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勒效应证实！掌握真相的方法在信息焦虑时代

如果各位不介意，不妨做一下这项小小的实验。请浏览下列内容，判断它们是否能用来描述你的情况。为方便起见，你可以给每一项描述的准确程度评分，最低值是0，最高值是5。

1.你非常需要获得他人的喜爱与欣赏。

2.你对自己很挑剔。

3.你有很多尚未发挥出来的能力，你还没有将这些能力变成你的优势。

4.你有一些个性上的弱点，但你通常总能想办法加以弥补。

5.你目前在性生活方面有些问题。

6.你的外表看上去稳定、自律，但内心常常焦虑不安，缺乏安全感。

7.有时候，你会非常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或者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

8.你喜欢一定的改变和变化，当你受到拘束和限制时，会感到不满。

9.你认为自己能够独立思考，若无充分证据，不会轻易接受他人的观点。

10.在你看来，对他人过分坦诚直率是不明智的。

11.你有时候显得外向亲切、乐于社交，可有时候却内向保守，谨慎小心。

12.你有一些很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愿景。

13.安全感是你的主要人生目标之一。

你觉得这些评价是否适合自己呢？也许看起来非常准确，觉得不可思议，让你怀疑是不是被某些狡猾的市场调查公司盯上了。请尽管放心，你的这些感受纯属幻觉。你刚刚完成的问卷有着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1948年，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为学生们编制了一些性格评价。学生们私下阅读各自的评价，结果他们的感受与你刚才一样，对这些神奇的评价惊讶不已，给出的平均分高达4.26。

这些学生其实并不知道，福勒教授为所有人提供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你刚刚读到的那一份，都是他从各种各样的星座预测中随意摘录拼凑而成的。这项实验第一次在学术界证实了“福勒效应”（Forer effect）的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很多性格描述都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对大多数人都能适用，但人们总愿意相信它特别适用于自己的情况，由此也会给出较高的准确度评分。这类开放式的陈述被称作“巴纳姆陈述法”（Barnum Statements），这个名称来自富有传奇色彩的马戏团老板和骗子P. T. 巴纳姆（P. T. Barnum）。^[1]

后续研究还揭示出更多细微的差别。如果人们相信评估人的权威性，或认为这是专门针对自己所做的评估，就更有可能被巴纳姆陈述法愚弄。评估的内容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相比于负面评价，受试者更容易相信那些奉承的话。在一项具有启发性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针对各个受试者写下了准确的个性评估，同时加上了笼统暧昧的巴纳姆陈述，然后请受试者从中挑选出最准确的描述。结果，受试者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褒扬恭维的巴纳姆陈述，却不愿选择针对个人情况的恰当评价——也就是说，虚荣战胜了现实。

了解了这种福勒效应，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总是对错误的思想执迷不悟。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一直都有人对占星术提出各种批评。占星术认为恒星与行星的运行会影响人类的命运。早在12世纪，哲学家兼医生迈蒙尼德（Maimonides）就曾毫无保留地批评过这种观念，并指出“占星术是一种疾病，而非科学”。我相信当代有识之士在这一问题上也会持有相同的态度。事实上，科学界曾经对占星术进行过审慎的考察，也有许多人研究过占星术预测的准确性。但是毫无例外，每次的结果都一样，占星术士们做出的预测其实跟随意瞎猜一样毫无根据。

尽管很不靠谱，但人们对占星术仍然坚信不疑。启蒙运动早已过去了几个世纪，但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仍然刊有占星专栏，其中充斥着当年福勒在他著名的实验中曾使用过的巴纳姆陈述法，绝非巧合的一点是，这些陈述都是对读者的赞美或激励。如今，占星术依然广受推崇，拥趸甚众。在2010年，约有45%的美国人都同意占星术是“有一点”或者“非常”科学的。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还发现，即使亲眼看到占星术错误的解读，那些虔诚的信徒们还会坚称对他们的解读是高度准确的。

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金融占星术的市场也非常繁荣。这是一个将占星术这种伪科学应用在投资理财的领域。银行家约翰·皮尔庞德·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就曾专门雇佣过一位私人占星师，据说他还曾声称：“百万富翁们都不会用占星师，但亿万富翁就会用。”时至今日，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的做派依然存在。汇丰银行（HSBC）的首席技术分析师在2000年曾经说过：“大多数占星术并不准确，但有一些还是准确的。”而另一家欧洲银行也曾声称，占星术与金融事件之间存在着“深奥难测”的相关性。要是联系起近几年大规模爆发的金融业危机，这句话还真是让人有些后怕。

为了再次证明所谓“金融占星术”实在是毫无用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2001年开展了一项实验，他们找来一位金融占星师、一位投资家和一名五岁小孩，给他们每人5000英镑投资富时100指数（FTSE100）。结果相当能说明问题：金融占星师的损失最大。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五岁小孩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但最后的成绩却超过了其他两位。小女孩的背后可没有什么高人指点，这项研究的结果让我们不仅质疑金融占星师的能力，对所谓的投资家也会心存疑虑。

我们在前面讲了心理学家如何巧妙地利用套路来捕获人心，其中较为常用的技巧叫“彩虹骗术”，就是陈述中包含了各种相互矛盾的人格特点，比如“你很友善热心，但如果遭到背叛，也会怒不可遏、心怀仇怨”。尽管这些大多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但有证据表明，许多受试者都更乐于认同空洞的好话，而不是那些真正针对个人的具体评价。灵媒很善于利用这类陈述来操纵他人的反应，让人们误以为他们知道很多神秘莫测的事，可事实上他们压根一无所知。这类骗术很容易蛊惑人心。当代的算命师戴伦·布朗（Derren Brown）和伊恩·罗兰（Ian Rowland）都曾玩弄过这类技巧，看似可以窥视人心、洞察隐私，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能力。

福勒效应解释了人们为何总会在随机“噪音”中找到关于自己的信息，也解释了人们在面对笼统含糊的表述时为什么总喜欢对号入座。此外，人类心理中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仅凭期待与信念就足以塑造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即患者在接受虚假治疗后也会感到病情有所改善。其中有关疼痛的感受最为典型。在1996年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一只手的食指上涂了用于局部麻醉的止痛药Trivaricaine，而另一只手的食指上没有涂药。接着用钳子挤压这两只手指，让受试者评估疼痛水平。正如预测的那样，涂药的手指的疼痛感相对较小。实际上，Trivaricaine只不过是水、碘酒和油混合而成的假药而已。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若我们期待身体康复，那些影响就真的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善。(www.xing528.com)

尽管没有任何有效成分，但安慰剂有时甚至能改变一些生理指标。还有一项研究表明，虚假治疗的手段越极端，我们感受到的所谓效果就越明显。相比于糖丸，虚假的注射和外科手术对感知的影响更大。就这一点而言，安慰剂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也证明了心理期待的强大作用。但我们必须明白，安慰剂带来的所谓效果纯粹是感知层面的。它并不能说明精神能够压倒物质，也没人能靠许愿和祈祷来治愈疾病。这种自我感觉上的好转也许有助于缓解普通感冒和疼痛症状，但如果病情较为严重，是绝不能以这种手段代替正规治疗的。时至今日，安慰剂的药用依然是伦理上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下文中也会提到，安慰剂效应看似强大，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基本的统计分析进行解释。

英文中“安慰剂”（placebo）一词源于圣杰罗姆（St. Jerome）所翻译的《圣经》，大致可以等同于“我应该取悦”的意思。在中世纪的法国，葬礼上曾有一项传统，就是死者家属要给前来悼念的亲友分发赠品。因此难免会有些远方亲戚甚至假冒亲友的陌生人前来故作哀悼，其实不过是想趁机揩点油水，至少可以免费吃喝一顿。这种蹭吃蹭喝的做法流传开来，那些假装悼念的人在口中喃喃念诵的就是圣杰罗姆的那句“placebo Domino in regione vivorum”（大意为“在这众生之地我应当使主满意”），于是人们就鄙夷地将他们称为“安慰剂歌手”。这个词很快流传到了海峡对岸的英国。在乔叟（Chaucer）的名篇《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有一个叫Placebo的人物，就是个善于谄媚奉承的马屁精，有着让人讨厌的鲜明个性。在科学发展以前的医药领域，安慰剂治疗和真实有效的常规治疗同样普遍。15世纪法国的外科医学先驱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就曾把医生的职责描述为“时有治愈，常有缓解，总有安慰”。^[2]

正因为这种安慰剂效应，很多虚假或无效的治疗手段才总能深入人心，长盛不衰。从“灵气疗法”到“虹膜诊断学”，再到“颅骶疗法”，概莫如此。这些疗法并没有什么生理学基础，只是有时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缓解的幻觉。可以说，这听起来就像是无伤大雅的江湖骗术，毕竟数百年来，一直都有人从居心不良的骗子那里购买蛇油，或是从虽无恶意但误入歧途的家伙手里买过“万灵药”，受骗归受骗，但也没有什么太糟糕的后果。但其实没这么简单，提供替代疗法进行治疗的人常常回避正规治疗，有时甚至告诉患者正规治疗是危险的。这些人通常并不具备行医资格，他们一味诋毁常规治疗方法，经常忽视严重疾病的症状和迹象。这类做法已经导致一些患者死亡，最惨痛的莫过于那些笃信替代疗法的家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遭遇不幸。这一类的例子数不胜数，足可以写出好几本书，仅在www.whatstheharm.net网站上就罗列出了数千件相关案例，其中有些患者已经病故，有些则因替代疗法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问题还不只如此。许多相信替代疗法的群体还会竭力反对治病救人的医学手段，其中就包括疫苗接种。曾有研究表明，在笃信“顺势疗法”的“医生”群体中，有高达83%的人会怂恿他们的病人不接受免疫接种，并向他们兜售各种毫无临床效果的制剂，这些制剂对于致命的疟疾和麻疹毫无作用。这种做法不仅非常危险，而且缺乏监管，毫无理据可言。当然，很多人会担心药物治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这种顾虑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替代疗法就更好，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而已，对于较为严重的疾病根本毫无疗效。也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形下，替代疗法可能毫无用处，而最糟的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不仅耽误正常医疗过程，还有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那些宣扬替代疗法的人们怂恿公众迷信各种幻念，无视人类在过去一百多年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这也有悖于我们对周遭世界与我们身体运行机制的科学认识。

安慰剂在当代医学的应用始于医学科学发展之初。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1920年的《柳叶刀》杂志上，由此进入了医学界。作者T. C. 格雷夫斯（T. C. Graves）在文章中评价了一些毫无用处的治疗手段，却“似乎制造出了某种真实的心理疗效”。研究者们随后发现了一种测试新药的好办法，那就是将受试者随机分组，一组服用有待测试的新药，另一组则服用安慰剂。在分析结果时，就可以确定某种新药对患者而言是存在切实的疗效，还是单纯的心理暗示作用。这就是将安慰剂作为控制组的“双盲测试”流程，流程中无论研究者还是受试者，都不知道两组分别服用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这也是检验新药是否有效的经典方法。

在安慰剂效应的作用下，一些没有疗效的疗法也可以让患者感到病情有所改善。那么反过来是否同样成立呢，比如一种完全无害的药物，能不能让病人觉得是有害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人坚定不移地认定某种物质有害，那么在同样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他确实会表现出负面的药物反应。这种安慰剂的反向效应被称作“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甚至有人认为其作用更为强烈。与“安慰剂”（placebo）这个词一样，“反安慰剂”（nocebo）的英文词也有同样的拉丁词根，意思是“我会伤害”。尽管这个词语在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但这个概念却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以前。据说当时如果有人被恶魔附身而生病，牧师会给他们一些冒牌的圣物。如果病人对这些赝品反应剧烈，就说明他们这种被附身的状况只是一时头脑糊涂，而并非是超自然力量所为。

这类现象在当今社会也不乏实例，其中一例就是所谓的“电磁辐射超敏症”（EHS）。这些患者声称自己对电流或电磁辐射（EMR）过敏，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症状，比如疲劳、睡眠障碍、疼痛和皮肤问题。这样的患者往往备受困扰、日渐憔悴，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电磁辐射无所不在，从日常照明设备发出的各种可见光，到遍及全球的无线电广播节目，都带有电磁辐射。在声称患有电磁辐射超敏症的人看来，正是现代通信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疾病，他们对电磁辐射超敏症深信不疑，全世界都有众多虔诚的互助组织。这其中当然少不了那些形迹可疑的所谓健康“大师”，他们到处宣扬电磁过敏的不实言论，同时也在兜售各种类似“蛇油”的灵药。

这些患者如此确信电磁辐射超敏症的存在，甚至高调地提起法律诉讼。在美国圣菲市，有关团体基于健康的理由，试图要求禁止公共Wi-Fi热点的使用。在2014年的一起案件中，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家庭起诉儿子所在的学校，坚称校内Wi-Fi导致他们儿子生病。2015年的一起案例更悲惨。15岁少女珍妮·弗莱（Jenny Fry）自杀，她的父母声称女儿的自杀是因为患上了电磁辐射超敏症，这引起了一场运动，要求拆除英国学校里所有的Wi-Fi设备。就在同一年，法国一家法院裁定一名电磁辐射超敏症患者有权获得伤残抚恤金。为了避免辐射，许多患者不惜搬到其他地方居住。有些地区会因为天文学研究或军事原因强制屏蔽无线电波，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斯（Green Banks）就是这样的地方，于是许多电磁辐射超敏症患者纷纷前去寻求避难，为此甚至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

电磁辐射超敏症患者确实感受到了某种痛苦，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坚信自己的痛苦是电磁波辐射造成的，可事实上大量的证据表明，这种病痛纯粹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激发研究（provocation studies）在这方面给出了最强有力的证据。在这类研究中，超敏症患者被暴露在不同的电磁波辐射源中，以激起他们不同的反应并加以测量。截至目前，实验结果发现患者根本无法区分真实与虚假的辐射源。他们的反应纯粹是基于内心信念，甚至连毫无电磁辐射的虚假辐射源也能激发他们的反应。同样道理，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真实的电磁辐射源附近，他们也察觉不出任何症状。这一结果在多个研究中得到反复验证，事实非常明显，所谓的电磁辐射超敏症其实和电磁辐射毫无关系，都是个人心理作用在作祟。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电磁辐射超敏症患者的报道充满同情，但也表达了明确的立场：“这些症状切实存在，严重程度有轻有重。无论病因如何，电磁辐射超敏症都可能严重损害患者的健康。目前没有明确清晰的电磁辐射超敏症诊断标准，也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其症状与接受电磁辐射有关。”

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即便电磁辐射超敏症算不上一种反安慰剂效应，也很难归咎于微波光子。我们早就知道，可见光的光子能量比微波光子能量高数千倍。电磁辐射超敏症患者把微波视作元凶实在牵强，而这一切恐惧的起源竟然是毫不起眼的微波炉。微波炉加热食物的过程为“电介质加热”。水分子的一侧是正电荷，一侧是负电荷，在电磁场内会旋转然后按照同一方向有序排列。最普通的家用微波炉释放出的光子频率大约是2.45千兆赫，也就是说，这些光粒子的电场极性每秒钟翻转24.5亿次，极性水分子为了在这样高速振荡的电磁场中保持有序排列，相互间发生高速碰撞，产生摩擦，从而加热食物。正是因为这样的原理，用微波炉可以快速加热含水的食物，而加热脱水物质时的效果就不理想了。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微波能量”其实充满了误解，许多可疑的所谓“大师”断言，微波炉烹饪的食物被“暴露在”辐射之中，所以对人体有害。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因为微波根本就没有辐射性。微波炉并不会“辐射”食物，而只是利用振动能量来加热食物。没有依据的胡思乱想进一步引发杞人忧天的焦虑：如果微波炉可以煮熟肉，那我们身边的无线路由器和手机是不是也会把我们烤焦了呢？这种恐惧同样是源自一种误解。我们所使用的通信技术的功率输出只是微波炉的几千分之一，家用路由器的功率通常都不足100毫瓦。事实上，微波炉采用的是专门设计的波导管、磁控管和反射室来集中高功率的微波射线，这种情况在我们常规的电信技术中既不会出现，也毫无用处。^[3]

尽管事实如此，可还是总有人宣称无线网络和手机对人体有害，谣言甚嚣尘上，久而久之难免会扭曲我们对风险的感知。更糟糕的是，我们虽然熟悉现代技术，却往往并不理解它们具体是怎么运作的。这样各种因素相互叠加，微波辐射带来的反安慰剂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电磁辐射超敏症归根结底是心理而非生理的结果，可尽管患者搞错了病因，但他们患病的切身感受却没有丝毫减少。可悲的是，很多患者对现实证据不予理会，拒绝承认自己的问题是源于心理疾病。他们不愿相信严谨客观的科学，把科学依据当作阴谋论或无知的蠢话，却对那些自诩的权威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比如，英国电感知能力协会（ElectroSensitivity UK）主席莎拉·戴克（Sarah Dacre）曾经说过：“一般由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在有关健康隐患的问题上都不可靠。它们涉及各种利益，真相是不会公之于众的。”

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这样的说法流传甚广，令人沮丧。阴谋论的说法就像一条令人安心的退路，让人坠入“确认偏误”的陷阱，而放弃反复求证。反安慰剂效应会导致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病症，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人长期以来强烈反对在饮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尽管数十年来的数据都表明，在饮用水中加氟可以安全有效地改善牙齿健康，但世界各地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氟会导致人体患上各种疾病。这是反安慰剂效应的又一证明。1992年，芬兰爆发了反对在饮用水中加氟的激烈抗议，导致库奥皮奥市议会不得不把城市供水中的氟去除。不过，他们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并没有在对外宣布的那天就去除水中的氟，而是换了一个时间。随后的调查表明，人们声称饮用水给他们带来不适的情况，仅仅发生在他们认为水中含氟的时候，与水中是否真的含氟并无关联。这也再次证明了心理预期对人们有着自欺欺人的影响力。

其实我们对这类故事并不陌生。反疫苗运动着力宣传的就是接种疫苗有损健康的各种传闻，这就是反安慰剂效应频频作祟的结果。你也许会产生疑问，既然专家意见已经明确否认了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什么总是有人执迷不悟呢？阴谋论当然有一定的影响，但认知错觉也是重要的原因。1999年曾有一篇题为《能力不足却又意识不到：难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缺陷将导致过高的自我评价》（Unskilled and Un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s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的文章。心理学家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和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在这篇文章中提出，那些能力不足、水平不高的人总会错误地高估自己的认知能力或知识水平。

在反疫苗运动人群中，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这种“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要求受试者依据医学和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来评估自己对于自闭症病因的理解程度，还询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结果非常令人沮丧。在自闭症知识测试中成绩最差的那些人里面，竟然有62%的人认为自己比医学专家知道的还多；而坚信疫苗与自闭症有关的人群中有高达71%的人认为自己学识渊博、见多识广。

在社会心理学中，这些表现都被称为“虚幻的优越感”，也就是过分高估了自己相对于别人的能力。这也不免让人想起罗素的那句格言：“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正因如此，形形色色的绝对论者和宗教激进主义者才能如此猖獗地蛊惑人心、左右民意。在现实生活中，绝对客观只是一种理想，很少有人能做到，我们的心理期待总会影响我们的感知与反应。我们热衷于算命和占星，是因为我们渴望获得确认，所以只要有一点点暗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激发起我们本能的反应。

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尽管我们并不自知，但社会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感知受到心理期待的影响，而我们的心理期待不仅取决于周围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每天接触的媒体、广告等信息对我们的影响尤为巨大。正因如此，人们对疫苗的恐惧总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众多伪科学博客也令电磁辐射超敏症和氟恐慌等问题火上浇油。

不可否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数据的时代，相比来说数字更会显著地影响我们的感知。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海量的数字、数据和规律，以此来了解社会、理解世界。这些信息固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但人类总体而言却是惧怕数字的。有时候，一些看似明显的规律实则暗藏陷阱，令人误入歧途。这类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又是如何误导人们得出错误结论呢？我们将会在下面几个章节中探讨这一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1]说到巴纳姆就会经常提起的一句话，是“每分钟都会诞生一个傻瓜”。不过，并没有证据表明这句话是巴纳姆说的。而且，巴纳姆惯于欺骗观众的癖好已经成了传奇。关于他的传闻中，我最喜欢的是有关他对付在其展览中闲逛的人的问题。他的办法是立了一块写着“This Way to the Egress”（这边通往出口）的标语牌。由于很多人不知道Egress是出口的意思，他们就兴奋地冲了过去，然后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展馆外面。雪上加霜的是，如果这些人还想返回展馆的话，就必须遵守巴纳姆的规定，再次跟工作人员买票。

[2]尽管帕雷生活在科学迅速发展以前，但他懂得用科学的方法评估各种意见，基于现实证据来使用药物。他发明了一些外科手术工具，并极大推动了战地医疗的发展，而且常常超越了一般医生的技术水平。当时落后的技术水平，通常导致当时的士兵会直接杀死身受重伤的战友。在1536年的米兰战役中，他遇见了两名被火药严重烧伤的士兵，表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接着这两名士兵旁边的一位同伴拔出匕首，将他们俩割喉杀死。帕雷大为惊骇，并斥责了那个士兵，可他却平静地回答说，如果自己身处同样的境地，也会希望自己能够一死了之。

[3]在任何情况下，球型发射的电磁辐射源强度与距离是平方反比的关系。在距离发射源2米的位置，辐射强度就只有1米距离时的四分之一；在3米距离时，电磁场强度只有九分之一。这一物理原理意味着，即便在较小的范围内，电磁辐射源的强度都会明显减弱，裸露的无线网络源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