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数学的诞生与发展-《数学文化选粹》的成果

19世纪中叶，隆隆的大炮声唤醒了一部分中国人，他们认识到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中国也开始向西方各国派出大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努力普及现代数学知识，兴办数学教育，出版科技刊物，并开始创办科学学会和研究所，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了中国现代数学的拓荒者与先驱者、领导者。比如留日归来的冯祖荀在北京大学创建了数学系；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建功和苏步青先后到浙江大学创建了数学系；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我国第一位数学博士胡明复和他的哥哥胡敦复回到上海创办大同大学，192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了数学系，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还有秦元勋、钱宝琮等。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熊庆来先后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建了数学系，留法归来的还有何鲁、陈荩民、关肇直、陈省身等。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有许宝路、徐利治等；从东欧留学归来的有王梓坤（苏）、侯振廷等。到1932年，全国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生部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外国数学家来华讲学，如英国的罗素（B．Russell），美国的伯克霍夫（G．D．Birkhoff）、奥斯古德（C．E．Osgood）、维纳（N．Wiener），法国的阿达玛（J． S．Hadamard）等，他们开始了中外数学的交流活动。

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1936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和《中国数学杂志》相继问世，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的兴起。

这一时期，我国数学研究开始取得突破。在分析学方面，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熊庆来的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另外还有泛函分析、变分法、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的成果；在数论和代数方面，华罗庚等人的解析数论、几何数论和代数数论以及近世代数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几何与拓扑学方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江泽涵的代数拓扑学、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和示性理论的研究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许宝睽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许多基本定理。此外，李俨和钱宝琮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在古算史的注释整理和考证分析方面作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放光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中国数学会学报》复刊，1952年更名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 1953年更名为《数学通报》。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195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陆续建立了许多数学学科的研究室。各大学数学系也广泛开展了科研工作，并先后开始招收研究生。

我国的数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53年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1954年出版了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与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1954—1955年出版了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集等专著；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这一时期，我国在数学的许多方向都有所突破，有许多论著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吴文俊的“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苏步青的“K展空间和一般度量空间几何等”获二等奖。这些成果标志着我国的数学已经开始向世界数学前沿进军了。

老一辈的数学家成了我国数学研究的带头人和辛勤的教育家，他们从无到有开创了我国数学的许多分支和研究方向，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一支生气勃勃的科研、教师队伍逐步形成。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形成了中国数学的四大流派：以陈建功、熊庆来为代表的函数论流派，以华罗庚、柯召为代表的中国数论流派，以苏步青、严志达为代表的微分几何流派，以江泽涵、吴文俊为代表的拓扑学流派。

可惜的是，我国刚刚起步的数学与科学又一次遭遇了动乱的厄运。10年“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数学和国际水平的差距又拉大了。当然，在这10年内，仍有少数人坚持数学研究并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绩，陈景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一时期，中国数学家在理论数学方面的主要工作有：

1）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结果，并获得1978年的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在函数值分布论方面，杨乐和张广厚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www.xing528.com)

3）侯振挺在《齐次可列马尔可夫过程》中提出的“非保守Q过程唯一性准则”被国际上誉为“侯氏定理”，并荣获1978年度戴维逊奖。

4）冯康从事的有限元方法研究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

5）包头市第九中学物理教师陆家羲彻底解决了组合数学中的“柯克曼（Kirkman）序列”和“斯坦纳（Stana）序列”两大世界难题。

6）在应用数学方面，以华罗庚为首的数学工作者在全国积极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以苏步青为首的数学工作者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结合船体放样，开展了曲线奇点和拐点的理论及计算几何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此外，关肇直、秦元勋、周毓麟、李德元等在国防建设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7年，我国制定了新的数学发展规划，恢复了全国数学学会和各地数学分会。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我国不少大学数学系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从此开始，我国数学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中国科学》《数学学报》《应用数学学报》及各大学的学报每年都有大量优秀数学论文发表。

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青年学子又开始到海外留学，许多大学的数学教师也到国外进修或访问，同时一些国际著名学者也纷纷来我国讲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应我国教育部的邀请，于1994年创办了南开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不久，我国不少大学也纷纷开办了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我国逐渐设立了一些高水平的数学奖。例如，1984年设立的“许宝禄统计数学奖”；1985年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1986年设立的“华罗庚金杯奖”；1987年设立的“钟家庆纪念基金”；1991年设立的“苏步青数学教育奖”；2003年7月，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ICIAM）设立的“苏步青奖”——作为以我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第一个国际性数学大奖，这是苏步青先生的光荣，也是我国广大数学工作者的光荣。

1986年，中国在国际数学联合会（IMU）的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于1986年7月31日在美国奥克兰举行的国际数学联合会第十届会员国代表会议。此后，中国数学界与IMU的交往增加，派往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人数也逐届增加。1986年在伯克利的会议上，吴文俊应邀做了题为《中国数学史的新研究》的45分钟报告。1990年的京都会议上，我国旅美数学家田刚、林芳华各作了45分钟的报告。直至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前，中国内地数学家正式在大会上作过45分钟报告的有冯康、吴文俊、张恭庆、马志明等。2002年，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在国际数学界地位的提高，我国数学的研究和发展已经受到国际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