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校外培训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无法用“阻碍”或“促进”简单概括。不同研究结论的提出是因为不同学科和参与群体，包括研究对象所处的年龄段、地理区域（城乡）、家庭社会背景、参与校外培训班的种类（学术类、非学术类），研究的目标变量（学业成绩、社会发展）、评价标准（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对变量的控制等不同，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建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加强追踪研究，通过精细的研究设计和多层次、多方法的研究获得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
我们旗帜鲜明地拥护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减负”政策，即通过减少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减少作业量、改变考试形式等措施进行“减负”，其目的是让儿童的童年回归，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校外生活。校外培训与学校教育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时，看似减负，结果学校所减之“负”变成校外之“重”，还引发“剧场效应”“疲劳”战，使“减负”落空，搞成“校内减负校外补”“5+2”影子教育模式，阻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
【注释】
[1]何玲，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王秀江，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副研究员；张瀛月、陈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
[2]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389页。
[3]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4]康丽颖：《校外教育的概念和理念》，《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3期。
[5]王羽：《浅析当前中小学校外培训问题——从校内外教育差异性分析着手》，《教育观察》2012年第1期。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8/22/content_5315668.htm。
[7]胡浩：《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吸金”超8000亿》，http：//www.gov.cn/shuju/2016-12/27/content_5153561.htm。
[8]《2017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及发展潜力分析》，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1/487972.html。
[9]曾满超、丁小浩、沈华：《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的初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教育与经济》2010年第2期。
[10]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3期。
[11]陈全功、程蹊、李忠斌：《我国城乡补习教育发展及其经济成本的调查研究》，《教育与经济》2011年第2期。
[12]薛海平：《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社会再生产》，《教育与经济》2016年第2期。
[13]楚红丽：《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家庭之背景特征及个人因素》，《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
[14]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3期。
[15]李佳丽、胡咏梅：《不同文化背景下师生关系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差异——基于PISA2012中国上海和美国学生数据的经验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16]陈奕桦、张献华：《校内补课活动与校外补习对韩国中学生未来生涯准备的多层次影响分析》，《外国教育研究》2017年第6期。
[17]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3期。
[18]薛海平、李静：《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教育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
[19]张端鸿：《培训机构“抢戏”太久，该回归本位了》，《内蒙古教育》2018年第11期。
[20]于水生：《校外培训只是对学校教育的锦上添花》，《新教师》2019年第3期。
[21]李佳丽：《“替代”还是“补充”：从影子教育发展审视学校教育质量——基于PISA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22]陆道坤、王超、丁春云：《论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与干扰》，《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1期。
[23]张端鸿：《培训机构“抢戏”太久，该回归本位了》，《内蒙古教育》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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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高波：《校外美术教育之我见》，《学周刊》2016年第21期。
[26]肖淑红：《中小学生校外补习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中国校外教育》2015年下旬刊。
[27]刘登珲：《转型的阵痛：新时期我国校外教育课程建设问题透视——对华东地区十二所校外教育机构的访谈分析》，《全球教育展望》2016年第1期。
[28]彭文静：《结构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小学补习教育》，《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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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石丹淅：《中小学校外补习机构走俏新解》，《教学与管理》2010年第13期。
[32]马静、王宏伟：《地方“影子教育”机构英语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年第7期。
[33]吴岩、陈仲萍：《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与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补习状况研究——基于教育公平的视角》，《当代教育科学》2014年第14期。
[34]Zhang Yu，Liu Junyan.The effectiveness of private tutoring in China with a focus on class-siz（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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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黄庆畅、金正波：《今天，如何看待望子成龙》，《人民日报》201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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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徐慧冰：《辅导“怪相”：顺从者为什么会被淘汰——基于对上海某小型私人文化课辅导班的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6期。
[46]陈叶玲：《试析我国“私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其利弊》，《教育探索》2010年第1期。
[47]陆道坤、王超、丁春云：《论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与干扰》，《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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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代蕊华、仰丙灿：《国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现状、经验、问题及其启示》，《教师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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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张羽、陈东、刘娟娟：《小学课外补习对初中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北京市某初中九年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15期。
[70]吕亚楠：《影子教育的利弊分析及其规范对策》，《教育与教学研究》2016年第5期。
[71]段素芬：《中学生“影子教育”的调查研究》，《教育导刊》2017年第8期。
[72]彭湃：《“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年第9期。
[73]贾丙新：《影子教育发展对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影响》，《内蒙古教育》2017年第12期。
[74]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3期。
[75]李智会：《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影子教育的价值研究》，《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
[76]薛海平：《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社会再生产》，《教育与经济》2016年第2期。
[77]姬冰澌、徐莉：《由中小学校外培训班调查而引发的思考——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例》，《教育导刊》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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