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上游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历史时期文明交流的通道，更是西北民族角逐和贸易的场所。先秦时是游牧民族与华夏族活动的舞台、“汉匈之争”的场所，三国时蜀汉的主要战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地方，后成为隋唐王朝与吐蕃战争、宋夏战争、宋金对峙、明代防蒙古、清代经营西北的前沿阵地。总之，本区地理位置独特，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都对其十分重视。渭河上游在整个甘肃来说是比较湿润的地区，年降水量在400 mm以上，是森林易于生长的地方。历史上这里的森林茂密，植被良好，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许多的林地和草地被开垦为农田，森林植被的面积逐渐减少。
6.3.1.1 先秦时期
森林面积的减少和农业开发是密不可分的，农业开发的历史也是森林植被变迁的历史。渭水上游地区在远古时森林植被是很丰富的，这里的先民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对原始森林进行开发利用，这从已知的古环境考古中就能得到证明。从渭水上游地区出土的秦安大地湾、黑土崖、武山西汉平等新石器遗址环境考古资料表明：大地湾一期文化期间，当时山坡和山地中生长着胡桃、桦、冷杉、云杉、松等温带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这说明葫芦河（渭河一级支流）流域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比今天要好。林中还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亚热带和温带动物，共7目15科28个种属。距今8000～7000年间，生长于亚热带的动物红白藉鼠、苏门犀、苏门羚等曾在这里落户，猕猴、熊、虎、豹、象等在这里活跃了2000年之久（距今8000～6000年）。说明当时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河流水量充沛。在河谷湿地、浅水或牛头河边有喜暖湿的水龙骨、卷柏、中华里白等草本状蕨类植物生长。
在人类文明在早期，采集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在渭水上游和西汉水上游的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草木灰，说明“据今七、八千年前的渭水流域和西汉水流域采集业是非常发达的，说明渭水支流的耤河流域和清水河河谷地带森林茂密、草木丛生。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环境考古表明，从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森林、草地面积急剧萎缩，暗示着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种植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占据了主要地位。
从天水市师赵村与西山坪孢粉综合分析发现，当时居住地附近不仅有茂密的森林，植被发达，而且水域宽阔，气候温暖湿润。当时“地面分布着以蒿、葵、菊科、禾本科为主的草原，而略高的山地有松、杉等针叶树生长，在坡地上分布着栋、榆、桦、椴等落叶阔叶树。在孢粉组合中含有水生植物香蒲花粉和淡水藻类，说明住处附近也有低凹的水泽地，如香蒲等都生活在积水处。有这种水生植物花粉的存在，说明当时气候比现在可能略湿。师赵村南临的耤河水位要比现在高，换句话说，当时居民的所在地更靠近河流，这样便于交通，有利于各种生产或生活“活动”。良好的植被条件和水域条件，为多种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有利环境。经考古鉴定，师赵村与西山坪两个遗址动物种、属达19种，有马鹿、鹿、豹、野猪、家猪、牛、羊、马、黑熊、狸、猕猴、竹鼠、黔鼠、鸡、龟、蚌等。西山坪出土的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动物遗骸中，保存了较多的野生动物遗骸，如马鹿、黑熊、竹鼠和黔、鸡、龟、蚌等。在西山坪遗址的师赵村一期文化层中还发现猕猴下颌骨两件，实为罕见。说明耤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平均气温要高于现在2℃左右；猕猴的出现，说明当时耤河流域有茂密的森林分布。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了渭河上游新石器时期就是林木丛生，植被良好。
6.3.1.2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本区的森林植被也是非常丰富的，从秦人的经济活动和居住形式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的经济活动和居住方式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主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秦人起源于现在的西汉水和渭水上游，其祖先非子善养马。《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蓄，善养息之，邑之秦”。今天水麦积山麓有地名曰放马滩，据传即是非子牧马之地。秦邑《集解》曰：今陇西县‘秦亭’也。《正义》引《括地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殷姓邑”。秦人早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渭水和西汉水上游。今在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大量文化遗址，说明当时渭水上游地区是适合发展牧业的，水草丰美，自然环境要比现在优越，水草丰茂，宜于放牧，否则秦人很难在此放牧谋生。
汉代的时候，本区有很多的牧场。据《汉书·景帝纪》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六郡设牧苑36所，有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这表明当时本区畜牧业已具有很大的规模了。东汉马援父子在天水曾任牧师令，其兄任护苑使者。因此，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有西羌之利，北有戎狄之蓄，畜牧为天下饶”。由此可见汉代本区的畜牧业是很发达的。这也显示了当时本区地理环境的优势。
从当时的居住形式看，当地的民居是板屋。如果没有大片的森林，其住房不可能以“板屋”的形式存在。《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古代的天水陇西二郡不但辖渭河上游、洮河中游，还包括祖历河上游，是现在甘肃中部地区的东南部。按照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一个地区居民的房屋建筑包括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都和当地环境有密切关系，在木材方便的森林地区，房屋都使用木料和木板，有的甚至以树皮作屋顶；而在缺乏树木的地方，则以其他材料（包括石料、泥、草等）建筑房屋。按照以上文献记载来看，这些地区一定是森林茂密，否则难有“板屋”。这种习俗和现在甘肃陇南有些地方的建筑特点颇为相似，2003年在武都区凉水镇见到过“板屋”。武都地区现在之所以有“板屋”存在，是因为那里地处白龙江流域，植被保护良好，且有大量的林区存在。而渭水流域的居民早已不住“板屋”了，究其消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区已没有太多的森林木材可供建筑使用。(www.xing528.com)
6.3.1.3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渭河上游地区的森林植被还是良好的。史念海先生说：“渭水上游的森林直到隋唐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尤其称道的是现在所谓的干旱地带，历史时期都长期为森林繁茂的地区”。《隋书·地理志》称：“安定、北地、上郡、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隋代设“陇右牧，置总、副监、丞，以统诸牧”。隋炀帝去河西途中曾狩猎于陇西、渭源、临洮等地。试想如果没有大量的森林植被存在的话，隋炀帝怎么能在此狩猎？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年），牧地“自京师东岸赤泽移于秦、渭两州之北，陇右监牧地，东西六百里，南北四十里”。至麟德中，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扩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唐代中期，还设了陇右郡牧监，主要牧场在兰州、渭州、秦州、原州（即今兰州以东、平凉以西、固原以南、天水以北地区）一带。由于当时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庇护，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开元十三年（725年）有马四十五万匹，牛五万头，羊二十八万六千只。唐代中后期以后，国力日衰，无力再经营牧场。宣宗时，鼓励百姓开垦牧场，并规定：“百姓若要垦辟耕，五年不加赋税，量定户籍，使任为产业”。这些措施的实施，加大了农民垦田的力度，为了扩展耕地，逐渐把林区变为牧场，把牧区开垦为农田，使得森林植被的面积一点点变小。渭河上游地区除了渭河谷地带宜于种植外，许多的地方是适合放牧的，在不考虑地力的情况下，盲目的变林地、牧地为农田，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是很大的。
6.3.1.4 宋元时期
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开发，北宋时期这里尚有原始森林。对这一带大规模的开发也是开始于北宋。宋初建都开封，王公贵族兴建宫室，附近的成材林木已经被砍伐得所剩无几。所以，北宋的王公大臣把他们的目光锁定在离开封较近的秦陇一带的森林。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北的夕阳镇（今天水县西北新阳镇）是古伏羌县之地，“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连山谷多大木，戎人久擅其利”。夕阳镇直达临洮抹邦山，为林木所产之大林区。在今甘谷、武山二县之间的大洛门、小洛门寨，宋时“多产良木”。建隆三年（962年），高防知秦州，“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据要害，戍卒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济京师”。此举激起戎人的反抗，西戎首领尚波于“率众前来，颇杀伤戍卒”。太宗恐边境生事，遂撤换了高防。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杨怀忠知秦州时，又“按视得番界大、小洛门巨材所产，”要求“开辟百余里，召地主给以茶銯”。宋朝在秦州强取木材引起当地吐蕃部族的反抗，因此而改换“以缗帛求木材”的方式进行交易，重新开采秦州木材，“取路采木，所经族帐赍以缗帛”。并将秦州采造务迁到马寨，原在秦州破他岭的采造务，后因地处偏僻而废。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签书枢密院事马知节在大、小洛门“逐处及缘路置军士同力采取”，利用渭河运木，“可免牵挽之役”。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政府又在秦州小洛门置寨采木，并赐秦州小洛门采造务兵匠缗钱以示奖励。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张佶知秦州，在两年之内，专治拓地，移秦州采造务于小洛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在秦州置大落门新寨，深入戎地，伐木取材，连续筑宁远寨（武山县旧县城）、四门寨（武山县南旧地名），又在山丹寨的渭河峡口的广武岭（今广武坡），筑广武宁寨，史称“拓土，立四方寨，据大洛门，而不以恩信蕃部，由是戎人忿，屡来抄夺”。
从建隆二年到大中祥符六年，北宋对秦陇林木的砍伐，从夕阳镇发展到小洛门，由东向西不断深入。官府对秦州木材的砍伐，获利丰厚，刺激了官吏和民间私人的开采。上自达官贵人如宰相王公驸马，下至身份卑微的平民走卒，无不冒禁到当地采购，私贩牟利。开宝六年，宰相赵普派亲信到秦陇采购木材，“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负责这一事务的亲信官吏，乘机“窃货大木，早称普市，货鬻都下”。据知秦州王仁赡奏报：“近臣戚里多遣亲信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制免算，既至，厚结执事者，悉官市之，倍取其直。”由于宋夏边界山川险阻，道路崎岖，因此堡塞的防御功能显得非常突出。一个建在险要位置的军事堡寨往往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随着宋夏矛盾的深化，宋廷修筑堡寨数量不断增加。据李健超先生统计，北宋在西北地区共构筑了493个堡寨。而这其中，在秦州修筑的堡寨占到了百分之三十之多。北宋时秦州有四县：成纪，有渭水、旧土等三十九堡；清水，有弓门等二十九堡；陇城，有静戎等七堡；天水，监一。城二：伏羌，有得胜、旧水等一十一堡；甘谷，有吹藏、大甘、陇诺、尖竿、陇阳五堡。砦七：定西（领宁西等六堡）、三阳（领渭滨等十四堡）、弓门（领东鞍等七堡）、静戎（领白榆林等九堡）、安远，陇城，鸡川；堡三：穰（领白石等一十四堡）、冶坊（领桥子等六堡）、达隆。堡川城，甘泉堡，安远砦。定边砦，绥远砦，小落门砦，保安砦，弓钟砦，董哥平砦。大小堡寨共计一百六。毫无疑问这些堡寨的建筑结构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北宋在此地修筑堡寨实属不易，但堡寨建好后，仍须采山木以修城寨的设施，如敌楼、战楼、望楼、篱笆、门桥、壕栅及弓矢、畚插防守工具等都需要大量的木材。曹玮知秦州时所筑壕栅（即壕沟两岸上的密密的木桩）竟达“三百八十里”，其砍伐林木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从渭河上游地区发展的历史来看，森林植被对渭水上游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本区在历史上一度以经营畜牧业而闻名。养马是本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秦人的祖先非子就因养马而发迹。养马需要牧草丰美的森林草原和草原，没有这样的条件是无法进行的。渭水上游地区的生活习惯和畜牧业发展的规模足以证明，这里的森林植被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像现在这样牧草稀少、植株低矮的干草原和荒漠草原，显然是不能养几十万匹马的。从秦、汉、唐、宋直到元代，本区都有大面积的牧区。但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一些林区和牧地逐步被开垦为农田，森林植被的面积随农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减少。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于人类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所引起的，主要是森林的砍伐破坏和草原的滥垦所致。因此，人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明清之前，人口增长缓慢，人口密度不大，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亦不是太大，只要在自然环境能承受的范围内合理的开发土地资源，就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人口增长和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如过度垦殖、烧荒、乱伐乱砍而又不补种，一旦森林植被消失，就会加剧水旱灾害、水土流失等现象的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地破坏。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表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西北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被厚厚的黄土覆盖，黄土疏松深厚抗侵蚀性弱，水土最容易流失，而今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就是受水无数次的冲刷而成。但是，这种变化是渐变的，经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而变，所以人们不易察觉。
总之，渭河上游地区在几百年以前是有原始森林的，其面积比现在的天然林要大很多。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陇山以西，渭河上游各地分布着较为广大的林区，宋元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量的土地被开垦，使得这一带的森林植被的面积不断减少，而明清时期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更是有甚于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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