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者：1954年奇异的世界末日预言

有一个可谓人之常情的心理误区——“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人们有时并不会客观地评估各种证据，反而会将其刻意阐释，用来证实某种早已存在的信念。这种决策方式往往出于情绪的驱使，带有先天的偏见。对背离个人信念的证据格外苛刻；对于自己想要的证据，哪怕并不确凿充分，也会不加判断地轻易接受。“动机性推理”并不会客观理性地评估一个证据究竟是否证实或证伪某个理念，而是利用我们内心的偏见，让我们只去看那些符合我们原有想法的证据，却对不同的意见置若罔闻。

“动机性推理”和“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密切相关。我们都倾向于按照我们已有的信念和世界观去寻找、记忆和理解各种信息，同时也会尽力排斥那些与自己观念相悖的信息。我们很早就知道，人的头脑深处有个专门负责信息过滤的守门人。早在耶稣诞生前四个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曾说过：“人类有一个习惯，面对自己渴望的事情总会麻痹大意，包容迁就；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又会百般挑剔、果断拒绝。”此番真知灼见也得到了大量心理学研究数据的支持。20世纪的心理学家已经开始研究那些容易接受的故事是如何安抚人心的。不过，尽管听着让人安心，却要付出犯错的高昂代价，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心理学先驱里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同时考虑两个或更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很容易让人心神烦躁。他把这个现象称作“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也就是说，当人们面对与自己已有观念相矛盾的信息或行为时，总是不免感到烦躁不安，而我们总会想方设法去消除这种不安。有时，我们会承认自己原来的观念也许错了或不够全面，然后像完美的科学家那样，参照新证据来改进自己的观念。但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倾向就必然产生认知负担，更轻松的办法就是否认事实，维持原有观念。在费斯廷格的理论中，“动机性推理”就是这样一种思路，可以帮我们逃避矛盾信息带来的困扰，让我们“有动机”去接受令人安心的假象，而不是勇敢直面真相。

费斯廷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并想办法验证了自己的假设。当时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奇异的标题：“来自‘号角’星的预言呼吁全城：逃离大洪水”。新闻中涉及的教派是由芝加哥的家庭主妇多萝西·马丁（Dorothy Martin）领导的，她声称自己能够以自动书写的方式与“号角”星进行联系，这些来自外星系的消息表明，世界即将在1954年12月21日毁灭。马丁此前参与过L. 罗恩·哈伯德领导的“智力学”运动，并接受了他B级科幻片^[1]水准的科幻趣味。马丁宣称，在大毁灭前夜，大洪水将肆虐地球，而信徒面前则会出现飞碟，引领他们前往“号角”星。她的这个运动追求精神的纯粹与救赎，还有一个与之相配的名称叫“追求者”。

在美国各地宣扬天启的各种群体中，“追求者”的信仰独具特色。在表达信念的时候，马丁采用了“信不信由你”的策略。她并不会苦口婆心劝人皈依，也回避在媒体上曝光。尽管如此，她的周围总会围绕着一小群忠实的信徒。他们对她宣扬的言论深信不疑，为了追随她，有些信徒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与财产，还有些甚至抛弃了婚姻与家庭。费斯廷格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看看人们心中强烈的信念遭遇到与之相悖的确凿证据时，究竟会做何反应。费斯廷格和同事们随即安排了一些学生秘密潜伏进入那个团体，亲身观察那些“追求者”，并记录下他们在信念最终破灭的时候，是怎么面对的。

1954年12月，“追求者”着手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毁灭做准备。他们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来自“号角”星的下一条信息。12月20日上午10点，马丁转述了这条信息：她请大家放心，每个人都会在大毁灭时得到拯救，并被送往外太空。每个人都必须摘除身上的金属物品，以免到时候在飞碟中造成麻烦。信徒们谨遵指令，把内衣上的钢圈、衣服拉链和身上的金属饰品都除掉了。当天还传来好几条信息，甚至还收到了登陆救援飞碟所需的密码，而飞碟据说会在午夜到达。整个组织认真操练这些召唤应答的口令，心中坚信自己能够逃脱末日浩劫。到了夜里11点15分，马丁命令信徒们穿上衣服，随着午夜时分的临近，他们紧紧相拥，沉默不语，静待拯救。

可是当午夜终于来临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房间里一个钟显示12点零5分，另一个钟显示是11点55分。人们越发焦躁不安，一致认定第二个钟显示的时间是正确的。他们焦躁地继续等待，直到那个钟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可是直到此刻，救世主依然没有出现。在随后几个小时里，整个房间笼罩在既悲伤又焦躁的气氛之中。按照预言整个地球将会在清晨7点前被大洪水吞没，而救援还尚未赶到。到了凌晨3点，所有的人都在绝望地反复翻查预言中的字句，寻找他们可能遗漏的某种隐秘的寓意。尽管他们竭力寻求合理的解释，但这番努力依然显得空洞无力。到凌晨4点时，一些人痛哭流涕，其他人不堪打击，瘫坐在地。不过这种沮丧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凌晨4点45分时，马丁将众人召集起来，传达了她刚刚收到的来自“号角”星的信息。这条信息是这样说的：

今日就此确认，地球上仅有唯一的神，他就在你们之中，汝等所写之以下字句，皆出自他之手。神谕力量广大——他说汝等皆得救赎——汝等已逃脱死亡之吞噬，地球上再无如此暴力横行。

“追求者”们狂喜不已，坚信是他们拯救了地球。他们不仅给破灭的预言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还将其粉饰成了一件大好事。他们的姿态也来了个180度的反转，开始公开地积极传教，并在媒体上频频露面。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预言未能成真，信徒们却依然笃信不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追求者”们并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例如米勒派运动（Millerite movement）曾相信耶稣基督会在1844年再度现身，可他并没有出现，这被称作“极大的失望”。即便如此，当时的人们也设法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到2010年，源于米勒派信仰的复临教会（Adventist churches）在全世界拥有大约2200万的信众。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当他们的信条被驳倒后，这些信徒反而变得更加狂热了呢？而这恰恰正是费斯廷格与同事们预测的结果。他们的著作《预言落空时》（When Prophecy Fails）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重要著作，他们在书中阐明了发生上述情况的5个条件：

1.人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抱有某种信念，同时，这种信念还必须与行动相关联，也就是说，它与信众的行为和表现相关。

2.抱有这一信念的人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也就是说，他必须为此信念付出重要的、难以回转的行动。总的来说，付出的行动越大，回转的难度也就越大，那这个人对信念的投入也就更大。

3.这一信念必须非常具体，且与真实世界紧密相关，这样才有可能被真实事件彻底驳倒。

4.彻底驳倒这一信念的证据必须切实发生，而抱有该信念的人也必须接收到这个证据。

5.信徒必须有一定的社会支持……（如果）怀有相同信念的群体……相互支持，信念就得以维持，信徒们也会尝试向别人传教，或试图说服旁人，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

费斯廷格后来又把这些思想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是很难改变的。当你表示反对，他会转身就走。当你拿出事实或数据给他看，他会质疑信息的来源。而当你诉诸逻辑时，他却无法理解你想说什么。”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发生在宗教群体里，很多有关气候变化的无谓纷争追根溯源也是出于类似的逻辑。很多人都认为，科学界关于气候变化现象存有争议，定论不明。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科学界对此早已达成共识，正是人类活动造成了气候的剧烈变化。公众认知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媒体经年累月的歪曲报道。我们在后面几章中会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事实上，在一个多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的动因与机制了。法国博学者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早在1827年就曾提出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假设；此外，1864年，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也早就通过实验手段验证了二氧化碳与其他温室气体的效果。

正因如此，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惊人的是我们改变气候的速度之快。古老的冰芯记录下了数亿年来地球温度与大气的变化信息。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目前全球变暖的速度是以往任何时候数据的数百倍之巨。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以往任何一个冰河时期或间冰河时期内，地球上的二氧化碳浓度从未达到过百万分之三百的水平，可就在2016年9月，这一数值竟突破了百万分之四百，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间将高达百万分之六百。如此剧烈的增长显然不是自然波动的结果。我们也无法假定这个数值的增长与人类活动无关，由此推卸应有的责任，因为化石燃料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有其明显的化学特性，就像是作案现场发现的指纹一样，成为人类罪行的确凿铁证。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自己正在毁灭自身的生存环境。

这方面的证据可谓确凿无疑，无可争议，可还是有不少人坚持认为真相并非如此。那些自我标榜为“气候怀疑论者”的人对气候变化的大量证据嗤之以鼻，强辩说人类对此毫无责任。其实，这些“气候怀疑论者”的称呼，是种刻意为之的误称。科学的怀疑精神是用于探究某个具体假设是否可以得到验证，这原本是科学研究过程的重要一环。可是“气候怀疑论者”只是对有悖于自己信念的事实证据一味忽略，置若罔闻。这并不是什么怀疑精神，而是彻头彻尾的否认主义，也完全违背了理性思维。因此，我按照学术界的规范用语，把这些人称为“气候变化否认主义者”，而不是“怀疑论者”。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还提到，否认主义既包括断然否认，也包括毫无根据的怀疑。

对于这一大批孤陋寡闻、闭门造车的所谓专家而言，科学依据的缺失似乎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他们潜伏在世界各地的评论中，不停地贬低和打击气象科学。气象学家们时常成为他们恶意攻击的目标，而对相关研究进行报道的记者也未能幸免。在互联网上，那些充满恶毒与蔑视的言论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在主流报纸上，如今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很多小报编辑往往都是否认主义者，而默多克的新闻帝国在否认现实方面显得尤为凶猛。

全球有大量的否认主义者在政府担任公职，所以这种观念的分裂在政界显得尤其突出。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曾在2009年宣称气候变化“绝对是胡扯”。而在英国，英国独立党和保守党中都有很多人对气候变化问题不屑一顾。政治否认主义最为盛行的国家无疑还是美国。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国会中三分之一的议员都是否认主义者。在世界各国的主要保守党派中，美国共和党因其鲜明的否认主义立场而显得尤为突出，与众不同。像参议员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2]这样的共和党人甚至还宣称气候变化是科学家为了骗取经费而编造出的阴谋。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更是语出惊人，他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是中国人企图拖垮美国工业而搞出的阴谋。(www.xing528.com)

既然科学依据早就强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说法，那为何错误观念还能得到那么多执迷不悟的声援呢？我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这仅仅是因为误解。当然，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会造成一些看似矛盾、有悖直觉的现象，比如那些极端寒潮。如果确实如此，那显而易见的举措就是把科学原理讲得更为详尽透彻，并加大宣传普及力度。不过这种想法太过善解人意，把问题归结于单纯的“信息缺乏”，实际是预设了公众会公正平衡地听取各方证据后形成自己的立场。但正如我们所见，那些激烈抗议背后的动机，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善意地解释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那些断然否定科学观点的态度，通常都不是出于理智，而是意识形态。在坚守传统价值观念的政治保守分子中，“气候问题否认主义”尤其常见。多年以来，史蒂芬·莱万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和同事们一直在研究思想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待气候科学的态度。他们的著作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标题——“NASA伪造了登月——因此，（气候）科学也是骗局：解析对科学的动机性排斥”（NASA Faked the Moon Landing — Therefore, (Climate) Science Is a Hoax: An Anatomy of the Motivated Rejection of Science）。他们的研究发现，接受阴谋论的受试者总是倾向于一概拒绝所有的科学观点，而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明显的自由市场观念的受试者，则只会拒绝那些带有明显规范意味的科学发现，也就是气候科学。

这一规律已经被反复证实，说明政治立场是人们否认或接受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些反对气候变化观点的选民与政客往往都趋于保守，而且带有明显的自由市场信念，这一点早已不足为奇。还有证据表明，一个人对自由市场的信念越强烈，就越可能不相信气候变化。^[3]例如，对那些极不信任市场监管的人们而言，气候变化的说法是对他们固有观念的一种挑战。只要他们不是虚无主义者，那他们就很难认同“人类活动会对别人造成影响”的说法，因为这会迫使他们不得不将个人观念做出一些调整。对很多人来说，要解决这种思想上的焦躁不安，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断然否认，对有悖于自身信念的证据，不是忽略不计，就是进行反击。

对那些抱有自由市场观念的人来说，气候变化的说法也与他们长期怀有的信念有所冲突。如果一个人认同人类活动会影响到气候变化，那接下去就会同意采取必要的缓和措施。但是对很多自由论者来说，监管这个魔鬼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其实，无论同意与否，每个人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么不加管理地使用自然资源就等于是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法侵入的行为。这样一来，权利的纸牌屋就轰然倒塌了。面对这种思想困境，一些自由市场支持者们解决认知失调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承认自己的观念有待修正，而是简单化地否认气候变化这一事实。

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分析并非故意无视那些合理的忧虑与质疑。如何妥善处理气候变化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还有待各方展开坦诚的对话与商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非只有自由市场主义者存在观念误区。我们只有承认现实，才能够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不正视错误，就无法接受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否认主义者在第一个障碍面前就倒下了，他们否认问题的存在，因此也没有可能再进行合理对话了。他们声势浩大的反对很有代表性——正如费斯廷格研究的UFO邪教那样，他们既不愿意也没能力用现实证据来改进自己的立场。他们的怒火恰好暴露出这种立场实际上是出于情绪而非理性。既然无法给自己的观念找到合理的解释，他们只能用声浪压倒与自己的观念相悖的事实依据，淹没那些侵入他们完美意识形态的现实。这么做实在可悲，而这样持续不断地反对理性，也会对我们的星球造成严重的影响。

我们的思想观念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理解，这一点早已无须赘言。耶鲁大学的丹·卡汉（Dan Kahan）和同事们在2013年曾开展过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向受试者提出一个立场中立的问题，比如某种乳膏是否可以有效缓解皮疹。受试者会得到如下的数据，然后回答认为这种药膏是否有效。

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稍微动一下脑筋。人们往往会出于本能选择较大的数字，因此很多粗心大意的受试者就认为表格中所列的乳膏对皮疹是有效的。若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使用乳膏的人群数量是未使用乳膏的人群数量的两倍有余。因此，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查看相对比例。使用乳膏的总人数是298人（223+75），而未使用乳膏的总人数为128人（107+21）。在使用乳膏的人群中，223/298（约为75%）的皮疹状况有所改善，另有25%则变得更糟了。在对照组中，107/128（大约84%）的皮疹状况有所改善，而16%（21/128）的状况反而变得更糟。按照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得到与最初假设相反的结论——这款乳膏不能有效改善皮疹状况。

这些受试者并不知情，其实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比乳膏更为紧迫的问题。研究者们暗中按照政治倾向把受试者分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两组。结果发现，两派中都有不少人被这个中立的“乳膏问题”难住了，共有59%的受试者给出了错误的答案。然后，研究者选出那些数学能力较强的受试者，给了他们另一个类似的问题。不过这次的问题正好触及美国社会中争议极大的两个话题：控枪与犯罪。研究者使用随机数据，创制了类似于乳膏问题的表格。这些表格数据，有些证明控枪有助于降低犯罪，有些则正好相反，然后研究者把这些数据和问题随机发放给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受试者。

研究者在分析结果时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现象：在应对这类政治敏感的问题上，数学能力不再是受试者表现的预测变量。当表格数据显示控枪能够减少犯罪时，自由派受试者总能出色地解决其中的比例问题；但当表格数据的含义相反时，他们仿佛一下子丧失了数学能力，总是得到错误的答案。保守派受试的表现呈现出完全一致的规律，只是方向刚好相反：如果数据表明宽松的枪支法可以降低犯罪，他们就能够正确回答问题，如果数据含义相反，他们就会犯错。值得警惕的是，人们的数学水平似乎不足以撼动党派偏见带来的影响。平均而论，数学水平好的那些人，只有回答符合个人立场的题目时才会表现得更好。

卡汉的研究推翻了上文提及的所谓“信息缺乏”的说法，说明这并不是科技领域或政策领域存在分歧的原因。正好相反，这项研究说明，思想观念会令理性思考发生偏移和扭曲。为什么会这样呢？卡汉的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身份认同保护认知”（identity-protective cognition）的倾向：“这是一种避免与特定价值观群体发生失调和疏远的方法，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去抵制那些威胁到自身价值观的事实信息。”我们并不会把信念与自身区分开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我们的信念决定了我们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在心理上保护我们的身份认同，也要保护我们与其他持有相同理念与世界观的人们的关系。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想法与自我感知区分开来，我们通常的反应总是顽固不化地坚守错误的想法，也不愿意妥协去接受其他的想法，以免自我认同感遭到威胁。

这个理论也许听来有些陌生，但请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背弃自己的群体身份认同，背弃这个群体一贯秉持、不容置疑的观念与想法，他会有怎样的下场。其实我们都倾向于处在一个“回音室”里，周围的意见与观念大都与我们自己一致。在如宗教、政治或信念这些由情感主导的领域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在这些领域中，某些观点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不断得到强化，直至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而任何与之相悖的观点都会导致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与个体成本，比如被驱逐出团体。如果有人胆敢质疑信仰，常常被视同背叛，甚至有被贬为“贱民”的风险。

有意思的是，认知失调似乎也有选择性。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英国肯特大学的研究者们曾发现，相信阴谋论的人有着神奇的能力，能够同时抱持两个相互排斥的观念。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越相信戴安娜王妃的死亡是自己伪造的，也就更相信她是被谋杀的。另一个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受试者越相信乌萨马·本·拉登在美国特种部队袭击其位于巴基斯坦的藏身地时已经死亡，那他也越相信拉登依然活着。不知何故，阴谋论者总会接受这种诡异的“薛定谔式的本·拉登”，认为他同时处于活着和死了的两种状态。怀有这类想法的人自己并不感到矛盾，因为信念的具体细节无关紧要——只要是有阴谋论的说法，他们的世界观就能够安然无虞。^[4]研究者的结论是：“阴谋论的信念并不是在于阴谋的理论相互支撑，而是因为存在一个支持各种阴谋论的更宽泛宏观的信念。”

现实的情形着实值得警醒。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符合个人思想观念的信息，并过滤掉与自身观念相矛盾的信息。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所以应该充分认清问题，才能加以克服。我们感觉合情合理的观念也许并非真的合理，而只是披着理性外衣的意气用事而已，还夹裹着我们自身固有的许多观念与想法。正因如此，即便是铁证如山，我们常常也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念。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曾经说过的那句话：“理性并不会让一个人改变错误的观点，因为他若运用理性，从一开始就不会犯错。”

归根结底，顽固坚持不理性的观念总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无论是气候变化、健康政策还是政治问题，我们都应该客观科学地评估各种信息，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偏听偏信。尽管我们总会怀有强大的个人信念，但现实就是现实，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主观信念而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一味枉顾现实依据，偏听个人信念，那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1]在美国，预算低、拍摄时间短的电影一般叫B级片，通常品质粗糙，很难进入主流视野。恐怖、科幻和警匪都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译者注

[2]参议员吉姆·英霍夫最著名的是他在2015年时的一出闹剧。当时他手拿一只雪球走进国会，坚持说这就证明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即便是在最为顽固的气候变化否认派的眼中，这也是极其愚蠢的言论了。

[3]所有这些还牵扯到那些力挺化石燃料的说客们，他们不遗余力地混淆视听，我们将在第15章进行讨论。

[4]有心理学证据表明，接受阴谋论与控制欲密切相关。此外还有自我驱动力的因素，让人感觉自己比身边其他人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