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早岁从事举业，受朱子学影响比较大；而后确立自己的学术思想，批评阳明，同时对朱子学亦加以规正；而后他发现自己与张载、周敦颐最相契合。嵇文甫先生总结说他“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1]，是比较中肯的。
至于船山哲学的主要观点，熊十力先生概括的最为精当：“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2]可以说，船山在明清之际那样一个天崩地解、风雨飘摇的年代，面对晚明以来的淫僻放荡，灭国以来的颓废放任，试图加以挽救，要振起颓风，建立一种昂扬正大的人生精神。明有，是肯定我们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反对虚无主义。尊生，就是确定我们这个世界不仅实在，而且唯一，要发扬人在现世存在的价值，保存生生之德。主动，就是鞭策人们明晓自己的能力和使命，正大昂扬地以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率性，就是让人认清自己的天之所赋予，让情合理、有节、通畅地绽放出来，使性情相统一。
船山的主要学术著作，自《周易外传》始，以《周易内传》终。可以说，《易》学是贯穿船山一生的学术。他论《易》与其他经典的关系说：
《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
在船山看来，《易》为诸经之本。至于《易》学与理学的关系，船山曾说《易》是“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也就是理学所依止的最核心经典。其《周易内传发例》尝自述治《易》经历曰：
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
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告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
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www.xing528.com)
丙辰，始为《大象传》。亡国孤臣，寄身于秽土，志无可酬，业无可广，唯《易》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而拟议之难，又未敢轻言也。
岁在乙丑，从游诸生为之解说。形枯气索，畅论为难，于是乃于病中勉为作《传》。
由上可见，船山的几部《易》学著作皆与他的出处进退、哲学思考密切相关。上面这段话没有提到《周易稗疏》的著作时间，笔者经过考订，认为至少在《外传》之后，而与《内传》时间较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外传”“内传”这样一个诠释系统。它自然与古代注经传统“内—外”的区分有关，比如《韩诗外传》与《韩诗内传》。“外”意味着对于经典比较自由的解释。在船山那里，《外传》是以问题为中心，经书成了发挥问题的凭借；《内传》则谨守体例，依经文立注。我们可以将船山的著作和思想根据诠释体裁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外传”类型为代表，后期以“内传”类型为代表。表面上看，前者重视“用”，后者重视“体”。但船山是强调体用不可断裂的思想家和经学家。所以更准确地说，“外传”一类前期的解经著作“依体起用”，“内传”一类的后期解经著作是“摄用归体”。“依体起用”，用非谲诈苟且之用；而所守愈约，则所说愈博。“摄用归体”，体非虚寂空疏之体；而所造弥深，则所归弥实。
“外传”与“（诗）广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春秋家）说”明显为一类的注经体式。外传不是依经立注，而是由许多单篇小论文构成，每一篇就卦爻中的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论述的内容，则包括治国、教民、用兵、理财、君臣关系、君子小人关系、出处、生死、修养工夫、形上学等各类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紧贴着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外传更展示了那个时代士人的思想风貌，以及船山刚正、博大的精神气象。
不少学者认为，《周易外传》晦涩难读，不易理解。困难的根本原因自然是义理的艰深，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其修辞风格。船山十分重视修辞。如果仔细分析其修辞，那么他文中很多写作的方法和段落结构也就容易理解了。总体而言，《外传》的风格类似经义文，但他的经义文不同于那种僵化的、程序化的八股。他认为，“经义之设，本以扬搉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3]《外传》每一篇皆有一个主题，许多篇章都能看到起承转合。它对《周易》卦爻辞的引证，多是拈为己用，服从于文章的中心思想；而不是遵照古代注解，以训诂字词为目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