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话题比移民问题更能展现赤裸裸的紧张矛盾。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总有人担心会被外来的“入侵者”推翻。这些所谓的“入侵者”甚至不一定要是外来的，这种恐惧也可能在同一个国家中蔓延，比如因为是不同的种族。美国的种族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尤为突出。蓄奴制度是美国内战的导火索。亚伯拉罕·林肯的胜利也许解放了400万美国黑奴，但他们在解放后依然常常遭到排斥与歧视，在社会边缘苟且求生。战争结束多年以后，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黑人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让非裔美国人始终屈居二等公民的地位，时常遭受暴力迫害。
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让人们看到了世界改善的一丝曙光。1963年8月28日，小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对25万民权支持者发表演讲，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愿景，他希望人们“不再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而受到他人的评价”。在20世纪60年代末，《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和《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都已得到通过，从此种族歧视与虐待均被视作联邦犯罪行为。令人扼腕痛惜的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已在1968年遇刺身亡，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在报纸上公开探讨，马丁·路德·金梦寐以求的、真正的“后种族主义”社会是否即将来到，在这样的社会里，种族将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而基于肤色深浅的歧视也将永远成为落后时代的遗迹。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让人们乐观地认为，那个“后种族主义”社会的新时代也许真的已经到来了。
可惜，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在法律条文的约束下，陈旧的习气也许会稍加收敛，但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隐藏得更深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本人也忍受了或明或暗的各种种族歧视。在他当选后曾冒出一个阴谋论，声称既然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那他的总统地位就是不合法的。这个所谓“出生地质疑论”运动还宣称他的出生证明有假，而且他还是一名秘而不宣的穆斯林。这么做等于是对他进行公开质疑，否认了他的美国人身份。所幸奥巴马以他特有的优雅风度潇洒自如地应对了这些指责。但说到底，有些人始终无法接受这样一位成功的黑人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在这场“出生地质疑论”中，叫嚣得最响的无疑是当时的电视真人秀明星唐纳德·J. 特朗普。
当特朗普本人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他淋漓尽致、不厌其烦地多次表达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倾向和排外情绪。他对移民恶言相向，竞选的核心立场中包含一个狂妄自大的念头，那就是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高墙。他的主要观点是，移民与外国人让美国陷入困境，特朗普决心把他们统统赶出去。在这个进步的世界，任何竞选人发表这样的言论都会惨遭淘汰，可是特朗普公开排斥和仇视外国人的言论反而得到了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蛰伏了很久的他们纷纷浮出水面，理直气壮地公开叫嚣种族主义。三K党前任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狂热地称颂说“他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回正路”。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旗下的布莱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也将白人民粹主义作为其中心主题。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不仅支持特朗普，还支持他麾下开始集结的所谓“另类右翼”运动。全美各地的新纳粹团体和白人民粹主义者都公开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通常而言，得到这些团体与组织的支持无异于自寻死路，可是特朗普在2016年11月竟然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这让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狂喜不已，却让其他美国民众倍感沮丧。
差不多同一时间，大西洋的另一端也不平静。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有关仇恨犯罪的报道陡然暴增。对于外来移民的负面看法，被视为鉴别投“脱欧”票的选民的最大因素。拉票活动常常带有明显的仇外情绪。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向公众展示了一幅反移民海报，海报上是一队皮肤黝黑的人正在等待越过边境，以此说明继续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的下场。但其实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白人民粹主义时有抬头，措辞激烈，甚至演化成暴力事件。工党议员乔·考克斯（Jo Cox）在街头遭枪击和刺伤后不幸身亡，而袭击者在刺杀过程中不断叫喊着民粹主义口号。在审判时被问及为何要残忍杀害这样一位优秀且无辜的年轻女性时，刺杀者说，考克斯支持移民政策和反对脱欧，她就是背叛白人的“通敌者”和“叛徒”。
白人民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其影响力早已遍布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各地。他们共同的观点是，白人是一个种族，应该保护他们共同的文化或民族身份。这些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白人的低生育率和非白人移民都是对自己的威胁。还有些更为偏激的想法，认为种族融合就是一个阴谋，旨在颠覆那些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因此他们给种族融合贴上了“白人种族灭绝”的标签。经常有人大肆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观点，宣称白人在智力、艺术、遗传基因及其他方面均优于其他种族。在这些言论中，白人文化被描述成正在遭受外来入侵者全面围攻的文化，而这些入侵者与他们有着根本的差异。可别认为这些只是无足轻重的边缘观点。2017年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有关种族矛盾立场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非常不安：31%的受访者赞同美国需要“保护和传承本国白人的欧洲血统”这一说法，还有39%的受访者赞同“目前白人的社会地位正在遭受打击”的说法。
和所有深入人心的谣言一样，移民恐惧的言论中也夹杂着零星的真相，但是被严重歪曲了。欧洲的生育率确实下降了，但生育率降低不足为奇，更不能证明白人受到了压迫。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避孕手段的使用更为广泛，生育率也开始降低。教育程度的提高还降低了女性可能生育的孩子的数量，即“总生育率”（TFR）。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基本道理。比如，加纳国内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总生育率大约是2或3，而未接受教育的同时代妇女的总生育率是6。那么，那些反对外来移民的人，担心大量未受良好教育的外国人的涌入会淹没本国人口，这种担忧有道理吗？
担心外来移民泛滥成灾并影响原住民生活的忧虑由来已久。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恐慌。当时主要因为爱尔兰移民的生育率较高，让当地人担心外国人的数量将很快超过早已在此定居的居民人数。如果想想美国是怎么来的，那么对于19世纪的美国白人（现在也是如此）居然对外来移民如此担心，敏锐的读者们可能会觉得这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了。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恐慌都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到了第二代，移民的生育率会出现显著下降，趋于正常水平。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就生育率而言，社会经济因素与教育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群体内在的生育能力。
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的文献记载中，当时的爱尔兰移民竟然被认定为另一个种族，这在我们今天听来简直是无稽之谈。这种荒唐的划分方式也引起了另一个深层的问题：种族究竟是什么，种族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过去数百年间，这个问题造成了无数令人心惊的流血事件，难免让人以为“种族”肯定是某种可以测量的客观事物。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这压根就是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都属于一个物种：智人。就基因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我们的DNA序列有99.9%以上都是相似的。用科学家迈克尔·尤德尔（Michael Yudell）的话来说：“基因学方法并不支持把人类区分成离散的各个种族。”[1]至于有些人认为不同种族存在“本质的”基因差异或内部特征，也是毫无科学依据的。正相反，有充分证据显示，种族内部存在的差异远远超过了种族之间的差异。尽管某些基因特征与特定群体有关联，但这些特征并非仅限于某一个单独群体。对人种的划分完全是任意的，并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可以支撑这种划分。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种族”一词含糊不清，毫无用处。要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全世界白人至上主义者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团结在了一起：他们的肤色。
白皮肤是欧洲人或雅利安人的典型特征。这是在进化晚期才出现的较为简单的基因突变，起源也较为复杂。在大约4万年前第一批走出非洲抵达欧洲大陆的现代人类是深色皮肤的，深肤色在日照充足的纬度地区有着明显的优势。8500年前，整个中欧地区主要都是深肤色的人。在欧洲大陆更北的地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浅肤色的人群才渐渐出现。瑞典穆塔拉地区（Motala）有一个距今7700年的考古遗址，那里出土的人类遗骸中带有基因SLC24A5和基因SLC45A2，这两组基因会导致脱色，形成较浅的肤色。此外还发现了基因HERC2/OCA2，它们则会导致蓝色的眼睛和浅色的毛发。这些基因突变可以增加维生素D的合成，因此在低光照环境中具有优势。我们消化牛奶的能力也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进化产生的，同样是为了增加维生素D的摄取。
此后数百年间，白皙的皮肤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最北端，直到第一批近东地区的农耕部落远道而来，才打破了深浅肤色的分界，他们同时携带了浅色和深色皮肤的基因。他们与居住在当地的狩猎-采集部落融合并通婚，浅色皮肤才逐渐在整个欧洲大陆扩散开来。变种基因SLC24A5原本比较罕见，在5800年前才在欧洲各地猛增。所以，白皮肤根本不是什么本质特征，而是一种常见的基因表型，是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长期杂交繁殖的结果。如此说来，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鼓吹的种族纯洁性不仅卑鄙，而且荒唐。
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担心过多外来人口挤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说明对现实的无知。今天全球人类相互紧密依存，整个物种内部的基因变异十分微小。退一步而言，基因多样性增加也是一件好事，有利于遏制一些有害的隐性特征。如囊肿性纤维化（CF）只有当父母双方都携带突变基因时，才会遗传给子女。在爱尔兰的海岛居民中，每19个人中就有一人携带这种突变基因，因此，爱尔兰也成了全球囊肿性纤维化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如果完全依赖群体内部繁殖将势必会危害到整个群体的生存，要避免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提高人口多样化程度。人类原本就是一个勇于探索、丰富多样、兼收包容的物种，这也是我们繁衍生息的优势所在。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基于怎样的理据，所谓的“白人种族”都是子虚乌有的谎言，而“白人至上论”也不过是少数人为了追忆往日荣光打出的幌子罢了。
在此必须解决一个经常产生误导的观点。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如果“人种”是个毫无意义的概念，那么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的明显智力差异，该如何解释呢？美国有很多出版物都讲述了德裔犹太人的智力水平看起来要更卓越，他们总能在智商测试中获得高分，而非裔美国人在测试中的得分要低于白人。这个现象中存在一个容易混淆的因素：智商测试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和教育因素有关，其中童年时期的营养摄入尤为重要——缺碘会导致智商分数平均降低12分。社会因素和父母教育程度也会影响智商得分。相比于富裕的白人，美国的黑人家庭往往更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
最近几十年来，种族之间的智商差异在不断缩小，变化速度之快也排除了受基因影响的可能。在这一点上，肯尼亚是个非常好的例子。从1984年至1998年，肯尼亚人的智商提高了26.3分，这一增长体现了该国人民在营养水平、医疗健康和父母教育程度方面的改善。犹太人在智商测试中的卓越表现也不是基因的功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士兵的智商测试成绩实在乏善可陈，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心理学家兼优生学家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认为，这一结果“应该可以反驳人们通常认为犹太人是高智商的说法”。仅仅几十年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的智商水平超过了平均值。对此结果，智商测试的发明人之一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应该不会觉得意外。智商测试是在法国发明的，目的是确定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特别帮助。比奈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人的智力是多样化的，智力发展也有快有慢，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他始终认为智商水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不断塑造的。显然许多人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比奈知道智商测试这个动机高尚的教学手段逐步变质，最终沦为各种歧视言行的指标，想必也会格外心寒吧。[2]
种族主义的倒台揭示出人类思维中的一个固有隐患，也触及一个争执了上千年的哲学问题：事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若要完全勾勒出什么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就必须将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史仔细梳理一番。但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概念或群体还是可以做出相对简单的定义，其中涵盖了该事物一整套的根本特征。这是一个古老的理念。柏拉图曾经认为，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有着某种本质完美的形式，这一观点现在被称作柏拉图的理念论（Platonic idealism）。在这一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也很接近，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曾将此精辟地总结为“那些特性让它成为它，若没有这些特性，它也就不是它了”。
本质主义在很多领域都非常有价值，数学就是其中一个绝佳的例子。在数学中，定义至关重要，各个集合的性质必须有清晰准确的定义。数学家杰拉德·福兰德（Gerald Folland）曾经说过：“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即几乎所有的数学家都是柏拉图主义者，至少在他们真正研究数学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将类似的思维运用在不那么严谨的领域时，就得格外谨慎。如果一个特定的群体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实质”或本质，那么上述思路就注定会遭遇失败，甚至可能以悲剧收场。眼下令人担心的趋势是，许多人不愿意用客观的方法确定各个群体的实际特征，反而简单地认定，某些特征对所有的群体都同样适用。
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种族主义的根本理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本质主义，也就是认定不同种族存在先天的优势或者劣势。仔细考量之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优势或者劣势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就是语焉不详，不足为据。可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种族歧视造成的可怕后果。围绕本质主义的哲学争论固然精彩，我们还是应该继续探讨一些与不确定的特征有关的非形式谬误。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把这类非形式谬误都归类为“诉诸本质的论证”（arguments from nature）。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本质”（nature）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它的掩护之下，评判事物的标准都可以随意变动。
关于这类含糊不清的双标思维，哲学家安东尼·弗卢（Anthony Flew）举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假设一位名叫哈米什·麦克唐纳的苏格兰人正坐着读一份《格拉斯哥先驱晨报》（Glasgow Morning Herald），读到一篇关于“布莱顿色魔再下毒手”的新闻。哈米什倍感惊愕，宣称“没有一个苏格兰人会干出这种事”[3]。第二天他又坐下来读《格拉斯哥先驱晨报》，这次读到一则新闻，是苏格兰亚伯丁郡的一个男人犯下暴行，比布莱顿色魔的恶行还要令人发指。这说明哈米什之前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他会承认自己错了吗？不一定，这次他可能会改口说：“没有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会干出这种事。”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不是真正的苏格兰人”（No True Scotsman, NTS）谬误。[4]仅仅因为一个人出生在苏格兰（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当然不能排除他成为色魔的可能，但这位虚构的哈米什·麦克唐纳先生却在内心认定苏格兰人与生俱来就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包括苏格兰人不可能是色魔的推断。哈米什并没有就此纠正自己的错误预设，而是否认了与己相悖的例子，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
尽管这个例子是完全虚构的，但“不是真正的苏格兰人”谬误却常常被用来宣称某个群体的纯洁性，或者是在旁人指责某些错误行为的时候进行辩解和反驳。让我们先试着替换几个字眼。所谓“不是真正的苏格兰人”大概就是“不像苏格兰人”的意思，那么“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也可以说成“不像美国人”。这样一来，原本无厘头的虚构例子就变成了非常严肃、真实的政治案例。在20世纪40年代，臭名昭彰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进行了一场审判会，试图揪出（往往是捕风捉影）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共产主义苗头。可他们的名号显然就属于“不是真正的苏格兰人”谬误。美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元化国家，而且作为美国人和支持共产主义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尽管如此，这个HUAC委员会还是对任何看似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士进行迫害。在那份所谓好莱坞黑名单上，许多业界巨头的名字赫然在列，包括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1959年，时任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谴责这个委员会是“今日全美国最不像美国的东西”，这个评价简直恰到好处。(www.xing528.com)
近年来，从塑料袋收费到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各种言论与活动中都用到了“非美”标签，使它们与谬误一样站不住脚。所有的非形式谬误都大同小异，只要注意字斟句酌，结合语境，就可以确定推理是否有问题。当某些群体想要主张某种含混不清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并不是该群体成员所必须拥有的，就可能出现“不是真正的苏格兰人”谬误。如果这些特质确实为群体成员所必须拥有，而且可以进行客观的定义，那么相关的主张就是合理的。举例而言，假设哈米什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由于和平主义运动在1901年发源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那么哈米什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就显得非常合理。如果哈米什在布坎南大街上打砸抢，暴力袭击路人，那他当然就不是和平主义者，因为他的行动明显违背了他声称自己所遵从的立场。
与这种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种逻辑谬误，叫作“诉诸自然谬误”（fallacy of appeal to nature）。这种修辞策略声称，因为某种事物是“自然的”，所以它在本质上就是好的；或者说因为它是“不自然的”，所以它从本质上说就不好。这种推理方式常常会用在比较两种药物的时候。药贩子在兜售来路不明的药品时总会信心百倍地宣称他们的产品是“纯天然的”，仿佛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的产品优于其他常规药品。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切实证据来证明这些药物的疗效，就连他们自诩“天然”的理据也是空洞无力的。我们且不去理论“天然与否”这个难以明确的定义，这种说法的逻辑本身就非常混乱。我们不妨暂且把“天然”定义为没有人为干预、自然存在的事物。但是，即便基于如此松散的定义，很多自然存在的事物——比如有毒的茄科植物或埃博拉病毒——也都可能让人丧命或足以致残。元素铀和砷都是“天然的”，但谁也不敢把它们拌进早餐麦片里。想当然地把“天然”与“健康”或者“有益”混为一谈，本身就是未根据前提的推论，罪魁祸首就在于“天然的”这个形容词的意义含糊不清。
“非天然”或“不自然”这些词的用法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从天主教的角度而言，同性恋就被认为是极其“不自然”的状态，甚至以拉丁文称之为“违反自然之罪”（peccatum contra naturam）。其实这不过是诉诸自然谬误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只消对自然世界稍做观察，就会发现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性性行为在动物界广泛存在，观察记录中就有超过1500个物种出现过这种行为，其中包括长颈鹿、大象、海豚和人类的灵长类近亲。虽然这种行为大多不是排他性的，而且也不排斥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但确实也存在具有排他性的同性性伴侣。就我们常见的动物为例，大约8%的公羊会选择仅仅与公羊配对，而对母羊毫不动心。自然界中的这种癖性和我们人类绝对不是无关的。尽管我们自诩高贵，但始终是动物界的一员，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额叶皮质高度发达，拥有元认知能力，而能够意识到这个事实。
诉诸自然谬误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流毒甚广、危害极大的“对人不对事”（arguing against the man）。“对人不对事”主要针对个人进行攻击，只攻击说话人或说话人的可信度，却避而不谈他们所说的观点。如果攻击与对方的观点毫无关联，那这种策略就完全没有意义。这类论证存在很多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形式是谩骂与诋毁。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在政治舞台上尤为突出——侮辱对手的人格与诋毁其名誉早已司空见惯。2001年，英国辩论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出版了《审判亨利·基辛格》（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一书，对这位美国前国务卿进行了长篇累牍的猛烈抨击，对他的指责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玷污公序良俗以及违反国际法，包括密谋谋杀、绑架和严刑拷打”。当记者就这些指控向基辛格提问的时候，基辛格声称希钦斯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此对他不屑一顾。由于希钦斯本人有犹太血统，这样的指责自然令他勃然大怒，基辛格就这样成功地将公众的视线从自己身上转移开了。
当然“对人不对事”不会总是这样赤裸裸的。它往往被掩藏在字里行间，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分辨。有时攻击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通过牵强附会而非开诚布公地讨论说话人的论点，来削弱他的可信度。这种手段不仅卑劣，而且有失公允，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罗马教廷对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进行的臭名昭著的审判。伽利略堪称经典物理学之父，他改良了望远镜的设计，通过观测，详尽了解了太阳系的本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他开创了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在物理学领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让他很快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并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运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转。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尼古拉·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早在1543年去世前，就从理论上论证了“日心说”的可能性，而伽利略很快也对这一学说深信不疑。但这个领域是一片危险的雷池。在当时的17世纪，《圣经》是绝对不容任何人提出异议的绝对真理。《圣经》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地球是整个太阳系的起源，宇宙万物都围绕着这个完美的中心运转，也就是说，伽利略所发现的各种证据完全背离了《圣经》的教义。当时，整个欧洲处在一个充满宗教纷争与社会动荡的时代，16世纪末期新教出现，让天主教会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开始瓦解。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就是为了用来根除任何离经叛道的信念与思想，用恐怖的武器让信众们臣服顺从。宗教裁判所的手段残忍血腥，魔爪伸向四面八方。若被定罪为“异端”会被判处火刑，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经院学者都无可幸免。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意大利修道士、哲学家与数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1600年因坚信哥白尼学说等“异端思想”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伽利略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行径心知肚明。只要控诉某人为“异端”就足以令他声名扫地，也就不必大费周章地去驳斥他的观点了。伽利略深谙当时紧张的宗教与政治气氛，他用谨慎委婉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圣经》中的赞美诗、科学发现与各种故事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刻板描述，而应被理解为精妙的寓言。
即便如此小心翼翼，他还是未能躲过宗教裁判所四处刺探的眼线。到1615年，已经有人向宗教裁判所告发了伽利略的日心说观点。他把《圣经》解读为寓言的说法也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伽利略前往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可所有人对他的解释置若罔闻。1616年，裁判所的调查委员会一致裁定，日心说理论“在哲学上是愚蠢和荒谬的，在许多地方公然与《圣经》教义相悖，因此是异端邪说”。教皇保罗五世对伽利略做出禁令，不许他宣传“有关太阳是世界静止的中心、地球围着太阳转动的思想，也不许以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方式继续维护、传授或捍卫这一思想”。宗教裁判所还把哥白尼的著作列为禁书，认为书中的内容是对宗教信仰的亵渎。尽管下达学术禁令绝非公平之举，但相对于宗教裁判所臭名昭著的酷刑而言，也算是网开一面了。
在此后的10年间，伽利略明智地选择避开了这片雷池。1623年，一直对他心怀仰慕的朋友红衣主教马费奥·巴尔贝里尼（Cardinal Maffeo Barberini）被选为教皇乌尔班八世（Pope Urban VIII）。巴尔贝里尼从1616年起就开始支持伽利略，他的当选让学术自由有了希望。伽利略获得了新加冕的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允许，终于可以将日心说体系出版了。但他也不得不接受了一些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不可以只宣扬日心学说，而是要平等地介绍各种观点。乌尔班八世还坚持要求书中也要包括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地心说思想。尽管屈从于种种限制，伽利略此后的新作《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采用了三人交谈的形式，分别是支持日心说的萨尔维阿蒂（Salviati），持中立立场的外行沙格列陀（Sagredo）和支持地心说的辛普利邱（Simplicio）。尽管这本书表面上是通过对话介绍两种基本思想，但孰是孰非却显而易见。
在这本书中，地心说支持者辛普利邱的名字不难看出带有侮辱的意味。这个名字表面上来自6世纪的哲学家西里西亚的辛普利丘斯（Simplicius），可同时与“傻瓜”（simpleton）一词同源。很明显，这是有意为之。伽利略在书中用艺术的手法把辛普利邱塑造成迟钝愚蠢、惹人生厌的形象，与保守派哲学家洛多维科·德勒·科隆贝（Lodovico delle Colombe）很有几分相似。此人是伽利略最大的反对者，麾下聚集了一大批佛罗伦萨人，被伽利略和朋友们轻蔑地称作“鸽子军团”。尽管伽利略兑现了对乌尔班的承诺，可他这样的叛逆之举，还是在不经意间点燃了罗马教廷和宗教裁判所的怒火。他确实坚守诺言，在书中包含了教皇有关地球至高无上、统摄天庭的思想，有些地方甚至是逐字引用，可问题在于，书中这些思想是从人尽皆知的傻瓜辛普利邱的口中说出来的。
伽利略和教皇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很快这本书就被禁止销售，伽利略也再次被传唤进了宗教裁判所。这一次他被控为“异端”，面临拘禁和酷刑的威胁。在17世纪，被指控为“异端”不只意味着受到严重的侮辱，而是彻彻底底的名誉扫地。当时正值宗教裁判所的鼎盛时期，如此严重的罪名会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造成极其可怕的后果。被判定为异端意味着一个人从此不值得信任，他们的思想也就不值一提。教皇这么做就等于指责伽利略为人不诚实，品行有污点，也就用不着对伽利略的理论进行正面驳斥了。宗教裁判所既不用解释自己的立场，也不用驳斥其他观点，只需诋毁说话人的声誉，就能让他的说法沦为不足取信的异端邪说。
1633年，宗教裁判所裁定：“太阳是世界中心且恒定不动的言论公然违背了《圣经》思想，纯属无稽之谈，视同异端邪说。”尽管伽利略苦苦哀求，却还是为时已晚。他被判余生都必须软禁在家。教皇乌尔班始终没有消除对他的反感，而他身上异端的污点也永远无法洗清。在1642年伽利略去世后，教皇依然耿耿于怀，不允许他与家人合葬一处。当然，尽管宗教裁判所百般污蔑，越来越多的证据最终证明伽利略的日心说是正确的。在两个多世纪后的1835年，他的著作终于被《禁书名录》（Index of Forbidden Books）移除。
“对人不对事”谬误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争论双方互相指责“你也如此”，也就是在反驳一个论点的时候，指责对方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这样做也许可以证明对方很虚伪，但未必能够压低其论点的合理性。比如，一个常年吸烟的瘾君子会历数烟瘾带来的坏处，苦苦劝诫子女戒烟；子女则会反唇相讥，指出这里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他们会觉得，既然父母自己有吸烟的坏习惯，那他们的立场就站不住脚。不过这番推理是错误的，个人的言行不一致，并不能证明观点有误。在这个例子中，尽管提出观点的人自己常年吸烟，但有关吸烟有害健康的观点还是正确的。与此类似的一个套路是“井中投毒”（poisoning the well），也就是用不利于说话人的各种真实的或伪造的信息来进行污蔑，令他丧失可信度，有时这些信息甚至和当下讨论的话题毫无关联。
既然这类“诉诸本质的论证”早已是过时的陈词滥调，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一部分原因是人们有时也和数学家一样，在内心深处也是本质主义者。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人类很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待他人行为的时候，总会过分强调个人因素（主观意图或者人格脾性），而不是去分析外部或环境因素。比如有人开车抢道超车，那一定是因为本性自私。我们很少会想，这也可能是一次意外，或者他们可能正急着把病人送去医院。而当我们自己犯错时却正好相反，我们更愿意从周遭环境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如果我们开车抢道，那一定是因为重要的约会要迟到了。
同样道理，很多人对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的人们置若罔闻，是因为他们坚信那些人自身肯定有过错，而不会想到每个人的处境都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有时根本无能为力。我们还常常相信，有些人之所以犯下恶行或者连连倒霉，就因为他们是坏人，却不考虑环境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运用“诉诸本质”的逻辑，原本站不住脚的行为与漏洞百出的思维似乎都变得合情合理了。这类谬误可能让整个民族遭受污名化，被烙上罪人的印记，遭受血腥的压迫与折磨。试想一下，如果你要名正言顺地凌辱某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宣称他们天性堕落，本来就没有做人的资格。
这既然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就该一起寻求解答，小心谨慎地避免那些不假思索、本能反射般的“本质主义”思维。人性与情境本来就是复杂多变的，“好”或“坏”这些简单化的概念既不能涵盖人性，也无法表达思想。每每面对纷扰繁杂的思想或情境，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那些预先设定的偏见，不要因此犯错。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各种观点与意见，而不是无论适合与否，都把它们统一对待。否则，复杂的事情就会被简化成一出非黑即白的荒诞闹剧，而千姿百态的真人也会被简化成非忠即奸的纸片人。说到底，这世界人声鼎沸、众说纷纭，也许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善意彼此相待。
[1]亚当·卢瑟福（Adam Rutherford）所著《我们人类的基因》（A Brief History Everyone Who Ever Lived）一书，对于我们了解人类共性与起源有很多启示。
[2]需要说明的是，智商测试尽管可能遭到误用，但依然是重要的工具，可以得到有用的测试结果。在这方面，斯图亚特·里奇（Stuart Ritchie）的著作《智力的重要性》（Intelligence: All That Matters）很值得一读。
[3]布莱顿是一个英格兰城市。——译者注
[4]请不要与“真正的苏格兰人”（True Scotsman）相混淆。“真正的苏格兰人”是指穿着传统的苏格兰短裙而不穿内裤的做法。事实上这是一种标准的军服款式。类似的说法还有“军团款”或者“突击队款”，通常都是委婉地表示没有穿内裤。请注意不要混淆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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