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成果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使得在与西方竞技体育对抗中初步发展起来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被当作“封建糟粕”进行了批斗,许多珍贵的资料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直到改革开放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的腾飞,以及人们对传统文化破旧立新的认识,不再一味地追赶西方的新思潮,唤醒了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从而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开启了“绿灯模式”。

本研究认为,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政府的支持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发展的主要支撑。1978年初党中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方针,使得“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曾被错误批判和压制的领域得到扶正。在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领域内,武术作为标志性的代表首先受到了政府和人们的重视,邓小平、廖承志、荣高棠等中央领导都曾关注武术的发展。同年,体育院校恢复招收武术本科生、研究生,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开始复苏,并且出现一种“唯武术独大”的研究态势。1997年国家体委将民族传统体育学设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学科的成立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领域内的研究形式打破了单一形成了多元。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武术,还容括了更多的传统体育项目,以及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由此,学科自身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成就了千年盛世,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了国际地位,促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迎着这个契机,借鉴新世纪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从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等多视角来实现学科自身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为了更客观、更全面地分析问题,找出问题的因果关系,本研究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热点转换的原因。纵向主要分为三个时间段:改革开放至1996年——唯武术独大;1997年至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学科成立;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至今——学科全面发展。横向将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及民族传统体育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探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热点研究形成的原因。

1.改革开放至1996年——唯武术独大

改革开放正处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时期,国家以大力发展经济为主,人文社会科学处于恢复阶段,文化的自主发展相对较弱,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经历长期的批判和打压,元气重伤,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核心的发展力量。幸运的是,在新时代到来之际,武术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和广大的群众基础,首先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群众的支持,从而复兴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形成了一段特殊的“唯武术独大”的研究时期。

参照图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整理出此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武术、武术套路、武术比赛、武术运动、拳种、武术技术、武术流派、太极拳运动等等围绕着武术展开的研究。纵观此阶段的国情和武术研究的特征,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扶持。在此阶段,政策扶持作为武术发展的主要支撑,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相辅相成。理论上,1979年国家体委发布《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国家体委派出了武术调查小组,分赴山西、陕西、四川地区开展考察,对我国的武术遗产进行了初步的摸底。1982年12月,国家体委又召开了全国武术会议,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1983年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小组整理出了“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129个拳种,后来又增加了木兰拳和少北拳,总计131个。拳种按其动作性质可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按动作形态,则有长拳和短打之分^[16]。实践上,自1978年在湖南湘潭举办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性的武术比赛伊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练武的热潮,各种各样的武术表演、武术协会组织和民办武术学校在全国各地相继举办和建立。随后国家体委决定在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和浙江体工大队进行散打、短兵和太极推手的实验研究^[17]。国内这些活跃的武术比赛氛围、政策的推动,以及相关理论的挖掘整理,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武术的影响力。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提出武术国际化发展战略,同年还举行了南京中国武术国际友谊邀请赛。在此期间,欧洲武术协会、泛美武术协会、南美武术功夫联合会、亚洲武术联合会和非洲功夫联合会等国际和各洲的武术组织和团体先后成立,并举行了洲级和地区武术比赛。1990年10月3日,国际武术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武术走向国际化的新历程;同年的北京亚运会上,武术套路被列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和常设项目,这是武术进入重大赛事的里程碑;1991年,第1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套路和散打携手走上世界武术竞技赛场。^[18]由此观之,武术竞赛与武术研究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也就是说,武术竞赛促进了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武术研究又作为理论支撑反作用于武术竞赛,促进武术竞赛得到更好的开展。

另一方面是由于1978年体育院校刚恢复招收武术本科生、研究生,领域内的研究者多为武术家和武术传人,研究的内容自然也大多集中在武术的问题上。依据前文图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中导出的数据整理可知,此阶段,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主力军有邱丕相、郭志禹、温力、程大力、刘同为、周伟良、赵秋菊等武术研究专家,这些专家大都出生武术世家或者为武术传人。如邱丕相,中国武术九段,师从著名武术家蔡云龙;温力,出生于武术世家,父亲是著名武术家温敬铭,母亲刘玉华为最早的武术九段高手,弟弟曾担任武术散打队总教练;郭志禹自幼学武,精技击,中国武术九段;程大力亦长期习武,是峨眉派著名武术家彭元镇、侯仲约先生的入室弟子。

2.1998年至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学科成立

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被正式确立为“体育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它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学不再作为一般项目与田径、篮球等并列在体育教育训练学门下进行研究和管理,而是力图依托自身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发展出自身的独特理论和科学体系。由此观之,学科成立阶段,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扶持,依旧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主要支撑,而学科的建立则成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传统武术、竞技武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民俗体育的现状与传承等问题上。依据这些热点研究的特点分析不难发现,武术顺沿到此阶段,依旧占有很大的研究比重,但研究内容不再唯武术独大,随着文化热的复兴,国家开始重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首先,1999年武术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新成员,武术的国际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01年7月中国北京申奥成功,给武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入奥运会的机会,让武术有望在自家门口大放异彩,向全世界呈现中国的“国之瑰宝”,武术入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便成为此阶段的一个研究热点。同时国家在政策上也对武术发展提供了相关支持,2000年颁布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就提倡要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并指出要加强对各类武术、气功等社会团体的科学管理^[19];随后连续颁布了《关于加强武术学校、习武场所管理的通知》^[20]《健身气功管理暂行办法》^[21]等文件,2002年又颁布了与武术段位制配套实施的发展武术运动的相关文件。^[22]这些文件从管理层面上丰富了我国武术的研究,使武术的发展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为武术入奥运会打下基础。

其次,此阶段国家和政府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推出了一系列的发展和保护政策。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和农业部联合公布的《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各级政府应重点关注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不断提高民间体育的质量,发挥其优秀的健身价值。^[23]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通过多层次、多方面和多渠道来保护、挖掘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24]2006年颁布的《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和《“十一五”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指出:要重视民族、民间体育的创新与传承,着重保护民族体育遗产,实施民族体育保护工程……^[25]这些从国家战略发展规划上提出的政策,对这一特殊时期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成立,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撑。“概念”的界定,使得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不仅限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武术这一大类,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而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起到了“正名”的作用。其次,有关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研究,有利于认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和挖掘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其自身的特征和价值功能。这也正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区别于西方竞技体育的内在因素。与西方竞技体育中的急功近利和挑战人类极限相比,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契合现代人心理的精神诉求,符合人类活动返璞归真的内在逻辑,使得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和重视。依据图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文献量趋势统计图,观察到此阶段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文献量出现了两次快速增长。由此观之,无论从研究文献的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成立都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发展起到了内在驱动的作用。

3.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至今——学科全面发展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以占据金牌榜和奖牌榜双项第一的成绩取得了圆满成功,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升起时,体育运动也越来越深入民心,加速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当我们在赞颂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的卓越贡献,为现代奥运赞叹不已的时候,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鼎盛的外衣下也潜藏着严重的隐忧。西方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始终向着竞技性、惊险性、公开性、健美性、趣味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过度商业化、踢假球和兴奋剂等问题,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26]由于以上西方奥林匹克中众多毒瘤因素的影响,以及国内文化回归思潮的召唤,使得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真正内涵开始被思考,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朝着学科的全面发展开进。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关键词共现时区知识图谱(见图1-5),发现此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管理、体育经济、技击、文化传播、武术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运动损伤、国际传播、体育产业、体育人类学等问题的研究上。以此观之,此阶段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点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多视角分析研究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两条腿走路”,即外因和内因相互推动作用。

外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的腾飞带来文化复兴思潮,党的十七大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从我国昆曲首次入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代表作”名录,到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文化”,通过肢体的动作表达人的意识、思想、情感等,展现民族风貌。^[27]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指出,重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传播推广工作,将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传承和保护。^[28]2006年到2011年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计1219项,其中收录了包括少林功夫、太极拳、蹴鞠、满族珍珠球、华佗五禽戏等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共计58项。^[29]由此观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子集,在此阶段的传承与保护,受到了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和推动。

另一方面,建设体育强国的大背景。北京奥运会后提出的体育强国建设,就是因为意识到我国不能只是金牌大国和竞技强国,而要实现体育均衡,全面发展提高国家体育薄弱环节,发展大众体育,增加体育感召力,加强体育产业的全球化建设,使体育硬实力与软实力共同发展。^[30]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健身价值、教育价值、娱乐价值、竞技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不仅符合现代化社会中大众休闲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的需求,同时也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文化传播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内因则归因于学科自身发展的成熟。自1997年设立民族传统体育学二级学科,到现今具有本科培养、硕士培养和博士培养这一完整的培养体系,如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都设有民族传统体育学本科、硕士、博士一条龙的学科设置模式,标志着学科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由图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可知,领域内不仅形成了区域化稳定的团队,同时还吸引了多学科的人才,使得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此阶段的研究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不仅有从人类学出发的本质认识,还包括了经济学、文化学、管理学的知识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和功能进行的深入探究,以及结合时代的背景,运用国际化、现代化、全球化等多视野来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传播、保护和传承等问题,使得文献量出现了一个增长新高峰,热点研究的内容也更多元化。《体育文化导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这6份核心期刊都设有民族传统体育(学)专栏,其他核心期刊虽没有开设专栏,但也有发表与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文章。这些核心期刊的栏目设置,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碰撞出了学科交流的火花,从而推动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可以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关于传统体育文化价值方面的专题研究却不多见,并没有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已有的价值研究大部分是以局部或者是研究背景的方式呈现。然而,在同一时期价值哲学研究早已广泛渗透到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科技、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学科研究领域,价值、价值取向已成为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共同学术话语,价值思考、价值把握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兴奋点、聚集点。^[31]价值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勃兴,除了是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价值的深切呼唤和理性思考^[32],还源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的合理性价值追求,以及重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体系的需要。^[33]

本研究以社会转型为切入点固然可以立体地、全方位地把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变化的缘由,但为了避免引起歧义(中国社会转型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过程始于19世纪中期),本研究中的社会转型期更侧重改革开放以后。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变革最显著的阶段,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涵盖了引发中国社会价值观变化的全部因素。同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社会重大转折的标志,我们所研究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也正是发轫于此,这是人们的普遍共识,因而具有确定性。^[34]因此,以改革开放为观察背景、分析框架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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