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决策：头脑中的匕首真相揭秘

头脑是计算和反思的工具，感官则是一切知觉的守门人。我们淹没在各种声音、影像、味道、气味与感知的巨大旋涡中，而大脑总能轻而易举地将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解析。在无意之间，我们就能轻松地区分婉转悦耳的鸟鸣与噼啪作响的火苗，随手一摸就能分辨冰凉的钢铁与粗糙的橡木，瞥一眼就能看出翻涌的海浪与翻涌的云海之间的差别。我们需要“计算”这个世界的信息，而感官就是输入的端口，它们高效地分离出生活这部交响乐中的信号与噪音。

但是我们可以充分信赖自己的感觉吗？事实上，感觉也会骗人，这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很早以前就有人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Macbeth）中有一段著名的独白，主角麦克白喃喃自语，说着自己的所见所感，讲着一把若隐若现、形迹可疑的匕首：

摆在我面前的、把柄对着我的，

就是这匕首吗？来，让我紧握着你吧。

我摸不到你，但我依然能看见你。

你这命中注定的幻象，难道你不是可眼见

而不可触及的东西吗？或者你不过是

一把想象中的匕首，一个来自狂热的大脑的

虚幻的作品？

然而，我却能看见你，

就像我现在抽出的这把匕首那样可触可摸。

我们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感知，也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因此，他剧中的各种鬼魂和幻象，其本质也都是含混暧昧的。尽管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是作为一种戏剧化再现的手段，反映我们的感觉暧昧不清的本质，但是长久以来都有很多人坚信超自然力量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关于反常现象的记录，比如外星人绑架，或者与神灵的精神交流等。还有一个流传很久的常见说法是，人在死后也能与活着的人交流，给他们施加影响。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都有关于闹鬼、幻觉、神秘天谕这类的传说，其影响力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类说法无处不在，流传广泛，值得留意。当然，其中有些只是空穴来风或胡思乱想，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类似的说法。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朋友认真地描述自己遭遇鬼魂的离奇经历，或者我们自己就曾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明白，人类的感觉并不可靠，但每次听到一个神志清醒的人讲得绘声绘色、煞有其事的时候，也难免会让我们怀疑的态度开始变得有所保留。我们的感觉的确不完美，但头脑为什么能让我们产生这样逼真、这样有说服力的误解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了解我们的感知，才能明白感知是怎样被扭曲或误导的。

感知出错的原因之一是，人类喜欢发现规律，哪怕有时根本毫无规律可循。在灵学风潮鼎盛的时期，畅销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曾采访过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问他可不可以用他的发明跟已经死去的人交流。爱迪生是留声机的发明人，而且一贯热衷于自我推销，他回答说只要灵魂能够发出电感应，那电子录音设备一定能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灵敏地捕捉到它们。对怪力乱神的崇拜在20世纪早期就逐渐式微，但这类思想从未彻底消失。自从20世纪50年代卷盘式录像设备出现后，摄影师阿提拉·冯·绍洛伊（Attila Von Szalay）就开始通过录音带录制所谓的“通灵”事件，还把它们命名为“超自然电子异象”（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a，EVP）。这让灵异的说法一度又复兴起来。

对EVP的兴趣逐渐进入了主流文化，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人热衷追捧那些超自然现象。他们认为EVP中那些静电噪音是人死后的世界传来的信息，事实上，这些类似信息的声音毫无意义，就算我们试着给它们一厢情愿的解释都不可能。导致这种错觉的心理学机制叫“意义妄想”（apophenia），就是试图在随机数据中找出规律。正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在家用录音机出现后，就有人尝试把流行歌曲倒着播放，想发现隐藏在歌词里的秘密信息。这进而催生出两个毫不相干，却同样热衷于把录音带倒着播放的群体：一个是有大把闲暇时间的青少年乐迷，另一个则是义愤填膺的宗教信徒——他们坚信摇滚乐歌词里藏着邪恶的暗号。

这类做法显然是误入歧途，甚至还有些滑稽。要想制作一连串的声音，让它们在倒着播放时还能表达不同的意思，这简直难如登天。不过，还是有传闻说发现了歌曲中藏着邪恶的故事。有人声称，如果倒着播放，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的歌曲《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讲的就是一个有关恶魔施虐的黑暗故事，其中有一句是“有个工具棚，他在那儿折磨我们，撒旦如是说”。也有人说皇后乐队（Queen）的歌曲《败者食尘》（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也有隐藏信息，表现了吸食大麻后的快感。^[1]这些其实都是意义妄想的产物，人们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牵强附会地寻找各种所谓的线索和信息。

因为妄想出来的隐藏信息而造成道德恐慌的事，不过是在历史洪流中短暂闪现的奇谈异闻，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它在当时造成的影响甚至比某些组织的妄谈与狂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点上，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当属对“犹大圣徒”乐队（Judas Priest）的离奇审判。犹大圣徒是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杰出代表，发行过许多热销的专辑，其中1978年的专辑Stained Class中收录了一首名为《你的好，我比不上》（Better by You, Better than Me）的单曲，而正是这首歌给这个乐队带来了麻烦。在专辑出版数年后，1985年的一个夜晚，远在世界另一端的美国内华达州，两名青少年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和雷·贝尔纳普（Ray Belknap）在夏日的酷热中听着这首歌，然后就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这两个人竟然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贝尔纳普当场死亡，万斯则在三年后死于药物并发症。悲剧发生后，两个家庭迫切要找到无缘无故失去这两个年轻生命背后的原因，也就是想为复杂的自杀找个简单的理由。于是人们把注意力转到了这两个孩子爱听的重金属音乐上，并确认“犹大圣徒”乐队是导致孩子丧命的导火索。可在这个乐队的作品中，连间接鼓励自杀的内容也没能找到。尽管如此，学校督导声称，万斯曾说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因为那首歌引起的。家人与诉讼律师声称，把这首歌复杂的曲调颠倒过来，就藏着危险的信息，也就是一句怂恿自杀的指令：“动手吧（do it）。”

这一指控让乐队倍感意外，他们坚持说歌曲中绝没有这样的信息。可万斯的家庭毫不让步，坚称他们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出来，而且就是这句指令诱导两个孩子最终自杀的。尽管心存疑虑，但法官杰瑞·卡尔·怀特海德（Justice Jerry Carr Whitehead）还是裁定乐队必须出庭受审。他还进一步裁定，任何潜藏的信息都不能获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桩官司最终在1990年8月被撤销了。心理学家及辩方证人蒂莫西·E. 摩尔（Timothy E. Moore）后来就此事为美国《怀疑探索者》杂志（Skeptical Inquirer）撰写了专稿，详尽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听出那样一句话来。更重要的是，他还说明了人们很容易在鬼使神差的状态下感觉自己真的听到了那么诡异的指令：

感知是一个积极构建的过程。因此，人们总是会看见或听见他们更愿意（或被鼓励）去感知到的信息。在一段三分钟的重金属音乐录音里，如果你刻意搜寻，总会有几十个短小片段能被孤立出来，不断放大，这就很可能被人辨识成某些字眼或短语，而要是正常听的话，这些细节根本毫无意义。可以说，要真的完全听不出什么“新发现”，那才让人觉得奇怪呢。

意义妄想并不仅限于听觉现象，它还可能给任何感官造成混乱，扭曲我们的感知。视觉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但也特别容易让我们形成错觉。“空想性错视”（pareidolia）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人们会觉得看到了某种已知的图案，而实际上却根本不存在。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我们很容易看到各种面孔和人形。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给所见的面孔赋予“情绪”（可能一些严重的自闭症患者除外）。这么做显然有些荒唐，却又是人类十分重要的本能反应。很久以前，艺术家们就会使用这种空想性错视来进行创作了。朱塞佩·阿钦博尔多（Giuseppe Arcimboldo）在1566年完成的著名绘画作品《陪审员》（The Jurist）中那张“面孔”就是用鱼和鸡肉构成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也鼓励艺术家们运用这种奇怪的感知手法来提高自己的作品水准，还建议他们盯着石墙看：

想象成各种各样的风景，有山、河、石、树，有大平原，还有山谷与山丘。而且还能看出各种战争场面，各种奇怪的人做出生动的姿态，各种面孔上都有表情，还有各色服装，细节数不胜数……

当达·芬奇紧盯着15世纪的石墙时，当然知道墙面就是他驰骋想象力的画布，就好像人们闲暇时也会在云朵中寻找熟悉的形象。不过空想性错视也可能是无意而为之、难以察觉的。197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海盗1号”（Viking 1）轨道太空船抵达火星，发回的照片中有一张看上去好像有一张人脸，在火星的塞东尼亚区（Cydonia）。这随即引发了很多狂热的猜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某个远古时代的寺庙遗迹，见证了早已绝迹的火星文明。其实，这个“火星人脸”只是“海盗1号”低分辨率成像技术给人造成的错觉，后来，拍摄的高分辨率图像清楚地显示出那只不过是一座平顶山。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阴谋论者坚持认为NASA掩盖了外星生命的证据。

左图：“海盗1号”所拍摄的火星上的“人脸”。

右图：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对同一地区拍摄下的高分辨率图像，清楚显示所谓的“面孔”不过是一片遍布砂石的台地。（NASA）

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随机形成的图案也会被奉为奇迹。如果我们在这儿把各种曾经呈现出神灵面孔的东西罗列出来，只怕会占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其中包括带有耶稣面孔的木材着色剂、烛蜡和意大利面，长得像猴王的树瘤，拼写成“真主阿拉”的尘土，甚至还有一个出现了圣母玛利亚面孔的烤奶酪三明治。

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同寻常的现象，才让感知错觉把我们引入了歧途。自从人类开始讲故事起，我们就有了鬼魂、恶魔与外星人的传说。启蒙运动都已过去了好几百年，可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对这些事情深信不疑。2017年，YouGov网站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有50%的受访者相信鬼魂；而在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项调查中，有18%的受访者声称曾亲自遇见过鬼。如果轻率地认为这些都是胡扯，也未免太过简单粗暴，既然有这么多相关传闻和亲身经历，就很值得我们抱着怀疑的精神去想一想。

撞鬼这种事情并非只有那些一惊一乍的胆小鬼才会遇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令人敬畏的温斯顿·丘吉尔前往美国白宫访问。在泡了一个长长的热水澡、酣畅地享受了苏格兰威士忌和雪茄后，他蹒跚着步子走进隔壁的房间，结果正好迎面撞见了亚伯拉罕·林肯的鬼魂。当时他全身一丝不挂，可这位英国前首相处变不惊，用一贯幽默的语气低声说：“晚上好，总统先生。您这个时候出现，好像就有点不厚道了。”随后，林肯的鬼魂就冷笑着消失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次撞鬼事件更可能是因为丘吉尔喝了太多的威士忌，又或者是因为他一贯喜欢添油加醋地夸大个人的传奇经历。不管这件事真假与否，总之有不小比例的人都坚称自己曾经遇到过故人的亡灵。

这类离奇的经历常常发生在家人故去后不久。我17岁时，一位非常亲近的叔叔迈克尔意外离世了。他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所以我们经常把会客厅称为“迈克尔的房间”。在他去世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我的余光瞥到一个黑影正在楼梯上朝那个房间走去。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这绝无可能，但我的大脑却忍不住联想到迈克尔叔叔，还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和他说说话。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很多人曾在视线的余光中看到过“人影”（有时也说是“一团黑影”），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这类现象大多都是因为“空想性错视”，只不过每个人产生错觉的程度不同。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更容易把随机图案错认为是神力有意为之。在一个实验中，相信鬼神的人比喜欢质疑的同事从随机排列的灯光中，看到了更多的“行走的”身影。在另一些研究随机移动的形状的脑成像实验中发现，对于那些倾向于接受超自然观念的人而言，头脑中与意愿相关的大脑活动尤其活跃，更容易给屏幕上所见的随机移动的画面赋予意义和动机。(www.xing528.com)

上述研究发现可以部分地解释超自然信念何以在人类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但相信鬼神的人们也会反驳说，这并不能解释那些闹鬼故事为什么总能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感觉自己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鬼影，是因为当时的感觉让人觉得不可能是认错了。这种经历往往令人心惊胆战，而撞鬼的场所也通常不太吉利或模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哥特文学中的典型场景不外乎是阴森的坟场、孤零零的房子和漆黑的地窖。按照民间流传的说法，那些撞鬼的人们不仅能看到飘忽诡异的鬼影，还能体会到一种确凿无疑的真实感和身临其境的恐惧感。

无论是在虚构的作品还是在人们的亲身经历中，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类似的故事。不过，跟这些故事本身一样有趣的是，对于这种由来已久的“身边有个人的感觉”（feeling of presence, FoP），我们有着非常通俗的确切解释：那就是我们的大脑努力将矛盾的信号合理化。FoP通常是精神分裂症或癫痫的症状。研究发现，这种感觉可能与感觉运动失调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见所闻与我们身体的感觉是分离的。还有证据表明，这类症状和额顶叶皮层受损有关。这一区域关系到自我意识和内外刺激的融合，如果损伤，就可能让患者产生自己身后有人跟随的感觉。即便是健康人也可能因为某些刺激而产生这种感觉。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蒙住眼睛，用手操作面前的一个仪器，实验者在他们身后放了一个可以根据仪器的信号同步模仿他们动作的机器人，然后把机器人的手放在受试者的背上。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受试者的报告说感觉自己在摸自己的后背。这种感觉很不寻常，但绝对不是幻觉。然后实验人员把机器人模仿动作的时间延迟了仅仅半秒，受试者就表示感到困惑，报告说感觉身边有个人。这种幻觉令人非常不安，很多受试者甚至要求立即停止实验。

那些遭遇过极端事件的人，更容易出现身边有人的诡异感觉。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Sir Ernest Shackleton）是第一个详细讲述了“第三人”现象（the 'third man' factor）的人，他和队员们在南极探险的最后一程中，曾感觉身边出现了一个没有实体的鬼魂。这种幻觉在登山者、极限马拉松运动员、海难幸存者和独自出海的水手这些人身上尤其常见。英国登山家弗兰克·斯迈思（Frank Smythe）在一次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就产生过类似的幻觉。当时他真的确信身边有一位隐形的登山伙伴，他甚至还掰下一块蛋糕分享给了那个鬼影。这种“第三人”的症状似乎总是出现在极度单调沉闷和隔绝孤立的境遇中，周遭的环境通常黑暗而荒凉。此外，这种情况也和严重的寒冷、伤痛、饥饿和口渴有关。极度疲劳有时也会造成幽灵现身的幻觉，因为睡眠缺乏会让感官与知觉发生混乱。航空技术先驱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就曾描述了自己在飞往巴黎的途中，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经历的幻觉：

我身后的机舱里好像满载着鬼魂——轮廓模糊，全身透明，动个不停，他们搭乘着我的飞机，却完全没有一点重量……我一路飞行，他们一会儿闲聊八卦，一会儿指指点点，议论着我的航行问题，给我安慰和鼓励，还向我讲述了许多我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重要信息。

我们的大脑中充满了电子信号与化学信号，一旦遇到电子干扰或化学干扰，就特别容易产生感觉的偏差甚至扭曲。幻觉的产生也是同理，产生幻觉的原因也有很多。“临睡幻觉”（hypnagogic hallucinations）通常发生在人即将睡着或刚刚醒来的时候，可能是听觉，也可能是视觉上的。常有人在入睡前看到转瞬即逝的画面，听到一段支离破碎的言语，甚至还可能产生触碰感，而当事人自己也很清楚这些都是虚幻的错觉。埃德加·爱伦·坡就曾写过自己产生幻觉的时候“总是在……即将入睡时，而且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这样的状态”。

另一种令人不适的现象是“睡眠麻痹”(sleep paralysis)，通常伴有更阴暗恐怖的幻觉。在快速眼动睡眠（REM）期间，我们的身体会进入一种被称作“张力缺乏”的肌肉松弛状态中，以防止我们做出梦中的动作。但“张力缺乏”有时也会失效，其中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梦游。还有一些睡眠异常症，比如睡眠性爱（sexsomnia），也就是在睡眠中进行性活动。更为罕见的是梦游凶杀（homicidal sleepwalking），是指一个人在睡眠状态下杀人，受害者往往都是家人，不过也有例外。有一个案例发生于19世纪80年代，法国侦探罗伯特·勒德吕（Robert Ledru）受托调查勒阿弗尔市（Le Havre）发生的一起海滩谋杀案。凶手在现场留下了脚印，脚印中缺少大脚趾，一看到脚印，勒德吕就自首了，供认说是自己在梦中杀了人。他的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接受，最后他们做了测试，真的观察到勒德吕梦游，而且，他梦游的时候还用了那把他们有意留在牢房里的手枪。虽然最终判决勒德吕谋杀罪名不成立，但法庭将其流放到了乡间农场，并规定他只能被锁在房间里单独睡觉。相比于让谋杀犯拿着枪到处跑，这么做显然合理多了。

当一个人刚刚恢复意识，而身体依然因为“张力缺乏”效应而瘫软无力的时候，就会出现睡眠麻痹：尽管恢复了意识，但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这种情形通常会持续几秒甚至几分钟，可能有时还会伴有觉得有人恶意入侵的恐怖感受。有些人还会出现幻觉，听见邪恶的声音，胸口出现强烈的压迫感，好像有人正压在自己身上。我自己就长期以来断断续续地受到睡眠麻痹的困扰，尽管我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依然感到非常痛苦，难以忍受。

“梦淫妖”（Incubi）和“魅魔”（Succubi）这两个最古老、流传最广的恶魔传说，很可能就是源于睡眠麻痹现象。据说这些面目可憎的鬼魅会趴在熟睡人的身上，对其进行性侵。受害者则被压在鬼魅的身下，完全动弹不得。这类淫邪鬼魅的故事，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流传。无论是在公元前2400年苏美尔人的手稿中，还是《圣经》创世纪里，都有关于梦淫妖的故事；德国民间故事中提到过一种母马（mare），它会骑在熟睡的人的胸口上，让他做噩梦，英文中nightmare（噩梦）一词也由此而来。梦淫妖的形象遍布世界各地，在南非叫“Tokolosh”，在土耳其叫“Karabasan”。古时候的人们完全不了解睡眠麻痹带来的感觉失常效应，他们结合各自的文化特点，把它视为梦淫妖或外星生物等超自然力量的作用，这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古老的信念也正好说明，我们总是非常信赖自己的感觉，即便它偶尔失灵，我们也会下意识地认为感觉不会有错。

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化学手段改变感知。比如各种致幻药会让人产生看似真实却常常又超现实的幻觉。在美洲原住民文化中，人们会用作用于精神的佩奥特仙人掌来制造幻觉，并认为这样可以与灵魂进行交流。佩奥特仙人掌甚至是惠乔尔人（Huichol）^[2]宗教中的主神之一。意外摄入致幻类物质会给人带来惊悚的体验。例如意外吃下了长有麦角菌的黑麦就会出现麦角中毒，出现惊厥和精神错乱等可怕的症状。这类事件在中世纪很普遍，当时被叫作“圣安东尼热”（St. Anthony's Fire）。之所以用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中毒后会产生全身灼热的症状，另一方面则取自投身救助的教派的名字。现代麻醉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就是从这种霉菌中提取制成的，这种药物的致幻作用众所周知，无须赘言。

突然停止用药也可能会造成感知变化。比如突然停止酒精摄入，身体会努力重新获得体内平衡，结果导致“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DTs），也就是突然发生意识错乱。在很多时候，震颤性谵妄会引起一连串化学反应，病患会出现严重的幻听和幻视，人们有时用“蓝色恐惧”来委婉地指代这种可怕的体验。冰毒成瘾者就常常会感觉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有人影掠过。这种可怕的体验，尤其常见于因成瘾和戒毒导致长期缺乏睡眠的人。类似上面提到的“第三人综合征”，冰毒滥用导致的睡眠缺乏所造成的体验，也能够让最冷静淡定的人相信真的有人在旁边。

人类的感知并非黑白分明，而是灵活多变的，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预想的观念也会塑造感知，甚至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左右我们对外部刺激做出的身体反应。在19世纪中期，人们对招魂术忽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核心论点就是认为死去的人有能力也有意愿与活着的人交谈。当然，这种交流很少会直接进行。在整个上流社会，所谓灵媒的需求量非常高。这些人深谙一整套秘而不宣的技巧，借此与逝者沟通交流，还很善于故弄玄虚地表现自己。当时最戏剧化的通灵技巧是“桌灵转”（table-turning）。几位参与者围坐在桌边，举行“降神会”，桌子向着一套预先摆好的字母表转过去，他们会借此拼出所谓来自幽灵的消息。有人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是死后灵魂永生的确凿证据。他们甚至试图解释这种现象的原理，说是“外质”（据传为神鬼附体者身上渗出的物质，可能形成死者的外形）和“灵能量”共同创造出了这种“灵力”。

当然不是人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英国的物理学先驱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对这种所谓“灵力”就非常怀疑。他一向热衷动手做实验，于是便着手开始检验“桌灵转”的现象。他小心地排除各种变量，探究不同的解释，试图找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他用木头与橡胶来增加转动的摩擦阻力，结果发现并没有影响桌子的转动。经过深入研究，他最终发现，所谓的“桌灵转”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奇的超自然现象，只不过是“类似无意识的肌肉运动”罢了。桌子的诡异转动并不是因为什么超自然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们自古以来就喜欢自欺欺人的心态在作祟。

对这种事情进行研究并感到懊恼的，不止法拉第一个人。法国化学家米歇尔·尤金·谢弗勒尔（Michel Eugène Chevreul）也做了细致的实验研究，并为最终揭露这些怪力乱神的真相出了一份力。谢弗勒尔本人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在科学界成就斐然，是名字被镌刻在埃菲尔铁塔上的72位名人之一。和法拉第一样，这位科学界的先驱坚决反对那些毫无根据的奇谈骗术。在19世纪中期，他开始关注三种所谓的通灵手段：“桌灵转”“通灵棍”和“神力钟摆”。在1854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详细说明了，这些看似神奇的运动，其实都是无意识或下意识肌肉反应的结果，手握“通灵棍”的人一旦意识到这种反应存在，棍子的运动马上就会停止，也无法重复。就在同一年，一位名叫威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的医生提出了“意念运动反射”（ideomotor respons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

另一种流传久远的灵异活动也是基于这种意念运动反射效应，那就是“自动书写”。据说这是一种接受遥远信息的超自然的书写“通道”。在自动书写过程中，灵媒进入一种看似入定的状态，写下一些据称是来自坟墓里的诡异信息。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对这种灵魂附体式的书写非常着迷，但查尔斯·亚瑟·默西埃（Charles Arthur Mercier）却并没有盲从。默西埃是一位心理医生，平时将大量的时间用于揭穿灵媒的骗术。关注到自动书写后，他指出，这种诡异的现象只不过是又一种意念运动反射效应而已。1894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撰写成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他在文章中全面抨击了认为自动书写是灵异现象的错误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怪力乱神的说法既没有必要，也站不住脚。求助于这种灵异作用，只能说明那些人不仅没有科学的思想，而且孤陋寡闻、见识短浅。”

意念运动反射中的无意识肌肉运动，证明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的那些诡异事件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只不过是错觉与卑鄙的骗术混合的结果罢了。人们因意念运动反射而产生错觉，这也可以理解，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当时流毒甚广的各种骗术。在那个时代，一些家喻户晓的灵媒各怀绝技，奇技淫巧无所不能，用种种手段来误导和哄骗公众，吸引拥趸。其中米娜·克兰登（Mina Crandon）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典型，她举行裸体“降神会”，从自己的阴道中排出所谓的“灵外质”。就在她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魔术师兼逃生大师哈里·霍迪尼（Harry Houdini）揭穿了她的骗术。霍迪尼本人一贯热衷于揭穿灵媒的骗术，他认为灵媒不过是在蛊惑人心以谋私利。他时常乔装去参加“降神会”，用自己的才能揭穿形形色色的骗局。霍迪尼对此非常投入，甚至还担任过《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评审官，悬赏征集任何一位能展示自己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但时至今日，这笔奖金依然无人认领。

霍迪尼如此热衷于揭露骗术，自然引起了招魂术士们的极大不满，也让他失去了至少一位朋友，那就是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正是他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道尔爵士对一切有关灵异的事物都笃信不疑，特别是他在一战期间痛失爱子后更是如此。甚至当霍迪尼揭穿了骗局后，道尔爵士依然执迷不悟，这令霍迪尼格外沮丧，两人之间渐生嫌隙。当霍迪尼去世后，道尔居然坚称霍迪尼本人就拥有超自然的能力。

按理说，在科学界一轮又一轮的反驳之下，那些占卜术早就该销声匿迹了，可它们竟然还顽固地留存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意念运动反射效应为人熟知已经有两个世纪了，但人类似乎总是不会吸取教训，而且还总能花样翻新，今天，同样的谎言只不过换了不同的包装，还是会有人受到蛊惑而堕入迷途。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举一个不大光彩的例子。2013年，一个名叫詹姆斯·麦考密克（Jim McCormick）的商人被定罪，罪名是向伊拉克军队贩卖其实毫无用处的炸弹探测仪（bomb-dowsing kits）。这一卑劣行径和古老的“通灵棍”骗术如出一辙。同样也是在2013年，另一个有关意念运动的骗局是所谓的C-Fast，有人把这种机械探测棒假装成快速探测肝脏疾病的设备进行兜售。英国“科学意识”组织的西列·莱恩（Sile Lane）把这些做法称为“除了兜售希望，再无其他”。

上面这些例子实在令人不齿，而这些陈词滥调的谎言还会带来一个更可悲的后果，就是所谓的“协助交流”（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FC）。在协助交流中，“助手”会帮助病人在屏幕或键盘上移动手臂，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在进行交流似的。对于那些有严重交流障碍患者的家属而言，听说这种消息简直像发现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3]一样意义重大，可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它们是真实有效的。满心的希望还是胜过了经验，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神奇的故事已经在各地普遍流传，传闻也被当作证据，诸如“协助交流”成功“解锁”了严重失语的自闭症患者和严重的智力障碍患者。几乎在一夜之间，那些患有严重心智残疾的孩子们就都变成了诗人与学者，有的甚至还在“助手”的帮助下出了书。

“协助交流”广受追捧，但也从一开始就明确显露出不少伪科学的迹象。早在1991年就有超过40项实证研究表明，“协助交流”并没有实际功效，反而发现存在大量“助手”输入的信息，说明这就是一种意念运动反射。“助手”并没有让对方被压抑的思想解放出来，而是投射了他们自己的思想进去。然后，和“撒旦施虐恐慌”事件一样，这些讲述者也必然会来一个暗黑的大转弯：开始“代表”这些残疾的病人讲述他们遭受严重虐待的故事。不难预见，不少人因为这些“证词”而被逮捕。媒体报道曾特别关注过一位名叫贝齐·惠顿（Betsy Wheaton）的16岁失语自闭症患者的案例，据说，她通过“助手”詹尼斯·博因顿（Janyce Boynton）传递信息，声称她的父亲“让我抓住他的阴茎”。此后不久，她甚至开始详细叙述一些惊悚的虐待行为，而众多家庭成员都被控诉为施虐者。

为了明确求证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可靠，言语病理学家霍华德·谢恩（Howard Shane）与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豪勒（Douglas Howler）共同设计出一个简洁而巧妙的实验：他们用一个装置给贝奇和她的助手展示了一些图片，并要求她指出自己看到的物品。但有一点博因顿并不知情，实验人员有时会故意让她与贝齐看到不同的图片。结果无论是什么情形，最后贝齐所“表达”出的都是博因顿看到的图片。这一结果确凿无疑地表明，所谓的交流并非来自贝齐本人，而是来自博因顿。^[4]这一切最终真相大白，结局令人遗憾，贝齐并没有康复，也引发了公众对“协助交流”的强烈抵制。这一切本可以给“协助交流”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就像很多伪科学总会让一些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样，它也没有那么容易退出舞台。豪勒本人也一度相信过“协助交流”，而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即便是这样确凿无疑的铁证也很难动摇信众们的信念：“我们已有很多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些是‘助手’控制的。我们也开始意识到，‘助手’们自身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是创伤性的。‘协助交流’已经变成他们信念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他们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豪勒的这番话很有先见之明。“协助交流”令濒临绝望的父母满心期待，固执地坚信自己可以与孩子进行交流。对很多人而言，哪怕这只是看似交流的幻觉，也好过接受自己的孩子永远丧失交流能力的残酷现实。正因如此，“协助交流”在很多地方依然广受追捧。最近有文章对此问题做了一番回顾，并精辟地指出：“‘协助交流’可能还将持续存在，继续让患者父母与医生相信它的功效。”

就其科学性而言，“协助交流”和所谓“占卜板”或“占卜杖”一样都是无稽之谈，但时至今日依然时时冒头，阴魂不散。这方面最骇人听闻的例子是2015年安娜·斯塔布菲尔德（Anna Stubblefield）一案。她曾为一位严重残疾的病人提供“协助交流”服务，这位病人在法庭记录中被简称为D. J. 。斯塔布菲尔德当时很快就认定D. J. 不仅没有心智缺陷，反而是一位学者。不仅如此，她甚至认为他正在向自己表达矢志不渝的爱意。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诡异的事件，她不仅对此坚信不疑，还跟这位毫无能力表达自己意愿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斯塔布菲尔德最后被控性侵，可她始终执迷不悟，无法接受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D. J. 所表达的爱意不过是她自我投射的幻想，完全是她本人的潜意识所为。

所有这些现象都有一个核心要点：我们总是过分强调个人经验，却常常对其他可能性视而不见。可冷酷的真相是，我们的记忆与感知并不总是可靠无误的。就算动机再纯粹，意图再良善，我们对自己经历的描述也不一定就完全可靠。正如本章中所探讨的那样，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太多太丰富了，就算我们本不想误导他人，存在先天缺陷的感知也会让我们从一开始就顾此失彼，完全做不到客观公允。事实就是这样，每个人讲述的故事都无法摆脱周遭世界的影响——我们都是如此。

[1]作为一个重金属摇滚乐乐迷，我在青少年时代也曾花大量的时间听反向播放的音乐，希望能够捕捉到一点所谓的信息。但最终听到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只能说，十几岁的年轻人太会自娱自乐了。

[2]惠乔尔人是墨西哥的一个印第安人族群。——译者注

[3]罗塞塔石碑的发现让人类得以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是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里程碑。——译者注

[4]值得一提的是，博因顿此后不再相信“协助交流”，坦然地接受了科学发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