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决策：揭露科学骗局的真相》

《自然》杂志是全球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这本历史悠久的刊物的每一页内容都吸引着科学界关注的目光。1988年，一位名叫雅克·邦弗尼斯特（Jacques Benveniste）的法国免疫学家一鸣惊人，震惊了整个学术界。他声称自己将人类抗体极度稀释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但只要将溶剂剧烈振荡，就依然能够发现免疫反应。在邦弗尼斯特看来，这一发现证明水的结构似乎可以“记住”原先溶质的内容。用他的话来说，这就好比“用汽车钥匙在河水里搅动几下，然后到下游几英里的河里去取出几滴河水，用这几滴水就可以来启动汽车”。有些人也把这种现象称为“水的记忆”，而另一个名字则更为古老：顺势疗法。

顺势疗法的概念最初是德国学者塞缪尔·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在1807年提出的，核心思想就是药物越稀释则效果越佳。这一点与科学常识恰好相反，一般科学观察会发现，溶液的效力与溶液中活性成分的浓度成正比。顺势疗法的稀释程度更是达到了极致，稀释度达到了极不正常的30C，也就是差不多在1060个粒子中有一个活性粒子。这样的稀释程度在地球上是不可能存在的^[1]，因此顺势疗法的溶液中不可能含有任何活性成分。支持者们认为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水能够“记住”它所稀释的物质，但是水的“记忆力”只有大约50飞秒，大概就是一秒的千万亿分之几而已。^[2]

撇开物理学上的可能性不谈，临床证据也未能发现任何真实的疗效。哈内曼本人有此奇思异想尚可理解，因为在他的时代过去一个世纪后，人们才终于证实了原子的存在。但现在的人们已经具备了当代化学和物理学知识，若还是固守这种不合常理的错误观念，就显得匪夷所思了。其实顺势疗法早在几十年前就该寿终正寝了，但邦弗尼斯特的研究发现却把这个问题再次推到风口浪尖：这要么是错的，要么物理学知识都必须被重写。

《自然》杂志编辑约翰·马多克斯爵士为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深知顺势疗法的作用机理根本站不住脚。但出于科学精神，他不能因为一个证据有违常识而轻易将其弃之不顾。邦弗尼斯特的研究经过了同行评议，尽管结果值得怀疑，但评审专家也未能找到任何明显的方法缺陷或夸大失实的迹象。可如果邦弗尼斯特是对的，那这就是一项足以震惊世界的革命性发现。马多克斯选择的折中方法是，在发表文章的同时刊登一篇“编辑保留意见的说明”，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独立调查人员将会监督这项实验研究的复现。即使如此谨慎，这篇文章还是迅速成为轰动全球的头条新闻。对替代疗法的支持者们而言，科学界最权威期刊好像也在为他们辩护，这不亚于给了那些长期质疑这一理念的科学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媒体聚焦之下，风度翩翩的邦弗尼斯特很快成了名人。同时，马多克斯也召集了一个调查小组，来开展实验的复现。化学家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在揭露科学骗局方面素有威名，自然成为马多克斯召集的对象。这个小组中还必须有一位成员擅长发现各种弄虚作假的伎俩，最后马多克斯选定的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魔术师詹姆斯·兰迪。

“神奇的兰迪”是一位有着几十年表演经验、技艺精湛的魔术师，曾在19世纪70年代与歌手艾丽斯·库珀（Alice Cooper）一同巡演。他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逃脱大师，打破过魔术师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从水下棺材中成功逃生的记录。与胡迪尼一样，兰迪也热衷于拆穿各色骗子，揭露各种骗术，所以请他加盟的理由也很充分。《自然》杂志刊登“编辑保留意见”是极其罕见的，只在1974年出现过一次。当时那篇论文声称发现了以色列人尤里·盖勒（Uri Geller）拥有通灵能力的证据。而当时也正是兰迪挺身而出，指出盖勒的表演根本不需要超自然力量，而只需要耍一些小手段，糊弄住调查员。^[3]

被媒体称为“驱鬼三人组”的研究团队动身前往巴黎。到了地方之后，邦弗尼斯特坚持要求由科学家伊丽莎白·达弗纳（Elizabeth Davenas）来做实验演示，因为她有本事能保证实验成功。实验用品包括若干药瓶，其中有几个盛着清水作为“控制组”，其他则盛着顺势疗法的水溶液。像往常一样，顺势疗法的水溶液引发了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整个演示过程有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实验并不是“盲”的，也就是说，达弗纳始终都知道自己手头的样品是控制组还是实验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偏向都在所难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多克斯让组员想办法把实验变“盲”。他们摘除了样品标签，斯图尔特还设计了秘密代码来区分不同的样品。代码都放在信封里，为防止有人闯入，兰迪把房间布置得密不透风，最后信封用锡纸包裹起来，藏在天花板上以防万一。

防范措施到位后，他们用没有标签的样品重新做了一次实验。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兰迪还为在场的人表演了一些小把戏。但是邦弗尼斯特对他没有丝毫的好感，正相反，他似乎特别讨厌有魔术师在场。实验结果原计划在晚餐时间向新闻界公布，邦弗尼斯特还准备了好几瓶冰镇香槟酒等着庆祝自己的辩护成功。实验完成后，代码被取回以便分析结果。在场聚集的研究者与记者们紧张而兴奋地屏息等待着，可最终的发现令人大失所望，也让法国研究团队沮丧不已。在盲选条件下，压根就没有出现什么惊人的结果，原先那篇论文就是幻觉。这个结果让在场的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在随后的报告中，马多克斯团队还揭露了实验中的大量缺陷，比如实验记录暴露出统计方法的漏洞，还发现了多次主动筛选的问题。最终发表的调查报告并没有断言研究造假，但还是提出了质疑：该研究并未说明其获得了顺势疗法大品牌Boiron公司的资助，所以很可能受到了资助方的不良影响。事实令人心寒，邦弗尼斯特研究团队盲目迷信顺势疗法，让自己受到了误导，“在阐释数据的过程中产生了幻觉，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引以为傲”。

上述例子发生在病理科学界，研究者们在一厢情愿的思维误导下，不自觉地得出了错误的结果——这就是在科学家身上发生的“动机性推理”。邦弗尼斯特随后的反应更令人惊讶。他宁愿玩弄辞藻也不肯老实认错，反而污蔑马多克斯的调查“是指控塞勒姆女巫般的暴行，是麦卡锡式的迫害”。他甚至矫情地把自己比作伽利略，却完全无视两者之间最关键的本质差别——伽利略的理论是被实验证实了的，而邦弗尼斯特的断言在多次实验中都未能得到重复检验。尽管顺势疗法目前已经被认定为伪科学，但仍有不少拥趸依然笃信所谓“有科学依据的顺势疗法”——这个名号本身既是一种矛盾修辞法，也是一句毫无意义的蠢话。

其实，邦弗尼斯特想脱离这种尴尬的境地也不难，只要运用一下“奥卡姆剃刀”原则即可。根据这个准则，当一种观察结果有多种解释的时候，需要做出最少假设的那个解释最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要解释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接受的解释有两种：一、我们所知的大部分物理和化学知识都是错误的；二、实验有缺陷。尽管第一种也可能存在，可一旦接受了这个解释，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大量已有证据和理论都是错的。与此相比，第二种只需解释单独一项研究的缺陷就够了。“奥卡姆剃刀”原则是种启发性思维，因此也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过，当遇到多种假设的情况时，至少可以用该原则作为指引，让我们找到最有可能正确的起点。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医疗诊断领域，针对各种症状，常见的疾病往往比疑难杂症更有解释力。美国医学家西奥多·伍德沃德（Theodore Woodward）曾经对他的实习医生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箴言：“当你听到马蹄声时，应该想那是马，而不是斑马。”因为这句妙语，“斑马”一词如今在医学俚语中的意思就是“疑难杂症”。

这场“水的记忆力”闹剧很好地说明了科学的本质。科学精神和人类的求知欲让我们走出愚昧与恐惧，收获新知与美好。医学让我们拥有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科学让我们对天地万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以说，科学成果是当今世界一切的基础。遗憾的是，我们虽然依赖科学，却并不真正理解它。对很多人来说，所谓的“科学方法”不过是个朦胧混沌的概念，其中掺杂了他们自己的偏见与想象，比如护教论者就坚持认为科学和宗教一样都是基于信念。像反疫苗运动这些亚文化潮流也无法区分传闻与证据之间的根本差异。新闻媒体一味热衷于呈现“双方立场”，有时也分辨不出哪些是情绪化的表达，哪些才是值得信赖的证据。政客与决策者们也常常分不清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从而做出了有害公众利益的错误决定。

卡尔·萨根（Carl Sagan）曾经表达过类似的忧虑，他说“我们文明中最关键的要素都是深深扎根于科学与技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中却极少有人懂得科学与技术。这种矛盾会带来灾难”。萨根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但也并非不可避免。提高科学素养与理性思维能力，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我们个人而言都大有裨益。如今，各种错误思想大行其道，很多人认为科学不过是事例和数字的堆砌，会让人想起学校里那些穿着实验工作服的家伙，这些人好比某个神秘宗教里的高级祭司，向他们不断地灌输琐碎的陈词滥调。邦弗尼斯特的故事让我们明白，科学家也会犯错，比如出现细小的失误，被失实的结论蒙蔽，甚至是变得腐败。我们也看到科学研究之间也并不是平等的。有些设计精巧、逻辑缜密，小心地排除了各种混乱因素，有些研究却不堪一击，研究方法也并不合理。

要分辨结果是否可信并不容易，但科学的优美之处在于，我们只需信任方法就够了。孤立研究只能提供单一的数据。理想情况下，这一数据是准确的，但许多因素会导致数据有误。最重要的应该是整体的情况，也就是结果和分析集中到一起之后显现出来的规律与趋势。正因如此，人为影响气候变化的研究或疫苗安全性研究的证据都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这些数据来自成千上万项独立研究与理论模型，而且都共同指向了同样的结论。而那些否认气候变化或反对疫苗的社会活动人士却刚好相反，他们只会抓住一两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研究大做文章，事实上，那些基于主观意愿特别挑选的个别研究根本无法推翻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科学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冰冷事实，也不是神圣的僵化教条，而是探究问题的系统方法。科学家不是这一神秘学科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祭司，表面的权威与荣誉都不重要，即便是德高望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也可能被普通学生的实验结果一举推翻。客观事实可一点不会顾及我们的偏见与颜面。科学知识总在发展变化，一项研究发现是否会被接受，取决于它所提供的证据是否有力。日新月异的新发现总在不断修订我们的认知，而理论洞见能够引导我们发现新知，最终让科学实现自我修正。

在证据面前，巨人泰坦也必须折腰。19世纪的科学界就曾见证过一系列的飞速进步。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似乎在一瞬间敞开了所有的秘密，这其中科学巨人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原名William Thomson［威廉·汤姆森］）开创了很多惊人的发现，他在数理物理学、热动力学与电学方面均成就斐然。他还在跨大西洋电报通信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因此被授以爵位。国际单位制中温度的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到了19世纪末，科学界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地球的年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认为，地球并不是宗教典籍里所说的大灾变的产物，而是在缓慢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地质学家们汇总了当时的各种有力证据后提出一个假设，无论是火山还是地震，地球表面的种种特征都可以用一种简单而不断重复的地质过程来解释。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地球的年龄将十分古老——应该有上亿年甚至数十亿年的高龄。有这种想法的不止地质学家们。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中也曾做过估算，英格兰南部威尔德地区的白垩沉积层剥蚀可能就耗时3亿年之久。所有这些都令开尔文勋爵深深着迷，于是他运用自己的数学天赋，尝试推算地球的年龄。

开尔文首先假设地球最初是一个炽热的岩浆球。受空间的限制，地球表面的温度很快就趋于稳定，而在地球表面之下，热量缓慢向外扩散。这一点是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约瑟夫·傅立叶在1822年就已经发现了的。开尔文早在16岁时就成功推演过傅立叶的一些演算，自然也会用他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热能方程明确定义了一个系统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所以根据熔体模型就可以确定，自系统开始后一共过去了多少时间。谨慎起见，开尔文还估算了热扩散率和岩石的熔点，以推算地球的热梯度。基于这些参数，他最终演算出地球的年龄大约在2400万年至4亿年之间，与德国博物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计算结果大体一致。^[4]

开尔文接着开始关注太阳，并假设太阳辐射出的能量来自引力坍塌。基于太阳辐射能量的速度，他估算出太阳的年龄大约在2000万年，但地质学证据表明地球的年龄比这个要古老得多，于是两种结论发生了抵触。开尔文本人对地质学兴趣寡淡；还有一些老学究依然坚持认为地球没有年龄，是永恒不老的，不过这种说法显然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当然，并非所有的地质学家都不懂理论物理，有些年轻的地质学家就颇有一番见地。尽管他们都认同地球一定有明确的年龄，可他们对待数据的态度也是非常谨慎，就跟开尔文对待理论的态度一样。这导致了科学界两位巨人之间的对立。其实达尔文对威尔德地区的剥蚀时间只是做了大略的推测，但开尔文却紧咬不放，认为他“荒唐可笑”，所以这个内容在《物种起源》之后的版本中都被删掉了。这段被同时代顶尖科学家所鄙夷的经历让达尔文耿耿于怀，他哀叹这是他“最大的痛处”。

无论如何，有关古老地球的证据却越来越多。在这一点上，理论与现实好像赫然对立了起来。这些矛盾对立说明某一个环节存在着根本性的偏差，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

随着开尔文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有人便去问他的朋友兼助手约翰·佩里（John Perry）对这件事的看法。佩里认为计算过程应该不太可能出错，他说：“对地质学感兴趣的朋友经常来问我，还要我评价开尔文勋爵有关地球年龄的计算问题。我一般都会说，你们别指望开尔文爵士会出现计算错误。”佩里没有去关注计算问题，而是重新审视了开尔文的基本假设。于是，他发现了一处极易被忽略的逻辑漏洞。假如地球一开始不是熔体，也就是说热量在地核传导的效率要高得多，那么开尔文的估算就可能完全错了。当时的物理学家已经知道了热对流的原理，这是热量在流体中传递的主要方式。

加入这个因素重新考虑后，佩里估算地球的年龄应该至少是20亿或30亿年。佩里私下联系了开尔文，告诉他自己发现了这个错误。不知道开尔文是误解还是无视了佩里的消息，佩里最终把他的发现发表在1895年的《自然》杂志上。开尔文的演算固然严谨优雅，但前提假设存在缺陷，导致最后的分析站不住脚。佩里的发现不仅调和了地质学证据与数理物理学之间的矛盾，更揭示出不可思议的新发现：地球的核心是温度极高的流体。这一发现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而它是在数据和理论的逻辑推演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地球的外核确实是由液态的铁与镍组成的，正是它们的运动导致了地球磁场的产生。^[5]

此后不到10年，人类发现了放射性物质。很快，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并由此推导出质量与能量是对等的。1920年，英国天文学家阿瑟·埃丁顿（Arthur Eddington）提出，星体在聚合微小粒子的同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也就是说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如今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核聚变”，太阳及其他恒星正是通过核聚变产生能量的。这一发现宣告了“年轻太阳理论”（young sun theory）的终结，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新时代里，“年轻地球理论”也轰然倒下。如今，这些新发现带来的新科技（如放射性定年法）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5.4亿年。

开尔文^[6]拥有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也有着足以理解和运用这些先进理论的头脑，但即便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也不能保证不会犯错。当然，他也无法阻挡理论推演与事实观察相互结合的不断努力。严谨完美的逻辑演绎不仅解决了两个科学领域的矛盾，更让人们对地球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已经知道，地球竟然有着一个熔化的核，如此惊人的发现并非来自直接观察，而是在证据与理论的结合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一点最令人叹服，也正好体现了科学的自我修正能力。无论一个理论看起来多么完美，多么强大，一旦出现有力证据反驳，这个理论就必须进行修订或被果断抛弃。常有人批评科学变幻莫测，常常一时兴起就改变主意。其实他们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家会根据新证据不断修订自己的想法，这不是科学的缺陷，而是科学的特色。

如果理论假设与实验发现相互吻合，这样美妙的结果让人深感快慰。但如果出现了预料之外的结果，就说明仍有问题等待发现——也许是个意外之喜。有时候，科学发现也要看缘分，意料之外的结果可能会将你引向开天辟地的全新结论。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今天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最初都来自那些看起来不正常的研究结果。亨利·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当初发现放射性物质时，正是因为他不小心在一块感光板上留下了一块铀矿石。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之所以能发现拯救苍生的青霉素，起初也是因为他度假归来后发现托盘里长出了一些不明真菌，还把他培养的葡萄状球菌都杀死了。微波加热的原理也是意外之喜，只因为工程师珀西·斯宾塞（Percy Spencer）懊恼地发现，每次走到磁控管附近时，口袋里的巧克力都会融化。总之，各种新奇有趣的研究发现会推动理论的进步，而精妙独到的理论预见又会引导研究的方向。实验与理论是科学的两个方面，不分伯仲，相互依存。(www.xing528.com)

但是，究竟什么才能决定一件事是否科学呢？同样都是关心天体的运行，为什么天文学是科学，而占星术就是迷信呢？同样都是以“能量”为核心，为什么放射疗法是科学，而“灵气疗法”（reiki）却是伪科学呢？仅凭直觉，我们并不能准确分辨理性与荒谬，也无法清晰划分科学与假象。^[7]

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用“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就能分辨科学与伪科学。只要假设存在一个实验，实验结果有可能推翻某一假设，那么这个假设就属于科学猜想。

“科学假设”必须能够做出可检验的具体预测，否则就不能被视为科学。关键一点是，可证伪性并不意味着假设是错的，而是意味着在原则上有被证实是错误的可能性。比如，“星期二纽约会下雨”这个论断就是可证伪的。如果那天没有下雨，这个说法就是错的。但是，一位灵媒声称某种无形的灵魂在对自己说话，即便这可能是假的，却也无法证伪。科学思想必须经受毁灭性的考验，如果有强有力的证据与假设发生矛盾，那就只能修订或抛弃假设。严格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哪个假设得到了“证实”。我们只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符合某一假设，而那些经得起严苛检验的想法最终成了科学理论。当然，一旦有证据与之抵触，既定理论也必须进行修正。在过去220多年，牛顿的运动定律一直看似无可辩驳，无论是小到微观的世界还是大到日月星辰的运转，它都能预测其运动的规律。可到了1905年爱因斯坦指出，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运行时，牛顿力学就不再适用了，而我们对于自然的理解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证伪性是科学方法的根本所在。^[8]它要求科学家不仅寻求确凿的观察证据，也要积极谨慎地检验自己的想法。正因如此，占星术并不是科学，它是含糊不清的，根本不可能进行检验。天文学则正好相反，天文学的假设不仅清晰具体，而且可以验证。“灵气”理论声称能够采天地之灵气，可非但拿不出证据，甚至连这种神秘力量究竟为何物也说不清楚。可以说，灵气理论是可以检验的，但目前的临床研究没有发现它有任何相关疗效，也就等于直接证伪了。而放射性疗法则不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验中都已积累了大量的佐证数据。

不能被检验的想法就不是科学，而经不起调查检验的想法就应该被抛弃，但伪科学并非如此。当自己笃信的理念暴露出弱点或错误时，信众们往往会求助于诡辩或传闻来进行辩解。信念肯定发挥了作用。比如，进化论是科学，因为它的理论能够得到检验，而且也经受住了重重实证的检验。神创论就不是科学，它未能提出任何可检验的预测，不过是个“如此这般”的宗教故事罢了。这就是科学与信仰之间的重要差异。在科学上，哪怕看似再严谨再完美的理论，只需一丁点相互矛盾的数据都足以将其推翻。而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别的信仰——很多会要求把理念奉为圭臬，不容置喙，无条件固守信念的做法更会被视作一种美德。

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确实不容易。很多含混不清的说法披着科学的外衣粉墨登场，无非是想让那些虚妄的言论显得更为可信。遗憾的是，我们确实也很容易轻信那些并不靠谱的言论，因此上当受骗。要分清科学与非科学的观点并非易事，面对任何一个自诩科学的言论，我们都必须认真考虑一些重要的细节，其中包括：

证据的质量：科学结论的基础，是有能够佐证的数据以及有对相关研究方法的清晰描述。如果结论主要是基于传言，其科学性就值得怀疑。

权威性：科学结论的权威性并不是来自科学家。一个结论是否能被接受，取决于结论背后的证据是否有力。相反，伪科学的结论通常只关注所谓专家或大师的身份，而不是证据本身。

逻辑：在陈述一个观点时，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紧密相扣，不能有遗漏或跳跃。不合理的推论过程往往意味着不合理的结论。还要特别警惕那些过于简化的结论，比如把复杂情况归因于单一因素，或者对复杂病症提出过于简单的治疗方案等。

可以检验的观点：可证伪性是检验一个观点是否合理的最重要的标准。如果无法证明这个观点有误，那它就不科学。在科学领域，可重复性也是同样重要的。独立调查不能证实的观点很有可能也是伪科学。

证据的整体性：一个假设必须考虑所有证据，而不能主观筛选有利于自己的佐证。如果一个观点与当前所有证据吻合一致，那就应该接受。但如果这个观点与此前各种数据都矛盾，就必须提出可被检验的理由，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

“奥卡姆剃刀”原则：一个结论的成立，是否依赖大量附加的条件与假设呢？如果某个假设可以更好地解释当前的数据，那就必须以强有力的证据说明那些额外假设的合理性。

举证责任：谁提出观点，谁就有责任提供佐证，反对的人则无此责任。想推卸或者转移举证责任的，就是伪科学的信号。为了给证据缺乏辩护而生出观点（包括阴谋论的观点），肯定是伪科学。此外，经验还告诉我们，相比于那些为辩解而提出的观点，那些出于探究而提出的观点更有可能是真正的科学。

上述这些并不能代替审慎严谨的思考与推理，但我们遇到各种新言论新观点时，不妨先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即便问题不是与科学直接相关，这些思考也是大有裨益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科学的目标是拓展已知世界的界限，所以科学家们总是不断地与无知对抗。科学的所知越多，人们就越会意识到各种未知，也越明白目前已知的局限。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养一种健康的对待各种观点的怀疑精神。

要明确区分各种观点的真假优劣，确实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有时甚至徒劳无功。毕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到处充斥着伪科学的论调与荒诞不经的言论。面对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很多人不可避免地变得麻木迟钝。但漠不关心的态度只会让我们糊里糊涂地步入危途，既无法对抗气候变化的恐怖前景，也无法应对其他各种危机与挑战。萨根的悲叹言犹在耳，但也并非不可避免。若要保护自己免于那些坑蒙拐骗的把戏，必须要把科学与伪科学明确区分开来。

[1]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做过计算，如果要溶液中包含哪怕1个活性成分的分子，30C的溶液需要的水量就会是太阳质量的1.5万倍，体积则是太阳的28倍。

[2]地球上的水属于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每一个存在的分子无疑都会不停地流动，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感激水的记忆力如此短暂。

[3]无独有偶，兰迪一直把前文中提到的飞猪年度大奖颁发给各种超自然骗术。第一次颁奖的名称就叫“尤里杯”。

[4]亥姆霍兹绝不只是一位博物学家。在物理学领域，他在能量守恒、电动力学和热动力学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医学领域，他不仅发展了神经生理学，还推动了声音与视觉的心理感知方面的研究。此外，他还写了科学哲学与社会批判等方面的鸿篇巨制。有些人的存在，好像就是为了让其他人显得平庸的。

[5]如今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无可辩驳的大量证据，但佩里于1895年发表的文章却备受冷遇。直到20世纪60年代时，还有许多地质学模型都认为地球是固态的球形！很多人认为，当初开尔文是因为不懂放射性才错误估算了地球的年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放射性方面的知识欠缺确实让他大大低估了太阳的年龄，但在地球年龄计算方面并没有这个问题。即使他考虑到放射性衰变带来的热量变化，最终结果也是大同小异的。正因如此，佩里的发现着实有着很大的意义，值得在历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6]有些支持“年轻地球理论”的神创论者把开尔文引为同道，但他们大错特错了。第一，开尔文所质疑的是进化的时间范围，而非进化论本身。第二，开尔文认为地球的年龄应该至少是两千万年，而不是区区几年。他还反对各种有关太阳的化学模型，是因为那些模型推导出的地球年龄实在太小了（约1万年）。

[7]在哲学中，这属于划界问题。对很多科学家而言，这种奇怪的争论既耗费精力，也没什么意义。据说理查德·费曼评价说：“哲学对于科学家的用处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虽然费曼很傲慢，但他也许会带头同意区分科学和非科学是至关重要的。

[8]哲学概念总是充满争议，有关划界问题的作品汗牛充栋，但论点往往不够清晰。我在这里不多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