，必定也是抱着不错过一位才俊的心态，仔细阅卷。这科取中的进士中，有陈懿典、袁宏道、沈凤翔等。陈懿典日后成为焦竑的得意门生，整理刊刻了不少焦氏著作。湖北人袁宏道（1568—1610），即“公安三袁”之一，当时只有二十四岁，意气风发。他的哥哥袁宗道（1560—1600）是万历十四年的会元，授翰林院编修，当时是焦竑的同事。而袁宏道的中式，使得焦竑与袁家兄弟之间的关系更近一步。日后，焦竑之子焦尊生也得以与“三袁”交往，与袁中道（1570—1626）关系最深。沈凤翔则是南京人，是焦竑的同乡，活跃于金陵文坛，以草书闻名。能得天下英才而交往之、教育之，焦竑此时的心情想来极为畅快。

会试结束后，焦竑奉命持节，前往河南开封册封周王藩属的颍川、沈丘二郡王。这项工作本身并不复杂，完成册封后，官员还可顺路回乡探视。在开封时，焦竑借机拜访周王宗正朱睦㰂。其人虽为宗室，但于学问用力很深，家中藏书丰富，两人相交甚欢。焦竑从其藏书中得见苏辙《诗经解》和《春秋经解》，后来也收入《两苏经解》。回乡途中，又顺路在汉阳会见老朋友李贽，在黄安拜谒老师耿定向，直至晚秋方返回金陵。在自己的家乡，焦竑论学讲会，交往应酬，直至次年夏初才启程回北京销差。

在焦竑入职翰林院的前五年，生活大体平稳。但随着万历二十二年出任东宫讲官，焦竑才开始真正感受到朝廷政争的残酷。正如老师耿定向曾经劝诫他的那样，人在官场，必须谨言慎行。然而充满政治抱负、心性耿直的焦竑，从不会将明哲保身奉为人生教条。这也注定了他的为官生涯最终将黯然收场。

万历二十一年（1594）冬，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王锡爵通过调和政策，一方面安抚文官集团，一方面迎合上意，“争国本”一事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万历皇帝仍未明确册立东宫，但在当年闰十一月下诏，安排皇长子朱常洛次年春出阁讲学。二十二年，焦竑受命任东宫讲官，一同讲学的还有五位翰林院官：郭正域、唐抑所、袁宗道、萧云举、全元洲。

给皇子讲学，责任重大，焦竑兴奋之余多少也有些不安，感到“始命惭燕隗，横经浅汉才”（《东朝出阁叨劝讲之役赐燕文华殿恭记》）。更重要的是，如何能让讲学深入浅出，让皇子不觉枯燥，学得饶有兴趣，这是更大的挑战。与焦竑同榜的探花陶望龄就在给焦竑的信件中说：“养蒙正始，为今日之根本，启他时之太平，自宰相以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官职了。但不知讲课时是否也只依样讲章，每天熟读一遍便罢了。记得我小时候在学堂里，拿着书本听先生讲课，还没坐稳，两眼就睁不开而昏昏欲睡了。虽然皇子不同于凡人，但人情都是差不多的。如何能让皇子学习起来不知疲倦，兄长一定有好的办法。”

据《明史》记载，焦竑在给朱常洛讲学时，尤其注重在问答互动中启发思维。这大约源于他早年便相当熟悉的书院讲学模式。耿定向督学南畿时，任命焦竑为崇正书院山长，也说明焦竑年轻时就擅长于这种讲业方式。当时其他讲官，大概都是依样讲章，每天熟读一遍便罢，朱常洛也习以为常。然而焦竑却主动求变，在授课后希望皇子能针对其所讲内容提出问题。见小皇子只是嘴里答应，却从来不曾提问，焦竑就鼓励他不要有顾虑，从来只有回答的错误，没有提问的错误。古人就说要“不耻下问”，皇子也应该如此。朱常洛虽然出阁较晚，但进步很快，不久就能对答如流。有一次，焦竑问朱常洛，《舜典》中“稽于众，舍己从人”一句该如何理解，皇长子答道：“‘稽’的意思是‘考’，要全面考察众人的想法，然后舍己之短，从人所长。”另一次，焦竑问《汤诰》中“上帝降衷，若有恒性”该作何解，皇长子对曰：“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所谓‘性’就是‘天命’。”

对于翰林院讲官而言，皇子既是学生，也是日后的君王，他们之间既有师生之情，也隔着君臣之礼，关系相当微妙。然而焦竑并不一味迎合皇子，而是希望在其面前不失为师之尊严。有次讲课时，朱常洛看到窗外鸟儿飞过，不觉发呆走神。焦竑虽然不能正面批评，但他马上停止讲授，肃立一旁，直到朱常洛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焦竑对皇长子寄予厚望。在“争国本”一事中，他虽然没有锋芒毕露，但显然与文官集团保持一致，支持立朱常洛为太子。在申时行、许国致仕归乡之时，焦竑便撰《赠尊师少傅许公归新安诗序》为许国送行。焦竑高度赞扬许国为国本而毅然致仕的决定，并安慰许国道：“异日天子念公功，还之政府，所为计安天下，当媲美古人。”似乎对文官集团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后来先出阁、后册立的妥协方案日渐明朗时，焦竑也上了一道《恭请元子出阁讲学疏》。他在奏疏中写到：“夫储贰贵早定，又贵豫养。皇上尝谕：立子以长，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册立虽迟，圣心自定。”这显然是一种委婉的规劝。接着，他从皇帝的角度，提出让长子早日出阁的三大益处：首先是“问安视膳，昕夕嗣举，可以慰皇上乐育之怀”；其次，“虚明之初，习与智长，可以时元子养正之功”；最后，“群寮济济，望清光，乐盛美，可以杜天下猜疑之端”。表面上为皇帝勾画了一幅父慈子孝、安定民心的愿景，实则处处强调国本，以退为进。

在皇长子出阁一事上，焦竑内心有意识地将“长子”视同为“太子”，在给朱常洛讲学时，也时时以皇太子的标准辅导教育他。然而当时万历皇帝并没有立储，让长子出阁，也不过是想暂时稳定文官集团。尽管很多人认为朱常洛最终会成为太子，但他毕竟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此时的身份仍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状态。在这样的局势下，焦竑编纂《养正图解》，就招致各方猜忌与愤怨，演变成了一场政治事件。

《养正图解》（图六）一书，是焦竑为方便皇长子学习而编写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德育读物。“养正”，是指培养端正的心态与行为。即使对于普通人，也要在其年幼时培养心性，童蒙养正是儒家一贯强调的教育理念。皇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要君临天下，“养正”一事则更为重要。焦竑编纂的《养正图解》中精选了六十位宋代以前的杰出皇太子故事，阐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事实上，为皇子编纂此类规鉴类图籍，并非焦竑的创举。当万历皇帝年幼时，张居正就曾编纂《帝鉴图说》一书。该书同样是图文结合，旨在让万历皇帝熟悉汉唐君臣的贤良事迹，也是一种“养正”的启蒙书。但张居正编纂《帝鉴图说》时，万历皇帝已经即位，该书自然受到重视。而焦竑的《养正图解》，却出现在一个并不恰当的时机。进呈之后，万历皇帝只冷淡地批示：“所进《养正图解》留览，并赐了。前有旨，皇长子体质清弱，不耐久劳，请学书籍，候循序渐进，以副朕眷爱之意。”（《养正图解题奏》）可见，万历皇帝并不同意皇长子立即学习此书。

图六 故宫博物院藏《养正图解》

万历皇帝对《养正图解》的冷淡，当是出于对该书内容的反感。首先，《养正图解》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帝鉴图说》十分相似。而《帝鉴图说》的编纂者——曾经的帝师、首辅张居正——已经遭到清算，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正是万历皇帝本人。此时又有臣僚模仿张居正献书规鉴，难免会引起万历皇帝的嫌恶，甚至猜疑。其次，焦竑将朱常洛等同于太子，也似乎在强迫万历皇帝接受事实。《明史》记载，焦竑的《养正图解》“采古储君事可为法戒者”，开篇第一则《寝门视膳》，就是周文王世子孝敬武王的故事。这当然是要教导朱常洛，如何行太子之道。然而此时朱常洛并没有储君之实，如果万历皇帝让他学习《养正图解》，也就等于承认皇长子为储君。这显然并非万历皇帝所情愿。事实上，即便他最终不得不选择立长，也不会以这种不明不白的方式妥协。最后，《养正图解》中的部分条目，还暗含了针砭时弊、劝诫帝王之意，并不只是规诫皇子。如第五十六则《遵守旧章》中，就指出“近日祖制渐湮，修明振举者全无其人，只是无益之言，连篇累牍。”第十一则《夫妇如宾》中注：“男牵于欲，而失其刚；女狎于爱，而忘其顺。沉溺浸深，忍情难决，敝有不可胜言者。孰若以礼堤防之，令宠佞不犯，而宫闱常肃为美也哉。”这似乎在影射万历皇帝宠溺郑贵妃之事。由于这些原因，万历皇帝对《养正图解》一书的冷淡也就不难理解了。(www.xing528.com)

与皇帝的态度相比，翰林院同僚们对焦竑进献《养正图解》的非议，则更令焦竑难堪。让讲官编辑简明读物以供皇长子学习一事，本是内阁首辅王锡爵（1534—1611）的提议。但王锡爵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辞官回乡后，众讲官对这一提议都没有上心。没想到焦竑却独自编纂了《养正图解》。在当时被任命的六位讲官中，郭正域以春坊谕德为讲官之长，从资历上说，焦竑排在最末位。得知此事后，郭正域大为光火。他表示即便此事当为，焦竑也应该与其他五人商议，而不该独立编纂。现在《养正图解》独出焦竑一人之手，难道其他几位讲官的学问都比不上焦竑吗？况且如果该书真的成为皇太子学习的教材，那么众讲官授课时，都免不了要讲《养正图解》。书是焦竑所编，却要众人代他讲解，谁又能甘心呢？郭正域对焦竑的指责，在众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焦竑进书一事，似乎的确有排挤同僚、沽名钓誉之嫌。

受到同僚们的指责后，焦竑曾经一度放弃了向万历皇帝献书的想法。然而最终，这本书还是经过宦官之手，出现在了万历皇帝面前。据记载，焦竑在书稿编纂完成后，让儿子带回南京，由徽州匠人雕刻并印刷出版。当时南京是著名的印刷出版中心，最好的雕工多来自徽州。由于《养正图解》是图文并茂的教材，插图的绘制与雕刻尤其重要。焦竑决定在南京刊印此书，表明他对该书的用心。最终的成品品质极高，插图精美细致，印刷上采用双色套印技术，异常美观。图书刊印好后，被送到焦竑在北京的寓所。据说某天司礼监太监陈矩在焦竑家中无意看到此书，大加赞赏，于是便取走数本，进呈御览。如果只是太监私自献书，焦竑或还可撇清关系。然而焦竑本人偏偏也写了《恭进图解以仰裨谕教疏》。这样一来，焦竑不顾同僚反对而执意进献《图解》一事，就再也说不清了。郭正域等对于焦竑的忌恨又加深了一层，认为他不仅沽名钓誉，而且勾结内监，图谋上位。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养正图解》一书对焦竑造成的名誉损失与人事矛盾，已经无法挽回。焦竑与郭正域之间的仇怨，再也无法解开。几年后，焦竑仕途彻底失败，郁郁离京，也正是郭正域及吏部尚书、大学士张位（1538—1605）二人推波助澜的结果。后世在评论此事时，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错误首先在焦竑。另一种则认为，郭正域和张位的确挟私排挤、报复焦竑，但在《养正图解》一事上，焦竑的做法确有欠妥之处。如沈启原之孙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评说到，自弘治以来，郑纪、霍韬、邹守益，都是因为向东宫进献类似的《圣功图》而受到皇帝谴责，以焦竑的博闻广识，实在不该重蹈覆辙。前文提到，沈家与焦竑交情极深，沈德符对祖父当年在乡试中提携焦竑一事相当自豪。连他也对焦竑献书表示不解，其他人的想法更不待提。甚至到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也说，太监陈矩不会无端献书，可见“当时物议，实有其因，未可尽委之排挤也”。

总之，焦竑编纂《养正图解》，本当出于公心，他也为此书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时也显得相当冒进。正如《明史》中写到，“既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张位尤甚”。这也成为他仕途的转折点。

出任东宫讲官之年，焦竑还受命参加明代国史的编修工作。尽管焦竑进入翰林院时就受封修撰，但当时修国史工程尚未启动，修撰只是个虚衔。万历二十二年（1594），礼部尚书陈于陛上书，议修国史。皇帝批准设立史局，以内阁首辅、大学士王锡爵为总裁，沈一贯、陈于陛等人为副总裁。陈于陛非常赏识焦竑的才学，希望由焦竑专领修史之事。焦竑虽然谦逊推辞，但仍尽心参与史局事务。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论史》与《修史条陈四议》，提出他对国史编修原则与史局组织方式的看法。

在《论史》一文中，焦竑指出编修国史工程浩大，必然需要众人参与。然而参与人员一多，则又无法保证修史的质量。这是编修国史方式上的一对矛盾：

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诸名山，传之百代。而欲以乌集之人勒鸿钜之典，何以胜之？故一班固也，于《汉书》则工，于《白虎通》 (1) 则拙；一欧阳修也，于《新唐书》则劣，于《五代史》则优，此其证也。今之开局成书，虽藉众手，顾茂才雅士，得与馆阁之选者，非如古之朝领史职而夕迁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为公卿，而犹兼翰林之职，此即终其身以史为官也。自非遴有志与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于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书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举其职哉？

按照焦竑的想法，成立史局固然是必要的，但史局必须选择“有志与才者”，而且要做好二三十年修史的准备。这似乎是在暗示当时召入史局的人员中有很多素质不高，只为一时糊口求财而来者。在《修史条陈四议》中，焦竑进一步指出，史局一开，各种请托、营私现象便不可遏制：

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内阁题请，实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学行之人，徒为奔竞之地。其于纂修，无益有损。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济济多士，供事有余，宁须外索？中惟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专门之人，难于通晓。宜移文省直，访有精通此学者，或召其人，或取其书，史官就问，大加润删，以垂永久。此外决当谢绝，勿启倖门。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窃大官之供，同太仓之鼠，甚属无谓。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幸少抑。

当时修史仍在准备之中，下笔尚遥遥无期，史馆中便已经安排了誊录之官，这明显是为了领饷而设。前文提到，焦竑在北京为官时，其妻赵氏的一位中表亲要她带话，请焦竑帮忙，被赵氏严词拒绝了。那次请托很有可能就与史局事务有关。在焦竑看来，朝廷里人才济济，完全能胜任修史任务，根本无须外聘。而真正需要专业人才辅助的，是星历、乐律、河渠三方面内容，这样才能提高“志书”部分的质量。

国史中的另一重要部分，是人物传。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依据上，焦竑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当时史局收到的材料，以台省官员奏疏和士大夫家族提供的墓志铭、行状为主。但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就台省官员奏疏而言，“忠臣义士感时抗论，匡主犯颜，其中崇论谹议，不谓无之，而任性附会，轻摇笔端者，其徒实繁也”。这就是说，官员在奏疏中所表现出的“公而忘私”，甚至不惜触怒君主、冒死直谏，的确可能出于忠义之心，但也不排除有任意附会、沽名钓誉之徒。事实上，在焦竑看来，属于后一类的官员人数还相当多。

至于私家进呈的墓志铭、行状，则更不可靠。焦竑指出，古代墓志铭上只写生死时日而已，只是为了防止沧海桑田之变。然而现在的墓志铭，都是子孙为了表彰先人而作，通篇充斥溢美之词。这也就是所谓的“谀墓”。针对这一问题，焦竑提出“章奏采矣，而又参之时论；志铭收矣，而又核之乡评”（《论史》）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说，在阅读奏章与志铭材料的同时，还要结合时论与民间公议，才能对个人做出全面评价。与此同时，还应该着意访求那些事迹未见流传的忠直之士，以及穷乡僻壤的孝子贞女。总之，人物列传不能贵贱有别，只收录高官名宦，而应当“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修史条陈四议》）。唯有这样，才能撰写出一部信史。

此外，焦竑还主张为建文、景泰二朝立帝纪，“以其临御一时，犹难泯没，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而不应当沿袭前代建文附太祖、景泰附正统，即“孙蒙祖号，弟袭兄年”的旧例。（《修史条陈四议》）

在史料搜集与整理方面，焦竑检索查阅宫中藏书后，感觉缺漏甚多，修史工作无从下手。他建议朝廷知会地方，“责成省直提学官加意寻访，现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书故家，愿以古书献者，官给以直；不愿者，亦抄写二部，一贮翰林院，一贮国子监，以待纂修诵读之用。即以所得多寡为提学官殿最。书到，置立簿籍，不时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贷。此不但史学有资，而于圣世文明之化，未必无补”（《修史条陈四议》）。

从这两篇议论可以看出，焦竑对于纂修国史一事投入了巨大心力，希望修成可以真正传之百代的作品。他本人在史馆中，也是日夜不休，整理抄录历朝训录，以及各地征集而来的碑铭、志状、表传，甚至小说笔记，也都一一过目。在这段时间，他还常常动用私交，请友人为他提供更多素材。

然而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提议修国史的陈于陛病逝于任上。没过多久，总裁官王锡爵也致仕回乡。朝中渐渐出现了反对修史的声音，而史局中则更加人浮于事、弊端丛生。此时焦竑正身陷《养正图解》的舆论风波，加之修史工程遇阻，颇感身心疲惫。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弟碌碌京尘，自觉可厌。故山时入梦寐，又未能即遂，奈何！”（《与张叔广》）在京城为官数年，焦竑对于这座城市已经心生厌倦，他眼中的“碌碌京尘”再也没有“帝城芳景倍他乡”的明丽动人。他开始思念家乡，甚至出现了一丝避世退隐的情绪。然而焦竑对修史一事仍没有放弃。他对同事刘某说：“金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复不容，则有投劾去耳。同馆兄弟得一二人，为时宣力，即足慰焉，殆不必己出也。”（《答刘翰编》）

万历二十五年，宫城意外失火，熊熊大火将史馆三年来搜集的材料与书稿也付之一炬。只有焦竑手中，还保留了个人抄录的部分材料。在此基础上，焦竑于日后编写了《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这两部著作，也是此次修史工程仅存的遗产。在处理火灾善后事宜时，张位借机奏请关闭史馆，国史纂修工程至此彻底终结。

就在这一年秋，焦竑又奉命担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当时的他不会意识到，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顺天府乡试又称“北闱”，因为在首都举行，考生中不仅有京畿地区的士子，也会有京官子嗣、国子监生。可以说，北闱是全国最重要的乡试，考官一般出自翰林院。尽管北闱的录取比例比他省乡试要高，但因为应试群体复杂，种种科场舞弊、贿赂考官的事端屡见不鲜。《明史·选举志》说顺天乡试“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久而久之，攻讦指摘北闱科场舞弊，也成了官场排除异己、挟私报复的手段。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科乡试，就曾因考生冒籍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导致八名考生被革去功名，正主考张一桂则被调往南京。

此次丁酉科北闱，考官原本应当从詹事府春坊官中按序依次产生。春坊是掌管皇太子教育的机构，古已有之。至明清时期，春坊受詹事府统领，实际上是翰林院编修、检讨升转之阶，并没有下属机构。春坊官有谕德、中允、赞善等衔。前文提到的朱常洛六位老师中，排在首位的郭正域就是谕德，为从五品官，因此他在翰林院的身份比焦竑这位从六品的修撰要高。然而不知为何，当顺天府请朝廷指派考官时，万历皇帝却任命了春坊中允全天叙为主考，而以非春坊官的焦竑为副主考。这可能是考虑到考官任命的规律性太大，请托作弊更难以控制，所以想来个出其不意。在得到任命消息的第二天，焦竑就以副主考的身份入场，其本人也相当诧异。这样一来，原本应当担任考官的人选，则对焦竑大为嫉恨，在任命消息传出的当天，便开始制造流言，恶语中伤。

由于焦竑本人曾久困科场，深知考生的艰难，故其担任副主考时，对每份试卷都仔细评阅。然而直到放榜前两日，他仍没有发现出类拔萃、可以毫无争议置于首位的那份答卷。于是他又翻看那些已被删落的考卷，没想到果然发现了遗珠。有一位考生的头场文章，就令焦竑击节称快，把三场答卷都看完后，焦竑拍案叹道：“这位考生必将成为大儒！”于是焦竑将这位考生拔为乡试第一名，即解元，而他就是日后在农学和引进西学方面都极有作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次辅的徐光启（1562—1633）。

乡试结果公布之后，非议随之而起。有人发现，中式考生中的吴应鸿、汪四论、曹蕃、郑芬等九人，“文多险诞语” (2) 。所谓“险诞”，是指文章风格奇诡，多引用道家经典中的老庄语。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题目，都出自儒家经典，而考生作答的文体，则是八股文。这种文章不仅格式、字数都有严格限制，而且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必须与朱熹相同，决不能自由发挥。引用老庄之语的答卷居然在中式之列，这是考官的严重失误。在大学士张位、詹事府詹事郭正域的支持下，作为言官的六科给事中项应祥、曹大咸、杨廷兰等捕风捉影，指责焦竑接受考生贿赂，徇私取士。

面对这样的指控，焦竑连忙上疏为自己辩白。他在《谨述科场始末乞赐查勘以明心迹疏》中，对整个考场阅卷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前文已提到，对于科举考试中涉及“五经”的题目，考生可以自选一经答题。考官的分工模式，则是正考官评阅《易》《书》二经试卷，副考官评阅《诗》《春秋》《礼记》三经试卷，二者各不相涉。而身陷争议的吴应鸿、汪四论、曹蕃、郑芬之考卷，都是正考官全天叙所取。他们的文章有无问题，都由主考官裁决，而非焦竑可以左右。

至于被焦竑所取的曹蕃，选作的是《礼记》题。在“五经”之中，《春秋》与《礼记》原为冷门，佳卷极少，乡试中以《礼记》入试者，只有一百八十人。焦竑认为，曹蕃的试卷在这些人中，的确出类拔萃，所以将他定为第一。如果有人质疑他评卷不公，完全可以复查所有落卷，优劣自可分明。然而造谣之人却认定焦竑与分校官何崇业收了曹蕃的贿赂，甚至有“千金一掷”之语。但“千金”到底给了谁？经谁之手？有谁为证？全无半点实据。在焦竑看来，何崇业与曹蕃都来自苏州，从这层关系上说，曹蕃有没有贿赂，当问何崇业。而曹蕃作为苏州籍考生，没有入北京国子监，却被允许参加顺天府乡试。这在当时属于冒籍，该去审问礼部官员。然而现在所有的指责都针对自己，实在令他难以接受。

在九位问题考生中，汪四论与焦竑的确有过私交。汪四论为选贡生，品学兼优，曾经为焦竑的儿子授课三个月，因此是焦家的塾师。对于这点，焦竑并不否认。然而焦竑认为自己心底坦荡，毫无徇私之意。当年他的两个儿子本应该参加乡试，但由于焦竑被任命为副主考，所以遵例回避，并未入场。而朝廷从未规定考官家里的塾师也要回避，这说明他和汪四论之间的关系构不成任何话柄。

概言之，焦竑在入场前一天才接到任命，即使有受贿、徇私的想法，也不可能在一日之间与数位考生达成交易，而在批阅试卷之时又做到只手遮天。对他的质疑，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然而令焦竑更为愤懑的是，言官们只弹劾他这位副主考，而对主考官的责任却避重就轻。这更是颠倒是非，显然有挟私报复的成分。

另一方面，为增加焦竑的罪状，给事中曹大咸等人还翻出了徐性善一案，说焦竑在奉使南还时，曾向徐某借钱买房。徐性善原为京师富商，后出钱捐了光禄寺署丞一职，因此得以结交朝中大员。他与不少官员做过灰色交易，通过贿赂后者，而得到机会染指宫中财物。例如他曾购房赠予吏部侍郎徐检庵，后者在此基础上扩建宅邸。万历十八年（1590），御史黄卷因向徐性善索贿不得，转而揭露他偷盗内府财物。最后徐性善被流放，家中财产遭到籍没。不过徐性善的罪名在万历十八年间已经坐实，而焦竑前往河南开封册封周王藩属的颍川、沈丘二郡王，事后南还探亲，则是万历二十年之事。从时间上说，焦竑不可能在此时向徐性善借钱买房。而且徐氏的账本上，也并没有焦竑向他借钱的记录。

此外，焦竑还被扣上私役水手、隐占军丁、克扣粮饷等为祸地方的罪名。这似乎是将焦竑与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等“乱臣贼子”类比，暗示焦竑为祸朝廷，所图非小。对这些无端罗织出的罪名，焦竑也一一进行了回击：“臣非县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将官，安得隐占军丁？所扣粮饷，不知出于何衙门？问之大咸，不能置对者。夫莽、操、懿、温，古之篡逆乱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权震主者，未易以此拟之。而大咸不难以加臣，则其余固不足道也已。”（《谨述科场始末乞赐查勘以明心迹疏》）

事实上，此次科场案的情节并不复杂，针对焦竑的几项指控都没有真凭实据。是非黑白，自有公论。可是随着王锡爵、陈于陛等大员离任，焦竑在朝中已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而发难一方背后却有张位与郭正域站台。因此，朝中虽不乏同情焦竑者，可敢于站出来为焦竑说话的却屈指可数。无论焦竑如何剖白，也未能扭转败局。

万历二十六年春，焦竑被贬为福建福宁州同知。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一州的正印官是知州，同知只是个毫无实权的佐贰官，为从六品。与翰林院修撰相比，尽管品秩没有降低，但焦竑在仕途上已再无继续发展的可能。而且以“状元”的身份而担任地方副职，也令人感到耻辱。当时与他作伴南下的，是好友李贽及数位僧人。舟中无事，焦竑拿出宋代郭彖编纂的《睽车志》一书给李贽看。由于宋高宗喜鬼神事，所以郭彖在此书中搜罗了大量鬼怪神异故事，以迎合高宗趣味。李贽选择了其中最审慎切实的部分，每天仔细地抄录于纸上，给僧人们传阅。晚上则令众僧诵《法华经》与《往生神咒》，以超度水神水鬼。后来李贽决定写一篇发愿文，开头便写“焦弱侯状元与余联舟”，作为事件的起因。焦竑见后却说，“状元”两字就不必写了。李贽不解地问道：“为何不必写？鬼神中也有仰慕贤人的，退一万步说，‘状元’二字也能让鬼神产生敬意，写有何妨？”焦竑答道：“只能吓鬼而已，哪能让鬼产生敬意呢？”李贽听后不觉发笑，他一语双关地说：“确实只能让鬼产生敬意，吓鬼是不可能的。你要是真能吓鬼，今天就不会在这船上了。”说完，李贽与焦竑都大笑不止。

李贽说焦竑不能“吓鬼”，显然是将构陷他的张位、郭正域之流比喻为“鬼”。而焦竑说“状元”二字只能“吓鬼”，则表达出他的失落与自我怀疑。作为王学后人，焦竑信奉知行合一，十年身处庙堂，不忘江湖之远，几次为灾区百姓上疏。在教导皇长子、编修国史、主持顺天府乡试等几项工作中，都尽心竭力。他一心想要多行实事，有着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然而最终败于残酷的现实，令自己身陷绝境。

焦竑离京后，万历朝频繁的官场倾轧和人事变动不断升级，官场上的悲观情绪日益蔓延。很快，曾经相当强势的张位，也因与翰林院官员不合而遭到弹劾，万历皇帝给他停职闲居的处分。不久后，又发现妖书《忧危竑议》，御史赵之翰检举张位是主谋，万历皇帝下诏，将其革职为民，亲友也受到株连，可见当时官场权力斗争之激烈。然而焦竑被贬，却是无法挽回的了。焦竑的门生陈懿典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有名世真人而不蚤用，又不能容之朝，已出世纲而矰弋犹未已，则不但门墙之所扼腕，亦贤士大夫之所不平也。”（《寄焦老师》）袁宏道也感慨：“宦途薄恶，情态险仄可笑，无论师不欲闻，即弟子亦不欲言之。”（《焦弱侯座主》）这些弟子们除了对焦竑的遭遇感到不平、不忿之外，也由此生出一种末世的凄凉无奈情绪。焦竑任福宁州同知的次年，又在“大计”中被纠，再次降职。这次，他索性辞掉职务，致仕回乡。焦竑的人生，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1)《白虎通》，又名《白虎通义》《白虎道德论》。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议五经异同，意图弥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会议的结果由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简称《白虎通》。该书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2)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