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文明进程可以发现其本身就是在“传统—现代—传统—现代”的往复循环中不断发展。二者是对立统一又相辅相成的。从历史的延续性看,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上一个阶段的延续,但同时又是上一阶段的发展。因此,没有一个完全继承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也没有一个完全拒绝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传统是历史上的现代,今天的现代也将成为明天的传统。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种错误的观念始终流传着,认为“传统”与“现代”二者完全对立,甚至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传统”是一个被用滥了的术语。它往往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类型,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状态相联系,从而带有贬义。与传统相对应的另一端是现代,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动态的特征都被归于这种类型。所以说,在西方古典的现代化理论中,把社会结构的类型分成对应的两极是一种“通病”,如梅约的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莱德菲尔德的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贝克的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等等。[8]在这种观念之下,如依照“两极化定律”的性能,整个社会只会日渐形成两个对立的观念团体,一个是越来越趋向传统,另一个是越来越趋向现代。在这样的两极化的形势之下,整个社会的力量势必分裂而相互抵制,一方面,传统会遭到不必要的歪曲、损伤与破坏;另一方面,现代化运动也受到不该有的阻挠、反对与打击,导致我们要想寻找一个新的“理想的认同”便越来越困难了。[9]
要寻找到一个新的“理想的认同”,首先必须放弃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观念。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没有楚河汉界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乃是一个生生不断的“连续体”,是剪不断、斩不开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习惯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似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而在所有那些被称为“传统”的东西中,最具有传统特征的又是价值观、行为规范、心理状态、信仰等非经济因素或非物质文化。[10]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所意涵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进行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产生正面的功能,而不产生负面的反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与现代是相辅相成的。[11]
由此可见,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是否实现的因素并非是其与原有的文化传统的完全决裂,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对传统加以反思、整理、批判乃至部分地扬弃。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上来理解,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古典现代化理论家由于在理解社会结构的含义时偏重于狭义的文化和囿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所以他们的某些结论往往背离了他们的初衷。[12](www.xing528.com)
沃德(RobertE.Ward)在研究日本现代化的传承性中提出鲜明的观点,认为: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迅速成功,实缘于传统因素的支撑与运用。如天皇制度就是传统的遗物,但它却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为“国家认同”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对象。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证明,现代制度、意识不但可以与传统共存,而且传统的态度与行为对于现代化过程还有伟大的正面价值。[13]沃德把“传统的”与“现代的”看作是相互支撑的东西,称之为“互以为力的双元体”。可见,我们应该摒弃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正在实践的文化复兴与现代化运动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新面貌必须与传统的古典形象衔接起来才能真正产生认同的力量,后者必须发展为中国的新形象才有真正的历史与时代的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终点,而是一个连续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运动,不能脱离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依托,必须是在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是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一场整体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这也促使我国的社会结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等发生巨大变化。然而,现代化不能没有文化主体意识。离开了主体,现代化了的世界里就再找不到中国了,离开主体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割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从而迷失方向,丧失根本。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浓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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