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预测未来绝非易事。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就是非常经典的例子。参与此次竞选的分别是时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与堪萨斯州州长埃尔夫·兰登（Alf Landon）。当时经济大萧条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导致国家凋敝。4年前罗斯福推行经济“新政”并最终赢得大选，其中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政策更是深得民心。尽管如此，他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在国会与法院遭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些人因为财政方面的原因反对，兰登则指责罗斯福仇视商业。政治学者们纷纷预测两人之间将展开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
当时很多报刊争先恐后地开展大选结果预测，其中领头羊是《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这份题材广泛的周刊准确预测了自1920年以来的每次大选结果。他们当然渴望保持持续准确预测的记录，但民意复杂多变，想准确预测也并非易事。《文学文摘》认为，准确预测的唯一方法是招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样本人群。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他们也为此下了极大的决心，最终招募了将近1000万人——几乎是当时美国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当年8月期的杂志社论信心满满地宣称，他们的民调将预测11月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结果，“相比4000万选民产生的真实结果不会相差百分之一”。最终共计240万人参与了这场民意调查，基于调查结果，《文学文摘》杂志颇为自信地预测了一个看起来显而易见的结果：兰登会赢得大选，因为调查显示兰登将获得57%的选票，大幅领先罗斯福43%的选票。
但这一预测并未成真。兰登非但未能成为第33任美国总统，而且票数远远低于罗斯福。事实上，罗斯福以压倒性优势再次赢得大选，拿下了除佛蒙特州和缅因州之外所有的州。更令人称奇的是，有一位名叫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的年轻统计学家，在完全没有报刊资源的情况下做出了精准的预测。盖洛普仅仅根据5万人的小规模调查就做出了预测，样本量只有对手的1/50。这一切从表面看来似乎有悖常理，因为我们都知道样本越大，结果应该会越准确。那么，为什么《文学文摘》招募了为数众多的受访者，最后的结果却完全是错误的呢？
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非常微妙，也非常关键。为了获得最大规模的数据，《文摘》是通过三个现成的名单来招募受访者的，即杂志的读者群、电话号码簿和汽车登记记录，而问题正是出在这里。如果你属于三者其一，那你很可能比当时普通的美国人富有得多。另一个问题是，接受民调的人群中只有一部分人选择成为受访者。所以这个样本看似庞大，实则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差与扭曲，根本无法代表真正的选民群体。预测失手后，杂志本就灰心丧气，盖洛普的预测更让他们恼羞成怒。因为盖洛普不仅准确预言了大选结果，还预言了他们所犯的错误，甚至还根据他们的数据来源和可能的偏差，准确预测出了《文学文摘》的民调结果。《文学文摘》为这次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一蹶不振，声名狼藉。而盖洛普正好相反，他以此为契机创建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民调公司，至今依然风头强健。
对于我们当今的时代，这一事件留下的教训比对20世纪30年代更为紧要。《文学文摘》杂志手握规模上百万之众的大型样本，却还是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他们没想到这些受众其实并不能代表总体人群。当然，《文学文摘》还犯下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错误，其中一些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提过，如“确认偏误”，扭曲的样本，甚至还可能存在“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就总体而言，他们最大的失误还是错误地认定他们的受访者能够代表总体情况。杂志的挫败留给世人一个警示。人们常常出于有意无意的原因，待在“回音室”内反复倾听与自己相似的意见，而对于那些和个人观念不符的事实却充耳不闻，结果是有些时候会因此酿成惨剧。
我们身边或多或少一直存在各种“回音室”，比如政治立场不同的报刊，或是观点各有偏颇的电视节目。不过，这一问题在当今世界显得更为迫切，危害也更加严重。这里面的原因说来似乎有悖直觉，那就是我们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这听来确实令人费解——我们原本天真地以为互联网会带来充分的言论自由，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以往听不到的各方意见。我们正是怀着这种急切而乐观的心情拥抱了这项新兴技术。但现实却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好，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到处是基于算法的信息过滤，四周充斥着目标明确的定向广告，这些会进一步影响到我们会获得哪些信息。社交媒体网站看似公开自由，实际上也依赖广告收入，所以会为自己的利益不断投放定向广告。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产品。
说到底，这些操作都是为了想方设法让我们接触到自己喜闻乐见的各种内容与观点。这些算法能够精确估算我们想看的各种内容，预测我们会喜欢什么，同时剔除那些我们可能会反感的信息、观点与意见，将我们包裹在舒适的气泡中。他们精挑细选，为我们量身定制喜欢的内容。这种对信息的把关，会显著影响到我们接收与加工信息的方式。而近期更有数据显示，社交媒体已经变成我们主要的新闻来源，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来源。互联网活动家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把这种情况称作“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他批评社交媒体为了狭隘私利而刻意讨好用户，内容中“糖果过多，胡萝卜不足”，没有实质内容。拥有16亿活跃用户的脸书（Facebook），就为我们研究“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提供了足够的例子。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脸书的商业模式在于向大量用户定点投放广告，此外它也因滥用用户信息而声名狼藉。
互联网目前仍处于襁褓时期，它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存在争议。考虑到数据还不明确，我无法草率断言信息过滤技术会给全社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技术本身并无好坏善恶之分，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在有些情况下，确实需要预先判断用户的兴趣。假如一位冶金学家和重金属乐迷同时搜索词条“金属的种类”，想必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分层[1]有助于节省大家的时间。可当我们把社交媒体作为个人思想观念的晴雨表时，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只选择那些支持个人观点的信息，摒弃那些对立意见，那么再荒谬的想法也可能获得网络上的支持，并误以为在现实世界中也能得到同样认可。这样很容易形成公共舆论层面的确认偏误——看似有很多支持和佐证，其实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传闻。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这类错误很容易影响决策，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简单粗暴的信息过滤还会造成一些匪夷所思的错误。脸书是当今互联网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它在本想清理平台上的裸体图片时，弄巧成拙，让自己栽了跟头。其中有名的例子就是脸书对挪威作家汤姆·埃格兰（Tom Egeland）一篇文章的处理，舆论为之哗然。埃格兰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有关战地摄影作品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摄影家黄功吾（Nick Ut）深入人心的作品《战争的恐怖》（The Terror of War）。这张著名的摄影作品聚焦于一名九岁的女孩潘金福（Kim Phúc），在越战最为激烈时的一场汽油弹袭击后，她全身赤裸惊恐地奔逃。此番恐怖的景象永远印在了美国人的文化意识中，这张作品也获得了1973年普利策摄影奖。可是脸书全然不顾语境，无视这张照片的历史意义，刻板地执行公司规定，竟然封杀了埃格兰的网页。挪威媒体和政界对此立刻提出严厉指责，这也在世界范围引起了质疑，最终迫使脸书做出妥协。不过，脸书网站粗暴筛查的问题依然很严重，比如有关母乳喂养、医疗和艺术话题的网页常常被封，可有些仇恨团体的网页却安然无恙。
如今自我选择的潮流愈演愈烈，但这并不都是网络巨头的责任。这股潮流早已超越了社交媒体，触及了人性，因为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渴望能根据自己的选择来构建现实。尽管我们都担心算法最终会决定一切，可基于脸书上1010万用户资料的研究发现，用户对网页内容的明确选择对于推送内容的影响远远大于标准化的筛选算法，在避开相反意见方面也是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归根结底，大部分的筛选和选择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实际上，网络上的“回音室”可能不会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大多少，只是更容易走向极端罢了。《美国科学院院报》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错误信息特别容易在网络上蔓延，原因在于网络用户倾向于“扎堆组成志同道合的小群体，导致个人意见进一步强化，滋生确认偏误、造成隔离甚至极端化倾向”。
在某些方面，网络用户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形成自我肯定的回音室。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马歇尔·范阿尔斯廷（Marshall Van Alstyne）和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早在1996年就已经预言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将其称为“网络巴尔干半岛化”（cyberbalkanisation），意思是像巴尔干地区那样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状态。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当时刚萌芽的互联网可能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壁垒，但也可能带来有害的偏狭：
通过IT技术具备的定制访问和搜索能力，每个人都可以专注于与其用户资料相匹配的职业兴趣、音乐与娱乐内容，也可以选择只浏览那些符合个人偏好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每个人都有权力筛除不符合个人偏好的内容，这会导致形成“虚拟派系”，故意隔绝对立意见，强化自己的偏见。互联网用户会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交流，不愿意相信价值观不同的人所做的重要决策。这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巴尔干半岛状态，人们无法充分共享彼此的经验与价值观。无论是对管理松散的组织，还是对民主社会的结构而言，这都是有害的。
事实证明，这一观点确为真知灼见，比互联网的大规模使用和社交媒体的出现都早了好几年。事到如今，确实出现了恶性循环，人们通过自我选择不断获得积极的反馈，导致个人认知出现偏差，日益偏离现实世界。我们在此不妨看看推特（Twitter）的例子。作为一个微型的博客平台，推特上的帖子通常都是公开的;但这丝毫不会削弱回音室效应，因为用户们获得的新闻推送都来自他们所选择关注的人。
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的信息是从新闻直播室传遍全世界，记者和编辑组成的工作团队可以保障新闻的质量，核查事实细节。这样虽然也不完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种传统模式至少可以保证最基本的新闻品质与职业操守。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观点与专题往往立场明确，背景扎实，但是在千禧年后的短短几年里，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通过网络来了解新闻。总体而言，这些新闻也并非直接来自传统媒体的数字信息中心，而是散乱分布在社交网络里。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自己的情报收集员，可以有选择性地遴选信息，甚至断章取义。我们一旦成为自己的新闻编辑，自然更愿意强化自身偏见，而不会刻意去挑战自己的观点。在选择收集新闻的时候，也更关注那些符合自身认知的信息，让我们更确信自己的世界观是正确的。面对海量信息，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几篇与自己三观一致的文章，还有大量作为补充的博客内容或“油管”视频。我们不是简单地根据上下文接收信息内容，而是做了一本数字化的剪贴簿，里面都是我们自己信以为真的内容，尽管未必是事实真相。
在脱离了具体语境和观念壁垒后，网上经常充斥着非常极端的意见，代表着分庭抗礼的对立阵营。在这种简单粗暴的视角下，任何问题都被简化成了二元对立：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对的就是错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的，这往往是一种虚假的对立，完全忽视了其他可能的意见。如果双方都只是接受与自己观念吻合的信息来源，每一个观点每一条论据都非常主观，那要让他们达成某种共识真是难上加难。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在一些基本事实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结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社交网站的影响，其中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合格的新闻中也混杂着未经核查的信息与观点。谣言与八卦四处流传。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数字碎片化”。新闻公司……被迫削减成本，不再有足够的能力提供严谨扎实的新闻报道、背景材料和分析评价。数字碎片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两极分化。面对毫无事实依据的观点与谣言，人们越来越喜欢简单快速地“赞”或“踩”……我们也许正在逐步丧失区分信息与观点的能力。(www.xing528.com)
皮尤研究中心通过调查发现，千禧一代（这里是指那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们）中66%的人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类似研究也得到了更明确的结果，大约40%的用户都曾因政治意见相左而删除过社交媒体上的联系人。这说明我们不仅喜欢修建高墙来保护花园，还喜欢把花园修剪成更统一均匀的模样。这种明显的确认偏误让我们对他人提出的中肯批评置若罔闻，却又不知不觉地走向更为严重的刻板教条。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社交媒体，连谷歌这类搜索引擎也深受其害。谷歌采用了各种算法来为网页排序，而受欢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搜索结果的顺序。而搜索引擎会根据以往的搜索结果来建立庞大的用户数据库，这时就可能会为了迎合用户的口味，让偏见变得更为严重。
“回音室”的问题还可能威胁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方面，替代疗法群体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前几章曾提到过的whatstheharm.net网站，上面记录了许多令人痛心的案例，都是人们经不起诱惑，采用替代疗法代替有效治疗，最终酿成的惨剧。正是这些“确认偏误”的“回音室”怂恿人们去相信那些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说到这类问题会带来多么危险的后果，我们不妨看看这种趋同思维中最惨痛的形式——对艾滋病的否认。HIV从非洲丛林中流出肆虐全球的故事，可谓是非常骇人听闻的一段历史了。HIV的起源至今仍不明确，但我们已经知道它与中非和西非的非人类灵长动物的免疫缺陷有着密切的关联。大约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这类病毒跨越了物种间的屏障，传染给了人类。那些为了获取蛋白质而在丛林中捕食肉类的猎人可能被猩猩咬伤，或者在宰杀过程中发生血液接触，由此促使了病毒传染。
一经传染，带病毒者起初并没有什么症状。慢慢地，病毒载量的增加会逐步侵害免疫系统。在随后几年内，患者的免疫系统抵抗日常侵害的能力显著降低，最终发展成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艾滋病（AIDS）。此时患者体内的CD4+T细胞数量急剧下降，完全无法抵挡伺机入侵的各类感染，也无力抵御癌症，全身各个器官系统均受到损害。如果没有条件治疗，就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在最初的数十年里，凶险的病毒始终被限制在非洲丛林深处，但它一直蠢蠢欲动，伺机反扑，想要永久限制住它只怕是不太可能。最初孤立发生的病例可以追溯到1959年的刚果（当时还是比利时的属地），还有一位美国少年在1969年染病身亡。最为普通的毒株HIV-1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传入海地。大约在1969年前后，一名感染者从海地前往美国。尽管当时的人们毫不知情，但他这趟旅程却成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全球除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几乎所有HIV感染病例的源头都是这名感染者。
因为潜伏期较长，病毒得以长期存活并逐步站稳脚跟。直到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洛杉矶发现了五例集中爆发的罕见病例——这些本应该年轻力壮的青年都感染了一种肺炎，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免疫力极度低下的情形下才会患上这种肺炎。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很多年轻的同性恋开始一病不起，病因都是与免疫系统抑制有关的各类感染。此外，卡波济氏肉瘤（Kaposi's sarcoma）原本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癌症，当时忽然变得很常见，美国各地的很多男性病患身上都出现了标志性的红色结节。新病例随后大量爆发，到1982年时，这种病已被命名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而在同性恋群体中，它有一个更为耸动的名字：同性恋癌。
这个名字在短短几个月间便失去了意义。静脉注射吸毒者、血友病患者和来自海地的移民群体中也开始爆发病例。到1983年，疾病危机已经传遍全球，美国疾控中心也启用了新的名称：艾滋病。同年1月，巴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弗朗索瓦丝·巴雷-西努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和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公布了研究发现，他们从一位艾滋病患者的淋巴系统内分离出一种可以杀死T细胞的逆转录酶病毒，他们也因此最终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开展的独立研究也发现，这种病毒可以导致艾滋病。直到此时，这个病毒才终于有了如今广泛使用的名称：HIV。
病因一旦查明，人们便开始急切寻求治疗方法。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安东尼·S. 福西（Anthony S. Fauci）沉重地告知美国公众，美国已经有超过一百万人感染，十年内的感染人数预期将会增加两倍甚至三倍。科学团队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地寻求攻克病毒的办法，直到1987年，第一个针对HIV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齐多夫定”（AZT）终于问世了。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问世，是攻克艾滋病战役的一道分水岭。以往的研究者曾对HIV导致艾滋病的观点提出质疑，不过有关证据很快表明，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广泛共识的背景下，有一个例外显得特别惹眼，那就是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此人在当时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NAS）院士。迪斯贝格声称HIV病毒是无害的，艾滋病实际上是同性恋为了使用罂粟（亚硝酸异戊酯）这类药物的一个理由。迪斯贝格还指出AZT药物会导致艾滋病，而当时大量证据充分说明他的观点根本就是空穴来风。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动用私权，未经同行评议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肆宣扬自己的错误理论。面对这种滥用私权之举，期刊编辑无奈地做出了让步，但是说：“如果你打算把这些未经证实、含糊其词且充满偏见的观点公开发表，那就悉听尊便。但我觉得任何受过科学训练的读者都不会对此信服的。”
迪斯贝格并没有有力的佐证，他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声望与话术。这些荒谬的观点很容易就被其他研究者拆穿，曾经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也就此走下神坛。他还想继续通过《自然》杂志宣扬自己缺乏证据的错误观念，但是被杂志编辑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拒绝了，马多克斯表示：“再也不会有人会回应他那些花言巧语了。”但是迪斯贝格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他的奇谈怪论也在替代疗法的小圈子里赚到了一些人气。他关于AZT会导致艾滋病的说法又正好迎合了一些人的阴谋论，认为大药厂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故意布下阴谋。另有谣言说，艾滋病是为了消灭某些不受欢迎的人群而人为制造出来的，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大药厂的怀疑。
在艾滋病疫情严重的社区，上述谣言更容易蛊惑人心，而且难以动摇。时至今日，大约半数的美国黑人还是认为HIV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生化武器，目的是遏制穷人、黑人、同性恋和拉丁裔的人口数量。这样的想法是离不开具体社会背景的。美国黑人长久以来一直是各种不公正制度的受害者，而他们在新增HIV感染人群中又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艾滋病肆虐的黑人社区，这些观念往往变得深入人心。其危害并不仅仅是某些抽象的知识缺失或观念错误，还可能进一步阻碍疾病的治疗与预防，因为人们会错误地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染病，由此也不愿意采取预防措施。
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的是男同性恋群体，该群体遭受的污名化伤害也最严重。在性解放运动开始后，同性恋群体的作风更为大胆。他们常用的性行为也有很高的染病风险。当艾滋病恐慌达到顶峰时，男同性恋们遭到了各种污蔑和歧视。当时有些科学家为遏制危机四方奔走，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领导的美国政府依然不以为意，疾控中心屡次请求资助均遭到否决。当里根总统最终于1987年承认事态严重时，已有将近2.1万人染病身亡。当他于1989年离职时，这个数字已经猛增至7万有余。白宫的漠然态度背后是一种恶劣的思维习惯，即对最苦难人群的冷漠与无视。除此以外，公众不仅愚昧无知，而且公然“恐同”，同性恋男子常常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宗教狂热分子甚至宣称艾滋病是对同性恋者公然违背“天命”的报应。当时很受欢迎的浸信会牧师与电视真人秀明星杰瑞·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上帝并非用艾滋病来惩罚同性恋者，他所惩罚的是纵容同性恋的这个社会。”
在如此压抑的仇视氛围中，同性恋群体比其他任何亚文化群体都更为孤独失落，这也难怪有些同性恋男子拒绝接受科学的观点。这些人为数不多，但声音不小，而且随意地接受了迪斯贝格的一些观点。1992年，伦敦的社会活动家乔迪·威尔斯（Jody Wells）创立了一份名为《连续统》（Continuum）的刊物，旗帜鲜明地否认艾滋病的相关事实，声称HIV不会导致艾滋病，甚至还质疑HIV是否真实存在。刊物工作人员拒不认可HIV药物的疗效，反而不断宣传一些非常规治疗方法。《连续统》全体编辑人员最终都不幸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刊物也最终在2001年停办。
可惜《连续统》刊物的工作人员并不是这些愚见最后的受害者。此后几年，其他一些否认艾滋病的人士也因此断送了性命。可这股毒性思潮时至今日仍在流传。1999年，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在成为南非总统后，尽管该国HIV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竟然也对艾滋病持否认态度。他在就职期间完全无视科学建议，反而大量听取否认主义思潮的错误意见。他甚至拒绝向HIV阳性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斥责那些都是“毒药”。他还为自己建起了一个“回音室”，将观念一致的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MantoTshabalala-Msimang）任命为卫生部长。结果她提倡用大蒜、甜菜根和柠檬汁取代ART药物来治疗艾滋病。这种匪夷所思的做法在医学界及南非国内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担忧，此人也被蔑称为“甜菜根医生”。为了应对姆贝基政府的危险政策，5000名科学家与医生于2000年共同签订了《德班宣言》（Durban Declaration），一致明确声明HIV就是导致艾滋病的元凶，并对南非政府采取的否认立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可惜这些忧虑依然遭到了漠视。姆贝基反而任命组建了一个科学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数都是对艾滋病持否认观点的人士，其中还包括迪斯贝格本人。这个委员会再次无视科学界的基本共识，主张用所谓的整体医疗和替代疗法取代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来对抗HIV。姆贝基政府无视医学意见，偏听偏信，执迷不悟，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他于2008年卸任时，大约有34.3万至35.4万艾滋病患者因治疗不当而死亡。
这一惨剧充分说明了“回音室”带来的极大危害：达成群体共识并不能绕开残酷的现实。“回音室”只不过是范围更大的采樱桃谬误与确认偏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持警惕，避免让自己的社交圈也沦为“回音室”。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也不应免于批评检视，正相反，真正强有力的观念就该经得起检验。“回音室”的问题自古有之，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会加剧分裂，在当代世界造成两极对立。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无论是多么荒谬、陈腐或危险的观点都可能轻松地找到世界观一致、相互应和的同道中人。
志同道合的团体有助于强化社会的凝聚力，但如果人们对与之矛盾的证据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这样的团队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信息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若想深刻理解我们当今面临的各种挑战，就必须了解信息是如何传播的，又是如何被歪曲的。
[1]我本无意在此使用双关语（“分层”的英文stratification既可以表示地层，也可以表示人群分类），但还是保留了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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