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中等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在抗日战争以前，贵州仅有极少量的普通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至1937年（贵州）中等学校增至46所，教职员1028人、学生12457人。到1944年学校增加到176所，教职员3096人、学生29464人，与抗战前的1937年比较，学校数为3.82倍、教职员数为3.01倍、学生数为2.36倍。其中以普通中学数量最多，中等师范学校教育次之，职业学校又次之。”［15］通过对不同性质的中等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可对抗战时期贵州的中等音乐教育有进一步认识。

1.抗战时期贵州中学的音乐教育

抗战时期贵州的中学主要有国立中学、省立中学、县立中学、私立中学四类。1938年教育部颁发的《国立中学课程纲要》对音乐课程的授课时间及授课内容进行了要求，同年颁布的《改定初高中音乐图画每周教学时数》进一步提出“查音乐图画二科，足以激发民族意识，鼓舞抗战情绪，在非常时期需要倍切”［16］。随着这些中学的建立以及民国时期基础教育政策法规的要求，贵州中学的音乐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1940年一些学校的教学科目和授课时数统计的结果来看，“音乐课时比例约占总课时的6.45%（初中）和2.15%（高中）”［17］，对音乐教学的重视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国立中学作为国民政府的一种战时措施和应急手段，主要是为了安置失学青少年，鼓励东部沦陷区的中等学校内迁。办学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所聘任的校长和教师多为江浙皖战区知名的教师，如著名词曲作家安娥、音乐家汪秋逸、郑隐飞等均在此类学校任教。因此，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也非常高，如国立三中（铜仁）、国立十四中（贵阳）等。据国立第十四中学的校友杨瑞芝回忆：“学校不仅重视数、理、化、文、史、地、外语等科的教学，音、体、美老师也是很棒的……音乐教师多是著名音乐家，有一段时间学校请了盲人音乐家郑隐飞给我们上课，每次都用汽车接送。我最喜欢的是汪秋逸老师，他既谱曲又作词，全是抗日歌曲，他的《怀乡马》《上弦月》等唱起来扣人心弦。他还教我们一些较深层次的古典音乐和外国名曲，提高我们的音乐修养……”［18］同时，学校也有丰富的音乐活动，“《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念故乡》《告别南洋》等抗日歌曲广为传唱……以致在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中，大家表演节目多半唱的是在母校所学的歌”［19］。足见那个特殊时代的音乐教育对学生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省立中学在师资力量方面虽然不及国立中学，但是仍安排有丰富的音乐课程和文体活动。如省立高级中学在修文的办学历程中，虽然艰辛，但是在教学中还是安排有丰富的体育、音乐活动，在抗日高潮时期师生们大唱抗日歌曲，不仅在学校唱，还到县里公演，如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等，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

私立中学中也开展了多样化的音乐教育，如由清华大学毕业生王万福、唐宝鑫、宋士英等人创办的贵阳清华中学是一所有着良好校风与声望的私立学校。私立贵阳清华中学对学生提出了“锻炼强健体格、陶冶公民道德、培养民族文化、充实生活知识、培养科学基础、养成劳动习惯、启发艺术兴趣”［21］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习要求。各个班级创作自己的班歌、组织歌咏比赛、文艺晚会等，学生在丰富的活动中启发了艺术兴趣，拓展了精神视野。大夏附中不仅开设有音乐课，组织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而且在艰难的抗战时期还组织有军乐队，“并多次在贵阳演出，开贵阳市音乐演奏会之先河”［22］。

2.抗战时期贵州中等师范的音乐教育(www.xing528.com)

1935年6月22日，教育部公布了《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对师范学校的性质、课程、设备等作了相应要求。除把音乐课作为必修课程之外，同时规定要有特殊教室以满足音乐课教学之需。在抗战的大背景之下，中等师范学校作为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专门学校，由于一大批教育实践家的汇聚，音乐教育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名噪一时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简称“国师”）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国师在榕江开办的十年中，对学生提出‘德、智、体、美、劳’‘做、学、教合一’全面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乡村教育的合格师资和其他方面的人才，成为本世纪四十年代黔东南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好、等级最高的学府。”［23］

从师资队伍来看，“国师”首任音乐、美术教师敖克成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先生，既擅长音乐又擅长美术，可称得上是艺术教育大家。后又有腾忠宜、张一萍、张新豪、包志超、罗基培、成汉光、蒋玉辊、张士昆等人在此执教，大批优秀的音乐教师为高水平的音乐教学奠定了基础。

从课程设置来看，无论是小学—初中—师范一条龙，或是小学—简师^[2]一条龙，每周均设两节音乐课和两节美术课。师范、简师的音乐、美术课，均由专业教师授课。那时没有专门教材，由老师自己编写。低年级以基本乐理和美术基础知识为主，兼以唱歌和绘画；高年级的音乐课加音乐欣赏、和声学和歌曲作法，美术课加进美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毕业前，增加小学音乐、美术教学法。由此可见，“国师”对艺术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国师”在强调课内教学的同时还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黄质夫校长曾规定师生利用假期时间收集民间文物、特产、传说、歌谣等，“音乐科的内容是搜集民歌、民谣进行谱曲教唱。教学生学习欣赏和演奏民族乐器，如胡琴、笛子、芦笙、牛巴腿（牛腿琴）等”［24］，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除此之外，每年7月7日，学校还举行抗战纪念日宣传和示威游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国师”还建立抗战文艺宣传队教群众唱抗战歌曲，或举行千人大合唱，各班级举办抗战歌曲大比赛，使抗战深入人心，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25］

除国师以外，其他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也得到重视。如卫城的最高学府——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该校十分重视文娱体育活动，曾建有专门的音乐堂。据老校友回忆：“走进学校，歌声、琴声、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显得学校气氛十分活跃。40年代，一些世界伟大作曲家如贝多芬、约翰·施特劳斯、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马思聪和新疆、蒙古等地的名曲、民歌，在师范学校就常听到演奏、演唱了。”［26］从这些点滴记忆中可对当时的音乐教育盛况感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