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设施：揭示草包族科学家及其影响力

理查德·费曼有着巴洛克式绚烂的一生，而他最大的特点是求知若渴的强烈好奇心。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物理学家时，曾效力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的“曼哈顿计划”，新墨西哥州长夜漫漫，他的消遣是尝试打开各种各样的保险箱，还会留下许多神秘的笔记。不难想象，当一个核弹设施里面出现这些神秘笔记，自然会引起恐慌，让人以为有人准备蓄意破坏。自那以后，费曼的爱好也转为打小鼓了。他在战后成为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于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除了学术成就，他的教学水准也颇负盛名，尤其擅长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其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当属南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和他们神秘的货物崇拜（cargo cults）^[1]。

这种神奇的信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忽然出现的，遍布太平洋上零星的一些岛屿上，岛上居民是美拉尼西亚原住民，世世代代隔绝于西方世界之外，浑然不知当代科技的发展水平。在二战期间，交战国之间的战火蔓延到了他们的家门口。首先来的是日本人，还空运来了药品、食品、设备等。不久以后，盟军也在这些岛屿上建起军事基地，并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当地人从未见过的各种物资。有些士兵还将一些物资分送给一脸困惑的原住民。这些士兵和物资仿佛从天而降，而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又很快消失不见了。

对岛上的一些居民而言，这些士兵和货物有着近乎宗教的意味。科幻作家阿瑟·C. 克拉克（Arthur C. Clark）曾写道：“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看起来都与魔法无异。”宗教本身就往往需要选择性地无视一些自然法则，因此，很多岛民把空投物资视为天神下凡也就不奇怪了。当地一些有号召力的“大人物”利用了这种崇拜心理，在废弃的军事建筑当中布置起了各种崇拜设施。与所有宗教教派一样，这种信仰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拥戴不同的先知，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货物代表着神的眷顾。这些宗教头目在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群中传播福音，声称虔诚的信众将被赐予吉普车、食物和衣物。

岛民们相信这一切都来自祖先神灵的庇佑。为了讨好神灵，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发展出一套动作，将其转化成了高度模式化的仪式。他们还精细复制了曾经目睹过的各类遗址，比如宽阔的草场跑道和控制塔模型，还在上面做了各种艺术品装饰，代表着那些他们曾经见过军人们用过的神秘的通信设施和军事设备。

在塔纳岛上的信众都等待着神灵的回归。这位神灵被他们称为约翰·弗鲁姆（John Frum），据说他会带着货物回到虔诚的信徒身边。关于他的容貌则有各种版本，有时他被说成是白人，有时又被说成是个黑人，但通常都很像二战时期的军人。纪录片制作人大卫·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曾经向那些信众询问弗鲁姆的模样，当地人告诉他：“他就像你。”“他有一张白色的脸。”“他很高。”“他住在南美洲。”遗憾的是，那些虔诚的遗迹和仪式并没有换来货物。跑道上一片荒凉，塔楼也始终寂静无声。

信众们把希望的落空归因于弗鲁姆不靠谱。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岛民仅仅复制出那些技术的表象，却完全不理解表象之下的科学原理。据此，费曼造出“‘草包族’科学”这个词，意指那些只会模仿科学的排场，却完全无视科学方法的基本事实。他认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必须基于“科学诚信，就是相当于无条件诚实的科学思想原则——再麻烦也得保证万无一失。比如，如果你做实验研究，就必须如实报告所有可能导致实验无效的因素，而不是仅仅报告那些你认为能让实验成功的因素”。

费曼的忧虑不无道理。科学的表象很可能掩盖极其错误或危险的思潮。无论是否合理，“科学”的光环总会带来某种权威感，令人不加分辨地盲从。更糟糕的是，这种肤浅的表象有时就像特洛伊木马，在掩人耳目的情况下传播各种错误言论与荒诞思想。越是形迹可疑的说法，越是容易披上科学的外衣来招摇撞骗。正因如此，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想要分别哪些是学术垃圾，哪些又是真知灼见着实不易。

讲到这里，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人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物种。这些矛盾自然也延伸到了科学领域，甚至那些藐视科学的人也会依仗科学来佐证自己的想法。顺势疗法也有自己的学术期刊，上面刊载的文章会吹嘘某种摇晃的仪式可以让水拥有神奇的功效。可事实上，顺势疗法的理念根本经不起最基本的分析检验。这类期刊充斥着虚假的想象，表面上看起来却酷似真正的学术刊物，引文格式规范，术语高深玄妙。尽管表面看似科学，但宣扬顺势疗法的人们面对大量质疑其信念的科学依据，却始终拒不接受。也就是说，这些期刊根本就不具备科学方法所要求的基本诚信。它们所体现的正是费曼所说的货物崇拜，只是构建出看似科学却毫无意义的表象而已，与太平洋岛民修建的草地跑道如出一辙。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部分原因在于科学与医学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中很多原理却艰深难解。既然没有人可以否认科学的丰功伟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就会形成某种共识，认为科学即权威。今天遍地都是“草包族”科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互联网大众化的影响力。如今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开启全世界信息资源的宝藏，但弊端在于，谣言也会迅速传播。面对海量信息，要大浪淘沙般去伪存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草包族”科学家应运而生，他们道貌岸然、故作权威，四处推销不正确的观点与言论。在看似引用严谨的网站和论坛上，从国际新秩序的阴谋论观点到芳香疗法，话题可谓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些奇谈怪论尽管毫无科学依据，但从头到脚都精心包装成了典型的科学风格。

毋庸置疑，一旦披上科学的外衣就很容易获得认可，而那些特别让人忧心或沉重的话题尤其如此。例如，常用于低糖饮料的甜味剂阿斯巴甜，在1995年就卷入了一场由电子邮件引发的恐慌之中。当时出现了一则流传广泛的警告信息，据称一位名叫南希·马克尔（Nancy Markle）的博士在一场科学会议中报告这种甜味剂可能会产生不良作用，其中包括引发狼疮、癌症、老年痴呆，甚至海湾战争综合征等。这则警告是以半正式文体撰写的，术语颇有科学感，也有不少零散分布的学术引用。人们收到这封邮件后，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这类垃圾邮件提供的所谓医学建议其实危害极大，于是进一步在朋友与同事中间传播开来。这些收件人都被邮件中看似科学的表象所迷惑，不由得担心起来。当公共卫生机构出面澄清事实，并揭露这封邮件是谣言的时候，疯狂转发的势头却丝毫没有减弱。人们后来又发现，这位马克尔博士其实是臭名昭著的医疗骗子贝蒂·马蒂尼（Betty Martini）一手编造出来的，可邮件转发的狂热还是没有就此打住。如今，这一谎言已经在公众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以磨灭。2015年，百事可乐公司担心公众对甜味剂的恐惧会影响产品销售，决定不再使用阿斯巴甜，但是消费者并不喜欢新口味，于是公司在一年后重新开始使用这种甜味剂。说来不免令人寒心，尽管早有众多研究完全驳斥了这类传闻，但科学的声音总会淹没在那些“草包族”信徒的叫嚣中，而他们则根本没有能力区分真正的科学和拙劣的模仿。^[2]

互联网也让一些老旧的流言再度抬头，它们盗用了科学的表现形式，因此也比以往更难辨认。关于水中加氟的阴谋论就是这种新瓶装老酒的例子。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经典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中，精神错乱的里佩尔将军就坚信水中加氟是共产党人为了害他阳痿而制造的阴谋，这无疑是在讽刺那些反对水中加氟的怪论和妄想。其实当这部电影于1964年上映时，这种阴谋论情绪就已经过时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很多科学研究都反复证实，水中加氟可以安全有效地减少龋齿的发生，照理说，此前那些反对意见也应该就此翻篇成为历史了。可结果并非如此，步入互联网时代，反对水中加氟的运动居然又卷土重来。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种观点出现在很多看起来科学的网站上，相关网页上还罗列出引发癌症、抑郁等各种可怕的副作用。这些危言耸听的网站毫无科学精神可言，但这也并不影响它们最终获得了很多公众的接受与认可。

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2013年时，一些反对党政客在爱尔兰众议院提出议案，要求从供水中去除氟。他们的议案中引用了很多看似科学的研究报告，警告说氟会造成一系列恶劣的后果，如引发阿兹海默症、唐氏综合征、抑郁症、糖尿病、癌症，以及其他很多健康危害。其实，稍做调查就不难发现，这些可怕的想法其实是那些反对在水中加氟的自诩为“专家”的人所灌输的。这些科学报告也是典型的“草包族”科学，里面充斥着伪科学的论述、严重的错误和扭曲的逻辑。这些报告只有貌似科学研究的表象，实质上丝毫未能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即便内容如此愚蠢，很多记者与政客依然无法明辨是非，面对大量真实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未能识破谎言，这实在令人忧心不已。

就这件事，我曾为《爱尔兰时报》和《卫报》写过一些文章，分析那些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我还跟那些政客领袖进行辩论，向他们解释这些观点只不过是危言耸听，毫无实质意义。这让我成了那些边缘群体的眼中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有人指控我动机不纯，也有人质疑我的学术能力。这项议案最终被爱尔兰众议院否决，但禁氟运动依然时有抬头。而且不仅仅是在爱尔兰，甚至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虽然早已把水中加氟纳入公共卫生政策的范畴，但还是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总是有很多地方政客喜欢用伪科学来混淆视听，无论是真的对科学一无所知，还是企图拉拢选民，都让人感到沮丧。^[3]

“草包族”科学常常被人用来兜售一些奇谈怪论，使其看起来有种科学性。在这方面，被误解最深、滥用最严重的当数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物理学中一个引人入胜的分支，关注微小的亚原子粒子的行为特征，与我们熟悉的宏观世界截然不同。微小粒子的领域可能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常识。量子世界中的实体兼具粒子和波两种特性，即具有“波粒二象性”，这打破了粒子和波之间经典的二分对立。这一物理理论本身已远远超出本书范围，而且量子力学也创造出了一些外行很难理解的深奥又奇特的想法，“量子纠缠”就是其中之一，指尽管粒子之间相距很远，但相互之间依然存在联系。另一个概念是“量子隧穿”，指的是粒子“隧穿”过经典物理学中认为无法穿越的“势垒”。而在有些理论中，对一个过程的观察行为也会影响观察结果。这些现象实在太过奇异，远远偏离了我们对这个世界固有的认知。由此，量子物理学也提出了一些深奥的科学和哲学问题，比如现实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人类认知的边界又在哪里。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总是热衷于盗用科学术语，任意曲解量子力学中“高大上”的概念。量子神秘主义这种新时代信仰也应运而生，牵强附会地用量子力学去解释各种陈旧荒谬的思想，给空洞的观点也平添了几分深度。这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将量子力学的术语堆砌在一起，再拼凑上一些看起来像东方哲学的内容，其实对相关现象没有任何真知灼见。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对此颇为厌恶，将其称为“量子胡扯”。在滥用量子力学术语方面，声名狼藉的迪帕克·乔普拉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他四处兜售荒谬言论并从中牟取暴利，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名为《量子治疗》（Quantum Healing）的畅销书。

这种对科学的曲解与滥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只需对量子力学大致有所了解，就应该知道这门学科主要是针对那些比原子还要微小的领域。敏锐的读者也能很快发现，人类可比量子粒子大得多了，要把量子力学牵强附会地应用于人类活动，无疑是谬以千里。

那些“量子骗局”就是赤裸裸地向公众灌输所谓新时代信仰，盗用科学的名义来显得表面上可靠。这类“草包族”科学有时也比较隐晦，却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正如费曼所说，科学的首要条件是诚实，以及基于诚实而公开承认自己理论与研究中的缺点和局限的意愿。这并非科学家单纯的理想主义或自我苛责，而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要求人们时刻准备去接受其他可能的假设，只要这一假设能够对研究现象做出更好的解释，我们就要接受。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错误进行量化，认识到结论的确定性是有限的，而最为关键的是愿意客观地质疑自己的理论与研究结果。但这么做显然有违人们渴望确定性的天性。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我们常常抗拒犯错的可能，也不愿采纳不同的解释。在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就曾调侃过这种错误的执念，他为《银河系漫游指南》中形形色色的错误写了这样一个免责声明：“《银河系漫游指南》是绝对正确的。现实常常出错。”令人遗憾的是，亚当斯嘲讽的这种故步自封的僵化思想如今依然很常见，甚至可能取代科学研究的逻辑推演，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信仰。(www.xing528.com)

如果原本应该能够明辨是非的人也被“草包族”科学所蛊惑，那后果肯定非常可悲。1981年2月，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地区，一位年轻女子不幸遭到持枪歹徒的残暴袭击。歹徒强奸了她，将她捆绑起来并堵上嘴巴，还洗劫了她的所有财物。在遭受暴行的过程中，借着窗帘缝隙透入的微弱的街灯光亮，她只看到了暴徒一眼，只知道袭击者是一名年纪轻轻、未蓄胡子的黑人男子。案件发生几周后，18岁的科克·奥多姆（Kirk Odom）因为毫无关联的另一件事被警察叫住问话。负责问询的警察拿出袭击者的画像，问奥多姆是否觉得自己长得与画中人有些相似。奥多姆否认后，警察又问了其他一些信息就让他离开了。几天后，警察出现在奥多姆的住处，以强奸与抢劫罪将其逮捕。其实控告奥多姆的证据非常薄弱，根据受害人提供的信息合成的肖像中是一名肤色中等的黑人男性，而奥多姆本人肤色很深。受害人也一度指认了奥多姆的照片，但这也不能算作有力的证据，奥多姆很年轻，也没有胡子，在一大堆邋遢的中年男性照片中，他的大头照自然非常显眼。而且目击者的指认也不能被当作充分的证据，这一点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讨论过。此外，奥多姆还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不在场证明：事发当天，他与家人一起正在为姐姐的女儿庆祝生日。奥多姆满心期待着指控能尽快撤销，自己也能早日摆脱这场噩梦。

谁也没能想到，尽管眼前的定罪证据不足，控方却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从犯罪现场发现的一根头发。特工迈伦·T. 斯科尔伯格（Myron T. Scholberg）出庭作证。斯科尔伯格隶属于联邦调查局显微分析部门，称自己是全球毛发检查领域的权威专家，他的证词决定了奥多姆的命运。这根从犯罪现场找到的头发与奥多姆的头发完全匹配，绝无二致。不仅如此，斯科尔伯格更指出这样高度的匹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在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中也只遇到过几次而已。对于陪审团而言，科学依据就是无可辩驳的铁证。尽管奥多姆坚称无罪，但还是不予取信，最终被驳回。

于是，奥多姆平白无故地遭受了整整22年的牢狱之苦。刑满释放后还需再经过9年的假释期，并且背上了性犯罪的前科。这件事不仅令他名誉扫地，还极大地影响了他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他被捕时，他的女儿还只是个小婴儿。很难想象他当时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他始终坚称无罪，但根本无人理会，法医学的鉴定绝对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就此盖棺定论。同时，公众舆论也对案发现场的调查津津乐道，更让人对那些证据深信不疑。而这种现象也被称作“犯罪现场调查效应”。不过，在2009年12月的另一起案件中，哥伦比亚特区的公设辩护人服务处成功打赢了官司，帮助唐纳德·盖茨（Donald Gates）获得了无罪判决。盖茨曾遭到误判，因强奸罪和谋杀罪入狱服刑28年之久。改判无罪的关键，是推翻了原本看似无懈可击的法医分析结果，其中也包括毛发的显微分析，这与奥多姆被定罪的情况可谓如出一辙。

盖茨案推翻原判的消息引起了桑德拉·莱维克（Sandra Levick）的注意，她正是最初为奥多姆辩护的公设律师，现在已经升任为公设辩护人服务处特殊诉讼业务部的主任，但她并没忘记当初给奥多姆定罪的那些草率的证据。2011年2月，也就是罪案发生整整30年后，莱维克依据《哥伦比亚特区无辜者保护法》提出进行新的DNA检测。从尘封多年的箱子里，警方把当年从犯罪现场找到的各种证据重新拿了出来：沾染血迹的床单、一件浴袍和那根作为铁证的头发。莱维克随即要求用当代技术对这些物证重新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从犯罪现场提取到的精液根本不是奥多姆的，却与另一位性罪犯完全吻合。此外，对头发的线粒体检测也排除了奥多姆的犯罪嫌疑。也就是说，针对奥多姆的所有指控都是错的。于是莱维克在2012年3月提议撤销对奥多姆的指控并无罪释放。2012年7月13日，也正好是他的生日那天，奥多姆最终被无罪释放，但他已经在冤狱中度过了大半的人生。这个案件的平反让公众重新关注起过去的许多案件，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毛发显微分析到底错在哪里呢？

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陪审团会被看似严谨的科学分析所愚弄。1977年联邦调查局有关毛发分析的手册上充斥着技术名词，在最鼎盛时期，毛发分析部门有11名全职特工，仅一年内就处理了2000多个案件，出庭作证超过250次。1985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召开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内部会议上，伦敦市警察厅的首席科学家曾表达过疑虑，他指出：“英国的调查员并不愿意检验毛发，因为英国普通的毛发检验员所做的匹配结果的取证价值是很低很低的。”也是在同一会议上，来自纽约的犯罪学家彼得·德弗雷斯特（Peter De Forest）还提到了奥多姆一案，指责FBI的结论“有很大的误导性”，而且“没有任何数据的佐证”。面对这些批评，FBI实验室资深员工哈罗德·戴德曼（Harold Deadman,“Deadman”意为“死人”，这名字倒是很适合刑事法医学工作）始终坚称FBI“非常相信毛发比对分析”。

遗憾的是，问题就出在这种“相信”上。拒绝客观审视分析方法的缺陷，恰好体现出FBI长期存在的“草包族”思想。当然也有人意识到误判造成悲剧的可能。特工弗雷德·怀特赫斯特（Fred Whitehurst）就曾多次提出过警告，质疑这种检验技术。在1992年至1997年，他就此问题给上级写了237封信，可惜都石沉大海。出于对伪科学的义愤，怀特赫斯特最终成为一名“吹哨人”，不断提醒那些执迷不悟的公设律师注意这种技术的缺陷。随着科学的DNA检验手段的进步，他的努力终有回报，让许多人最终平反昭雪。

直到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才终于揭示出惊人的真相。FBI深信不疑甚至引以为傲的这套显微分析技术，尽管用大量术语装扮成看似科学的表象，实则根本就不具备基本的科学诚信。想要比较两个样本并确认是否相互匹配，首先必须获得总体分布情况的详尽统计数据。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数据，FBI的专家说的所谓匹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就完全是胡说。这类“草包族”科学架势十足，却徒有其表。这种检验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法医学，其实只是胡蒙瞎猜，害无辜的老实人蒙冤入狱。

就在奥多姆被改判无罪的那个月，美国司法部和FBI宣布，将在“无辜计划”与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ce Lawyers）的协助下，对以往基于毛发证据分析而定罪的案件展开联合调查。2015年4月，调查结果公布，令人难以接受。他们最终承认，在大多数涉及毛发显微分析的审判中，他们所提供的证词都存在致命的错误，其中32宗案件中的被告已经被判了死刑，而在这份报告公之于众的时候，其中9人已经被处决了。

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就是，FBI过分依赖这种看起来像法医分析的伪科学技术。正像萨莉·克拉克的例子那样，FBI给这种方法披上了科学权威的外衣，也唬住了辩方与陪审团。在无法看清真相的情况下，他们也未能提出至关重要的质疑。就在我写这本书时，又有好几项误判被推翻，而还有数千件存疑的案件等待进一步分析。不过，即使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强大证据，那些笃信毛发检验的人士依然像“草包族”信徒那么固执强硬，坚称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国家科学院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到了类似情况，也反映出这背后更大的问题，即人们普遍忽视了法医分析也是可能犯错的，而且存在不确定性：

有些法医学者始终不愿承认，无论是实验室检验还是其他具体学科都不可能完美无误。专家对调查委员会表示，人们对于什么才算是错误也存在不同意见……一些法医分析人士还坚持认为他们的方法完全正确，绝无差错。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对法医学作用的评估。

这种事例提醒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真正的科学研究与装模作样的表面功夫。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固然鼓舞人心，但科学自身应不断反省，避免成为一种错误的观念，甚至所谓的权威论点，而走向科学诚信的对立面。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必须清晰明确，且能够接受检验。正因如此才需要进行同行评议，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提交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相关数据，接受其他彼此独立且大多匿名的研究者的严格评估。审稿人的责任是对稿件进行严格的评审，找出其中可能导致无效结论的各种缺陷、错误或逻辑问题。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你沮丧，也谈不上完美，但“魔鬼代言人”的做法确实有助于我们规避错误、杜绝谬论。

对想法与观点的严苛检验是科学的重要内容，但“草包族”之徒却丝毫没有这样的观念。他们的把戏也许能模仿出一点科学研究的皮毛，但丝毫没有学到科学诚信的精髓，所以他们兜售的观点也像太平洋岛民搭建的指挥塔那样毫无实效。这说来好像简单，但面对当今世界的海量信息，想要有一双明辨是非的慧眼实在太难了。有的时候真真假假如雾里看花，而我们的感官又不断受到各种信息的轰炸，筛选信息明察秋毫的能力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培养怀疑精神与分析性思维能力，因为这些强大的工具有助于我们辨别身边各种观点意见。无论是科学观点、政治见解或者其他意见，这套方法都能帮我们找到有用的信号，过滤无关的杂音。怀疑精神发挥着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让我们免受他人的操纵或误导。

说句题外话，当今世界上仍有少数几个地方存在着人类学意义上的“草包族”崇拜。在塔纳岛上，被遥南恩（Yaohnanen）部落的人们奉为神灵的人竟然是英国的菲利普亲王，也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4]在当地的古老传说中，山神的儿子曾漂洋过海，迎娶了一位有权势的伟大女士。预言还说，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回到大家身边。人们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添油加醋，还有人说山神的儿子是约翰·弗鲁姆的兄弟。部落的人们曾注意到殖民地官员对女王格外尊敬，由此推断她就是山神的儿子所迎娶的高贵妻子。这样一来，菲利普亲王就成了山神后裔一说的生动证明，而1974年英国皇室造访瓦努阿图更让这种说法显得确凿无疑。在听说自己被奉为神灵之后，菲利普亲王把自己的签名照赠送给了村民，而村民们则回赠给他一根当地传统中用来赶猪的短棍。至于亲王是否真的用它来赶猪，就不得而知了。

[1]费曼讲这个故事，是用来说明那些徒有其表的伪科学，因此cargo cult science多被译成“草包族”科学。——译者注

[2]相信你也不会感到奇怪，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默科拉正是在这一谬论的基础上一手缔造起了自己的伪科学帝国，他还把阿斯巴甜称作“市场上添加进食物中的最危险的物质”。

[3] 我曾与几位煽动民意的政客面谈过，结果令我倍感困惑。我想当他们拿着爱尔兰氟化物与健康专家委员会（Irish Expert Board on Fluoride and Health）出具的破除迷信的复杂专业报告时，应该就能够信服了。这一机构是十年前为了应对反氟恐慌专门设立的。他们可能并非只是愚蠢无知，我怀疑大多数支持这项法案的政客只是想利用这场反对政府的活动，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危害公众健康。

[4]对于了解菲利普亲王的人们来说，他被奉为神灵这件事本身也颇为滑稽。因为他总自称是一位“臭脾气的老家伙”，平时心直口快，喜欢揶揄嘲讽，甚至时有种族歧视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