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记忆植入实验揭示社会因素对人类记忆的影响

记忆是万物的宝藏，也是万物的守护者。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记忆只不过是幻觉，别无其他。它是需要不断添柴的一团火焰。

——雷·布拉德伯利
（Ray Bradbury）

在刑事审判中，目击者证词通常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身处犯罪现场的目击者的回忆，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陪审团的决定，常常就是判定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铁证。尽管我们如此看重这类证据，却也可能被它辜负。抛开认错人的情况不谈，目击者们一般是将支离破碎的信息重新拼凑出一个故事，故事是连贯的，但未必真实无误。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把信息按照自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存储，这种个人化的模式，是由我们各自的经历、文化制约乃至偏见共同塑造而成的。为了迎合这些因素，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改变某些事件在记忆中的样貌或先后顺序，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认识上的扭曲。这一切发生起来天衣无缝，我们完全意识不到这个过程。很多自以为真切的记忆也许保留了我们最为重要的体验，但作为客观证词却有着根本的缺陷。一个名为“无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的司法改革团体发现，在多达73%的错判案件当中，证人证词有误是导致错判的一个主要原因。

出现这样的问题，并非有人故意欺骗，而是我们记忆机制一时失灵所致。正是出于同样道理，目击证人的证词也常常相互矛盾，归根结底也是因为记忆的可塑性。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经科学家们很久以来一直在探究人类记忆变幻无常的特点。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就曾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自传中讲述了童年时代一段恐怖而苦难的回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伦敦闪电战期间，一颗铝燃烧弹在他家附近发生爆炸，将他的家几乎夷为平地。在自传出版后不久，他哥哥告诉他说，炸弹爆炸时其实他本人并不在场。实际情况是，家里的大哥曾在信中详细描写过当时的景象，给年幼的萨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成了身临其境的记忆。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与萨克斯自己的记忆融合在了一起：

我这才惊讶地意识到，我们有些最为珍视的记忆可能从未发生过——或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怀疑自己曾有的许多热情与冲动，看起来是完全自发的，但其实是受到了旁人的引导，这些东西有意或无意间强烈地影响了我，可事后又被我全忘记了。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萨克斯的经历。我们通常把记忆理解成过去一切的忠实记录仪，当作我们全部体验、情感与经历的储藏室。但事实上，尽管我们总觉得自己的记忆非常真切，其实至多是接近真相罢了，而且还会不断被改写、侵蚀，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的头脑有种神奇的能力，会把过去的事件编排重组，或者改变故事细节，有时还会添油加醋。所以，我们的记忆远远算不上精准无误的记录，反而很容易被自己或别人操纵。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靠的，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容易被左右。

记忆变化莫测，所以我们每每遭到质疑，都会感到格外不安。我对此深有体会。对我个人而言，2007年是个多事之秋，其间发生了一连串复杂、诡异的事件，令我身边的亲友深受打击。为了在混乱不堪的日子里有所宣泄，我坚持写了几个月的日记，把那段艰难的时光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下来。好几年后，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回想起那段时间的人和事。碰巧他是一位作家，正考虑把那段往事改写成自己故事的背景。为了帮助他，我特意找出那些日记作为参考。结果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两人的记忆有多么不靠谱。我们各自的回忆都或多或少地与日记内容有出入，我俩之间当然也很不一致。出于好奇，我又开始查那段时间留下的电子邮件和信息，结果证明日记的内容准确无误。这样的结论就很令人担心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记忆竟然自主重构了事件的细节和顺序。

记忆的脆弱性听来可能有些惊人。但记忆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弗伦奇（Christopher French）早就精辟地指出：“所有的记忆都是重构的，只是扭曲程度大小不一而已。”记忆的链条纤细脆弱，有时我们甚至可能幻想出错误的回忆。记忆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曾用“商场迷路”的方法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在一系列实验中，洛夫特斯和她的学生们试图研究某个完全人为拼凑的事件是否可能被植入记忆并保存下来。研究者首先收集了受试者幼年时期的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都是由受试者家人提供的。接下来研究者与受试者进行聊天时，会在真实的故事中插入一个虚构的经历——故事中的受试者曾经在购物中心与家人走散，最后遇到好心的老人才找回家人的故事。尽管这是一段编造的故事，可大约25%的受试者不仅相信这是确实发生过的真人真事，甚至还开始主动补充一些细节。这一发现绝非偶然，在其他众多的记忆植入实验中，总体而言大约有37%的受试者对研究者灌输的错误信息误以为真，还添油加醋地增加其他细节。

更有甚者，如果一个虚假记忆得到了其他看似可靠信息的支持，那就更有可能让人“唤起记忆”并添加细节。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者给受试者出示了一张小时候坐热气球的照片，但这张照片其实是伪造的。这张照片夸张的视觉效果，使为数不少的受试者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这段根本不存在的经历。这一切当然不是受试者在故意欺骗研究者，而恰好说明了我们是如何理解并形成个人记忆的。用洛夫特斯的话来说：“记忆的工作机制并不是你录制并回放的录像机，而是更像维基百科的页面，你可以访问页面，进行编辑修改，不过其他人也能这么做。”

我们珍贵的回忆竟然可以被自己或他人改动，这个想法颇有点耸人听闻，不过也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实。人类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记忆从众”（conformity of memory）现象就与此有关。“记忆从众”是指一个人基于记忆所说的内容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回忆。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曾目击瑞典前外交大臣安娜·林德（Anna Lindh）遭谋杀的证人们都待在一个房间里等候聆讯。尽管明确规定不能交谈，他们却还是交流了各自目睹的事件经过，而这种不恰当的行为也影响到了各自的记忆。后来，凶犯米亚伊洛·米亚伊洛维奇（Mijailo Mijailovic）在监控摄像机画面中被发现并最终落网，人们才发现他的实际容貌跟目击者们描述的信息大相径庭。尽管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词都十分连贯严密，当时看似确证，但其实不过是假象罢了。

有些时候，我们的记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也会出错。曾有一个研究表明，训练有素的士兵在模拟战俘情境的训练结束之后，常常无法指认出真正对他用刑的那个人，因为他们总是容易错误地重新拼凑记忆。

要说我们的记忆有时多不靠谱，最出名的例子当属弗洛伊德提出的“被压抑的记忆”（repressed memory）的概念了。1973年，加拿大精神科医生劳伦斯·帕兹德（Lawrence Pazder）在自己位于维多利亚的私人诊所接收了一位名叫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的新病人。在随后的3年间，大多数咨询都很平淡。当米歇尔在1976年遭遇流产后，不幸抑郁症发作，因此咨询也更为频繁起来。当时米歇尔暗示帕兹德医生，说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在此后不久的一次咨询过程中，米歇尔一直不停地持续尖叫了25分钟，并开始用孩子的嗓音讲话。对如此反常的行为，帕兹德医生倍感迷惑，并决心要解开谜题，于是他采用了当时心理治疗领域相对新颖的疗法——催眠回溯法（hypnotic regression）。

催眠术的应用为诊疗过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也开启了被深深压抑的旧日回忆，揭示出一段惊世骇俗的故事。根据米歇尔的说法，自从5岁起，她就被母亲作为贡品献给一个崇拜撒旦的邪教，以各种仪式的形式遭受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虐待与凌辱。当她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下时，多年前的记忆似乎变得具体形象起来，还充满了令人发指的可怕细节。米歇尔声称她曾被关在囚笼里，在黑暗邪恶的庆典上遭受殴打和性侵。她还声称曾目睹弑婴，自己被浸入婴儿的鲜血中。这段可怕经历的收尾，是一段以魔鬼的名义举行的持续长达81天的仪式，其间充满了放纵的狂欢与恐怖的暴力。在这之后，邪教中的长者“清除”了她的记忆，还“召唤”黑魔法除去了她身上的疤痕。

作为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帕兹德医生相信了她的故事。然后，他全身心投入到米歇尔的治疗中，花了600多个小时帮助她慢慢找回更多的记忆。这也导致他婚姻破裂，但此后不久，帕兹德医生和米歇尔就在一起了，还在1980年共同出版了题为《米歇尔还记得》（Michelle Remembers）一书。这本书在今天已是声名狼藉，书中都是米歇尔讲述的自己过去的经历，用帕兹德创造的术语来说，叫“仪式化虐待”。尽管内容令人不适，这本书很快成了热门畅销书。各种宗教与福音团体认为，这本书是撒旦恶势力在美国各地猖獗横行的铁证。有关仪式化犯罪的举报此起彼伏，令执法部门备受困扰。此后不久，美国各地出现不少人都声称有过类似经历，帕兹德医生也被推崇为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甚至就撒旦组织的行为向梵蒂冈提出索赔。

《米歇尔还记得》一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公愤与媒体关注，但这件事中缺少了基本的怀疑精神。帕兹德最初声称，某教会是虐待行为的主谋，但在该教会创始人提出法律质疑后，帕兹德又撤回了这个说法。更糟糕的是，大量证据都直接反驳了米歇尔的说法。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她的母亲是弗吉尼娅·普罗比（Virginia Proby），在米歇尔十几岁的时候死于癌症。与《米歇尔还记得》书中的内容截然相反的是，真实的普罗比夫人是一位充满爱心、温柔体贴的女人。米歇尔的父亲杰克·普罗比（Jack Proby）也明确反驳了书中的许多内容，他还起草了一个意向书，向出版商提出索赔。出版商随后也叫停了相关的电影改编方案。

米歇尔的说法看似耸动，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她提到的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也尤其可疑。比如她声称耶稣和大天使迈克尔让她压抑着记忆，直至所谓“时机来到”。她的说法恰好触动了美国人的敏感神经，随后更引发公愤，大家都以为这类仪式化虐待在美国各地非常猖獗。《米歇尔还记得》一书中的骇人言论营造出了一种恐怖氛围，甚至被应用到社会服务人员的职业培训中。由此，很多执法部门与社会保护机构相信邪恶的虐待组织确实存在，并对恐怖的“撒旦仪式化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 SRA）现象变得格外警觉。

在这种气氛的渲染之下，随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毫不意外了。美国各地的幼儿园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关于有组织虐待行为的指控，一个比一个细节丰富，也更恐怖。1982年，有公诉人声称在加利福尼亚州克恩县破获了一个仪式化恋童癖组织，有多达60名儿童作证称自己曾遭受虐待，后来有36人被定罪。1984年，马萨诸塞州的费尔斯·阿克斯日托中心（Fells Acres Day Care Center）也有多人被定罪，尽管现场并未发现相关物证，还是有一些孩子声称自己被人持刀强奸，还在一间密室遭到机器人和小丑的攻击。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美国各地有关仪式化虐待的案件呈爆炸性增长。1991年，得克萨斯州橡树山还有孩子作证说他们曾遭受撒旦崇拜者的性侵，加害者身穿白色长袍，还强迫他们肢解哭喊惨叫的婴孩。

这些孩子的说法听来难以置信，却恰好证实了“撒旦仪式化虐待”的传闻。总体而论，新闻报道中也没有表达过应有的质疑。在上述每一个案件中，尽管完全找不到确切可靠的物证，却还是能够将人定罪。对许多人而言，物证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不管怎么说，小孩子怎么会撒谎呢？听信传言的人们总是认为，小孩子绝不可能凭空捏造出那么详尽、生动而具体的性侵经历。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桩案件，这也是各种撒旦恐慌现象的典型事例：1984年的麦克马丁托儿所案件（McMartin preschool trial）。

在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曼哈顿海滩的高档社区，麦克马丁家经营着一家托儿所。1983年，朱迪·约翰逊（Judy Johnson）向警方报案，说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这家托儿所的学生，遭到了猥亵，而施害者是跟自己已经分居的丈夫和托儿所的老师雷·巴奇（Ray Buckey）。这位老师是托儿所主管佩姬·麦克马丁·巴奇（Peggy McMartin Buckey）的儿子，也就是托儿所创建人弗吉尼娅·麦克马丁（Virginia McMartin）的外孙。约翰逊女士还声称日托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兽交行为，而且雷·巴奇会飞。警察对巴奇进行了传讯，结果发现一切正常，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约翰逊的指控。尽管如此，调查部门还是致函200名孩子的家长，暗示他们的孩子有受过虐待的可能性。这封信本身就包含有一些具体施虐细节，还鼓励家长询问自己的孩子是否曾经被巴奇捆绑虐待过。

家长对此做出了一边倒的强烈反应。于是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几百个孩子接受了“国际儿童协会”（Children's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CII）的询问，这是一家专门关注虐待行为的慈善机构，由社工基·麦克法兰（Kee McFarlane）负责管理。在询问孩子的过程中，CII的人采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他们会暗示一些事件，请孩子参加角色扮演或假装游戏，借此鼓励他们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件。尽管初衷是好的，但这种询问的方式有很强的暗示性，甚至是在诱导孩子。我们不妨看一下CII对孩子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提问人：你记得那些光着身子的照片吗？

孩子：（摇头，表示“不”。）(www.xing528.com)

提问人：你不记得这一部分了？

孩子：（摇头，表示“不”。）

提问人：你再好好想想，好吗？也许过会儿你就能想起来了。

…………

提问人：你看到这照片里的小伙伴们了吗？这里每一个小伙伴都来过我们这儿，和我们说过话了。是不是很神奇啊？……这些小伙伴来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发现，他们知道那所学校里好多恶心的秘密哟。他们是来帮我们揭开那里全部的秘密的……

提问人：那“光屁股的大明星”呢？你还记得那个游戏吗？^[1]

孩子：不记得了。

提问人：每个人都记得那个游戏呢。咱们再想想，能不能想起来。

如今看来，整件事情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么否定孩子们明确的回答，要么向他们灌输新的想法，就这样诱导年幼的目击者做出虚假的证词。年幼的孩子们很容易受到影响，也很想博得大人的好感，于是他们努力揣摩大人们的心思，尽量说出他们想要听到的回答。更糟糕的是，这种暗示性问题甚至会让从未受过虐待的孩子也留下可怕的记忆。这种提问方法本身漏洞百出，在这样的诱导下，孩子们回答的内容也就越来越惊悚。可惜那些狂热分子对此漠不关心，媒体也毫无批判精神，任凭年幼的孩子做出荒诞不经、古怪离奇的断言。孩子们有的说虐待发生在秘密地下隧道里，还有的说到飞天女巫。还有一个细节是经常坐热气球旅行，这可能是从洛夫特斯的研究中照搬来的。有个孩子甚至从一排照片中指认演员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为虐童犯。

1984年春天，弗吉尼娅·麦克马丁、佩姬·麦克马丁·巴奇、雷·巴奇还有其他一些员工被控涉嫌321项虐童罪，涉案儿童有48人。在随后将近两年的听证过程中，由律师莱尔·鲁宾（Lael Rubin）率领的原告律师概述了“撒旦仪式化虐待”骇人听闻的故事。当时已成为撒旦教虐待事件权威的米歇尔·史密斯和劳伦斯·帕兹德也会见了涉案的孩子，帮助他们整理目击证词。当时媒体的舆论一边倒地倾向原告一方，尽管依然没有任何物证，所有被告还是要接受审判。1986年，最初的原告朱迪·约翰逊因为长期罹患精神分裂症已经开始酗酒。孩子们的证词相互矛盾，甚至明显存在诱导的痕迹，因此地方检察官将这个案件视为“证据极其薄弱”，并随后撤销了对除雷和佩姬·麦克马丁·巴奇之外其他所有被告的指控。到1990年，对巴奇家族成员的指控也最终被撤销，尽管从未被定罪，可那时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待了5年多了。

这场审判历时7年，耗资1500多万美元，最终却无人被定罪，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审判之一。在本案的影响下，这家托儿所因为争议太大最终被拆除，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过什么秘密的地下暗道。多年之后，随着案件中的儿童当事人长大，其中的一些人公开推翻了当年的证词，说当时是迫于在机构工作人员的压力而描述了错误的记忆。后来，英国心理学家迈克尔·马洛尼（Michael Maloney）回顾了这些证词的影音资料，谴责当时的提问手段无异于强迫和指令，并总结说，“其中许多孩子”在面谈中的陈述其实是提问人说的，并非孩子自己说出来的。这些孩子真正遭到的虐待并非是撒旦的仪式，而是有人以可疑手段植入他们幼小头脑中的错误记忆。

如果说这场可怕的冤案能有什么积极的影响，那就是让人们反思该如何对年幼的目击证人进行合理问询，也让人们终于认识到，哪怕是出于最良善的初衷，也很容易给别人植入虚假的记忆。尽管《米歇尔还记得》一书曾经备受赞誉，如今人们也不再相信催眠回忆的准确性了，因为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用这种方法提取的记忆很可能和虚构的想象相差无几。麦克马丁托儿所的员工们遭受了极为不公正的对待，但是相比其他被无辜卷入所谓“撒旦仪式化虐待”丑闻的人们来说，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有很多类似的审判，数百人因为同样漏洞百出的证词而蒙冤。尽管后来很多定罪被撤销，但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依然有好几十人因子虚乌有的罪名在牢狱中艰难度日。

当然，这些并不会抹杀记忆的价值，也不能把我们日常经历的记忆失真简单等同于故意造假。编造和虚构本身就是人类体验中不可缺少也无法避免的一部分。既然如此，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定人们的描述总是错误的——而是应该说，出错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常见于审判中，尤其是事关虐待或性侵这类人际关系犯罪的审判中。这类案件中，唯一的证据往往就是证人的口述，而且控辩双方的证词常常相互矛盾。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矛盾是其中一方不诚实造成的，但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一方或多方的记忆不够准确，或者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人刻意欺骗，要确认案件中各个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都变得举步维艰。

上述问题还可能会引发强烈的公众反应。我们总是固守非黑即白的二分对立，却忽视了在真实陈述与弥天大谎之间还存在一个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那就是我们的记忆。记忆专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本人就曾作为专家证人为七场知名度颇高的刑事审判出庭作证，在法庭上概述了记忆虚幻多变的特点。她的证词客观科学，无疑避免了许多冤假错案，却也让她得罪了不少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她多次受到官司威胁甚至暴力威胁。正因如此，洛夫特斯被颁发了“科学意识”马多克斯奖（Sense About Science's Maddox Prize），以表彰她不屈不挠坚持捍卫科学真理，以及为发扬科学精神忍受的各种阻挠和辱骂。尽管遭遇种种威胁与反对，洛夫特斯和像她一样的记忆研究者们仍旧坚持科学研究，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思想很容易会严重扭曲自己的记忆，哪怕只受到一丁点的暗示，也可能编造出黑暗惊悚的虚假想象。^[2]

如今，用记忆回溯和其他暗示性手段揭示记忆的方法已经被彻底推翻了，人们知道这些方法只能提取一些虚假的想象而已。尽管如此，催眠回溯在某些领域还是颇受欢迎，明知道会带来坏处也有人照样使用。时至今日，这些早已被揭穿的拙劣技术还在给一些家庭造成无中生有的裂缝，带来难以挽回的创伤。克里斯托弗·弗伦奇也说过：

我有三个可爱的女儿——两个正值青春期，一个刚刚成人。我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情形，就是假如我的某个女儿出现焦虑、失眠或抑郁这些常见的心理问题而接受治疗，结果在治疗结束时，基于所谓“恢复的”记忆，我忽然被指控在她幼年时进行过性侵。尽管我自己非常确信这种指控都是虚假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或者怎么做，也都无法让她再相信我了。

他所描述的场景并不仅仅是虚构的。目前全世界已经有不少为帮助虚假记忆受害者而建立的互助团体了。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没有接受过催眠回溯，我们也可能被自己的记忆误导。尤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我们的头脑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强大影响。操纵记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篡改历史记录的场景：

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3]

我们头脑中的记录会被外部因素编辑篡改，这有点耸人听闻。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担心，媒体和我们所处的社交群体也会影响我们的记忆与感知。媒体关注、社会压力和各种暗示常常会左右我们的回忆与感受。但更可怕的还不止于此。就算没有这些外界影响，我们的记忆也远非完美，而是更像奥威尔小说中所写的新闻报道那样，充满各种错误和捏造的幻觉，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保持警惕，不能简单认为它绝对可靠。过分依赖记忆就像是把我们锚定在一块松动的石头上，难免有翻船的风险。

[1]后来发现，这句话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当地的一句奚落人的俏皮话：“你说什么你就是什么，你是光屁股的大明星！”完全没有任何可怕的暗示。

[2]重要的是，人们并非故意用虚假的记忆去欺骗别人。洛夫特斯本人也曾描述过自己产生虚假记忆的经历。当她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不幸溺亡。多年后，一位亲戚告诉她，她曾经找到了母亲的遗体。这之后，她就产生了一系列关于那个场景的痛苦回忆。但没多久，洛夫特斯得以确切查明自己并没有发现过母亲的遗体，后来她的那位亲戚也意识到是他自己搞错了。她的那一系列回忆都是虚假的，这充分证明了心理暗示的作用。

[3]董乐山译本，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37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