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易》的作者，《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的说法，即伏羲画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虽历三圣，但汉代以来的学者多把这三部分看做一个整体。像郑玄、虞翻、王弼、程颐等，往往引《易传》解卦爻辞。但朱子明确区分了三圣作《易》的不同：“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伏羲是未有卦时画出来，文王是就那见成底卦边说。”[4]朱子以为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各有不同，不可相互牵附。他的解《易》工作亦是秉此进行：对于伏羲画卦卜筮的解释主要在《易学启蒙》，对于卦爻辞的解释见于《周易本义》前半部分，对于夫子十翼的解释见于《周易本义》后半部分[5]。朱子三圣分别的意义在于，他用邵康节之说来解说伏羲《易》，置于《周易》经传文之前；又强调卦爻辞只是卜筮之辞，与《易传》不同，使《易传》与经文脱离。这样，其诠释的重点便在于伏羲易（邵子易）与《周易》本经，而《易传》的地位相对下降，且与修身功夫隔得比较远了。也正是如此，朱子认为《易》非学者之先务。
船山则反对朱子的说法因此而提倡“四圣一揆”之说：
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文王起于数千年之后，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之心，得即卦象而体之，乃系之彖辞，以发明卦象之得失、吉凶之所由。周公又即文王之《彖》，达其变于爻，以研时位之几而精其义。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又以其义例之贯通与其变动者，为《系传》《说卦》《杂卦》，使占者得其指归以通其殊致。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而未尝有损益也，明矣。[6]
此说自《外传》即已出现，可以说也是船山很早就形成的一个观点：(www.xing528.com)
唯析彖、爻以殊物，则抑谓三圣之异宗。多歧既以亡羊，后来弥多标指，故且曰：“有文王后天之《易》，有庖牺先天之《易》。”天且剖先后以异道，而况于圣人？则羲、文自为门户，周、孔各为朋党，亦奚恤哉！[7]
对于这种观点，朱伯崑先生评论说：“就其论《周易》的历史说，可以说是比朱熹说后退一步。但他所以因袭传统旧说，其目的在于反对象数学派特别是占学派的易学观，即言占而不言学。”[8]此说甚是。不可否认的是，朱子区分三圣，却也指出其中有共同点，如他说：“到得夫子，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9]朱伯崑先生曾对此点加以考察，指出朱子甚至提出过“四圣一心”说[10]，因而认为船山对朱子有误解[11]。
其实此问题无法说朱子与船山孰对孰错，这是一个所利用的诠释资源之争。朱子亦承认自伏羲至孔子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但每一阶段所利用的诠释资源不同，他解释伏羲《易》用邵雍之说，解释卦爻辞时用“本义”“占卜”说而少用《易传》。船山之意在于坚守《易传》立场解释《周易》，贯通伏羲、文王、周公，从而一方面打击所谓“伏羲之易”，驱除邵雍图书学的诠释传统；一方面给《周易》经文设定边界，驱除民间卜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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