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的行动与思考

就课题组查阅到的文献所反映出的问题来看，贵州民族音乐学青年学术队伍健康、快速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学科方法研究和学科内容之间的关系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青年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某一民族的音乐文化研究方面，此类文章共计83篇，占研究成果总数的71.6%。这一现象再一次传递给我们每一位民族音乐研究者一个信息：在进行音乐现象研究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的研究。

从全国宏观方面来看，20世纪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注重音乐形态研究到后来的音乐形态与音乐文化生态并重研究，以及对民族音乐的跨学科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学术研究的每一次飞跃无不是研究方法的变革所带来的。从贵州省的微观方面来看，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的编撰过程中，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专家张中笑先生“根据贵州民间器乐客观存在一种声乐与器乐同体并构成多声关系的音乐形式，提出的‘歌乐’命名的建议，摆脱了套用外国音乐理论和汉族的音乐理论来分析那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形态特征的桎梏，对贵州民族民间器乐曲那独具特色的形态特征，尤其是调式、调性特征进行了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描述”［2］。这些都是专家学者们在经过大量的现象分析后，总结出一种学科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这种从现象归纳到学科提升的研究方法是需要我们这代青年学者进一步关注的内容。

2.集体攻关与个别研究之间的关系

从发文内容方面来看，虽发文数量较多，但是就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区域音乐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或集体攻关的研究论述则少见。(www.xing528.com)

对贵州省民族音乐学研究取得成功的案例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贵州省的民族音乐学之所以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究其原因，和贵州省老一辈民族音乐工作者在注意个别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攻关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刚刚获得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著作评选金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萃”丛书。该丛书由《千岭歌飞》（苗族卷·王承祖）、《好花正红》（布依族卷·李继昌）、《侗乡音画》（侗族卷·张中笑）、《山奇水秀》上篇《夜郎遗音》（仡佬族·张人卓）、下篇《凤凰之声》（水族卷·李继昌）、《芦笙乐谭》（杨方刚）《乌蒙古韵》（彝族篇·胡家勋）七卷构成，分别由七个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执笔撰写，他们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群策群力，最终让这本书登上了中国音乐的最高领奖台。用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崔文玉的话说，“此次登上中国音乐最高奖的巅峰领奖台，真是圆了几代贵州音乐人的‘中国梦’”。“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萃”丛书主编张中笑先生也认为：“金钟奖是中国音乐界的最高荣誉奖项，是每个音乐人为之奋斗的梦想和目标。曾经一代又一代的贵州音乐工作者为之奋斗不息，而今，恰在‘贵州精神’大放异彩的关键时刻，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它具有里程碑似的重大意义。”［3］

此一事例再次告诉我们青年民族音乐工作者，在注重个人研究的同时更要加强与团队的合作和交流。只有相互团结、互通有无、群策群力、协调创新才能在当今的环境下有更大的建树。

贵州作为一个有着丰富音乐文化资源的省份，如果从20世纪40年代萧家驹、潘名挥、朱石林等一批音乐界的前辈作为拓荒者对贵州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搜集整理算起，贵州的民族音乐研究已经走过了70多个年头。在这70年中，贵州的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者跋山涉水、步履不停，走过了一道道的坎，翻过了一座座的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这中间需要我们青年一代继承的不单单是丰厚的学术成果，更多的是前辈民族音乐工作者坚忍的品格、团结的精神和不计名利得失为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奉献终身的坚毅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