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一名目睹孩子绑架的母亲并拒绝治疗的案例

2012年12月间，一个孩子在英国遭到绑架。被绑架的男孩尼恩·罗伯茨（Neon Roberts）年仅7岁，刚刚接受了脑瘤（成神经管细胞瘤）手术，急需接受放疗才能保住生命。绑架者既不是可怕的罪犯，也不是歹毒的恶棍，而是孩子的母亲萨莉·罗伯茨（Sally Roberts）。萨莉坚决反对放疗，因此不愿意带孩子去接受治疗。由于抓住治疗时机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人们担心再拖延下去会危及孩子生命。由于孩子的母亲坚决反对治疗，最后只能采取法律行动。家事法庭迅速做出裁决，认定放疗可以挽救生命，必须强制执行。但萨莉拒不接受这项裁决。就在圣诞节前，她带着儿子尼恩潜逃，引发了一场紧张激烈的追捕行动。

全国的警力都投入到搜寻这对母子的行动之中，终于在四天后在苏塞克斯找到了他们。当他们重新回到法庭时，医生依然给出了完全一致的诊疗意见：若不立即进行治疗，“孩子在较短时间内死去的可能性很大”。但萨莉始终坚信替代疗法可以治好自己孩子的病，她说自己与替代疗法治疗师谈过，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抗癌方法，有饮食疗法，也有高压氧舱疗法。医院信托理事会非常震惊，反驳说那些人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疗法真实有效，他们甚至连“成神经管细胞瘤”这个单词都拼错了，那些信息很可能来自网络搜索引擎，而非什么正规的医学渠道。可萨莉对此的反应令很多人大跌眼镜。她不仅要求继续用替代疗法给尼恩进行治疗，还解聘了她的律师团队。法官尽管同情萨莉，但反复强调时间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尽管萨莉在最后一刻依然提出申诉，但依照法院裁决，最终还是让孩子接受了放疗。

尼恩后来痊愈了。经过这番波折，萨莉却还是执迷不悟，她甚至表示：“医生导致的死亡是非常普遍的，但如今幸好有了互联网，我们这些人可以自学……明明有许多其他的治疗选择，可我们却得不到，也不让我们得到。”

要说哪种病在公众心中最能产生强烈的震撼，那应该就是癌症了。它就像高悬在人们心头的巨大阴影，时刻警示着人类的脆弱，也反映出心底最深的恐惧。人们对这个话题总是讳莫如深。癌症无处不在，大约一半的人在一生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其遭遇。那位罗伯茨夫人的想法其实很普遍。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癌症确有解药，只不过是在医学界和制药业的压制下秘而不宣罢了。“自然健康联盟”（The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1]曾表示：“一些不合常规的抗癌手段被主流文化所压制。”无独有偶，Naturalnews网站也宣称：“全球癌症产业每年高达约2000亿美元。产业内有各种各样的相关职位，如果现在传出新闻说有更便宜、副作用更小且疗效更好的治疗方法，那么现金流会突然停止，就会有很多人因此失业。大药厂也会消失。”

这绝对不是多么边缘的说法。大约37%的美国人认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来喜欢巴结大药厂，压制了不少治疗癌症的“自然疗法”。研究阴谋论思想的专家罗伯特·布拉斯凯维奇（Robert Blaskiewicz）把这类阴谋论中所说的“大药厂”定义为“一种抽象的实体，涵盖了公司、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政客，常常也包括医生在内。所有这些人都在数万亿的处方药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制药公司诚然获得了高昂的利润，有些做法也确实引人非议，值得谴责，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以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为例，该公司在2012年就曾因一系列刑事和民事违法行为被判支付创纪录的30亿美元的高额罚款，罪名中就包括未公开药品安全数据，以及给医生回扣以推销药物。这也难怪全社会对医药公司都心存戒心。药厂总是财力雄厚，却也劣迹累累，还常常跟一些医生串通一气。如果真的有人发现某种天然物质可以治愈癌症，自然会危及这些人的利益，有些公司确实可能会罔顾道德出手压制。

阴谋猜想和很多所谓的信仰是分不开的。热衷于替代疗法的人坚持认为，制药企业只手遮天，想方设法地掩盖替代疗法的效果。我们在前几章讨论有关大麻问题的时候也已经讲到了这一点。上网简单搜索一下就不难发现，大量声称能够治愈癌症的传闻，包括生酮饮食法、果汁排毒法甚至漂白剂疗法，其内核都是一样的。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是，癌症是一种现代的、人为制造的疾病，其目的就是让人生病，保证医药产业有利可图。那些“大师”总是对化疗与放疗不屑一顾，认为那些疗法有毒，不断劝告患者采用替代疗法。例如整骨治疗师约瑟夫·默科拉就曾对正规疗法和制药企业恶言相向，他说：“大药厂的美梦就是癌症大流行，所以他们严防死守，绝不肯透露一丁点治疗癌症的信息。”^[2]

至于这种自然疗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各种说法则大相径庭。有人说是一种神乎其神的饮食疗法，有人说是一种替代疗法，也可能是某种常见的草药或植物。抛开具体细节不论，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一样的。坚信这类疗法的人认为，制药公司无法将某种东西申请专利，所以他们与医疗部门沆瀣一气，不遗余力地要掩盖它神奇的疗效。这套说法听起来不赖，简洁明快，好像确实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但仅仅因为这种说法符合我们某些固有的观念，并不能就此认定它是正确的。让我们来检视一下其中的各项前提：

前提1——存在一种治愈癌症的特效药。这个前提假设恰恰暴露出一些人对癌症的无知。癌症并非是一种疾病，而是由变异细胞的不规则增生所导致的所有恶性肿瘤的总称。它可以发生于任何类型的细胞，因此对癌症的预后与治疗方案也千差万别。除病情复杂外，每一名患者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因为变异是在他们自身的细胞中发生的。因此，癌症的具体成因不同，反应也各不相同，妄想能找到神奇的万灵药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一前提把问题过度简化，基本上毫无意义。无论是关于疾病还是治疗，这种想法都犯下了单因谬误。

前提2——癌症特效药无利可图。正常的制药企业怎么会想到压制抗癌药物呢？所谓天然产品不能申请专利其实是一个编造出来的谎言——“天然”的来源并不能阻碍商品化过程。我们今天所用的很多药物，都是从植物和动物身上发现的物质中研发而成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其中的活性物质并且合成，这样就能够控制药物使用的剂量。要是姜黄或维生素D可以抗癌，那么制药公司只会争先恐后地去分离活性物质并证明其效用，而不会处心积虑地构陷阴谋。如果真的能找到万试万灵的抗癌神药，那这家制药公司肯定一夜暴富，名利双收，不仅能收获诺贝尔奖，还将赢得全世界人们永久的感激。

前提3——癌症发病率是受大药厂操纵的。癌症并不是新型疾病，自古以来一直都跟人类相伴。我们曾在距今3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找到过癌症存在的证据；早在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就曾区分过良性和恶性两种瘤。古代的医生尚未掌握解剖学知识，他们观察到那些突起的瘤子很像是螃蟹的脚，这就是“cancer”（癌症）一词的来源。^[3]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癌症发病率持续走高是全社会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的结果。把它说成是某种险恶的阴谋，完全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癌症高发只是因为人类活得更长，而且更少死于霍乱或天花这类的瘟疫罢了。

总结起来，那些耸人听闻的阴谋论无非就是这几条内容，都经不起推敲。当然，那些笃信阴谋论的人会说我们信息有误，而且也受到了大药厂的操纵。但“奥卡姆剃刀”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可谓一针见血：如果要接受阴谋论，就意味着必须相信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几十年来一直在演戏，甚至不知顾惜自身与家人的生命健康。全世界每一家药厂和监管机构，从小厂家到跨国企业，全都卷入了这场反人类的惊天骗局之中，甚至个个都愿意不顾自己的名利，放弃寻找抗癌药物。这种情形不仅荒诞，而且根本无法持续。^[4]在现实中，参与医学研究的不仅有医生与科学家，还有各类监管机构，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种阴谋论是把这一复杂的生态系统简单粗暴地理解成一个巨无霸“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所有坏事的幕后黑手。与之相比，另一个假设则要简单明了得多：这种阴谋压根就不存在。

那这种谣言为什么能长久不衰呢？答案之一听起来有些愤世嫉俗，那就是有很多人要借此来推销各种替代疗法、补充剂、研讨班、饮食法和“保健”理念。诉诸阴谋论就像是一种独特的辩解方式，能够让骗子或者傻子们拒绝听信任何相反的意见或证据，也不用在意自己的观点站不站得住脚。对一些其他人而言，阴谋论也很诱人，因为它给很多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更简单的答案。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阴谋论的信任与他们想要获得掌控的心态紧密相关。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如果感觉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哪怕只是错觉，也能让人感到安心。如果人们相信有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效药，也会产生“得到保护”的感觉。也正因如此，天下人谈癌色变，才会将它推向阴谋论的风口浪尖。遗憾的是，这类阴谋论挑唆患者站在医生的对立面，那些自命不凡的所谓“大师”还宣称常规疗法是骗术，进一步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并可能造成悲剧性的后果。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替代疗法感兴趣的病人更有可能拒绝或拖延癌症治疗，因此这些人在确证患癌后5年内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群的两倍。

这一无情的数据^[5]也揭示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对我们而言，明辨是非、去伪存真实在是性命攸关的重要能力。癌症阴谋论可能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周围每天都是喧扰嘈杂，充斥着各种不实信息。在有些时候，真话里也可能滋生出谣言，几经扭曲而得出荒唐的结论。我们以“一氧化二氢”（DHMO）为例。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氢氧酸，在酸雨、核废料甚至人类癌症中都能发现，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危害与土壤侵蚀，每年夺去36万人的生命。它甚至还能腐蚀金属。而且，这种物质在我们的食物与环境中大量存在。因此，无论是加州还是新西兰，全世界很多市政厅与议会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请愿活动，要求将其禁用。根据2011年芬兰的一项调查，多达49%的受访者支持限制使用一氧化二氢。但是，这些狂热的活动似乎都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所谓的“一氧化二氢”还可以写成H₂O，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水。

必须承认，上述各项有关水的危害都是正确的。只不过这些都是精心挑选拼凑出来的。这场“一氧化二氢”的闹剧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公众普遍科学素养不足，舆论信息时常出现刻意拼凑、夸大或者不实等等情况。有些时候，这种“摘樱桃”式主观遴选信息的做法背后，还可能藏着更险恶的动机。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士常常指出，气候一直都在变，眼下“全球变暖”的现象不过是大惊小怪、杞人忧天罢了。气候趋势一直起伏不定，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值得警觉的是如今变化的趋势——气候变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规律。关键问题是变化的速度，就好像是慢慢减速停下汽车，还是开着这辆车迎头撞向砖墙，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脱离具体语境陈述孤立的事实，很可能会得到有悖现实的错误结论。

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很多人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否认气候变化的基本事实。而就算与这些人持有截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也会有同样荒唐的愚蠢行为。我们都知道，保护环境要求人们减少碳排放量，而温室气体排放大部分来源于能源生产。与排放量巨大的化石燃料相比，核能不仅排放量为零，而且能效非常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也强调，核能是对抗气候破坏的重要手段。有人甚至估算过，需将现有核电产量翻倍才能对抗最糟糕的气候变化。尽管核能有很多好处，很多绿色组织却还是武断地将其一票否决，原因只有一个——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凌晨，乌克兰境内发生了核试验失败，将这个地名永久地铭刻在全世界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由于工作人员的无能、技术落后和对安全规范的漠视，试验最终造成了两次巨大的蒸汽爆炸，2000吨的反应堆所在的建筑的屋顶也被击穿，过热的石墨缓和剂暴露在空气中，冒出熊熊火焰，抛撒出放射性微尘。

苏联方面事后的反应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他们命令直升机倒5000吨砂石和吸收中子的硼用以灭火，没想到直升机与吊车相撞后坠毁。毫无防护的消防员在炼狱般的现场救火，全然不知自己深处险境。也没有任何措施防止有害物质污染食物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放射性碘131。这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只有短短8天，可一旦被摄入人体内，就会沉积在甲状腺中。要是能做到一些基本防护，有些健康危害本可以避免。但当局竭力粉饰太平，甚至还允许当地居民食用受到污染的农产品。苏联当局原本可能会矢口否认到底，但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瑞典核电站发现了放射性微尘，全世界才终于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在事故发生36个小时之后，当局终于下令撤离居民，但当时早已有数千人受到了本可避免的辐射伤害。

几十年来，这场全球最严重的核灾难已经成了全球反核运动最重要的关键词，被人们视作核能危害的确凿证据。切尔诺贝利现在也成了大规模伤亡灾难的同义词。绿色和平人士认为，有9.3万人因那场灾难而丧生。时至今日，我们始终无法忘却这个地区畸形儿童的骇人画面，以及居高不下的癌症发病率。

不过这些印象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在灾难发生后，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UNSCEAR）、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机构合作监控这场灾难对当地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经过近20年的观测，2005年切尔诺贝利论坛（Chernobyl Forum）发布报告指出，在吸入大剂量辐射和有毒烟雾的消防员中，28人随后死于急性辐射病;另外15人因摄入放射性碘而患上甲状腺癌并最终病故。如此严密的健康监控并没有发现实体瘤或死亡率的增长，甚至在灾后成千上万名几乎没有任何防护就投入救灾现场的工人群体中也没有出现。报告数据还表明，灾后的出生畸形率也没有上升。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于2008年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尚无科学证据表明，总体癌症发病率、死亡率或非恶性疾病发病率存在与辐射有关的增长。”

报告的内容与我们对那场灾难的理解相符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很多民间组织为了推动他们的行动，有时不免夸大其词，甚至弄虚作假。许多西方慈善机构常用的那些畸形婴儿的骇人图片其实并非来自切尔诺贝利，而只是一些普通畸形儿的案例图片，在总人口中的实际发生概率也很低。绿色和平组织援引的死亡人数数据也是基于错误的估算与夸大的揣测，这也难怪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雷戈里·黑特尔（Gregory Härtl）曾说：“我们要不断提醒人们想一想，为什么有人要做这样的估算。”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牺牲真相，这么做不仅会混淆视听，也会伤害受到影响的人们的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在2006年曾发表一份报告，警告说“把受影响的人群称为‘受害者’而非‘幸存者’，会让这些人感到无助、软弱，无力掌控未来的生活。这么做……不仅会导致过度谨慎的行为方式与过度的健康隐忧，还可能引起某些不计后果的草率行为”。^[6]

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也成为一个类似的焦点事件。2011年3月，日本东北沿海地区发生大地震，并引起了15米高的海啸灾害。滔天巨浪很快淹没了福岛核电站。浸泡在洪水中的柴油发电机无法为核电站维持冷却系统，导致核原料出现少量泄漏。这一系列事件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惊悚的新闻很快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事实上，这场事故造成的放射生物学危害目前来看并不严重，至2018年日本首次承认仅发生了一例与辐射有关的死亡案例。遗憾的是，福岛被反核人士所利用，成为千夫所指的又一个靶子。人们把各种愤怒与怨气都集中在了福岛核电站，却全然忘记那场海啸夺取了1.6万人的生命。

当然，核能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神药。利用核能是个复杂的过程，所产生的核废料也需要小心处理。总而言之，无论以哪种客观标准而言，核能都是清洁、安全与高效的能源。核能所背负的骂名可以追溯到当代环保运动萌芽之初，早在那时，绿色和平组织这类的团体就已经开始抗议进行核武器试验了。当时的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很多人将核电与核武器混为一谈，两者被冠以同样的污名。事实上，这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原理，正如纸飞机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战斗机那样，核电站也不会变成热核弹头。^[7]那些有关核电站的种种危言耸听的谣言不仅夸大了可能的危险，而且断章取义，让人弄不清真相。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风力发电站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亡。但这些事故并没有让这些工程技术蒙上污名。因为事实就是，任何一种发电方式都存在风险。

我们长期依赖的化石燃料对地球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影响最为严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很高，对气候变化影响巨大，单单因为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而丧生的人每年就有大约550万。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迫于反核运动的压力，同意关闭全国的核电站，代之以污染严重的化石燃料发电站。日本也压缩了自己的核电产能，这使该国逐步成为全球化石燃料第二大净进口国。到2017年为止，由于逐步停止使用核电站，德国向大气层多排放了8000万吨的二氧化碳，目前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与之相反的是，法国全国78%的能源都来自核能，因此全国享有更洁净的空气，同时也是碳排放量最低的几个工业化国家之一。一味抵制核电，造成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更加依赖化石燃料，气候的变化更快。如果说这也算是环保运动的一次“胜利”，那这胜利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归根结底，人们有时不愿直面事实真相，才会最终误入歧途。为了宣传自己的想法而歪曲事实，只会扼杀理性的讨论，增加分歧，变得更加无知。如果我们拒绝接受凭证据说话，就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有一个相同的缺陷，就是把顽固不化作为美德，对不符合教义的理念一概不予理睬。伏尔泰曾有句名言——“完美是优秀的敌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并不是总能找到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合理的逻辑也不是总能解决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困境，但不知变通或墨守成规往往会带来糟糕的后果。面对气候变化这样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挑战时，如果很多人还在一味否认问题的存在，甚至从中造成破坏，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这就好像居住的楼房里发生了火灾，可许多住户却依然拒绝接受这个现实，更有甚者还非常固执地拒绝呼叫消防救援。

若要生存下去并且得到好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自己的观点与信念。眼下是否有最佳的解决方案，又该怎样实现，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不可以无视真实的现实，而活在自己的幻想或者错觉里。我们能够对自己的看法负责，但不能对事实负责，事实就是事实。误导公众的如果只是在科学和医学方面，那就已经够糟糕了，可我们在书中已经多次提到，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线下，都有各种不可靠的言论污染着政治的话题。很多人都固守在自己的“回音室”里偏听偏信，不愿接受质疑和挑战。相比于以前，现在的人们显得更加极端，要做到明辨是非也绝非易事。很多人也因此变得更加冷漠和愤世嫉俗，但这种漠然的态度是我们的敌人，会让我们变得更容易受人摆布。(www.xing528.com)

当然我们也不是无药可救。对抗上述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人类无往不利的法宝：我们不断追问的头脑。我们分析思考的能力就像是坚实的盾牌，能够抵御各种谎言的侵袭。在过去这些年，包括众多科学家们在内，有着怀疑精神的人们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揭穿了很多用心险恶的谎言，从可恶的灵媒到危险的奇谈怪论。在当今的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就是形形色色的阴谋论了。我在本书中也介绍了五花八门的这类想法与言论，还深入讨论过它们造成的危害。那些既顽固又偏执的阴谋论者四处兜售自己的理论，话题包罗万象，内容耸人听闻。他们到处制造不和谐、不信任的氛围，让人与人之间愈发冷漠隔阂，也让每个人更容易受到伤害。阴谋论就像病毒一样，还会不断升级，迅速变异，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免疫力才能进行有效抵抗。

只有当理性被压制时，阴谋论才会伺机滋生蔓延。也就是说，热衷于阴谋论的群体，其分析思维的水平总是比较低的。现有证据表明，人们对那些奇谈怪论的接受程度，与他们简单化、直觉式的信息加工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喜欢“凭感觉”的思维习惯和做事风格。与此相反的是，强大的分析思维通常会带来开放的思想，而不会让人深陷阴谋论的迷局，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对各种言论和思想——特别是那些缺乏逻辑或证据不足的思想——进行严格的评价与批判。因此，善于进行分析思考的人们就不太会受到各种认知偏见的误导。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切都有改善的可能。也有研究表明，即便对于那些易受阴谋论影响的人群而言，合理运用分析性思考也能有效减少误导与偏见。

我们只要意识到理性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就能够有效规避不良的后果。在本书中，我深入探讨了很多需要规避的陷阱，有些是逻辑悖论，有些是心理误区，还有一些是措辞的陷阱。当然，仅留意到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知道陷阱的知识只能减少我们误入歧途的可能。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得学会运用这些知识。若要评估某种说法是否真实可信，我们不仅要考虑逻辑推理过程，还应该审视其中的前提假设。这些前提是都能得到证据的支持，还是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呢？最终的结论是否合情合理，或者值得质疑？我们在上文中探讨有关癌症的阴谋论时，采用的正是这样的思路和方法，从而发现了阴谋论的前提本身就存在问题。在探讨核电恐慌的问题时，我们也看到公众的观念远不是基于理性思考而得出的。

为了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运用科学的怀疑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不断提出问题，不断严谨求证。“怀疑精神”的英文单词为scepticism，源于希腊文skeptomai一词，意为“仔细地考虑”。哲学家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把怀疑论者定义为“有对任何理论提出质疑的意愿，要求定义更加清晰、逻辑更加连贯、证据更加完备的人。因此，对客观的科学研究与求知探索而言，怀疑精神都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怀疑精神原本就蕴含在科学方法中，是我们探索宇宙奥秘的重要工具。怀疑精神对我们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健康也同样重要。要是没有怀疑精神，我们便不会对权力所有者或者追求权力者的断言提出质疑。要是不知道如何去求证，也不知道如何分辨可靠的信息，我们就很容易受人蒙骗，被那些别有用心的煽动家、独裁者和骗子利用。要是没有健康的怀疑精神，我们就很容易被人操纵，成为邪恶力量的帮凶。要是失去理性的防护，我们便很容易陷入狂热与盲目，容易遭人蛊惑而误入歧途，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相关的血的教训比比皆是。

怀疑精神要求我们不断追求真理，不要沉湎于自欺欺人的假象。它要求我们无论内心有何种偏见，都必须从事实证据出发，严格依照逻辑，对最终的结论进行求证。这绝对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分析性思考需要我们去挑战很多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但是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克服盲目轻信的弱点。

那么，我们面对某种说法应该怎样进行严谨的分析呢？我们能不能接受某种说法，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我们内心固有的偏见，也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日常思维。无论对于什么样的说法，我们都必须认真推敲，以决定该怎样求证。用卡尔·萨根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的说法需要特别的证据”。我们在本书中列举了政治、科学及其他方面的许多议题，探讨了该怎样全面审视各种说法。要真正做到明辨是非并不容易，在此提出一个简单的提纲供大家参考：

推理：前提能不能得出结论？推理过程中有没有歪曲或错误？结论要正确，整个论证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环环相扣、严丝合缝。任何一个不合理的推断都意味着潜在的错误。同样道理，如果按照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是矛盾或荒谬的，那就是提醒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论证的前提本身也很重要。这些前提是不是合理、充分，经不经得起质疑？如果前提就是“见光死”，从这样的前提推导而来的结论肯定也站不住脚。

措辞：作者用了怎样的论证方式？仅仅引用权威并不能代替客观证据。当引用权威时，还必须提供与论点相关的证据。对于那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说法尤其要警惕，比如把各种不同意见简单归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曲解或误解他人立场的说法也是不足取的。无论是谁提出观点，都有责任提供相关证据。靠污蔑和抹黑对手进行攻击的方法是无效的。

个人因素：各种说法中可能存在哪些个人偏见？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完全杜绝动机性推理与确认偏误，所以有必要判断一个观点是合理的还是一厢情愿的认识。提出的观点是否仅仅基于主观选择的有限信息？是否只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立场？在很多方面，我们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当面前的证据存在主观性或仅仅是道听途说，那我们的感知与记忆也可能存在偏差或错误。

信息来源：各种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真实可靠、可以验证的源头吗？那些没有可靠来源的说法是不值得相信的。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会受到我们所处的“回音室”与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地加以辨别，考察这些信息确实是公正可靠的，还是说只是我们偏听盲信的结果。道听途说的信息必须仔细评估，以辨真伪。对于存有争议的问题，即便还没有定论，也不能认为每一种观点都是合情合理的。

量化：这种说法可以被量化吗？如果有数字信息，那么数字背后的语境也是至关重要的。统计数据虽然有用，但也可能遭人利用和操纵，用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我们要牢记相对风险与绝对风险的差异，确保在相似的事物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此外还应切记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

科学：这个说法可以验证吗？至少在原则上是否可以被证伪呢？如果某种说法看起来像是一个科学假设，那么它是基于严谨扎实的科学发现，还只是“草包族”科学呢？如果呈现了科学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是学界共识（即“证据整体性”），还只是“采樱桃”式主观选择导致的特殊情形呢？这些数据足以支持最终的结论吗？如果有另一个假说也可以充分解释这些数据，而且只需更少的前提假设，那么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我们就需要更加谨慎。

这个提纲里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审视各种看法。当然，我们最应该审视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科学家那样去思考，追求事实和理性，勇于承认错误，并积极改正。换句话说，我们要意识到所有的结论与立场都只是暂时的，都有可能随着信息更新而不断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都不免受限于自己的观念，难免会把对看法的质疑看成是对自己这个人的攻击。可我们必须努力去克服这一人性的缺点。

想法只是想法，并不等于我们这个人。想法常常会出错，随着新信息的不断出现，我们也不必羞于及时调整自己的想法，面对铁证还拒不改变才是需要羞愧的。当证据不足时，也不必急着做出判断，草率得出的结论往往容易出错，而且往往更不愿意改变。不急着下结论没什么丢人的，更不是懦弱的表现。不确定的感觉确实会让人不舒服，但我们必须忍一忍。罗素就曾警告说：“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在证据不足时先保留判断，就很容易被那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先知们引入歧途，也更容易把无知的狂热分子或狡诈的江湖骗子当成自己的领袖。要忍受不确定的感觉确实很难，不过大多数美德都是这样的。”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永远不要把怀疑的科学精神与廉价的愤世嫉俗混淆起来。怀疑精神不是随随便便地说一句“我不相信”，而是认真地提问“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怀疑精神是一种开放的心态，鼓励讨论，促进理解，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在气候变化或疫苗接种这种问题上，有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作家与节目主持人也喜欢自称是“怀疑论者”，这是有意的误用。怀疑的精神认为，所有的说法在得到确认或被推翻之前都是不确定的；相反，否定主义是顽固地拒不接受证据和任何合理质疑的非理性态度。那些毫不理会科学界的共识又自称是“怀疑论者”的人，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否定论者”，他们拒绝接受不容辩驳的铁证，自己错误的立场不堪一击。

最后，我并不希望这本书留给读者一个错误印象，以为科学方法只不过是用来揭穿各种谎言与骗术的方法，是给人泼冷水。其实远远不止这些。科学探究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炬，在愚昧与惶恐的阴影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我们栖居一隅的神奇宇宙有着无穷的奥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生命最基本的元素是碳、氧和氮，而且这些元素只有在恒星内部才会产生。这就自然推出一个结论：组成我们每个人的原子，很久以前都是在某一颗爆炸的恒星内核中出现的，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在宇宙间扩散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只是点点星尘，诞生于众多超级太阳的爆炸尘埃之中。正是理性的光辉让我们有了过去完全无法想象的伟大发现，也正是理性让我们得以脱离愚昧无知的黑暗永夜。

[1]他们甚至还出过一个专题对我进行污蔑和攻击，其中有句话是“他年轻又时髦，发型酷又潮”。我猜测他们的本意是想嘲弄我，但我真心挺想把这句话印在名片上的。

[2]默科拉的网站访问量比很多可靠的科学网站（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官网）都要大很多。

[3]cancer一词源自拉丁文，现在一般指巨蟹座（首字母需大写，Cancer），用在天文或占星当中。关于癌症与螃蟹的关系还有各种说法，比如肿瘤周围蔓延的血管像螃蟹脚，或者肿瘤硬邦邦的表面让人联想到螃蟹。——译者注

[4]在我关于阴谋论的研究中，曾特别考虑过制药公司与科学家合力“掩盖”抗癌药的可能性。结果显而易见，就连数学模型也表明，就算所有涉事人都完全罔顾道德且不通情理，整个计划也会很快走向失败。

[5]人类寿命的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至少一部分可以归功于制药公司在医学研究方面的大量投入。研发与发现新药往往耗资巨大，制药公司的大部分利润都用在了研发上。当然，这并不能为他们的一些劣迹开脱，只是说明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并不是树立一个妖魔化的坏典型那么简单。

[6]当然，这些丝毫都不能改变43人因辐射而丧生的悲惨事实。一些在1986年受到辐射伤害的人如今仍然可能患上一些疾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概率也已经大大减小了。当时有11.5万人被迫撤离，时至今日，出于谨慎防范的考虑，反应堆周围30公里依然是禁区，而实际上这一区域内的辐射量已经远远低于危险水平。多年来，因为远离人类的侵扰，这里已经变成了野生动物栖居的世外桃源。

[7]因为“核”（nuclear）这个词有这种负面的暗示，所以“核磁共振造影”的英文名称就将它省掉了，只保留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共振造影），免得患者有不必要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