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迷信一直怀有始终不渝的热情。无论我们自诩是何等理性的动物，可每每从梯子下走过，或碰见破碎的镜子，绝大多数人还是难免会感到些许的惶恐与不安。还有些人会刻意回避那些所谓不吉利的动物、地点或数字。许多人都有“恐13症”（Triskaidekaphobia），即害怕数字13，所以很多酒店会故意回避使用13层楼或13号房间的命名。[1]需要说明的是，迷信并非为人类所独有。伟大的心理学家B. F. 斯金纳（B.F. Skinner）就曾证明，另一物种也与人类一样迷信，那就是毫不起眼的鸽子。
斯金纳的发现来自一个经典的条件反射实验。一些鸽子每过一段随机间隔的时间，就能从一个机械装置中获得奖励。在随机获得多次奖励后，有些好奇的鸽子开始相信是自己的某种行为触发了奖励机制，于是自行发展出各种仪式，以期待获得奖励。这些鸽子都成功形成了条件反射，试图用复杂的舞蹈来讨好神灵，赐给它们食物。渴望获得奖励的鸽子不断重复这个仪式，动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斯金纳观察到了以下的现象：
其中一只鸽子形成条件反射，逆时针绕着鸽笼转圈，在两次奖励之间能绕2~3圈。另一只鸽子反复多次地把脑袋塞进鸽笼上部的角落里。第三只鸽子则养成了类似“摇头”的反应，它先压低脑袋，仿佛是把头伸进一个隐形的横杆下面，然后猛地仰起头来，如此反复多次。有两只鸽子还像钟摆那样晃动头部和身体……还有一只鸽子会做出不完整的啄食动作，或者朝地板的方向擦刷，却并不触碰地板。
虽然斯金纳有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但是很难不让人们把“让鸽子迷信”看作他的职业巅峰。在斯金纳看来，这充分说明行为可以得到强化——每当鸽子完成那些仪式后，就能得到奖励。鸽子显然也不会质疑自己的做法是否科学，反正看起来有效就行了。我们也不必去嘲笑鸽子们的行为如此愚蠢，因为人类也常常这样。鸽子的复杂舞步在很多方面与人类求雨的舞蹈如出一辙，而跳舞求雨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各地的部落中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这类仪式早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善于观察，还能基于观察做出推断，这早已是人类重要的特征之一。
人类的根本冲动之一，就是把两个或者多个本无关联的现象联系起来，但仅仅因为一件事先于另一件事发生，并不能就此证明是前者导致了后者。要确定两个观察到的事物之间是确实存在因果关系，还是仅仅存在时间先后的巧合，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生活中随处可见很多人妄断因果事由，做出草率鲁莽结论的事情。这一类涉及因果关系的非形式谬误，被统称为“后此故因此”谬误（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这个术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类谬误的要害。从表面看来，这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谬误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罗列出一系列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但这种逻辑谬误的症结在于，先后顺序上的联系并不能够确保因果关系的存在。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数千年来人类一直遭受着疟疾的折磨。早在公元前400年，这个疾病尚未拥有现在这个名称时，希波克拉底就曾论述过它的病因，称疟疾是由沼泽地区不健康的空气导致的。希波克拉底被誉为医学之父，今天的医生们还要以他的名义进行入职宣誓，因此他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罗马的医生们也发现疟疾病人通常都住在沼泽与湿地附近，有晚间散步习惯的人尤其容易患病。按古代医学的标准而言，这些观察至少都算是合理的。可同时代的内科医生昆塔斯·塞利纳斯·萨摩尼古斯（Quintus Serenus Sammonicus）的做法却大不一样。他请病人们把咒语“abracadabra”刻在护身符上，还要在纸上反复写好几遍，每次少写一个字母，据称这样可以治疗高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们反复证实了潮湿的环境与疟疾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也体现在这个疾病的名称上：“疟疾”在英文中是malaria，两部分分开的意思就是“糟糕的空气”。[2]直到1880年，法国军医查尔斯·路易·阿方斯·拉韦朗（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才在疟疾患者的血液中发现了寄生虫。又过了几年，在1887年，就职于印度医务部队（Indian Medical Service）的英国军官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证实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寄生虫，由此也明确了这一疾病的关键诱因。由于蚊子在夜间活动，在停滞的死水中产卵，所以自古认为夜间的沼泽地与疟疾之间存在关联是正确的，但有关病因的推论是错误的。导致疟疾的并非糟糕的空气，而是蚊子叮咬后传播的寄生虫，只不过蚊子恰好是在水边滋生繁衍。
尽管人们曾错误地认为疟疾与空气有关，但这种说法也没造成什么损害。无心插柳之下，让人们远离蚊虫滋生的区域也肯定挽救了很多生命。正如塞麦尔维斯当时关于洗手的结论一样，虽然原因不对，却也挽救了很多年轻母亲的生命。但这些属于幸运的意外，更多见的则是相反的情形。有时候，一个错误的结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公众对于疫苗的恐慌。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出现了一些谣传，说自闭症与接种疫苗有关。除了清洁用水和公共卫生设施之外，地球上最重要的拯救生命的手段就是疫苗。尽管如此，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疫苗接种。早在1772年，牧师埃德蒙·梅西（Reverent Edmund Massey）在布道时就用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危险且罪恶的接种》。他认为疾病是上帝降下的“神罚”，避免人们患上天花和亵渎神灵一样，是“罪大恶极的做法”。
其他人提出的反对理由更加主观。有的人认为人是不容侵犯的完整个体，有人则完全误解了免疫的基本原理。这些反对意见往往是有自我局限性的。18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人们出于宗教观念和对个人权利的忧虑而抵制疫苗，结果首都市民的牛痘接种率只有40%，远远低于瑞典国内其他地区90%的接种率。结果第二年天花大爆发，迅速扭转了人们顽固抵制的态度，在天花疫情到达顶峰时，疫苗接种人数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至少在斯德哥尔摩，天花爆发的残酷现实彻底粉碎了市民们残存的幻象与谬念。
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天花爆发往往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时每年被天花夺去生命的人数多达40万人，幸存者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失明。患上天花的病人全身遍布脓疮，通常都会留下永久的疤痕。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王孙或是乞丐，无人得以幸免。在死于天花的芸芸众生之中，有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西班牙国王路易一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瑞典女王乌尔丽卡·埃利诺拉，以及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在20世纪之初，免疫学的最新发展也带来了疫苗接种的振兴，人们开始用它对抗肆虐人间的各种古老疾病。天花当时可算是万疾之王，截至1959年，每年都有多达200万人因感染天花而丧生。也正是在那一年，世界各国通力协作，开始积极推动天花疫苗接种项目。到了1979年，这个可怕的病毒已经被完全扑灭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攻克了一种致命的病毒。如今，天花的概念只留存在历史典籍与不堪回首的记忆里，还有很少的样本被小心保管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生化实验室里。20世纪50年代，人们相继开发出针对当时常见的小儿麻痹症和麻疹等疾病的疫苗，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让疾病的痛苦逐渐淡化成为遥远的回忆。截至1994年，美洲已经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随后欧洲也在2002年达成了这一目标。
但是在很多方面，疫苗的成功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肆虐人间的可怕疾病渐渐地淡出公众的意识。人们再也不会看到满脸疤痕的天花患者，也不会碰见因小儿麻痹症而致残致畸的病人，再没有儿童因感染麻疹而丧生，也再看不到麻疹感染导致患儿耳聋或大脑损伤的病例，这些恐怖的景象都已经慢慢地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淡化消失了。如今，患病风险看似遥不可及，自鸣得意的心态就开始萌生。人们已经淡忘了疫苗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变化。[3]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公众对疫苗的接纳程度很高，尽管始终有人对疫苗不以为然，但并未形成气候。这股力量长期潜伏在暗处，处心积虑地对疫苗进行栽赃陷害。当然，大多数谣言不过是些奇谈怪论，不足挂齿。[4]在20世纪末期，年轻父母们很少像自己的父辈那样担心孩子早早夭折，但当生存已经成为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一些新的忧虑与恐慌也随之而来。
人们主要担心的一点是发育障碍问题。在20世纪末期，儿童自闭症发病率明显增高，令父母们感到担心恐惧。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一般出现在学步期儿童接受免疫接种后不久。这就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隐忧——也许是接种导致了自闭症？事实上，并无医学证据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反而有很多证据驳斥了这种说法，要不是一位英国胃肠病专家对此大做文章，这个子虚乌有的说法原本早就应该淡出公众的视野了。这位臭名昭著的专家名叫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
1998年，韦克菲尔德与人联名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小规模研究报告，研究对象仅包括12名自闭症儿童，并声称他们发现了一系列胃肠道疾病症状都与自闭症有关。他们还煞有介事地将这一发现命名为“自闭症患者小肠结肠炎”（autistic enterocolitis），并在文章的说明部分暗暗地提出了一个猜测，认为这可能与麻疹疫苗有关。这原本只是一笔带过的不成熟的想法，并没有任何佐证信息。在正常情况下也没有人会去理会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言，但韦克菲尔德却做出了异乎寻常的举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完全无视严谨勤恳的科学操守，公开宣传称自己发现了麻腮风（MMR）三联疫苗与自闭症有关的确凿证据，声称三联疫苗并不安全。而当时自闭症发病率增加，引起公众的广泛忧虑，与他的论断正好一拍即合。
刚一开始，这个耸人听闻的理论并没有对公共话语造成什么影响，反而遭到了大量强有力的证据的反驳。主流科学界与卫生记者们轻易就能识破伪科学的假象，对韦克菲尔德赤裸裸的自我营销也十分警觉。尽管如此，在死忠的疫苗反对派不断的推波助澜下，这个说法竟然甚嚣尘上，进入了主流话语，变成一个个有人情味的故事，不仅逃避了科学期刊的监管，而且骗取了很多容易轻信的记者们的信任。没有专业背景的记者自认为是在为民意发声，强调自闭症的症状总是出现在疫苗接种之后，由此也强化了错误的因果关系。那些反疫苗运动人士正需要利用民众的恐慌情绪推动自己的诉求，这下简直是天赐良机。到2002年时，在英国出版的全部科学报道中大约10%都与MMR三联疫苗有关，而这类报道中80%都是由毫无科学或医学背景的记者撰写的。医生兼作家本·戈达克（Ben Goldacre）曾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这种荒谬的现象：“转眼之间，那些通常热衷八卦、报道逸闻趣事的人们忽然都开始关心起疫苗学和传染病学的复杂问题了，还不停地指手画脚、献计献策。”
专业意见与新闻报道之间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科学记者对于长期存在的反疫苗运动多少都有了解，知道有人会曲解临床医学证据，记者们也懂得运用科学方法和合理的措辞对韦克菲尔德的言论加以驳斥。当负责任的科学作家在报道MMR三联疫苗时，往往会强调已有大量有力证据证明疫苗的益处，而并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但是，面对保护孩子的强烈诉求，在混乱的恐慌情绪之下，没有人会关心科学界那些“疫苗救人”的善意提醒。俗话说“纸不拒墨”（paper never refused ink），即人人皆可发声，越来越多的记者、名流和社会活动家都开始参与并传播这个耸人听闻的谣言，然而公众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有关的科学素养。媒体也开始对韦克菲尔德及其拥趸大加逢迎。英国《每日电讯报》（Telegraph）还称颂他是“病人的英雄”，完全无视医学界早已就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达成了共识。
这场喧嚣疯狂的闹剧自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短短几个月间，西欧各国的疫苗接种率大幅下降，形势之严峻令人难以想象。麻疹病毒在空中经由飞沫传播，传染性极强且难以预防。每一个病例都可能造成12例至18例的二次感染，一旦染病，不仅痛苦，而且会给患者带来听力丧失、脑部受损等惨痛后果。麻疹也可以致死，每年超过16万人因此丧生。麻疹疫苗每年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我们还远不能掉以轻心。由于麻疹病毒非常顽固，难以根除，只有大量人群集体接种免疫才能防止麻疹蔓延。已免疫的个体可以为那些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如年幼的婴孩和因为健康原因无法接种的人群——提供一道“防火墙”。对于麻疹这样凶险的疾病，必须有大约94%的大规模免疫群体才能有效预防疾病的爆发。
在许多无知轻信、幼稚可悲的媒体推动下，韦克菲尔德的胡言乱语广为流传。尽管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但他的言论还是极度夸大了疫苗的风险程度。[5]英国正处于这场争议的震中地带，全国各地的疫苗接种率不断下降，最低的地方达到了62%。紧接着，原本难以想象、罕有发生的麻疹病情很快就成为普遍发生的问题。在爱尔兰海对面的都柏林，过低的疫苗接种率为病毒的传播肆虐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导致三名儿童死亡，还有一些患儿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很多新闻机构在这一事件中表现的职业操守令人咋舌，但也有例外。调查记者布莱恩·迪尔（Brian Deer）对于甚嚣尘上的反疫苗论调保持怀疑态度，他知道韦克菲尔德的说法与大量科学事实是截然相悖的。迪尔在2004年披露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一些专门收集证据以对付疫苗生产商的律师，曾经支付给韦克菲尔德5.5万美元。韦克菲尔德无视科学伦理，并未表明过其中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迪尔还发现了其他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韦克菲尔德曾经申请过与MMR三联单疫苗存在竞争关系的疫苗专利。而且他完全知情，自己在公开场合所表达的意见与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是完全矛盾的。连《柳叶刀》也承认，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存在“致命的缺陷”。眼见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越来越多，韦克菲尔德的应对非常简单粗暴：他以诽谤罪起诉迪尔。所幸迪尔非常执着顽强，他继续披露了更多有关韦克菲尔德行为不端的证据。到2006年时，迪尔已经揭露了韦克菲尔德不仅发表毫无依据的不实言论，还收受了出庭律师总计465653美元的款项，这些律师希望韦克菲尔德能够发现更多不利于MMR三联疫苗的证据。最终，韦克菲尔德不得不撤诉，支付了所有费用。
韦克菲尔德邪说的丧钟终于敲响了。英国医学委员会开始展开全面调查，在发现存在学术欺诈行为后，《柳叶刀》杂志也撤回了他的论文。2010年4月，迪尔更揭发了韦克菲尔德曾经伪造证据。一个月后，英国医学委员会的专家组判定，韦克菲尔德存在严重的职业操守问题，其中包括学术欺诈行为和虐待有发育障碍的儿童。韦克菲尔德随后被取消了注册医师资格。迪尔还进一步爆出证据，表明韦克菲尔德曾计划为并不存在的疾病兜售医疗检测服务，这可能会给他每年带来大约4300万美元的收入。自此，韦克菲尔德从媒体的宠儿一落千丈，成为医学界唾弃的“贱民”。担任《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编辑的菲奥娜·戈德利（Fiona Godlee）教授毫不客气地对韦克菲尔德的劣迹做出了如下总结：
是谁制造了这场骗局？毫无疑问正是韦克菲尔德本人……（他）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重新检验论文的结果，或者承认自己有错。可他什么都没有做。当其他10位论文合著者在2004年想要撤回论文的说明部分时，他也拒绝了，而且再三否认有什么不对。尽管他眼下在临床和学术领域都已被剥夺了专业资格，个人名誉扫地，但他还在继续推销自己的言论。与此同时，媒体仍在进行偏颇的报道，政府、研究人员、学术期刊乃至整个医学领域所做的回应也收效甚微，因此，公共健康方面所遭受的损害仍在继续扩大。(www.xing528.com)
所谓“自闭症患者小肠结肠炎”是一个谎言，是韦克菲尔德用伪造的证据杜撰出来的，是科学研究无法复现的假象。[6]遗憾的是，尽管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这只是一场骗局，依然有很多人选择站在韦克菲尔德一边，坚定地认为他们的孩子患上自闭症与MMR三联疫苗有关。支持这一信念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那个偶然巧合的时间顺序——患儿是在接种疫苗后才开始出现自闭症的症状。这可以说是“后此故因此”谬误的极端案例了——尽管看起来简单明确，很有说服力，但结论根本站不住脚。自闭症发病率上升和疫苗并无关联，最可能的“元凶”是自闭症诊断的标准在不断扩大而已。至于患儿在疫苗接种后才出现自闭症症状，这一点也不足为奇。自闭症是在幼儿期才有所表现，像沟通能力损害这类有说服力的指标往往是在两三岁才较为明显，正好也是疫苗接种后不久。可惜人们捕风捉影，弄错了因果关系，引发了一场人为制造的恐慌。
到21世纪初，人们对MMR三联疫苗的恐慌可能已经有所减退，但因此受害的远远不止是儿童。很多家长因为过度害怕疫苗而拒绝给孩子接种，这种恐惧心态逐渐在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在欧洲和美洲各地，很多学步期的幼儿自身缺乏疫苗保护，身边也缺乏足够的群体防疫水平，其结果是不难预见的。2011年，欧洲出现了超过2.6万个麻疹病例，其中9人死亡，7288人入院治疗。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82596例。英国在2012年的麻疹病例数量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威尔士在2013年爆发过一次麻疹疫情，导致1200人感染，1人死亡；爱尔兰在2010年出现了443例，超过了上一年的两倍；北科克郡的疫苗接种率下降到仅有26.6%。
麻疹在美国一度销声匿迹，但近年来的感染率却呈现蔓延之势。2014年，美国有27个州发现了677个病例，创造了2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第二年，一位感染了麻疹的病人在迪士尼乐园又传染了至少150人，当地官员指出：“2015年的麻疹爆发很可能是疫苗接种不到位引起的。”2019年初，纽约也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麻疹爆发。这些病患都是疫苗恐慌的受害者，可仍然有顽固的反疫苗活动人士在继续煽动这种恐慌情绪。世界卫生组织忧心忡忡地指出，这早已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詹纳[7]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应对反疫苗运动了。以长远眼光来看，最好的办法是从一开始就用科学有效的数据坚决驳斥那些错误言论。知易行难，因为我们的对手往往并不会遵守科学界的规则。”
2019年的形势非常严峻，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宣布，人们不愿接受疫苗接种已经成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仅仅是因为注意到有时候自闭症在注射疫苗之后出现，就引起了如此巨大的MMR三联疫苗恐慌。时间上的巧合恰好成为反疫苗人士的攻城利器，让天真的民众听信“后此故因此”谬误，给喧嚣与骚动火上浇油，这场闹剧的严重后果时至今日仍然余波未尽，也不断提醒我们错误思想可能造成的危害。这场恐慌中，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回顾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似是而非的自闭症风险会感到如此焦虑与恐惧，为什么这种假想的恐惧比疫苗救人的客观现实更能够引起公众的共鸣。
部分原因是“可得性”（availability）。对于21世纪初的父母而言，我们的环境中几乎没有儿童因患上麻疹而丧生或致残的画面与故事。多年以前，在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共同努力下，麻疹病毒造成的恐怖后果已经绝少发生，当代年轻的父母自然也缺乏共鸣。与此相反的是，自闭症如今却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报刊上常常会出现有关自闭症儿童的报道，也不乏关于发病率明显升高的各种追问与揣测。这些探讨常常会忽视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在过去几年间，自闭症诊断标准的范围扩大了很多，以往可能被归类为智商缺陷的孩子，如今也被划入了自闭症谱系，以往在收容机构里无人知晓的孩子忽然间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自闭症”这个概念进入了公众意识，但麻疹的可怕后果却淡出了。这种概念上的“可得性”让人们的认知产生了严重而可悲的偏差。
人们总是更看重那些更容易获得或更为切近的信息，这个现象叫作“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当我们判断一个概念或形成一个观点的时候，那些容易想起的身边切近的事例就会形成思维上的“捷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假设是，如果一件事容易被人想起，那就一定很重要，或者说，至少比其他想法更重要。越容易想起的信息，我们就越觉得重要。事实上，这些捷径往往会让人形成偏见，特别容易听信较新近的消息，或者令人难忘的例证。可是，仅仅因为一个消息比较新近，或者比较难忘，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真的，这样的捷径思维也不能推导出无懈可击的结论。忧心忡忡的父母们就很容易得到自闭症而非麻疹的可怕报道，但麻疹的危险远远超出了子虚乌有的所谓自闭症风险。
这种可得性偏见只是众多“启发法”中的一种思维捷径。有时候，当速度比质量更重要的时候，人们就会使用这样的捷径。比如，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迅速反应就能拥有极大优势。假定我们身处荒野，忽然听见灌木丛深处沙沙作响。最大的可能这只是无害的动静，也许只是一阵风吹过，鸟儿飞起或狐狸跑过。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环境和经验，推测出最有可能的原因。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这么做——我们的头脑会立即做出反应，危机感一触即发，如果潜伏在草丛中的不是善类而是致命的毒蛇，这一连串行动就可以拯救我们的性命。
这种情形下，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迅速做出决策和反应。这种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就是启发法，让我们出于警惕而启动思维捷径，不惜做出错误判断，以保全性命。当然，这些经验法则远非完美，功能类似于自动驾驶装置。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将我们的思维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系统1和系统2。基于卡尼曼的分类框架，系统1是快速的、直觉式的、看似自动化的反应，系统2正好相反，是慢速的、在理性主导下更有分析性的思维方式。这两个系统是相辅相成的。逻辑思维耗费较多认知资源，而启发法则可以让我们活命。用卡尼曼的原话来说，“这就是直觉式启发法的核心所在：当我们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时，我们总会做出较为容易的回答，而往往不会想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启发法的功能远远不止于保护我们免受毒蛇咬伤，它是我们思维系统的根本所在。即便当我们深思熟虑的时候，两个系统也都同时参与了运作，可以说启发法嵌入了我们的理性思维。卡尼曼和同事们曾经证实，在我们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核心中，是可以找到启发法的。问题在于，根据那些容易记起的事例进行推论很容易犯下严重的错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那些事例往往都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却并非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比如人们总会高估自己死于恐怖袭击或其他暴力袭击的风险，相反，却会大大低估自己因心脏病和中风而死的概率，尽管后者其实要大得多。很显然，如果我们一味依赖启发法进行思考，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推断，最终走向思维的歧途。正如卡尼曼所说：“启发法确实很有用，但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错误。”
基于直觉的启发法思维虽然快速，但也遍布陷阱。在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卡尼曼讨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买一只棒球和一支球棒共需花费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00元，那么棒球的价格是多少？大多数人基于直觉快速得到的答案是10美元。但这个答案是错的，这样的话球棒的价格就是110美元，总价就会是120美元。若要得到正确的答案，不妨把这道文字题转化成代数题。假设球棒的价格是x，棒球的价格是y，那我们就能得出两个简单的等式：
这是一个方程组，把两个等式相加可得2x=210。也就是说球棒的价格（x）是105美元，由此也可以得出棒球的价格是5美元。如果你答错了也不必感觉难过，因为根据卡尼曼的解释，这类错误即便在高智商人群中也很常见：
成千上万的大学生都曾回答过这个问题，结果令人震惊。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超过50%的大学生给出了直觉式的回答，也就是错误的回答。而在一些不那么顶尖的大学，没能察觉错误的学生比例甚至超过80%……许多人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显然不太喜欢动脑筋，尽量避免认真思考。
我们总是依赖自己的本能或直觉，但这种本能的反应往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当斟酌与谨慎考量。世事复杂，当我们做抉择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依赖简便的思路，寻找看似正确的答案，但这也可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甚至带来危险的后果。我们必须格外警惕，不应该基于有限的数据轻易推断因果关系，也不应该鲁莽草率地做出不合理的结论。尽管老话常说“无风不起浪”，但有时无风也会起浪。可悲的是，就在人们忙着捕风捉影时，也可能无意中点燃了炼狱的烈焰，掀起了滔天巨浪。
[1]这是在西方世界的迷信现象。类似地，很多中国人认为数字4不吉利，因为谐音“死”。——译者注
[2]在我国古代，“疟疾”就被认为是由“瘴气”引起的。——译者注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旅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大多数待在家里的人，面对他们未曾经历的伤痛，根本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体会，只会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冷漠与沾沾自喜的傲慢。”萨松的本意是抨击公众对于惨烈战事表现出的漠视与麻木，但每次遇见有些人对疫苗不以为然、嗤之以鼻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他的这段评价。
[4]反疫苗人士的典型心理特点包括：推理错误、依赖传闻而非数据、思维模式的认知复杂度较低。阴谋论总是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传播，往往把批评他们的人视为属于某个居心叵测的利益集团。
[5]这也是“虚假平衡”（false balance）的教科书式案例，我们将在第五部分探讨这个话题。
[6]值得一提的是，韦克菲尔德至少在一开始只是将怒火集中在MMR三联疫苗问题上。他本人主张进行单次剂量注射，还鬼鬼祟祟地为此申请了专利。正因如此，有些记者认为他不是全面反对疫苗。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整个事件起源于在当时就已被揭穿的反疫苗谎言，即所谓的“疫苗过量”会有损儿童健康。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反疫苗人士通常并不会自称反疫苗，而是会采用“支持安全疫苗”这样的粉饰用词。不过这些只不过是文字游戏——如果一个人总是强化反疫苗的观点，同时却完全无视有关疫苗安全与效果的大量事实依据，难免让人感觉他心怀叵测。如果一个人总是不断质疑科学依据，却随便听信那些街头巷尾的传闻，那他肯定是别有居心。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反对疫苗（是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厌女症等）取决于他的行为，而不是他如何自诩。韦克菲尔德反对MMR三联疫苗的立场看似道貌岸然，实则就是流毒已久的反疫苗谬论。不难想象，他在那之后的时间里愈发赤裸裸地反对疫苗，而不需要其他借口。
[7]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在1796年发明了第一支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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