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信息焦虑时代的非理性决策

等一切尘埃落定，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回顾21世纪初期的时候，依然会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发生的怪事深感困惑。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选战一点也不寻常。2016年11月8日那天，我正在佛罗里达州优博市的一间酒吧里，与几位科学家同行们观看计票过程。我们当时和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满心期待着美国就此出现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相比于那位富有争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无疑有着很大的优势。然而，当计票结果显示特朗普赢下了佛罗里达州后，这次大选带来的不安情绪愈演愈烈。第二天清晨，选举结果得到最后确认。与此前的预期完全相反，特朗普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

这次大选震惊了世界，余波遍及全球，而且无疑会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成为政治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事件究竟会造成哪些长远影响，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是可堪回味，足以警世。希拉里执政经验丰富，本是较为合理的人选。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素来快人快语，他曾说过“从未有哪位男士或女士比希拉里·克林顿更有资历担任美国总统”。尽管她本人备受赞誉，但竞选过程却并不顺利。她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违规使用私人邮箱的“邮件门”事件，给她带来争议不断。但无论如何，希拉里都会服从宪法与政治规定，之前大多数美国总统也都是如此。

但特朗普则完全不同，他向来蔑视常规，绝不是一个寻常的角色。他既当过电视真人秀明星，又是颇有手段的商人，他的参选一度让美国政界困惑不已，大多数人认为不过是一场助兴表演罢了。此人毫无政治远见与从政经历，不过是个迷之自信的吹牛大王而已。在打击竞选对手的时候，特朗普也非常粗鲁，肆无忌惮地四处开炮，谩骂污蔑无所不用其极。^[1]可最后他还是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这一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也让许多人灰心丧气。

这场选举从一开始就严重偏离了美国的政治规范。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立场非常明确，从不讳言对穆斯林、西班牙裔和有色人种的反感，也毫不忌惮使用各种恶毒语言诋毁女性，还将他讨厌的女性称为“婊子”和“肥猪”。面对越来越多的性骚扰指控，他也根本不以为意。有证据表明，他的商业运作中也存在猫腻。此外，诸如三K党、美国纳粹党和刚刚冒头的所谓“另类右翼”运动等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组织也对他大唱赞歌，但这些似乎都无损他的声望。有人甚至指控他为了干涉大选可能与某国情报机构有串通嫌疑，这也没能对他造成实质性打击。对一个传统的候选人而言，上面这些污点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令其身败名裂，可特朗普面对一次次不断升级的丑闻危机，却总能安然度过。

特朗普意外崛起，新闻机构也忙不迭地力求客观公正地予以报道。在通常情况下，媒体对待各位总统候选人的方式态度大同小异，无非是在保持中立的同时评估双方的优势、对比各自的缺陷，这种报道方式，让总统大选就显得像是在两个势均力敌的选项之间做选择。而这两个选项受同样规则的制约，也必须满足同样的标准。可是特朗普拒绝接受常规的约束——不仅越来越多地进行人身攻击，撒谎也更加肆无忌惮。曾获得普利策奖的事实核查机构“政治真相新闻网”（PolitiFact）在2015年把“年度谎言奖”授予了特朗普，但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撒谎，一个又接着一个，引得媒体竞相报道。

对于特朗普大量此类言论，英国《卫报》驻美国记者艾伦·尤哈斯（Alan Yuhas）评论道：“特朗普说谎就像他发推特一样：不规律，全天候，有时恶毒，有时自相矛盾，有时根本毫无理由。”可明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甚至是毫无依据的胡乱指责，媒体机构出于职责所在还是不得不进行报道。这真是一个狡诈的策略，因为这类报道相当于帮他扩散了那些不着边际的指责，还把他糟糕的思想传播给了容易受到影响的大众，结果大家反而对揭露这些乱七八糟说法的意见显得充耳不闻。这也难怪美国的媒体评论员们哀叹政治界滋生出了所谓“后真相”的风气，也就是指公众受主观情绪的驱动，面对辟谣的事实依据丝毫不理。

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竞选，媒体极力想用正常的方式来理解和对待，于是给大量无根据的指责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更糟糕的是，为了表示公正，媒体还让大家错以为特朗普与希拉里旗鼓相当，以为两人的缺点也具有可比性。这个预设本身就大错特错了。正是由于媒体这种错误的公正，让人们把希拉里的小失误与特朗普的大丑闻相提并论，结果反而对特朗普更加有利，让他有机会到处宣传所谓“狡诈的希拉里”这一说法。到了大选后期，等媒体开始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时，为时已晚。他们把特朗普热烈的胡言乱语视作常规的政治选举活动，并且显得与克林顿夫人分庭抗礼，可这恰在无意之间为他的恶劣行径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希拉里与特朗普原本就不能相提并论，刻意让两人平起平坐是傻瓜的做法。可是错误已经铸成——媒体既然愿意把特朗普看成常规的竞选人，他也乐得其所，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却对希拉里相当不利。2016年9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与评论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媒体的平庸表现提出了批评：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真的成为总统，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咎于新闻媒体。我知道有些（不少）记者忙着撇清责任，但是这样很可笑，我相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正如尼克·克里斯托弗（Nick Kristof）所说，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充其量只是撒了个小谎，但民意调查表明，公众认为她比那个撒谎成性的家伙更不可信。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大众传媒的失败。

在这个事件中，媒体犯了被称作“虚假平衡”的经典错误，他们力求在尊重证据的基础上平等对待两个对立的立场，但事实上这两个立场并非是平等对立的。如果仅仅因为双方存在某种共性，错误地将其等同起来，就很容易犯虚假平衡的错误。这就好比有人认为在家养一只猫和养一只老虎是一回事，理由是它们同属猫科。一方的立场或观点有着充分的佐证，而另一方却没有足以支撑的数据，仅仅因为两方立场对立就等同视之，这就大错特错了。立场对立并不意味着意见双方都值得平等对待，可惜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这种逻辑真空，反而会被愚蠢或狡诈之徒所利用。

在对有争议问题的新闻报道与论辩中，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受人尊敬的媒体通常会刻意避免偏见。这是值得称道的职业素养，在健康的社会中，积极而充分的辩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心存偏私，只有通过充分透彻的讨论，我们才不至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那些心怀职业良知的新闻编辑、播音员和作家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就是客观公正。但是，客观公正并不意味着虚假的等同。在事实证据确凿、结论无可争议的情况下，还要执意去报道所谓“各方立场”，就等于是在抬举和粉饰那些错误的想法与荒谬的论点。所谓虚假平衡，就是枉顾事实依据，将并不平等的对立意见等同视之。事实上，如果一方的证据无可置疑，那么与之相悖的观点就不再成立，也就不值得再予以考虑了。

虚假平衡的错误源于认为对立观点相互平等的错误思想，而未能考虑观点背后的事实依据。即便在看似客观的科学领域，这一误区也很容易被人利用。我们不妨以替代疗法为例。有些替代疗法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且科学研究发现其效果不过是安慰剂效应而已，但当有患者声称有用时，竟然也被当成了有力的证据，与科学研究的结论平起平坐，这实在是荒谬至极。诚然，好新闻应该平等对待相互对立的不同立场，可如果一方有了压倒性的确凿证据时，就不必再刻意追求这种虚假的平衡了。当然，想要合理权衡需要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区分真正的科学与伪科学是有些难度的。

即便不是心怀恶意或偏私，新闻界的失察失职也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我们在前文曾提到，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麻腮风三联疫苗研究中所犯的错误让无辜的生命付出了代价，若不是新闻媒体推波助澜，也不至于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尽管大量的科学依据都表明韦克菲尔德的说法纯属瞎扯，但在新闻媒体中，他大肆渲染的谣言还是与科学依据平起平坐，被等同视之。我们并不是想要把那些荒唐甚至悲惨的严重后果都归咎于新闻媒体，但是反疫苗人士因此会有恃无恐，利用这种所谓的“公正”来散布无根无据的恐怖谣言，这一点实在令人忧心。

可惜这场闹剧之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长进。在科学界，虚假平衡的例子仍然层出不穷，而疫苗的问题至今依然争议不休。在闹出麻腮风三联疫苗危机之后，韦克菲尔德非但没有从此走下神坛，反而在2016年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他竟然四处宣传一部纪录片，宣称美国疾控中心（U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掩盖了疫苗危害健康的真相。在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的要求下，这部纪录片甚至还参加了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结果引起激烈的批评。可惜，这些批评能有什么作用呢？在虚假平衡的影响下，再坏的宣传也是宣传，都是在为各种舆论推波助澜、广而告之罢了。

曾有一个爱尔兰当地的广播电台请我与韦克菲尔德当面辩论。我劝告他们不要给他随意发表言论的机会，还解释了这一做法的错误所在。但制作人表示，听众对此很有兴趣，而且对手的广播电台也邀请他上节目，主持人不仅支持韦克菲尔德，而且不会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所以情况很简单：两个节目韦克菲尔德都会上，唯一的差别是有没有反对意见。百般无奈，我只得同意参加，同时也提醒说，让他在广播节目里胡说八道根本就是错误的做法。那次经历实在令人沮丧。在节目中，我解释了为什么韦克菲尔德的观点毫无可取之处，他却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通阴谋论，声称我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后来，韦克菲尔德就已经变得怒气冲冲，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连串荒唐可笑的指控，然后我终止了这次访谈。这个节目最后向公众播出的部分有了很大删减，内容已经支离破碎，而我关于虚假平衡的警告完全不见了影子。

这次经历虽然让人沮丧，但我也得到了可贵的教训。无论本意如何，把科学与伪科学作为平等的对立两方，这种做法本身就会让人误解，就好像双方正在探讨的是尚存争议的科学问题。无凭无据的谣言寄生于严谨扎实的科学理论，好比血吸虫吸食健康的血液，这些谣言也就由此获得了合理性。原本动机不纯的各种说法摇身一变成了科学观点，狡诈小人也以此操纵无知大众的意见。^[2]

虚假平衡并非只出现在媒体上。在近现代时期，肺癌还较为罕见，1878年肺癌占所有癌症病例不足百分之一。正因罕见，医生们一旦发现肺部出现恶性肿瘤时都会格外关注，将其视为可遇不可求的疑难病症。可到了20世纪初期，肺癌发病率忽然急剧上升，1918年在癌症病例中的占比达到10%，而1927年时已达到14%。人们对此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或者是一战遗留的环境影响等。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有些国家并没有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可肺癌病例也同样显著增加。

当时的人们并没想到，吸烟可能就是致癌的元凶。在诉诸自然谬误的影响下，既然烟草来自大自然，那么吸烟也被视作一种健康的习惯。随着香烟的大规模生产，香烟价格更便宜、效果更强劲，吸烟成为一种广为流行的恶习，而且也比以往的烟斗更容易吸到气管深处。不过，人们逐渐发现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证据，把吸烟视作健康时尚的虚假看法也随之灰飞烟灭。

1929年，弗里茨·利金特博士（Dr Fritz Lickint）发现了吸烟与肺癌有关的统计学证据。到1939年，利金特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翔实研究，并撰写了一本1200页的鸿篇巨制。历史学家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将这本书称为“迄今出版的著作中，对烟草最为全面的学术控诉”。该书明确、直接地指出，吸烟不仅与肺癌相关，对其他许多疾病也都有显著的影响。

除了利金特的分析，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证据也汇集了起来。统计相关性分析表明，吸烟可能导致癌症的快速出现。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因为在香烟的烟雾中确实发现了致癌物质。同时，实验室研究也发现香烟会引发动物患上癌症。

三方研究聚焦一处，证据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到20世纪50年代时，世界各国的健康委员会都开始向消费者发出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在当时本应该盖棺定论，可当时的人们对这些科学发现既不关心也不重视，公众反应非常淡漠。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主任查尔斯·卡梅隆（Charles Cameron）在1956年痛心地表示：“肺癌和吸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如果同样的关联发生在肺癌和吃菠菜之间，大概没人会举手反对全国禁止吃菠菜。”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香烟有害健康，公众对吸烟的态度也日益反感，烟草业不仅对科学发现完全不予理睬，而且还用愤怒和喧嚣予以抵制。在一份1969年在各大烟草公司里传播的内部备忘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和使用的手段：

在大学校园和售卖机里，我们的销售都受到了限制。我们的产品被贴上了警示标签。我们的广告也遭到各方打压，情况不断恶化……我们要制造怀疑，因为在公众的头脑里，怀疑是对付科学事实的最好方式。它也是制造争议的最好途径。

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确实把怀疑作为了他们的产品。当公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抵制烟草后，烟草业巨头就开始向公关专家寻求帮助，播撒怀疑的种子。1954年1月4日，全美国400多种报刊同时刊出了一则广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臭名昭著的《诚挚声明》(Frank Statement)，这份声明从第一句话到最后的结论都站不住脚，通篇都是纯粹的修辞游戏：

最近一些用老鼠进行的科学实验颇受公众关注，研究者提出吸烟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的肺癌有关。权威专家在此指出：(www.xing528.com)

1.近年来的医学研究表明，许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肺癌。

2.专家们就导致肺癌的原因尚未达成一致。

3.并无证据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原因之一。

4.虽然有数据声称可以证明吸烟与患病有关，但这样的数据同样也能用于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事实上已有多位科学家对这类数据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这些措辞策略并未从此就淹没在历史之中，所以值得我们细细琢磨。开篇看似合理，但话术中藏着狡黠，这是一个典型的“稻草人论证”——先退让一步，承认对老鼠所做的研究可能与人类肺癌有一些松散的关系。但这完全是说假话。流行病学研究与实验室研究都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表明吸烟和肺癌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这里提及老鼠实验是一个教科书式的误导策略，意图就是转移视线，让人们忽略那些有关人类健康的负面证据。事后想来，其实早在医学界展开研究之前，烟草公司的内部研究就已经发现了致癌的可能性，所以这种虚情假意的行为就显得更为卑劣。

声明中编号罗列的几项内容更像是花言巧语的诡计列表。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深入解析了一些逻辑谬误与非形式谬误，所以对列表中前三项（如果加上开篇中的“诉诸权威”可算作四项）中的谬误就不多赘言，点到为止。第一点是典型的“转移注意力论述”（red-herring argument），也就是故意偏移话题。其实，其他事物是否会导致肺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吸烟是否会带来肺癌风险，且风险有多大。这一点无非是想要偏离重点，转移话题。第二点也极其荒谬，医学界早就形成共识，明确认定香烟有害健康，就连烟草公司的内部研究结论也是如此。至于第三点，即便是在1954年，也同样有悖于事实依据。请注意原文第二点中用的是单数形式的“原因”(the cause)，而在第三点中就变成了复数形式的“原因之一”(one of the causes)，这样就改变了前提，即使这两点内容都为真，整个论述也是无效的。

声明中最后一点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情况是，详尽的统计分析早就提供了吸烟致癌的线索。利金特和其他科学家通过艰辛的工作，排除了其他混乱的变量。《诚挚声明》故意制造疑问，就是为了抵消科学观点的影响力。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公众错误地认为，支持或反对吸烟是两个平起平坐、同样合理的立场。这在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虚假平衡的武器。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份“怀疑备忘录”终究就是一种令人不齿的文字游戏。

虚假平衡是“人为制造的争议”（manufactured controversy）中的典型一例。这是一种牵强虚假的争论，让原本毫无科学争议的课题无端生出些不确定性。对于烟草公司而言，这一招确实有效，此后数十年间，不少公众依然心存疑虑并保持着吸烟的习惯，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并非绝无仅有。当初也曾有证据表明，儿童雷氏综合征（一种可能致命的肝炎）与使用阿司匹林有关，制药厂也曾用同样的伎俩，推迟将近两年后才发出强制性警告。无独有偶，众所周知紫外线辐射可以致癌，但有关机构——比如已经不存在的“室内晒黑协会”（Indoor Tanning Association），还是想方设法打压这一科学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公关活动用意虽好，但也可能达到毁誉参半的结果。上文中的《诚挚声明》是全球著名的伟达公共关系顾问公司（Hill+Knowlton）的杰作，这家公司还有一段值得玩味的事迹。1990年10月，海湾战争战事不断升级，一位名叫娜依拉（Nayirah）的科威特公民声泪俱下地控诉说，她曾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把婴儿从保育箱中拽出来，扔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如此骇人听闻的指控迅速成为新闻头条，当时美国总统乔治·H. W. 布什（George H. W. Bush）也曾多次提及这则新闻，动之以情地向公众解释开战的理由。直到1992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记者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才曝光了这位“娜依拉护士”的真实身份，原来她是科威特驻美大使沙特·萨巴赫（Saud Al-Sabah）的女儿，她的虚假控诉正是伟达公关一手操办的。伟达公司的内部研究表明，有关暴行的描述最有可能左右美国的公众舆论。^[3]这一结论听起来颇有讽刺意味，却正中要害。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些伎俩不过是旧时代的产物，现代公众的思想更复杂、感知更敏锐，这种赤裸裸否认现实的做法应该无法奏效。这种想法虽有道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今，即便科学证据确凿无疑，欺世盗名之徒也总能散播谣言，动摇人心。无论证据如何确凿无疑，总会有既得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打压事实依据，其卑劣伎俩无异于几十年前的烟草公司。他们有时与烟草公司一样是为了金钱，但在有些情况下，政治或宗教等思想信念的影响可能更大。诚然，心怀宗教或政治理念，或为心中理想而据理力争，是无可指摘的，但使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宣扬个人观点则是绝不能被接受的。虚假平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挥作用的——“智能设计运动”的诡计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很多宗教中，都把地球上纷繁复杂的生命形式当作神灵的杰作、设计的典范。这种神学观点，或称“设计论”（argument from design），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有记录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相关讨论，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中世纪时期，这一观点成为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个版本还出现在了《圣经》上，经由使徒保罗（Paul the Apostle）之口说出。13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甚至把这一论点作为自己论证上帝存在的五个逻辑论据之一。在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中，只有设计论才能解释这个星球上丰富的生命形态与精巧的生命机制。天地之大，万物有灵，在他们看来，处处体现着造物主的高超技艺。

“设计论”在此后数百年里受到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人的批评。这一神学观点关键的论据是，大千世界复杂多样、精彩纷呈，背后必然有造物规划，绝非随意偶发。但到了19世纪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这世间的万物并不需要外力来塑造，是残酷环境的本身让这些物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形态。纷繁复杂的万物背后并没有什么心灵手巧的造物主。

尽管进化论中没有论及上帝，但拘泥于字义的《圣经》研究学者们依然将其视作冒犯与挑战。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中现代派与宗教激进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宣传进化论学说成了导火索，甚至被宗教激进主义教派视同叛教，而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言，却成了他个人的积怨。布莱恩曾是前州议员，曾三次作为民主党提名人参选总统，结果都失败了。在第三次参选失败后，他就回到宗教里面寻求寄托，坚信进化论是对上帝的亵渎。布莱恩的观点在当时显得太过小众，不过他虽然无法撼动自己所在的教会，却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在州议会内多方游说。后来，进化论学说在美国好几个州被禁止教授长达数十年之久，其中田纳西州直到1967年才撤销禁令。

虽然教育审查被叫停，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学教授菲利普·E. 约翰逊（Phillip E. Johnson）在离婚后，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巨变，他逐渐成了“智能设计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一运动到90年代还创建了所谓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致力于促进“科学与基督教及其神学理念的和谐一致”。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智能设计运动”打造出了所谓的“楔子策略”，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嵌入公共话语中，其核心理念就是把进化论说成是众多理论之一，强调他们自己的观点也同样合理，也应该在学校里被传授。对毫无戒心的人们来说，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也合情合理，如果进化论“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为什么让它独享特殊地位呢？但是，这里的“理论”一词含混晦涩，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科学话语中，理论是经过了充分检验的假设，可以对观察的所有数据做出最佳解释，同时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科学理论绝非随意的猜想，不仅要通过严苛的检验，还要得到多重数据的支持。如果说进化论“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就好比说细菌致病论或相对论也“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它们都是对客观现象的科学解释，被人们广泛接受，而且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发现研究所”故意混淆两种不同的定义，企图借用虚假平衡来推动他们的宗教学说。他们还力图推动“争议教学”（Teach the Controversy）运动，但美国科学促进会批评这是“人为制造的争议”，声称进化论是尚存争议的科学观点，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尽管1990年“楔子策略”已经在网上被曝光，宾夕法尼亚州的多弗尔地区学校还是开始推行“智能设计”理论与进化论并行教学，此举直到2005年才在法律上受到质疑，法院最终裁定，把“智能设计”与科学理论进行平等教学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荒唐之举。

在许多其他国家，有关气候变化长期以来的“争论”不休，也充分体现出所谓“质疑”的杀伤力。大量证据早已表明，正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气候剧烈变化。步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已经向大气层排放出了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持续不断上升，趋势令人担忧。科学界就此早已达成明确共识，但总有人否认现实，散布疑云，借此否认自己的立场有问题。否定气候变化并非一种边缘的观点，反而有着为数众多的拥趸。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部分原因还是虚假平衡。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确凿无疑，但媒体却很少强调这一基本事实。麻省理工学院的奈特科学新闻中心（Knight Center for Science Journalism）主任博伊斯·伦斯伯格（Boyce Rensberger）就此评论说：“科学界的平衡报道并不意味着给予争论双方同样的权重，而是以各自的证据为基础来分配相应的权重。”

遗憾的是，对于气候科学的虚假平衡早已成为常态。有一项研究调查了自1988年至2002年期间四份主要美国报纸上的636篇文章，结果发现，在大多数报道中，一小股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与科学界的主流共识竟然占据了等量的篇幅。当然这种情况也绝非美国仅有。就连素来以严谨的科学节目著称的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也未能避免这类问题。2011年的一篇报道曾尖锐地批评BBC在处理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对无足轻重的意见给予不应有的重视”。这篇报道还发现，尽管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早已是证据确凿的事实，仍有一些BBC节目“过于死板地固守公正的编辑原则”，结果让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有了更多的播放时间。2014年发表的后续报道指出，上述结论“至今依然回响不绝”。

正因如此，当今气候科学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观念鸿沟：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早已达成共识，几乎不存异议；但公众却认为气候科学还有不少争议。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一些民众估计只有半数科学家认同气候变化，可实际的比例是接近百分之百。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疑虑让人们迟迟不肯采取行动来遏制气候变化。但也有迹象表明，近几年情况也开始有所改善。2017年，有篇文章指出，“各国的媒体报道正在逐步接近科学界的共识”，但否定派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各种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仍通过一些渠道得以传播。最为典型的渠道就是保守派报刊上的一些专栏。我们前文已经讨论过，有不少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否定气候变化的基本事实，所以倒也不算令人意外。

平衡报道本身是一件好事，新闻公正也同样值得称道，但是平衡必须充分考虑每一立场的证据力度。如果天真地把那些证据不足的观点也当作合理意见，那真是太鲁莽了。这么做是抬举了那些胡言乱语，同时也打压了合理的意见，让人们更容易受到蛊惑与误导。当然我们也可以责怪媒体的素质太差，但这样也未免有失公允，因为如果没有媒体，我们就更容易受到各种来路不明的谣言的蛊惑。

传统媒体在传播正确信息与观点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推动事实核查与质量控制的标准，碎片化的现代媒体却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当今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新闻公正就像是帮助我们抵御党派偏见的坚强堡垒，但是虚假平衡不仅会损害这种优势，还可能让那些危险又荒谬的观点看似合理，并得以广泛传播。最终，这种诡辩只会加深我们之间的分歧，让我们了解到的真相更少。

[1]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有人对奥巴马出生地表示怀疑，而特朗普就是其中声音最响的人之一。

[2]韦克菲尔德本应在2017年接受伦敦摄政大学（Regent's University London）一个顺势疗法学会的颁奖，还会播放他的纪录片。我们对此表示反对。我在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时讲了虚假平衡的问题，我当时是这么说的：“韦克菲尔德向来喜欢妖言惑众，总想把自己塑造成伽利略式的伟大形象，这么做不仅自恋自大，而且很不诚实。无论是不是有意的，任何为韦克菲尔德先生提供能够公开谈论疫苗问题的行为都是可悲的错误，他的谎言已对公众健康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我们现在还在它的阴影之下。他的言论毫无依据，今天的科学研究也早已对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如果所有证据都明确地指向一方，那就根本不该再有争议。可如今邀请这么臭名昭著的家伙上台，会让人误以为他的说法还有可取之处。这是大错特错的。”最后电影放映活动被取消了。

[3]在这场牺牲了数千无辜生命的战争中，伟达公关公司操纵民意，影响公众舆论。不止于此，他们还施展话术，参与了一些看似高尚的事业以增加自己的声望。在我们前文提及的Theranos公司事件中，伟达公关也负责了相关的止损工作。当然，伟达公司只是众多公关公司中的一家，这类公司最善于利用各种谬误来蛊惑人心，给公众灌输一些有悖现实的错误信息。我们本可以对此嗤之以鼻，可他们摆布人心的手段确实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