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家庭背景：明代南京军户，副千户后代

焦竑出身于明代南京的一个军户家庭，先世为山东日照人，明初隶南京旗手卫籍，从此定居南京。卫所军户是明代南京城市居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在都城内外安扎四十九卫、二所，正军人数曾高达二十万。四十九卫之中，有亲军卫十七，旗手卫即为其中之一，其地位大约仅次于锦衣卫，主要驻扎在城东皇城周边。隶籍于各卫所的军人来自不同地区，可谓五方杂处。这些军人移居南京后，组建家庭、生子繁衍，逐渐由移民变为土著。永乐迁都后，南京卫所规模有所下降，但建置并未改变，并一直延续至明末。

至于焦氏，由山东日照迁往金陵，则源于焦源从军。元末朱元璋起兵后，常遇春于至正十五年（1355）归附，而焦源为常遇春部下。焦家的这位先祖，后以军功封诏信校尉。校尉即卫士，只是一个低品级的虚职。焦源子名焦朔，成年之后亦从军效力，并因作战勇猛而受到朱元璋的赏识。焦竑曾作一首七律，题为《白沟河》：“风烟莽莽白沟河，欲问奇功迹已磨。芦荻几家今若此，貔貅万灶夙曾过。承家我愧桓荣祖，破虏谁还马伏波。钟鼎空存人自远，耳孙无那泪滂沱。”在这首诗的题记中，焦竑写道：“四世祖从大将军破胡于此，高皇帝亲为改名，进秩上都尉，语具家乘中。”

“家乘”即家谱，可见焦氏家谱中对这段祖先事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然而如今家谱已不可寻。所幸晚明南京人周晖在《续金陵琐事》中提到了这段“天子改名”的轶事。周晖曾为焦竑弟子，他对此事的了解当源于焦竑。据载，明太祖朱元璋为亲近大臣改名，在当时被视为异典。某日，太祖亲临奉天门，召旗手卫千户焦朔，赐名为庸，“此更是恩典之异也”。这段历史也被记载在旗手卫黄册之首。

焦朔不仅得到天子赐名，而且“进秩上都尉”。上都尉是古代的一种官号，从品秩上说是五品官，对应到明代武职，就是千户。当时卫所军官共分为三级，分别是指挥、千户、百户，皆为世袭。而千户又分正副，明初规定各卫所设正千户一员，正五品，副千户二员，从五品。焦庸得到的职位，应当是从五品的副千户。这比其父焦源的“校尉”地位已经提高很多。可以说，焦源、焦庸两代人以武功起家，奠定了金陵焦氏一支的基础。

焦庸去世后，子焦武袭职；焦武去世后，子焦昱袭职。焦昱生子焦文杰，字世英，即焦竑之父。

焦文杰是焦氏迁居金陵的第四代，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卒于万历十二年（1584），享年八十二。三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焦文杰或依祖父母或伯父母长大。多年之后，焦竑成为状元，并与日照焦氏宗族取得了联系。他在给日照宗人的书信中回忆了父亲年幼时的艰辛生活，称正德、嘉靖之际，由于饥馑、瘟疫相继爆发，金陵焦氏一门凋谢，只剩焦文杰一人。当时焦文杰年幼孤立，不能赴日照省祭于宗族祠堂、墓地，从此便与山东焦氏断了联系。每念及此，一家人都相当羞愧。

焦竑的祖父辈死于饥疫，以及其父年幼时的困窘，都体现出这个军户家庭捉襟见肘的生存状态。那么，一个卫所副千户的薪俸到底有多少呢？按照当时的制度，从五品官员每月俸粮十四石，每年共一百六十八石。尽管看起来不少，但这只是个账面数字。实际上，明代文武官员的俸粮是由本色米、折银米、折绢米、折布米、折钞米等不同项目构成。就焦家而言，在每年一百六十八石的俸粮总额中，本色米只有十二石。另有约五十石为折钞米，折算成大明宝钞约一千贯。宝钞发行于洪武时期，但很快就由于滥发而导致贬值。明代中期以后，宝钞已没有实际使用价值，几乎与废纸无异。除本色米、折钞米之外，剩余的一百余石则为折银、折绢、折布米，通共计算，折银约三十八两。因此，一个副千户的实际收入，只有每月一石多仓米与三两左右白银。

然而焦文杰在父亲去世后，却不能立即袭职并领取薪俸。明初规定，卫所武职袭替，必须先经过骑射比试，初试年龄为二十岁，中试后方可食俸，相关程序由兵部掌管。因此在焦文杰真正成为副千户之前，家庭生活更为贫困。他与寡母相依为命，仅仅能够糊口而已。到了嘉靖元年（1522），焦文杰年满二十，可以去兵部参加比试了，但前往北京的旅费却成了难题。这样的情况在明代南京军户家庭中并不鲜见。周晖在《金陵琐事》中就对武职袭替的不合理有过议论。为了筹集旅费，多数人家都要借贷，再用袭职后获得的俸粮来偿还。最后，数年之内的俸粮收入都落入放贷者的腰包，而军职之家一无所得。还有些人家借贷无门，甚至终身不得袭替。曾有地方官绅一再提议，南京武职袭替事宜可改由南京兵部掌管，这样就省去了往返南北两京的辛劳与费用。但实际情况却一直未能有所改观。日后焦竑为官时，也曾向兵部官员作此建言。作为一个副千户的后代，他对武职家庭的辛酸了解最深。

那么焦文杰最终是如何前往北京，完成袭替手续的呢？根据汪道昆（1524—1593）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大司寇周公具知人鉴，心壮之，授资以行，乃始得袭”（《明故武毅将军飞骑尉焦公墓志铭》）。“大司寇”指刑部尚书。根据明代南京刑部尚书年表，“周公”当为周伦。周伦，字伯明，苏州府昆山人，嘉靖四年（1525）由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改任南京，五年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年升南京工部右侍郎，本年改兵部右侍郎，七年升兵部左侍郎，本年升南京刑部尚书，任至嘉靖十二年。由于周伦自嘉靖五年之后才任官南京，如果汪道昆的记载准确，焦文杰获得资助前往北京也不会早于此时。也就是说，他完成袭替时，已年过二十五岁了。

在副千户这个职位上，焦文杰是尽职尽责的。据汪道昆所记：“故事，卫士以部卒戍钟鼓楼，保章以其徒属主漏刻，籍名而已，亡复谁何。公当戍，则以九鼎重地，声教系焉，藉令坐视陵夷，其何以耸观听？辄移文将作，葺而一新。部卒失伍，则以军法行罚，保章从属概毋贷。”（《明故武毅将军飞骑尉焦公墓志铭》）可见当时南京作为留都，尽管仍有钟鼓楼之戍卫以及钦天监人员掌管漏刻，但都是敷衍了事，有名无实。甚至连钟鼓楼圮坏失修，也无人问津。焦文杰却以“九鼎重地，声教系焉”，题请南京工部修葺钟鼓楼。对于玩忽职守的军士，则加以惩处，甚至对钦天监掌管漏刻之人员，也不纵容姑息。

焦文杰经历的另一大政治风波，是嘉靖三十九年发生的南京振武营兵变。振武营是在嘉靖倭乱局势最为紧张时，为加强南京周边防御力量而新建的军营，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浙江。此前在嘉靖三十四年，有一小伙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登岸，一路洗劫浙、苏、皖三省，直逼南京城下。史载南京官兵遭遇的倭寇只有七十二人，结果双方对阵两天，明军方面死指挥二人、军士八九百，而倭寇七十二人虽然攻城不下，但却不伤一人，全身而退。此后在南京设立振武营，实属亡羊补牢，并未发挥作用。而倭警平息之后，振武营却不能解散，户部的军粮支出又平添许多。这就为此后的兵变埋下导火索。

嘉靖三十八年，江南遭荒，粮食歉收，市场上粮价大涨，米价涨至每石白银八钱。前文提到，卫所军士的月粮中，包含了本色米与折银米。其中折银米的折算比例，是每石算银四钱，远低于市场米价。马坤为南京户部尚书时，又奏减折色银，军中怨声载道。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于市场米价大涨，而军中发饷仍按照成例折算，二者差距更大，军士不满情绪愈发积聚。当时有人向户部提议恢复到每石折银四钱的旧额，也未有官员理会。加上户部侍郎黄懋官生性苛刻，各卫所军士领月粮时，一定要严查人数，发放月粮又拖延日期，终于导致哗变。军士先将黄侍郎的官府围住。黄某逃脱不及，被士兵抓住，当场殴死，其尸体被悬于大中桥牌坊上。军士们犹未解恨，一齐向黄懋官的尸身射箭发泄。次日，士兵们来到内守备厅，与守备及兵部官员谈判。兵部侍郎李遂说：“昨天的事我亲眼见到了，黄侍郎是在逃跑时翻墙摔死的，但是你们不应该侮辱他的尸体。”这就意味着，兵部不会追究军士杀死黄懋官一事。另外，李遂又向士兵们承诺，在向朝廷汇报此事时不用“叛”字，以免后者被定罪为叛军，他们提出的月粮原额等问题也一并得到解决。最后，户部又拿出四万两白银分给众人，一场大乱才得以平息。

此次南京振武营兵变震动朝野。作为旗手卫副千户，焦文杰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旗手卫的驻地就在城东，正是爆发兵变的核心地区。当时各卫所闻风而动，从者如流。而焦文杰却拼尽全力管束住自己麾下的兵士。他手按宝剑，对兵士们说：“国家养兵二百年，对尔曹不薄，现在却发生了兵变逆反之事。如果你们不听劝说而任意妄为，我必以这三尺之躯与他拼命。”就这样，焦文杰成功弹压住了手下士兵。

尽管焦文杰对朝廷忠心耿耿，为官兢兢业业，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武职人员终究是没有前途的，祖辈挣得的副千户一职，根本无法提高家族地位。中国古代一向重文轻武，朝政基本由文官把持。有明一代，武官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兵部在袭替事宜上管理日渐松散，导致武职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明初规定，各卫所设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照此计算，南京四十九卫，共有正副千户一百四十七员。然而到了明末，仅旗手卫一卫，即有千户三十五人。在武官整体地位不高的情况下，群体规模的扩大只会导致其社会与经济地位的继续恶化。焦氏要想提高家族地位，惟有选择科举入仕这条道路。这一转型，就体现在焦文杰的下一代身上。

焦文杰共育有四子，长子焦瑞，次子焦靖，三子焦竑，四子焦晳。另有一女，后嫁给魏某，焦竑称其为“魏氏姊”。在焦文杰安排下，长子焦瑞最先走上了业儒之路。尽管焦瑞最终未能取得功名，但由于他学行卓著，地方史料中对其人其事多有记载。可以说，焦瑞为焦氏家族的身份转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焦瑞，字伯贤，号镜川，幼习举业，聪慧勤奋，弱冠即入应天府学。成年后，以教书授徒自给。周晖称其“为人清正，动以古道自律。家虽甚贫，容貌词气，不见一毫贫窘之状。藉受徒为生计，然来请业者，既较其旷日旷月之殊，又视其讲解文词之进益，有终岁不受一钱者。门人虽众，束脩自少。家以屡空告，先生不恤也。其克志励行，苦于安贫，类如此” (1) 。顾起元也赞其能持“师道”，“方严端正，不为苟合。课艺勉德，彬彬有条。经书性鉴，岁必一周。优劣劝惩，肃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门，文行皆有可观。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辄拂衣去” (2) 。

焦瑞的一个特殊学生，就是弟弟焦竑。当焦竑开蒙之时，焦文杰即让焦瑞为其督课，且教导二人道：“当室之教，父为政，介弟之教，兄为政，故人乐有贤父兄。”（《明故武毅将军飞骑尉焦公墓志铭》）因此在兄弟之间，焦竑与长兄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人格上受其影响也极大。可以说，焦瑞为弟弟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的确称得上“贤兄”。

焦瑞成家后，住在城北国子监旁边。当时与他交往最密切的，是李逢阳与黄尚质。他们三人比邻而居，每日谈论学问、过往交游，亲密无间。李逢阳，字维明，南京金吾卫籍。李逢阳自幼端谨，不苟言笑，像个成年人。即使在大暑天，也衣冠齐整，正坐终日。他对金钱毫无兴趣，强调实践，不喜空谈。黄尚质，字宗商，别号龙岗。先世广东惠州府和平县人，明初徙实京师，始迁南京，隶籍南京水军左卫。黄尚质为人正直不阿，能坚持原则，不趋炎附势。焦、李、黄三人都是卫所军籍，家世背景相似、性情相投，笃朋友、敦行谊、功文学，在当时被视为三贤者。虽然尚无功名，但在南京士林中备受敬重。当时焦竑年纪尚幼，但他从乡里舆论中，已经对兄长及李、黄二人的名声有所感知，这对他日后的成长影响极深。

嘉靖三十七年（1558），李逢阳与黄尚质都在江南乡试中中举，焦瑞依然榜上无名。四年后，黄尚质参加吏部铨选，成为四川剑州学正，也就是剑州州学的学官，首先离开了南京。李逢阳则于隆庆二年（1568）考中进士，成为户部主事。这时的焦瑞对于科举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决定以选贡生的身份参加吏部铨选。

所谓选贡生，是选取府、州、县学中才华优异者，升入国子监读书的制度。而成为国子监生，则意味着有资格进入仕途。一般而言，成为贡生的途径是按资历排队，由于贡生人数有限，因此有了“挨贡”这一说法。弘治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提请于常贡之外，令提学御史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将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选为贡生。这就增加了成为贡生的机会，也让那些累试不第的学子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然而贡生毕竟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他们的地位远不及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即使参加吏部铨选，也只能得到低级职位，或者被派往偏远地区。万历初年，焦瑞通过铨选得到灵山县令一职。

灵山县在广东省廉州府，在当时被视为天涯海角之地，丛林密布，盗匪聚集。然而对于地方官来说，此地天高皇帝远，小小知县便似一方诸侯，正可为所欲为。灵山盛产明珠、翠羽，地方官往往刻意搜刮，以各种方式谋取私利。焦瑞到任后，将前任所定之陋规尽数革除。当时广东地区一条鞭法已实行十余年，但灵山县却并不奉行，依然要百姓承担里甲供役。焦瑞实行条编改革后，地方百姓都觉得如获新生。灵山县原有牛税，一向作为县衙的日常经费。焦瑞将此项税收存于县库，平时吃穿用度，全以自己的月俸支付，从不动用官钱。灵山县还有熊胆、天竺、黄花石等土特产，上司不时索要，焦瑞皆严词拒绝。据称地方百姓怕焦瑞得罪上司而失职，纷纷表示原意输纳，而焦瑞却坚持己见。在其任内，从未擅取灵山一物。

由于灵山地区常有盗贼出没，焦瑞严抓武备，选取兵士，时时操练。为提高兵士的积极性，他悬银为靶，射中者则以银赏之。因此灵山县兵备得到加强，盗贼亦有所收敛。一次廉州府发生贼乱，知府派推官刘某前往缴贼，却被贼众活捉，欲杀之。焦瑞闻信后率领兵士前往救援，贼匪头目见到焦瑞，竟对部下说，这是真正的好父母官，不能与他为难，于是率领众人撤退。焦瑞不仅救出了刘推官，其兵士还俘获多名贼匪。但由于焦瑞从不讨好上司，知府厌其为人，故不为其报功请奖。

焦瑞任灵山知县之前，该地举业不兴，士子疲怠，疏于课业。焦瑞在南京时，就以教书为生，授徒有方。任灵山县令之后，更着意整顿县学，亲自督课，日夜不倦。每到月试时，对表现优异的生员加以奖励，于是灵山士子们也日益振奋，学风为之一变。

尽管焦瑞在灵山任上做得有声有色，但其俸禄微薄，又为官清廉，无法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人见焦瑞虽食官俸，却不能给家中补贴半分，便向焦文杰嘲讽道：“当官拿俸禄，不为别的，就是要赡养父母，让祖宗脸上有光。你的大儿子连这些都做不到，做官又是为什么呢？”焦文杰义正严词地答道：“我能承袭武职，每月领到俸米，衣食自给，已经非常幸运了。谁都知道，当今的官员俸禄微薄，不足以养廉，能够公而忘私，才是为人臣者应有的品德。就算我老悖无能，也不能把他从正道拉到邪道上！”

焦瑞任灵山县令的时间不长。据万斯同编撰的《明史·循吏传》记载，当时张居正独揽朝政，征收赋税相当严苛。附近郡县官员为争取政绩，派手下下乡催征，道路上处处可以见到身着黑衣的胥吏。焦瑞感叹道：“我怎么忍心用老百姓的性命来求取自己的官职呢？”于是以病疾为由辞官。回乡时，囊中只有白银八两，这还是以前训练兵士射箭时当作靶子用的。但当时焦瑞已经身染重疾，还未回到南京，便卒于途中。

焦瑞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他对女儿们相当怜爱，又为人谨慎，故在择婿一事上费尽心机。一个女儿嫁给李仲良子李应时（1557—1598）。李应时，字维中，先世浙江黄岩县人，洪武初隶籍水军右卫，始移家金陵。李仲良是焦瑞的好友，于是两人便定下儿女亲。李家也是军籍，但家庭经济条件比焦家富厚许多。李应时年幼时，也曾习儒业，就拜了焦瑞为师，日日在焦家读书。除举业之外，对于史传杂记也泛览精研，相当刻苦。这也是焦瑞喜欢这个孩子的原因。李应时成年之后，由于父母年老，无力管理家中产业，便放弃科举之路，接管家政。但他还是花钱买了个国子监生的身份。由于焦瑞去世较早，李应时和焦竑的交往时间相对更长，两人一直关系融洽。焦瑞的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他的好朋友黄尚质的儿子黄应仕。黄尚质以举人入仕，最终官至江西饶州府通判。但黄应仕似乎在举业上无甚作为，仅仅是个生员。

焦瑞病逝后，科举入仕、光耀门楣的任务便落在焦竑身上。焦文杰大概在七十多岁时卸去副千户，由次子焦靖袭职。那时焦竑已经中举，并且成了家。尽管焦家的日子依然相对清贫，但焦竑还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希望。

焦竑很早就在学业上显示出天分，这点和长兄焦瑞十分相似。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仅十六岁的焦竑应童生试，“督学赵公大奇讶之，毗陵方山薛公见其文，爽然称异” (3) 。“督学赵公”即赵镗，字仲声，号方泉，浙江江山人。赵镗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由河南道御史改应天巡按。嘉靖三十一年四月，由于南直隶督学御史缺员，朝廷便命应天巡抚赵镗兼任该职。当年即为江南乡试之年，来南京参加考试者的举子不下万人。面对各种请托、拉关系之人，赵镗一概拒绝，不为所动，可见其为人之正派。

当然，如果焦竑的文章仅仅是受到一个正派官员的赞赏，并无甚稀奇。赵镗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慧眼识英。作为督学御史，赵镗要巡视各处学校，并对士子的文章做出考评。他出的考题，都相当新颖，让人无法预测。而曾受到赵镗赞赏并评定为优等的生员中，就包括了吴县申时行、歙县许国与太仓王锡爵。这三人在后来都成了内阁大学士，其中申时行与王锡爵还是首辅。其他日后在京城与地方上为官，成就斐然的士子，更不胜枚举。时人评价说，督学御史得人才之多，没有比得上赵镗的。“方山薛公”为薛应旂，字仲常，武进人。薛应旂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曾主讲九江白鹿书院，后迁南京户部考功郎中。因此，焦竑在十六岁时所作的文章就得到赵、薛二人的称赞，这无疑是对他才华的极大肯定。(www.xing528.com)

焦竑于嘉靖四十一年成婚，时年二十二岁。他的第一任妻子朱氏，为耆儒朱鼎第三女，与焦竑年岁相仿。两年后，焦竑乡试中举，成为金陵焦氏第一个真正获得科举功名的后代。然而从举人到进士之路却特别漫长，焦竑共参加了九次会试，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一战成名，高中状元。当时他已年及半百（图一）。

图一 位于日照焦竑状元坊中焦竑像

在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后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中举之前，家人连饭都吃不饱，作为屠户的老丈人也时时骂他。中举之后，却突然成了贵人，有许多人来奉承，“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 (4) 。但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对于要走科举入仕之路的士人而言，举人身份只是一个过渡，考中进士才是了局。因此焦竑中举之后，依然是一介寒士。与此同时，随着父母年高，还要承担更多的赡养责任。他的妻子朱氏，则替他分担了很多压力。

焦竑日后在给朱氏撰写的墓志铭中回忆，当年自己常常为家境贫寒，无以奉养双亲而烦恼。朱氏则宽慰他说：“你将来必定会飞黄腾达，现在不必为这些小事挂心。”家里开支拮据时，朱氏就把自己的嫁妆和私房钱拿出来，从不吝啬。焦竑之母体弱多病，但她不信医药，却喜祭祀神佛以求福。每年祈请报赛，必要四五次，所费不赀。有时家中无钱，朱氏便典卖自己的首饰换钱，让婆婆了却心愿。别人都说在求神拜佛这种事上花钱根本毫无意义，朱氏却回答道：“能让母亲开颜欢笑，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隆庆五年（1571）冬，焦竑母病重。时人称“痰疾”，可能是肺炎。这是朱氏嫁入焦家的第十年，当时她已育有二子二女。这一年也是辛未科会试之年，当年初春，焦竑第三次前往北京赶考，再次落榜。回到南京后，他与妻子日夜照料母亲，衣不解带。每当母亲急剧咳嗽、呼吸困难时，夫妇二人便将其扶起喝些茶水，使其气息平静。而这样的反复照料，一夜之间往往有数十次之多。连焦母也感叹，儿子照顾母亲，固然义不容辞，但让儿媳妇这样劳碌，心中十分过意不去。朱氏却宽慰焦母说，媳妇能够侍奉婆婆，这是幸运的事，怎么会觉得辛苦呢？

尽管焦竑夫妇俩尽心照料，焦母还是在隆庆六年去世了，这令朱氏悲痛不已。也许是生活过于操劳，加之婚后连续生养，朱氏的身体状况也日益恶化。她于万历二年（1574）十一月二十日病逝，年仅三十六岁。

焦竑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后，家中便没了女性。而他的四个孩子年纪还小，必须有母亲照料。加上焦竑时时求学出游，或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家中一切也需人打点。于是焦文杰急切地为儿子物色继妻。很快，他就看中了武举赵琦的次女。万历三年冬，焦竑迎娶赵氏过门。

赵氏与焦竑的年纪相差了十五六岁，嫁入焦家时，年方二十。当时公公焦文杰已年过七旬，焦竑前妻又留下四个孩子，可谓上有老、下有小，其艰辛可想而知。在焦家，赵氏恪尽妇道，对公公甚为恭敬，早晚伺候起居，悉心照料其三餐饮食。焦文杰对这个儿媳妇也相当满意。每当焦竑在北上会试或外出之前，对老父亲表现出不放心或心存犹豫时，焦文杰总是宽慰说：“有新妇在家，不必担忧。”赵氏在焦家侍奉公公十年，焦文杰去世前，她亦是日夜照料，毫无怨言。

赵氏与焦竑育有一子二女。在焦竑看来，赵氏是相当能干的。每当时祀，以及先人与前妻朱氏忌日，赵氏都亲自操办所有祭品酒馔，从不委以他人。与朱氏相比，赵氏操持家事或许更为辛苦，但她终于等到了丈夫科举成功。焦竑五十岁时成为状元，当时赵氏三十四岁。此后十年，焦竑在京城为官。赵氏是否携带子女同往京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此时焦家已有七个孩子，一同前往京城的可能性不大。焦竑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担任应天府乡试副主考时，他的两个儿子都遵守回避制度而未入场考试。由此推测，这两个儿子肯定是跟随父亲去了北京，而且成为国子监生。北京，可以参加应天府乡试。这是很多江南家族采取的考试策略。至于其他子女，大概还生活在南京。焦竑在赵氏的墓志铭中曾写道，某次赵氏的一位中表亲要她带话给焦竑，要其帮忙请托，被赵氏严词拒绝。那位中表亲不满地抱怨：“做官之人，都对自己的妻子儿女格外照顾，像这样算什么？”赵氏却笑答说：“你只知道位高禄厚之人是如何照顾妻子儿女的，贫寒夫妻间的相互照顾，却并非你所想像的那样。”焦竑的姐姐听到赵氏这番话语，甚为欣赏。从这段记述中可知，当时赵氏仍在南京，而且似乎与焦竑的姐姐生活在一起。从焦竑长姐对两位弟媳的了解程度来看，这位“魏氏姊”极有可能早寡，于是回到娘家，与父亲和弟弟生活在一起。焦竑在京城为官期间，也可能是靠这两位女性在家中打点一切。

焦竑六十岁辞官回乡。八年后，赵氏卒，时年五十二。焦竑的姐姐曾对朱氏与赵氏评价道：“两安人为人，事舅姑，其孝同；多能而易解，见事本末，其敏同；黾勉有无，一以劳自力，而奉夫子于学，其勤苦同；敝衣粝食，竟其身无所芬华，其俭同；户履常满，倾筐到庋，穷日夕不厌，其礼贤同。顾一度胜，一识胜；一未学而耽儒术，一无疾而综养生；一亟于课子而宽于驭人，一妪煦于子女而束湿于臧获，此为异耳。” (5)  可见焦竑的两任妻子都孝顺、聪敏、勤俭、识大体。然而朱氏更为大度，赵氏更具见识。朱氏为耆儒之女，虽未受过教育但敬重儒学；赵氏为军户出身，更会自我保养。朱氏对子女督课甚严，但对身边人却极为和蔼。而赵氏更为宠溺子女，对下人则相对严苛。焦竑认为，魏氏姊的评价是相当客观的。

赵氏去世时，焦竑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尽管子女都已成人，但缺少妻子的陪伴，依然相当孤独。他曾感慨道：“世上的特立独行之士，不与世道人情妥协，而能一生坚持己见，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些人背后必然有优秀的女性相扶持，为他解忧疏困。我不敢自称为特立独行之士，但日渐衰老颓废，已时日无多。前后两位妻子，都不能陪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让我如何不感到悲哀呢？”

焦竑有三子四女。长子焦尊生，次子焦周，为朱氏所生；三子焦润生，为赵氏所生。朱、赵二妻又各生二女。其中焦尊生与焦周是最有希望传承家学的，可惜都英年早逝。

焦尊生，字茂直，能诗，善真行书。焦尊生与“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有所交往，与袁中道交情最深。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中道游江南，在南京与焦尊生相识。焦尊生在秦淮河边的流波馆设宴招待袁中道，后者有诗记曰：“未面已相识，对谭岂不欢。只愁缘渐熟，又使别时难。”（《焦茂直偕数人饮流波馆中时已有别意》）焦尊生为诸生，累试不利。万历二十五年成为选贡生，当时焦竑正在京城为官。但他并没有像伯父焦瑞那样马上参加吏部铨选。或许他还对自己的科举之路抱有希望，这也一定是焦竑对他的期许。

然而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再次来到南京时，得知好友焦尊生已经病逝。他写下《哭茂直焦二兄十首》，其中之一写道：“好学谁能似，光阴惜转丸。锐床成夙志，粹掌戒偷安。魂去谁招得，书存欲继难。应为八法死，不遇五灵丹。”可见焦尊生的勤奋，以及时人对其早逝的惋惜。万历四十二年，袁中道又听刘三府说起他在南京与焦尊生交往的旧事。刘称焦尊生极孝友，又说他往年在金陵拜访焦竑时，焦竑对其说：“今日偶检亡儿所阅《左史》《汉书》，细细批阅，大有意见。”焦竑口中的“亡儿”，就是尊生。 (6)

焦竑次子焦周，字茂潜，万历二十八年举人。这是焦竑辞官归乡的第二年，可以想见，焦周中举对当时心情低落的焦竑而言必定是极大的安慰。据载，焦周天资聪颖，五岁即可背诵《国风》。当年袁宏道任吴县县令时，焦周曾前去拜访。袁宏道对他的评价是：颇有高识，其意气凌厉，一世殆难为敌。然而焦周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去世。二子的相继离去，对焦家打击极大。

三子焦润生，字茂慈，号随园，诸生。润生曾在焦竑的安排下拜黄汝亨为师，又有家学渊源，其文章学问都得到时人认可。可惜焦润生在科举功名上依然无所收获。在兄弟三人中，只有润生侍奉父亲终老。焦竑去世后，润生以父荫授南京詹事府主事，升太常寺典簿。后因能力卓著，升任云南曲靖知府。焦润生死于南明永历元年，即清顺治四年（1647）。据《明史·忠义传》和《金陵通传》记载，润生任云南曲靖知府间，遇孙可望围城，被俘后，润生拒不受降，最终不屈而死。

至于焦竑的四个女儿，史料记载极少。只知道她们分别嫁给杨楷、梁子固、王镜、欧阳晔，四人皆为生员。

概言之，焦竑的家庭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南京的城市社会特征。焦家来自山东日照，明初以军籍迁入南京，成为南京居民。这是洪武时期“徙实京师”政策的结果。其祖辈依靠军功获得卫所副千户的职务，完成了家族的第一次社会上行流动。然而在重文轻武的社会中，军职有其局限性，社会与经济地位都相对低下。家族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通过科举入仕这条道路。金陵焦氏第二次转型的完成，则是在焦瑞、焦竑这一代。而转型的过程也是漫长而艰难的。

军户的家庭背景，也影响着焦瑞、焦竑的社会交往。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很多好友都是南京卫所军籍。焦瑞的两个女婿，都来自军户家庭。焦竑的第二任妻子，是武举赵琦的次女。这一社交特征，在焦竑的诗文集中也有大量表现。

家庭对焦竑的影响，还体现在人格培养上。尽管焦文杰幼年失怙，但他似乎也受过一定的教育。焦瑞、焦竑走上业儒之路后，焦文杰无法亲自指导他们的课业，但时时以古今贤哲事迹与至理名言来勉励二人，希望他们坚守儒士的道德标准。他曾对二子说：“儒有席上之珍，犹之韫玉，务守纯白，卒以无暇。”“儒有席上之珍”典出《礼记·儒行》，原文为“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席上之珍”比喻至美的义理与人才。焦文杰希望儿子们能够发挥才华，同时保持人格的完美。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使得焦瑞、焦竑二人皆能安贫乐道，以清高自持。

此外，焦竑父母对佛教的崇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焦竑。前文提到，焦竑母亲体弱多病，但不信医药，却喜祭祀神佛求福。每年祈请报赛，必要四五次，所费不赀。其父焦文杰到了晚年，也不再过问家事，一心向佛。他喜欢与僧人交往，听他们谈论佛经，向往极乐世界。为了参悟佛法，焦文杰特意前往庐山。他在那里见到了僧人大安，并在寺庙中住了一百天。大安是当时有名的禅师，在他的指点下，焦文杰也有所感悟，曾在睡梦中见到了大光明顶。据说他临终前也是合掌举佛号，平静地离开人世。因此，焦竑对于佛教也抱有极大兴趣，并且体现在他的理学思想中。

(1)周晖：《金陵琐事》卷三《不妄受束脩》，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422页。

(2)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师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6页。

(3)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三《南直隶应天府三·焦竑》，《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4)吴敬梓：《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李汉秋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5)焦竑：《亡室朱赵两安人合葬墓志铭》，《焦氏澹园续集》卷十五《墓志铭》，《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6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6)袁中道：《珂雪斋集·外集》卷九《游居杮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