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作为西南大后方的交通中心、文化据点，先后有私立大夏大学（1937）、国立浙江大学（1939）、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等9所院校迁往贵州（同时还有一些军事院校迁入），省内又有国立贵阳医学院（1938）、国立贵阳师范学院（1941）、国立贵州大学（1942）先后成立。省外院校的迁入和贵州省内高等院校的成立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州历史上高等教育发展最为旺盛的时期。教师人数一度达到600余人，学生数达到3000余人。［2］虽然专业音乐教育尚未出现，但各院校的普通音乐教育却成了抗战时期贵州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些院校或开设音乐公选课程、成立音乐团体，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使学生在课内、课外提高了自己的音乐素养、丰富了音乐的社会实践，同时更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开展增添了活力和动力。
1.抗战时期贵州高等院校的公共音乐教育
在迁往贵州的高校中，音乐教育活动的开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一路西迁，后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竺可桢校长注重通识教育，认为“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一个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由于竺可桢校长对通识教育的重视，作为以提升学生审美能力为主的音乐课也得到极大的关注。他先后聘请王政声、邱仲廉、沈思岩、杨增慧、袁箴华、顾宗鹏、李树化、丰子恺等人来校任教，同时千方百计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购置钢琴、捐赠唱片，不断满足教学需要。［4］竺可桢校长的重视和大批音乐教师的到来，为音乐教学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立浙江大学开设过声乐、钢琴、音乐欣赏、音乐概论等课程，同时结合音乐教学的规律和时局的需要成立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海韵歌咏队、团契圣乐队、海吼歌咏队、浙大歌咏队、浙大（师院）实验合唱团、浙大口琴队等，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活动，演唱（奏）作品之丰富令人震惊。编印《大家唱歌集》三册，内容涉及独唱歌曲、重唱歌曲、合唱曲、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声乐套曲等曲目类型，基本上涵盖了中西方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5］另据有关人士统计，1943—1945年短短三年间浙大的演出记录就达21次［6］。大量的实践演出不仅丰富了学生的音乐生活、提升了学生的音乐素养，更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为“沉寂之黔北独树音乐之帜，对推动贵州音乐运动发挥了良好作用”［7］。
浙大公共音乐课程的开设及丰富的音乐活动，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音乐素养的师资队伍，这支队伍对当地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杰生小学聘请萧赋诚教授音乐课，后来又介绍武宝琦去代课。还有刘长庚教过县立中学的音乐，刘修炷辅导过县中合唱队，李树华先后教过遵义师范和豫章中学，姜心天教过成诚中学……使当时遵义中小学生的音乐兴趣和素养不断提高”［8］。
总之，由于竺可桢校长的支持与沈思岩、袁箴华等一批音乐教师的大力推动，在抗战时期艰难的黔西办学中，浙江大学的公共音乐教育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审美体验、提升了学生的音乐素养，更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贡献了力量。
除此以外，私立大夏大学、国立交大唐山工程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等校也都开设有音乐相关课程。(www.xing528.com)
2.抗战时期在黔高校丰富的音乐实践活动
迁黔的大学在开设音乐课程的同时，还组织了丰富的音乐实践活动。陈志昂先生在《抗战音乐史》一书中曾这样说道：“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流血的年代，也是一个歌唱的年代。整个民族都在歌唱。”［9］作为思想、行为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的大学生群体，更是如此。迁黔的大学生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苦于报国无门，大量振奋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产生并扣动了这些激情四射的青年群体的心弦。在此情况下，各高校师生纷纷走出校门，成立歌咏团体，教唱歌曲，以他们铿锵的歌声来表达对祖国母亲的依恋与对侵略者的愤恨。
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歌咏团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抒发了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水平。大夏大学的大夏歌咏队作为贵州抗战时期众多歌咏团体中的一支，也表现出了上述特点。大夏歌咏队成立于1938年10月26日，由黄刚培担任队长，苏永甦任音乐指挥［10］，为提高歌咏技巧，学校特聘专业老师指导，并定时定点集体练习。［11］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大夏歌咏队熟练掌握了《我所爱的大中华》《胜利进行曲》《垦春泥》等爱国大合唱，排练清唱剧《长恨歌》中的女声合唱《山在虚无缥缈间》、外国歌曲《美丽的河岸滩》并频繁参与各类抗战爱国演出。1938年12月31日，大夏校内举行国难音乐会，大夏歌咏队初登舞台，合唱《武装保卫大中华》与《抗敌歌》两首，技法熟练、感情真挚，在校内引起轰动。校方当即决定，在每日清晨集合升旗之后，由一名歌咏队队员上台教唱抗日歌曲，增强全校凝聚力。［12］到1940年，短短两年间，大夏歌咏队人数增长至120人，［13］占当时大夏大学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在歌咏运动中，学生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大夏歌咏队凭着出色的歌唱水平还被贵州广播电台邀请，参加抗战宣传节目的录制工作，歌咏队中的优秀成员许世雄、叶楚清、张诗隽等更是屡次受邀出席合唱广播活动。［14］
除此之外，国立浙江大学的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海韵歌咏队、团契圣乐队、海吼歌咏队、浙大歌咏队、浙大（师院）实验合唱团、浙大口琴队，国立湘雅医学院的湘雅歌咏队，国立交通大学歌咏队等开展的大量音乐社会实践活动在无形中成为抗战时期贵州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由对祖国命运的关心而发自内心的歌唱，使音乐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深的扎下了根，音乐教育的功能和意义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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