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以前，贵州的新音乐创作只是零星出现，如1932年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发表了贵州籍学生于世沆的作品《黄昏》和《打稻歌》，随后伴随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相继入黔，歌曲创作获得了初步发展。1939年国立浙江大学迁入贵州，竺可桢校长为确定校歌，请国学大家马一浮作词，国立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教授作曲，创作了《浙江大学校歌》，在国立浙江大学广泛传唱。该歌曲以启迪师生为学之道、为师之道，最终振兴祖国，实现各国人民的和谐相处为主题，格调高雅、意义深远，至今听来仍受益良多。在2014年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公布的高校校歌前十名名单中，《浙江大学校歌》荣登榜首。1943年，应尚能教授途经贵州，又为贵州省第一届国民体育运动大会谱写《全省国民体育运动大会会歌》，引起强烈反响。除此之外，1944年，抗敌演剧四队的宋扬途经安顺，在安顺与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并学习芦笙、苗歌等，一次偶然的采风机会激发了宋扬的创作灵感，他先后用苗族民歌的音调创作出了《读书郎》《苦命的苗家》两首歌曲，并迅速得到传播。特别是《读书郎》这首歌曲，后经邓丽君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
除了途经贵州、短暂停留的词曲作者创作的歌曲外，还有一些定居贵州的词曲作家也创作了一批反映时局、情系家国、鼓舞抗战的优秀作品。如郭可诹的《保卫大西南》《总反攻》，申又汲的《拉兵调》，王良华的《万年欢》，安娥、于世沆的《丧家事业的人啊》，魏岩的《凯旋歌奏曲》《春天乐》《青春草》以及流传于基场、奉合、阳和一带的《打黄瑶歌》等［2］。这些歌曲在不同地域广泛流传，对抗日歌咏运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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