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特色彰显才华，音乐教育行思法

这一时期贵州的歌曲从创作特色上来看，还出现了结合地方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的情况。如宋扬创作的《读书郎》《苦命的苗家》等。

宋扬创作的《读书郎》及其姊妹篇《苦命的苗家》主要运用了贵州安顺当地苗族的民间音调进行创作，由于歌曲风格符合孩子们审美情趣，歌词又朗朗上口，很快便在安顺传开。同时，作为抗敌演剧队四队的保留曲目，这两首歌曲在国统区举办的抗敌宣传晚会上多次演唱，进一步扩大了歌曲的影响范围。

除此之外，成立于1937年的筑光音乐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面向民间、面向群众的抗日救亡指导思想，不断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1938年夏，为使抗日救亡歌曲普及广大城乡，由李良广执笔、常学墉作曲，“筑光音乐会”集体创作的山歌剧《送郎打日本》问世。此剧是抗战时期贵州创作的第一部具有民间山歌风味、群众喜闻乐见的成功之作。该剧主要反映大敌当前，妻子深明大义，送丈夫上前线打鬼子，保家卫国的情形。歌中唱道：“（男）太阳落坡又东升，我国来了东洋兵，烧杀掳掠都干尽，不去当兵就不行。（女）月亮钻云黑一堂，人家有郎我有郎，我家送郎当兵去，人家把郎挂身旁。”歌词通俗易懂，符合劳苦大众的审美情趣，同时以群众喜爱的木叶伴奏，更增添了亲近感。剧目创作完成后主要在贵阳郊区的农村等地演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后，郑君里带孩子剧团来筑，常学墉教孩子们演唱此剧，贵州山歌剧《送郎打日本》随孩子剧团的足迹传到西南各地”，进一步扩大了影响。1940年，任光路过贵阳，“筑光”向任光介绍了贵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并演出了贵州山歌剧《送郎打日本》。任光认为“这条路子走得对，一定要发掘和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抗日歌曲和方言剧”［7］。筑光音乐会的成员得到极大鼓励。(www.xing528.com)

抗战时期贵州的歌曲创作民族化实践虽然数量不多，但毕竟开启了音乐创作的新篇章，为以后的歌曲创作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