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传-毕业科举、入仕之前的经历和心态

焦竑自幼读书勤奋，深知自己所承担的家族责任。其日后在给日照宗人的信件中写道：“某自髫年发愤向学，岂第为世俗梯荣计？实吾父督教甚严，不忍怠弃，欲因之稍稍树立，不愧家声耳。巍科清秩，梦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积德，我父母之教督，非某一人力也。”（《与日照宗人》）尽管焦竑说其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世俗梯荣”，而是为了实现父亲的期许、光耀门楣，然而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就无法真正做到清心淡泊。毕竟科举入仕，就是士人的成功标准，也是登上成功阶梯的唯一途径。这条道路的艰辛，也令人对它的回报有更多期许。像焦竑这样的士子，其实是时时处于矛盾之中的。

焦竑年少即有文名，后又拜师于耿定向，受其提携极多。他学识广博、思想活跃、交游极广，具有一个成功学者的必要条件。然而在科举考试上，焦竑却并不顺利。其入仕之前的坎坷经历与复杂心态，是当时文人阶层的生动写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六岁的焦竑成为应天府学生。明清之际，府学、州学与县学是在全国府、州、县衙门所在地设立的一种官办学校。明代应天府下辖八县，各县均应设置县学。但由于上元、江宁二县为附郭县，故不再另外设立县学，而是将学生并入应天府学。

应天府学的基址在古浮桥之东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的县学，后为元代路学。明初曾以其地为太学，新国子监建成之后则改为府学。应天府学的规模并不大，府学中有一堂四斋，因为上元、江宁二县不设县学，所以在府学中又增设了二斋，变为一堂六斋的规模。当时地方学校中的“堂”，一般都称明伦堂，但在应天府学中却称明德堂（图二）。而儒学棂星门以及门外华表，皆是元代儒学的遗存。

图二 现今南京夫子庙内的明德堂

府、州、县学每年招生一次，考生有两大来源：一是民间俊秀，二是官员子弟。至于每年招生的名额，国家也有明确规定：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国家对这些生员“日给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家差徭二丁” (1) 。也就是说，府州县学生享受津贴，且有徭役优免，故称为廪膳生或廪生。照此规定，合并了上元、江宁二县学的应天府学，当有廪膳生一百名。

洪武二十年（1387）后，由于入学需求增大，各级儒学开始招收增广生员。增广生不享受廪膳，原无人数限定。直至宣德三年（1428），始定在京府学为六十人，县学二十人，与廪膳生人数相同，这就使应天府学人数增加了一倍。嘉靖三年（1524），又令增应天府学廪膳、增广生员各二十名，使府学总人数达到二百四十名。

尽管应天府学生员人数不少，但整个师资队伍只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共五人。这也就意味着，教授、训导基本无法对每位学生进行深入指导。在焦竑入学的那一年，应天府学的教授也刚刚换任。新来的教授是刚从松阳县令任上调至南京的王铣（1504—1590）。王铣，字重之，号春沂，他对焦竑相当器重，而焦竑也对这位老师深怀感恩。王铣去世后，焦竑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其中记道：“先生适以松阳令改学博士至。群诸弟子试之，拔俊茂四十余人，督之加严，每一义出，必细为窜定，至午夜不休。或片语有当，嘉叹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倦，时出酒胾相劳苦。由是人人自奋，惟恐不当先生意者。是时也，凡属先生所赏识，率强半登上第。”（《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铭》）

可见王铣的做法，是从二百四十名府学生中挑选出优秀者四十余人，亲自指导。对于一位府学教授而言，这大概也是工作量的极限了。在这四十余人的“精英班”中，焦竑结交了四位好友：吴自新、张维德、李鼎卿与金光初。他们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可谓“总角之交”，友谊将维持一生。其中吴自新，字伯恒，江宁人。他与焦竑在入府学之前便已相识。焦竑曾这样描述两人的早年交往：“始我少年，与君往还。于时嘉靖寅卯之间，冶城长干，青灯夜阑，课书弹艺，无隐弗殚。乡书并登，殖学弥力，共被同行，旁观啧啧。”（《祭吴伯恒》）焦竑与金光初的关系也相当特殊。焦竑的第一任妻子是朱氏。而日后金光初续弦时，娶的正是朱氏的妹妹。因此两人从朋友又变为连襟，格外亲密。在焦竑的府学同学中，还有顾国辅（1538—1594），即顾起元的父亲，因此焦家与顾家也算有通家之谊。

然而在当时的教育模式下，进入地方学校，成为生员，最大的意义在于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由于生员规模与学校师资严重失衡，学校对于生员的实际教育相当有限。像王铣这样的府学教授，已属难得。一般而言，地方学校的生员只在县令到任、考课或岁时祭孔时才一至学校。更多时候，士子们要靠自学与交游来提高学业水平，焦竑自然也不例外。

这一时期，焦竑结识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沈启原（1526—1591）。沈启原，字道初，别号霓川，一号存石，浙江秀水人。他是嘉靖二十五年（1547）举人，三十八年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屯田司员外郎、郎中，四川布政司参议，陕西按察司副使。著名的晚明笔记史料《万历野获编》，就是沈启原孙沈德符所作。

焦、沈二人如何结识，不得而知，时间当在沈启原任官南京之时。据沈德符记载，焦竑与其祖父相知最深，每年都要去嘉兴沈府的藏书楼抄阅图书。焦竑要从南京前往浙江秀水抄阅图书，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大量购买书籍。而沈启原藏书丰富，且愿意与朋友分享这一资源，则是另一重要因素。据焦竑回忆，沈启原一生对珍玩货瑶、声色犬马，皆无丝毫兴趣，所好者唯有图书。“上自金匮石室 (2) 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购无遗。”（《陕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状》）若自己的藏书中有缺损部分，沈启原都要想方设法向别的藏书家借来全本，一定要誊抄补全。沈家原有书楼三楹，后因为沈启原藏书越来越多，书楼不能容纳，便又建一楼，名“芳润楼”。藏书楼中窗明几净，沈氏在其中悠然翻阅，手不停披，废寝忘食。此外，沈启原收藏书籍，不像别人追求宋元善本。他对书籍的要求只是纸版精明，能方便自己与朋友阅览，没有太多功利目的。当然，如果有人送书于他，也是最令沈启原高兴之事。焦竑的刻苦勤奋，显然令沈启原大为赞赏；而沈启原好书藏书，并乐于分享，也使焦竑这样的寒门士子受益良多。日后焦竑也以藏书家而闻名，沈启原对他的影响应当很大。通过沈启原，焦竑还结识了其弟沈启南，二人之间的友谊也延续了四十余年。

沈启原对焦竑的另一次提携，则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江南乡试。前文提到，焦竑的大哥成为府学生员之后，屡踬乡试。最后自己的好朋友们都有了功名，自己仍一无所获，只能以选贡生的身份参加吏部铨选，成为灵山县令。相比之下，焦竑的运气稍好，在二十五岁时即考中举人。而在当年的江南乡试中，沈启原刚好是同考官。

沈启原为何能成为乡试考官呢？原来，明代乡试考官，包括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其中主考官负责出题、审定试卷、决定去取、核定名次，并负责将取中的举人名单连同其试卷一并奏报皇帝。同考官则协助主考官出题、阅卷。永乐以后，应天府乡试主考官多出自翰林院。而乡试中的同考官，则为地方教官，也就是像王铣那样的府学教授，或州学学政、县学教谕。嘉靖六年，经吏部与礼部会同商议，于两京六科部署等官内访举同考官。在“五经”中，每经设一名，随考试官入场，其余同考官仍用地方教官。于是乡试同考官的规模有所扩大，开始有低级京官参与。

据沈德符记载，祖父沈启原当时任南京工部郎中，被选为“书经”的同考官。众所周知，古代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是“四书五经”。乡试共分三场，其中最重要的第一场，就是围绕“四书五经”出题。试题之中，三道与“四书”相关，四道与“五经”相关，而考生可以自行选择“五经”中的一经来答题。（图三）当时焦竑选择的是“书经”，即《春秋》，而沈启原恰好是“书经”一房的同考官。沈启原对焦竑的文章风格十分熟悉，不仅将其选中，而且想要拔为首卷。然而主考官却更欣赏吴江人沈位。最终将沈位定为解元，也就是乡试头名，焦竑稍居其后。从当时的考试制度来看，沈启原这样做是有作弊嫌疑的。但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披露这段往事时，焦竑已经成为状元，名重天下。因此，沈启原对焦竑的私心非但无错，反而能体现出其慧眼识才。这科乡试中，与焦竑一同中举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吴自新。

图三 江南贡院旧影

而对焦竑的人生影响更大的，则是耿定向（1524—1596）。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湖广黄州府黄安县人，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耿定向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除行人。行人是专管传旨、册封等事的专职使者。后被擢升为监察御史。当时严嵩父子窃政，吏部尚书吴鹏附之。耿定向上疏弹劾吴鹏，指出吴鹏的女婿、翰林学士董份为会试主考官时，对吴鹏之子吴绍存有私心，考试结果不公。但由于严嵩等人袒护吴鹏，此事不了了之。嘉靖四十一年冬，耿定向被任命为南直隶提学御史，来到南京。

明代的提督学官，始设于正统元年（1436）。当年奏准，各处添设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一员，南北直隶监察御史各一员，专门提督学校。景泰元年（1450）曾革罢提学官，天顺六年（1462）复设。南直隶提学御史的主要职责，是对各府、州、县儒学的教学情况、师生行为、生员人数、廪膳发放、学校修葺等事务进行定期考察。由于其驻地在南京，因此对于应天府学当然关注更多。事实上，当时府学教学与管理皆比较松散，府学教授除了指导学生外，并没有行政上的实权。真正对应天府学实行监管的，一为南直隶提学御史，二为应天府尹。

耿定向为南直隶提学御史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就轻视府学里的生员们。他循循善诱，并选择一些才行兼优之士，收至门下。甚至对于民间社学，他也有所关注。一时南都家弦户诵，彬彬成风。此后，南直隶十四郡，学风更兴。当时还是府学生的焦竑很快就吸引了耿定向的注意。他向焦竑传授“良知之学”，把他引入王阳明心学殿堂。耿定向还将焦竑引荐给时任南京刑部郎中的史桂芳。史桂芳，字景实，号惺堂。他是陈献章的再传弟子，属于白沙学派。后来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耿定向交往，讲心性之学。史桂芳强调“知耻”“改过迁善”，重视师友的帮助。后来焦竑回忆：“余弱冠为弟子员时，耿师以督学至，闻余资稍近，托史惺堂先生委屈接引之。”（《崇正堂答问》）史桂芳是苦行持修之人，然而每次见到焦竑，只和他谈举业。后来渐渐熟悉了，则教导他修身平天下的道理，却从来不和别人谈论理学。某次众人同座，有位来自婺源的文士，名叫詹一麟，问《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该如何理解。史桂芳却说：“我们这些当官的，满身俗骨头，怎么敢妄称‘闻道’呢？”这体现出史桂芳对“道”的敬畏，给焦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日后回想起来，也常为之愧汗。

耿定督学南直隶时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崇正书院，延请四方来学之士讲学于此。而焦竑也是因为这一契机而逐渐融入泰州学派，并最终成为理学大家。要理解这层关系，首先需对明代的书院和讲学有所了解。

书院是自唐代以来逐步发展成熟的一种文化机构。与官办的国子监、府学不同，书院是私人讲学之所，强调论辩发难，倡导自由地研究学问。南京在北宋中期就有了书院，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茅山书院。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天圣二年（l024），知府王随奏“处士侯仲遗于茅山营葺书院，教授生徒，积十余年，自营粮食。望于茅山斋粮所剩庄田给三顷，充书院赡用”。茅山书院是北宋时期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与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等齐名，可惜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知府王随去世后，书院失去经费来源，逐渐荒废，至庆历年间（1041—1048）全部废弃。

延至南宋，茅山书院曾几经修复、移址，后来有一个叫刘宰的人在茅山下重建书院，仍沿用茅山书院名称，后又废弃。再如南宋时期比较著名的南轩书院，旧在天禧寺，因张栻（1133—1180）读书于此而得名。真德秀（1178—1235）为转运使时，立祠祀之，后废。淳祐、咸淳间屡复，但至明代业已无存。

明中后期，南京又修复、新建了一批书院。其中历史最久的是明道书院。该书院基址在镇淮桥东北，始建于南宋淳熙初年，原为祭祀明道先生程颢（1032—1085）所创。至元时，明道书院废圮。嘉靖初，御史卢焕在原址恢复明道书院，并以其地祀明道先生。后有御史刘隅、章衮增饰。但此时的明道书院仅为祭祀程颢之场所，讲学的功能已不复存在。

嘉靖之后，推动南京书院复兴的关键人物是湛若水（1466—1560）。湛若水，字元明，广东增城人，著名思想家、理学家。嘉靖三年（1524），湛若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八年官南京吏部侍郎，十二年升南京礼部尚书，十五年改南吏部尚书，十八年改南兵部尚书，次年致仕。湛若水早年就拜新会县名儒陈献章为师，成为白沙学派的衣钵传人。此后，湛若水在陈献章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随处体认天理”，又自成一家，创建甘泉学派，门人众多。湛若水的思想与王守仁有所不同，其讲学几与王守仁齐名，时人称“王湛”。尤其是嘉靖六年之后，王守仁任南京兵部尚书，二人同在南都，相互应和，最是盛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就评论道：“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湛若水在南京任官时间较长。他不仅热衷于讲学，还大力兴复书院。从他任南京吏部侍郎时，就有四方之士追随他讲道授业，人数不断增加。于是湛若水便创建了一座书院，命名为新泉精舍。该书院由卒业于南京国子监的溧阳县绅士史际用斋舍改建而成，并捐学田二百亩，作为书院经费。因施工时掘地得泉，遂名“新泉”。至湛若水任南京礼部尚书时，他又创办了新江书院。新江书院位于江浦南门外，原为祭祀江浦著名学者庄咏而建，但喜好讲学的湛若水也以此为同志聚会谈道之所。

那么，所谓的讲学，究竟是讲什么呢？其实就是义理之学，即理学，或称道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理学分两派，一派为“程朱理学”，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另一派称“陆王心学”，以宋代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王守仁的学说，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也是中晚明思想界的主流。他的弟子们在传承王学的基础上，又各自有所发明，形成不同的门派，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便是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守仁的弟子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由于他是泰州人，所以这一派被称为泰州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将罗汝芳、杨起元、耿定向、耿定理、焦竑、潘士藻、方学渐、祝世禄、周汝登等归为泰州一脉。其中耿定向与焦竑的关系，就建立于前者任南畿学政之时。焦竑曾说：“向来论学，都无头脑，吾师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识仁之宗。其时参求讨论，皆于仁上用力。久之，领会者渐多。吾辈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师之功也。”（《崇正堂答问》）

通过耿定向，焦竑又结识了其弟耿定理。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耿定向仲弟。他年少时读书不成，时遭父亲责备，常独行空谷中，忧愤难解。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耿定理回答道：“我就是想不明白，像个睁眼瞎。”为了参悟义理，耿定理常静坐一室，终岁不出，或求友访道，累月忘归。后来他通过与方湛一、郑豁渠、何心隐的讨论，终于有所感悟，自觉不再是睁眼瞎。耿定向曾说，他的思想也受到耿定理的启发。尤其是耿定理认为，圣贤千经万典，但关键的话并不多，只要把握住要语，就能明白义理。当耿定向问他何为要语时，定理回答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3) 一句最为紧要。这对耿定向启发极大，令他有豁然开悟之感。

耿定向官南都时，耿定理也来到金陵。当时他刚从孔孟之乡曲阜游学归来，若有所得。在南京，耿定理与焦竑、吴自新、杨希淳等热烈地讨论学问，打得火热。吴自新是焦竑的府学同学，前文已提及。杨希淳亦是南京有名的儒士，他曾师从常州著名的儒学大师唐顺之（1507—1560），故而虽无功名，却颇为士林敬重。耿定向到南京之后，杨希淳也拜在他门下。焦竑与杨希淳大概相识已久，因为杨希淳与焦竑的长兄焦瑞有个共同的好友——李逢阳。据记载，日后杨希淳染上瘟疫卧床不起时，是李逢阳亲自为他调药医治，日夜照料，完全不避感染的风险。别人提醒他时，李逢阳就说：“我要是也染上瘟疫，能和杨希淳死后作伴，也是快活的。”杨希淳最终没能挺过去，他死后没几天，李逢阳果然也去世了。杨的遗稿，则是由吴自新帮他整理刊印的。从年龄上说，杨希淳要长于焦竑、吴自新，耿定向也对他相当赏识。然而就发扬心学而言，耿定向更看重的还是年轻的焦竑。

当时有个名叫孙德涵的士人来到南京，住在明道祠中。听说耿定理也在南京，就前去向他求教。但对于孙德涵提出的问题，耿定理总是不予回答，这令孙德涵相当气愤。他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让自己有所参悟，再也不求教于人。但无论他怎样闭门自修，依然不得要领。于是耿定向便建议他，多和焦竑交往切磋。过了一年，孙德涵终于有所感悟。他特意写信给耿定理，感谢他激发出自己的潜能。而耿定向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也是对焦竑的一种赞赏。当时焦竑才二十六岁。

嘉靖四十五年（1566）六月，筹建数年的崇正书院正式建成（图四）。书院位于清凉山东侧，依山就势，筑有殿堂三进，规模较大。耿定向选南直隶十四郡名士读书于此，以二十七岁的焦竑为山长，自己也时常到书院亲自讲学。焦竑在《先师天台耿先生祠堂记》中写道：“先生间一临，相率持所疑难问，启以机钥，靡不心开目明，欢喜踊跃。或不待词说，而目击意悟，虚往实归者，往往有之。”更多时候，则是由焦竑带领士子们相互切磋讨论。这不仅令他的思想日益成熟，也提高了他在学界的名望，甚至开始有人专门到南京向他请教。

图四 现今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崇正书院遗址

隆庆元年（1567），也就是崇正书院建成的第二年，耿定向晋官大理寺丞，离开了南京。次年，因为触忤朝中权贵，辞官回到湖北黄安。这年冬，焦竑与其他门人也前往黄安，与恩师耿定向及其弟耿定理、耿定力等讨论学问、纵情山水、赋诗酬答。临别时，焦竑写下《留别天台耿先生》一诗：“千崖落木动微寒，匹马西来岁欲残。四海风流今下榻，一尊烟雨夜凭栏。时危自觉知心贵，身在翻悲会面难。一望归舟肠尽结，横江波浪正漫漫。”（《焦氏澹园集》）

也就是在隆庆二年，焦竑又结识了另一位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李贽（1527—1602）。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晋江人。他幼习儒业，却对程朱理学毫无认同。中举之后，李贽便止步于科举，通过吏部铨选得了个县学教谕之职。嘉靖三十八年（1559），升任北京国子监教官。后以丁父忧回乡，守制结束后回到北京，在礼部任职。不久升任南京刑部郎中，万历五年（1577）后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三年任满，便辞官致仕。在学术渊源上，李贽与浙中学派、泰州学派都有关系。他曾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也十分崇拜罗汝芳。

隆庆二年（1568）是会试之年。由于会试于春季举行，所以很多参加会试的士子们会在前一年冬季便赶到北京。那一科，焦竑的好友吴自新以及长兄焦瑞的好友李逢阳都金榜题名了，所以几人也可能是结伴同行的。在考试前后的交游活动中，焦竑大概就见到了李贽。但二人之间真正的密切交往，是在隆庆四年以后，即李贽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时。

李贽的思想极为开放、独立。他反对泥古，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行为准绳。他要打破所谓传统、圣贤、经典的一切束缚。他曾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4)  他自己也知道，这种思想言论在当时必然要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批判，但却从不畏惧。焦竑与李贽接触不久，就发现彼此性格、志趣相投，二人相交莫逆，惺惺相惜。他们商讨学问，往往穷昼继夜，废寝忘食。李贽视焦竑为知己，称自己的学问深受焦竑影响；焦竑也推崇李贽，认为他可坐圣人第二席。此后无论别人如何讥讽、抨击李贽，焦竑都坚定地站在李贽这一方。即使当他的恩师耿定向与李贽发生冲突时，他也极力从中调和，没有因此疏远这个朋友。

万历初期，朝廷开始明确反对创建书院。当时神宗皇帝年幼，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把持朝政，他本人对讲学最为厌恶。万历三年（1575）新颁布的提学官勅谕中，首先就提到“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昔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5) 。这几乎就是张居正的看法。此后，南京地区的书院也逐渐沉寂。湛若水的新泉精舍被废弃，崇正书院也风光不在。但焦竑与四方学人对理学的思考与探讨却从未停止。多年之后，他辞官回到南京，还将在家乡掀起讲学的浪潮。

当然，焦竑的交游活动也并非全部围绕理学讨论展开，更为单纯的士人联谊、诗酒之会、登临旷览，也时时有之。他与嘉隆时期的南京名士，如盛时泰（1529—1578）、许穀（1504—1586），都有所交往。盛时泰，字仲交，号云浦。才气横溢，却久困诸生，没有功名。后来他捐了个国子监生的身份，年五十而卒。盛仲交善画水墨竹石，家住冶城边，宅中建有小轩，苏州文徵明为其题额曰“苍润”。他的才气，连文坛领袖王世贞都为之叹服。据说他每有撰述，舐笔伸纸，滚滚不休，直到把纸都用完才收笔。盛时泰的儿子名叫盛敏耕，字伯年，他和焦竑曾有过一同读书的经历，焦竑对他的博闻强记、诗文隽永赞不绝口。两人之间的友谊也一直持续到盛敏耕去世。

另一位忘年交，是许穀（1504—1586）。许穀，字仲贻，一字石城，应天府上元县人，嘉靖四年（1525）举于乡，嘉靖十四年登会试第一人。初授户部主事，历任礼部、吏部郎中，官至尚宝司卿，嘉靖三十年被罢官。解绶后，许穀里居三十余年，日与亲戚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林之乐。据说许穀长头，面白皙而圆，巨鼻微须，双眼碧色，就像画上的老子。他有诗名，工行书，喜交游，且最爱饮酒。他酒量极大，八十岁时，还能整日与客人觥筹交错、交谈不倦。焦竑的府学同学吴自新与许穀关系甚好，许穀视这位小友为知己，尤其喜欢和他一起交游。许穀去世后一年，诗集《归田稿》付梓，就是吴自新为其作序。焦竑或许也是通过吴自新与许穀结识。(www.xing528.com)

图五 明嘉靖四年（1525）武功知县姜恩刊本《焦氏易林》

在这段时期，焦竑还广泛涉猎辞章、文物、典章、训诂、考据之学。他四十岁前后，开始计划撰写训诂考据之学的研究著作，《焦氏笔林》《焦氏类林》《焦氏易林》等书，都酝酿于此时。（图五）焦竑在《题类林后》中写道：

余少嗜书，苦家贫，不能多致，时从人借本讽之。顾性颛愚，随讽随忘，有未尽忘者，往来胸臆，又不能举其全为恨。表圣之诗不云乎：“亡书久似忆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读书，有感葛稚川语，遇会心处，辄以片纸记之。甫二岁，计偕北上，因罢去。残稿委于箧笥，尘埃漫灭，不复省视久矣。李君士龙见之，谓其可以资文字之引用，备遗忘之万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说》篇目括之，其不尽者，括以他目。譬之沟中之断文以青黄，则士龙之为也。

可见《焦氏类林》是在焦竑的读书笔记基础上编纂而成，由其好友李士龙资助出版。在这篇后记中，有两点内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焦竑说他嗜书而家贫，“时从人借本讽之”，这里的“讽”是背诵的意思。前文说到，焦竑常到秀水沈家藏书楼抄书，可以相互印证。二是焦竑的读书笔记，始于“庚辰读书，有感葛稚川语”。“庚辰”是万历八年（1580）；“葛稚川”，就是东晋时期有名的道教、炼丹家、医学家葛洪（284—364）。焦竑说庚辰读葛洪之书，很可能是《抱朴子内篇》。在这部书里，葛洪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同时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首先要修德行，以忠孝仁信为本。焦竑读葛洪书有感，体现出理学思想与宗教思想之相互交叉补充。

尽管焦竑在成进士之前，已经成为一个思想成熟的学者，不仅在学术界积累了相当的人脉，且有了一定的声望，并出版了几本专著。但举业上的挫折，仍时时折磨着他。尤其是在长兄焦瑞去世后，改变家庭地位的责任就落在他一人身上。焦竑自二十五岁中举后，每三年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却次次落榜。他眼见着自己的好友、同学们金榜题名，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隆庆二年（1568），吴自新考中进士，授都水司主事，后擢杭州知府。吴自新上任前，焦竑曾作《送吴伯恒太守之杭州》一诗，其中写道：

窈窕澄湖十里光，几年幽梦寄沧浪。

风烟莽莽林逋宅，云木萧萧冰壑堂。

蟋蟀经秋生别恨，芰荷他日或同裳。

何人不浅郗超兴，为傍清溪架竹房。

自从十四五岁相识，焦、吴二人就亲如兄弟，无分你我。然而这时大家心中都明白，身份上的差距将拉开彼此间的距离，在心理与生活空间上的渐行渐远是必然的。这种失落感，在焦竑《祭吴伯恒》中也有所表达：“自君腾踏，不顾蟾蜍。晤言终鲜，音尘以疏。势则使然，匪君我遗。”吴自新中进士后，曾经的府学同学张维德、李鼎卿也相继中举，各自走上仕途。曾经在金陵发愤自修，与焦竑相处后对理学渐有领悟的孙德涵，也于隆庆五年考中进士。然而焦竑的成功何时才能到来呢？

当时文人面对科举考试的复杂心态，在袁中道（1570—1626）的文章中曾有生动表达。袁中道是“公安三袁”之一，对焦竑相当景仰。他与焦竑的儿子焦尊生也有交往。在袁中道四十初度时，曾写过一篇《心律》，其中对“功名利禄”有这样一段自省：“追思我自婴世网以来，止除睡着不作梦时，或忘却功名了也。求胜求伸，以必得为主。作文字时，深思苦索，常至呕血。每至科场将近，扃户下帷，拼弃身命。及入场一次，劳辱万状，如剧驿马，了无停时。岁岁相逐，乐虚苦实。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场，今年亦四十一岁矣。以作文过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逢时便发。头发已半白，鬓已渐白，须亦有几茎白者。老丑渐出，衰相已见。其所得果何如也？” (6)

焦竑在科举上的挫折，令人联想起他的大哥焦瑞。焦瑞最后选择放弃科举，而以选贡生的身份入仕。他通过吏部铨选得到灵山县令一职，已经相当幸运了，毕竟这是一个县的正印官。更多的人，可能会成为品秩更低的佐杂官。焦竑很可能也无数次问过自己，是否还要坚持。他的第一任妻子、母亲，以及对他期望最高的父亲，都没能看到他金榜题名的那一天。而焦竑读书几十年，也未能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四十岁之后，焦竑可能愈发感受到这种中年危机。他曾写过《感述六首》，每首都流露出迷茫与失落。

其一写道：

中岁行藏漫倚楼，吴钩净拂夜堂幽。

姓名未署骐字，出入长看鹿豕游。

远道也谁思老马，褊心亦自怒虚舟。

劫灰俛仰人间世，且拟乘春一散愁。

这首诗中，焦竑首先写到自己人到中年，却一事无成。“骐字”“鹿豕游”，都比喻好群聚的人们，这里形容自己失落的生活状态。在后一联中，焦竑称“远道也谁思老马”，“褊心亦自怒虚舟”。“老马识途”的典故大家都很熟悉，焦竑将自己比作“老马”，是对自身学识与能力的自信，但可惜他这匹老马却没能遇见伯乐。下一句中的“褊心”，意为心胸狭窄。《新唐书·刘禹锡传》中载：“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而“虚舟”，则指无人撑掌之小舟。《庄子集释》卷七上《外篇·山木》中写道，市南子曰：“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意思是说，当驾船渡河之时，如果被一条无人之小船撞上，即便是心胸狭窄之人也不会对其发怒。而焦竑在诗中却说“褊心亦自怒虚舟”。这当然是因为自己的智识无人欣赏而愤懑难平，以至于面对“虚舟”也会发怒。

其二写道：

懒校时名掩草堂，十年踪迹总堪伤。

青云宦达多朋辈，白首交亲半在亡。

玩市乍惊成虎日，随人欲入斗鸡场。

萍游况复多留滞，一望停云重渺茫。

这首诗中，最令人感慨的是“青云宦达多朋辈，白首交亲半在亡”一句。焦竑交游纵广，却仍在仕途之外徘徊。“白首交亲”一句，则更为凄凉。焦竑的父母、长兄已故去，这是令人伤心颓丧之事。就像他的连襟金玄予，也一样困顿场屋多年。直到焦竑中进士，玄予依然名落孙山。后来金玄予自叹：“先君一经授我，生不能取升斗以养，没又不获徼一命，为泉壤光显，亲之谓何。”（《承平府迁安县知县金君玄予墓志铭》）焦竑创作这首诗时的心态，亦当相同。

其三写道：

几载行吟江海边，黄金买骏事空传。

迎门欲种先生柳，负郭曾无季子田。

天上片云孤日月，人间双泪堕婵娟。

酒阑莫奏猗兰操，一曲悲歌昔所怜。

这首诗的开头一句中写到“黄金买骏”，用到了《战国策》中的典故。《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燕赵王要招揽贤才，郭隗向他献策说：“从前有国君欲以千金求千里马，三年未得。有人花五百金买一死千里马的头回报，国君大怒。此人却说：‘如果天下人知道您愿意用五百金买死马之头，就会相信您求千里马的决心，千里马很快就能有了！’果然，不久之后，国君买到了三匹千里马。”因此“千金买骏”为求贤若渴之意。然而焦竑却感叹“千金买骏事空传”，表达出他的才华至今未能有贤主赏识，与前诗中“远道也谁识老马”意思相近。在心灰意冷中，焦竑似乎有归隐之心，欲效仿五柳先生陶渊明。然而想到家中并无田地产业，想要归隐也没有条件。这句中的“季子”，指战国时期的苏秦。苏秦早年外出游说，黄金散尽，穷困而归，遭到家人的耻笑。后佩六国相印，又经洛阳，兄弟妻嫂不敢仰视。“季子”借指先穷困后通达多金之人。然而正如上句中所写，当世根本没有黄金买骏之人，因此焦竑也无法成为苏秦。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只能继续四处漂泊，借酒浇愁。诗末出现的《猗兰操》，是古琴曲名，传为孔子所作。孔子游历诸国，却不受赏识。回到鲁国后，隐居幽谷之中。见山中兰花茂盛，慨叹道：“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于是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因此《猗兰操》之曲，抒发的也是怀才不遇之情。

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焦竑仍然没有放弃科举这条道路。最终，在他五十岁的时候，终于以“状元”而扬名天下。他人生中的另一个篇章，也将拉开序幕。

(1)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七十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2)金匮石室，指古代国家秘藏重要文书的地方。

(3)该句出自《中庸》，原文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段话对宋儒产生过很大影响，提供了理学与禅宗打通的可能性。徐复观认为：“宋儒，尤其是程朱，虽辟佛甚力，但在中和的参证、解释上，仍在不知不觉之中，未能跳出禅宗的窠臼。”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4)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页。

(5)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续修四部全书》史部，第790册，第417—418页。

(6)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十《心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6册，第6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