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焦虑中的非理性决策

当你患上感冒而全身不适，身边好心的朋友很可能会向你推荐维生素C来缓解感冒症状。这种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深入人心，都源于一位看似不太相关的人物：著名学者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从量子化学到DNA结构均有涉猎，也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迄今为止，他还是历史上唯一一位独立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分别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发现者之一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曾盛赞鲍林是“分子生物学之父”。在20世纪60年代，鲍林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自己还想多活25年，这样才能与前沿科学发展比肩前行。这样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被观众席上一位名叫欧文·斯通（Irwin Stone）的人记在了心里。不久后，斯通致函给鲍林，向他推荐自己发现的永葆活力的灵丹妙药：每天3000毫克维生素C。

对于这样的建议，那些善于怀疑的人可能会觉得非常可疑，甚至会认为是个骗局。可鲍林并没有这么谨慎，反而选择听从斯通的建议。没过多久他就声称，自己感觉精力更加充沛，甚至患感冒的次数也比以前减少了。鲍林对此热情倍增，在随后几年间，逐步把服用剂量提高到每天18000毫克之多。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在这方面变得非常狂热，还专门写了与之相关的第一本鸿篇巨制——《维生素C和普通感冒》（Vitamin C and the Common Cold）。他在书中高度称赞了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益处，这本书随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争相购买大量的维生素C，对它抵御感冒的功效深信不疑。在有些地方，维生素的销量在一年内增加了近十倍，以至于药店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维生素C可以让人免受疾病之苦这个好消息，深得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心。毕竟，这是多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学者提出的医学建议啊。

可惜，鲍林热情传扬的福音其实并没有太多可靠的证据。除了一些传闻，根本没有可靠的理据表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对人体有任何具体的益处。1971年内科医生富兰克林·宾（Franklin Bing）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文章，言辞激烈地批评了鲍林的著作。文章指出鲍林并未获得现实证据就妄下论断，并感慨道：“不幸的是，许多普通民众会轻易相信作者兜售的那些想法。”宾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话竟然一语成谶，维生素神话果真深入人心，长久流传。后来一系列研究几乎均未发现支持鲍林观点的证据。即便高达10000毫克的剂量，维生素的效果与安慰剂也并无二致。可惜鲍林的说法大行其道，其影响力与范围不断扩大。后来他还出版了好几本相关著作，坚称维生素是广泛适用的万灵药，从癌症到毒蛇咬伤，甚至对艾滋病也有疗效。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鲍林的观点有误，可他本人却丝毫不为所动，自信满满。他还曾预言说，那些坚持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人们能够延长寿命至少35年，而且不会生病。鲍林本人于1994年去世^[1]，可他关于维生素C的观点却一直流传至今，长盛不衰。事实上，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非但没什么好处，也不值得鼓励。这样大剂量的服用可能带来严重的肠胃胀气和腹泻等副作用，有些好事者不禁怀疑鲍林所说的活力是不是主要发生在他的肠道里。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鲍林权威的地位，才让这类神话在人们心中牢牢扎根，一直传到今天。

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在于我们对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在人类各种根本特征中，语言是最独特的，也最强大。在人类文明初创之时，进化赋予我们这一天赋，让我们具备能够说话的生理器官，和将思想转化成语言的思维能力。语言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核心能力，但它本身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我们的词汇有丰富的含义，有时根本就不能从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理解。这种含糊的特征，让我们得以表达丰富多样而又细致微妙的含义，诗歌、幽默与戏剧也是基于语言的含糊特征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也可能掩饰罪恶，词汇与概念的灵活使用也常常引人误入歧途。事实上，很多概念都语焉不详，极易混淆，而“专家”就是这样一个词。

我们常常根据专家的意见，来指导自己的判断。比如在医疗方面我们都会听从医生的意见，医生曾接受过大量相关训练，相信他们当然是最合理的选择。不过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么泾渭分明。上文中鲍林的例子也表明，一个领域的专家并不一定在另一个领域里也是专家，有时候甚至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这被称为“诉诸权威的论证”，即用看似权威的支持意见来证明一个结论为真。但这种论证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就是它假定专家是不会出错的。以政治家为例，他们可能是政策与民主问题上的专家，但是他们的看法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立场的原因而发生变化。即使所谓的权威，其本身可能也饱受争议，就好像“专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很难界定。比如人们在探讨一个伦理上两难的问题，专家可能是一位牧师，也可能是一位哲学家，而他们很可能给出截然不同的建议。

就连我们例子中所说的医学问题，也是存在主观性的。相信医生通常是合理的选择，但不少提供替代疗法的人，即使没有证据能够支持他们的观点，在说话的时候仍然表现得很有权威性。一些具备资质的医生也可能听信一些未经证实甚至已经被揭穿的错误观点。看似值得信任的权威专家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犯错，比如知识局限、个人偏见、恶意欺骗，甚至人云亦云。完全依靠权威是危险的，尤其是一些权威自身的专业能力本身就值得怀疑，比如，经济学家个个学识渊博，他们的预测却总是相互矛盾。^[2]

诉诸权威的论证是经典的非形式错误。当论证的前提出现错误，即便逻辑合理，也会出现这类错误。具体出错的情况千差万别，有时是前提太无力，不足以支撑结论，有时是语言太过含糊，有时则是做出了错误的概括。语言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缺口与沟壑，其间潜藏着很多似是而非的推论和妄断。诉诸权威的论证总是倾向于树立某种高高在上、亘古不变的绝对权威，但是，随着前沿知识的快速发展变化，这样的推论很快就站不住脚了。

19世纪40年代，德裔匈牙利医生伊格那兹·菲利普·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接受了维也纳总医院产科的一项职务。就在他抵达维也纳的时候，正好碰到欧洲各地发生了因大量婚外怀孕导致的弑婴案。为了遏制这一骇人听闻的趋势，欧洲各国匆忙建立了一些免费的产科医院，维也纳总医院下属也有两所产科诊所。此时距离抗生素的发明还很遥远，妇女分娩的危险性很高，许多母亲在产后不久就死于感染。令人奇怪的是，尽管维也纳的这两家产科诊所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很相似，第一间诊所的死亡率却远远高于第二间。许多即将分娩的母亲们在知悉了这一情况后，纷纷千方百计入住第二家诊所，有的甚至宁愿在大街上分娩也不愿去第一家诊所。

两家诊所死亡率相差太大，一时难以解释，这激起了塞麦尔维斯的好奇心。起初他的调查并没有任何进展。1847年，他的同事雅各布·克莱奇卡（Jakob Kolletschka）在进行一项常规解剖的时候，意外地用手术刀割伤了自己，结果竟然暴病身亡。塞麦尔维斯发现他的死状恐怖，痛苦的症状和那些不幸的产妇完全一致。克莱奇卡死后，塞麦尔维斯根据这一线索，揣测是某种腐烂的有机物质导致了感染，或者说，这种疾病是由死尸身上的某种微粒传播的。后来他发现两家诊所存在原本未被发现的一个差异，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第一家诊所的医生在照顾产妇之余，经常进行尸体解剖以磨炼技艺。为了证实他的想法，塞麦尔维斯设立了一套严格的消毒杀菌流程，包括用氯水清除死尸的气味，由此彻底清除医生身上可能带有的“死尸微粒”。这个办法立竿见影，产妇死亡率随之大幅下降。不到一个月，第一家诊所的死亡率就降到第二家诊所的水平，因发烧致死的数量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尽管他的实验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塞麦尔维斯还是遭到了很多医疗机构的敌视与抵制。尽管19世纪的医学已然处于整个科学时代的初始阶段，但老一辈的医生仍然遵从体液病理学的陈旧概念，坚信所有的疾病都是四种体液——血液、黄胆汁、黏液和黑胆汁——相互之间的不平衡状态造成的。受制于这样的传统思想，医生的主要作用就是采用放血这类手段来调节体液平衡。许多医生依然埋头研读古老的医学典籍，对于新颖先进的科学疗法最多略懂些皮毛而已，他们的知识大多还是前辈或教授们代代相传而来。因此，当时的医学领域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观念和固执的成见，许多治疗方法与其说是基于现实依据，更像是源自传统仪式。

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公然挑战了当时的医学传统，还触痛了很多医生的敏感神经。这样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居然敢说他们不够干净，这可彻底激怒了他们。许多人完全无视他的工作成果，声称只要有悖于医学权威就一定是错误的。到1865年时，塞麦尔维斯在打击之下已经完全无心工作，还出现了一些认知障碍的迹象。后来，他开始过量饮酒，用恶毒的语言写信回击批评者，言辞一封比一封激烈。他满怀愤懑地抨击当时的产科医生，说他们是“不负责任的杀人犯”和“不学无术的蠢货”。这样的做法也让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不仅自己的学术地位受损，一些比较重视科学、不太教条的同行们也拒绝接受他的研究结论。在47岁那年，塞麦尔维斯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院。

那个时代有关精神健康方面的科学知识更为缺乏。住进精神病院后，塞麦尔维斯被捆绑在紧身的束缚衣里，身上还浇着冷水。在尝试逃跑失败后，他遭受了残忍的殴打，最终留下无法治愈的伤口。仿佛是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塞麦尔维斯在两周后也出现伤口感染，因为无人关心照料，最终孤独死去。除了一些家人与朋友，几乎没有人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在维也纳总医院，年轻的医生们不屑于认同他的做法，既然权威都认定塞麦尔维斯是错的，便不会再有人提出质疑。没过多久，产妇死亡率还是无可避免地骤然升高了。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才普遍接受了“洗手也可以救人”的观念，可惜，因为医学界长期以来的固执和愚蠢，数不胜数的年轻女性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塞麦尔维斯的遭遇常被用来作为“诉诸权威的论证”的鲜活案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不过，就塞麦尔维斯的医学发现而言，当时人们的反应和通常所描述的有一些不同。事实上，塞麦尔维斯远远算不上第一个建议用石灰水洗手的医生，不过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很有价值。此外，他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来自“死尸微粒”，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数年之后，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才揭示了微生物的存在。即便在塞麦尔维斯的有生之年，也早有很多证据表明他的疾病通用模型明显是不正确的。人们也并不清楚他究竟发现了什么，尤其是他后来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他始终认定只有一种病因，而且否认空气传播的可能性，这令许多笃信科学的同行也感到灰心沮丧，即便在那个时代，这些想法都是明显错误的。尽管事出有因，但他对批评者反应激烈，用词尖锐，着实令人难以亲近。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提到这件事。这么做有两个原因。其一，在这个为人熟知的故事中，确有证据表明塞麦尔维斯冒犯了权威。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塞麦尔维斯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另一种更危险却也更顽固的思维缺陷。他主要的科学失误是把复杂多变的疾病简单归于一个病因，如此看问题的角度既不正确也不全面，可他固执己见，并由此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塞麦尔维斯无意中用自己的故事给我们演示了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单因谬误”，或者说是“过度简化谬误”。

想要发现世间万物背后的普遍规律，本是无可厚非的。人们在内心总会渴望那些简洁明确的说法，有因有果，清晰精准。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里，这种简约往往只是例外，并非常规。也许我们面对命运无常，内心渴望获得某种容易理解、贯彻始终的原则与规律，单因谬误才会有吸引力，但是往往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或因过于简化而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从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寻求简单明确的意义，所以还是会常常使用这样刻板无聊的思考方式。单调乏味的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中常常会用到它。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那些专家学者在各种意识形态主导下，或提出看似简单明确的解释，或提供简便可行的解决方案，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许多社会问题其实是诸多原因与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过度简化谬误最常出现在有关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往往混淆视听，后患无穷。(www.xing528.com)

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军最高指挥机关“最高陆军指挥部”（OHL），实质上是一个军事独裁机构。在西线的春季攻势快要结束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局势——赢得战争已无可能。面对即将到来且不可避免的战败结局，最高陆军指挥部迅速转型，采取简单的议会制度。最终，在这个新的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交战双方签署和平协定，并结束了这场战争。可是，1918年11月的停战协议却让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右翼势力陷入混乱：强大的帝国战争机器怎么可能被彻底颠覆？更让他们恼羞成怒的是，随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明确认定德国是整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曾傲视群雄不可一世的德国陆军和海军被逐一肢解，战争还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负担，在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势力看来，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奇耻大辱。事实上，德国的军事力量衰退有着众多复杂的因素，但他们就是拒绝直面这些问题。在残酷的战争现实与战败国的挫折与羞耻之中，他们竟然滋生了诡异的妄念：必定是德国的大后方出现了叛国势力，并密谋从内部摧毁了德国。这个说法让许多人坚信不疑，甚至连像埃里克·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Erich Ludendorff）这样的名人也不例外。1919年，与英国将军尼尔·马尔科姆爵士（General Sir Neill Malcolm）共进晚餐的时候，鲁登道夫将军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谈论德军在一年前惨遭溃败的原因。他怒气冲冲地罗列了很多战败的借口，其中就提到了那个如今听来颇为荒唐的谣言，即德国后方背叛了它的军队。历史学家约翰·惠勒-班奈特（John Wheeler-Bennett）是这样描述两位将军之间的交谈的：

马尔科姆问他：“将军的意思是，有人从背后捅了你们一刀？”鲁登道夫两眼发亮，就像看见骨头的狗一样，立即重复了这句话说：“从背后捅了一刀？是的，没错，就是这样。有人从背后捅了我们一刀。”从此这个说法就流传了下来。

有了这一次错误的灵光一现，鲁登道夫更加不遗余力地传播这个“背后捅一刀”（ Dolchstoßlegende）的说法。这个谬论，举重若轻地把责任都推卸到一群秘而不宣的破坏者头上，很快就让很多德国人深信不疑。至于所谓的邪恶势力究竟是什么身份，心怀偏见的人们各有各的想法：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平主义者、行业工会会员、共和党人、犹太人，也有人怀疑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个说法与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论调不谋而合，也正吻合了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诸神的黄昏》中一幕的象征意义：哈根将长矛刺入西格弗里德裸露的后背。于是，魏玛共和国早期的民主领袖与德国停战协定的签署人，被疯狂激进的右翼分子污蔑为“十一月的罪人”。谣言与激愤甚嚣尘上，1921年，作为签署人之一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遭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执政官组织”（Organization Consul）的刺杀。随后一年，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也被同一组织刺杀。

当然，这种简单粗暴的背叛阴谋论根本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无论是德国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都已将其彻底否决。尽管内容不实，这个空洞荒谬的言论却仍不失为一个博人眼球的精彩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而且，听信谣言的人们选择性地不断收集各种所谓“背叛”的素材。比如，犹太记者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被判犯有叛国罪，并被指控在1919年煽动了兵工厂罢工。第二年，艾斯纳被一名民族主义者暗杀身亡。其实，鲁登道夫将军本人应该也明白，这样的行为对德国战败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1918年的德国早已国力衰微，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作用下最终被彻底打败。但要承认德国战败源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远不及“背后捅一刀”的论调听来简明扼要、令人安心。这种传闻还给追随者提供了替罪羊，为所有的失败“背锅”。但这个说法不仅仅是保护了德国人的面子，还滋生出更多毒害，那就是新一轮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思潮和根深蒂固的政治仇恨。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颇有煽动力的代言人，一位年轻的奥地利激进分子，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全盘接受了这种谣言，并对此深信不疑，还在其中融入了自己日益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信念。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他把德国一战战败归咎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邪恶阴谋。在纳粹的政治宣传中，被推翻的民主制魏玛共和国就是叛国罪行的代理人，是“腐败堕落的糟粕、民族的耻辱，对正直的‘全国抵抗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十四年来，德国都掌握在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布尔什维克’手中”。1933年希特勒当权后，“背后捅一刀”就不再是什么边缘观点，而一跃成为纳粹的正统，被作为确凿无误的真理教给学校的孩子们与全体公民。犹太人遭到了强烈的指责，被认为在内部背叛了德国，被打上“不忠分子”的标签。此后，指责愈演愈烈，逐渐丧失人性，在希特勒统治下，纳粹德国更是把犹太公民视为寄生虫和叛徒。

正是在这种完全莫须有的反人道偏见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耸人听闻、最丧心病狂的残杀无辜的暴行。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大约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处决，此外还有1100万人死于纳粹所谓的“最终方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屠杀。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不仅骇人听闻，同时也提醒我们，那些用心险恶的言论一旦在国民心中扎下了根，将会令多少无辜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类种族灭绝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匪夷所思的想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谨慎小心，面对复杂的问题与困难的局面时，不要犯下这种过度简化谬误。可以说，这类“过度简化”的言论在针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群的污蔑与指责中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也强化了加害者及其帮凶的偏见。

因果简化谬误的形式五花八门，其中最常见的当属“两难推理”或者“假二分法”。这类谬误是在两个极端选项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事实上还存在许多其他不同的选择。尽管内核空洞，这一谬误却非常适用于煽动群众的情绪，因为它把许多可能性简化成了一两个选项。一旦听众们接受了这种过度简化的说辞，演讲人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提出非可喜即可鄙的两种结果，这样一来，这种假二分法实际上就造成了不容妥协的二分对立。这类谬误的狡黠之处在于，它可以用来迫使尚未结盟或无党派人士加入演讲人的阵营，否则就可能让自己丢脸。这种谬误还暗含着一个推论：如果有人不赞同演讲人的提议，那就间接或直接地表明他们是敌人。

这样的无稽之谈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像磁石一样，把那些鲁莽草率、毫无防备的听众引向演讲人想要的方向。不难想象，这类谬误在政治领域流传已久，最为典型的形式，就是“你不是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这类义正词严的宣告几乎遍及所有的政治话题和政治派别。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时，他就警告各个国家：“你们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

这种两难推理谬误由来已久，流毒甚广。历史上的相关案例足以写满好几本书。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于1953年创作的戏剧《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反映的虽然是萨勒姆女巫案的故事，却绝妙映射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反共产主义狂潮。在剧中，副州长丹福思也曾用同样谬误的方式警告别人说：“一个人要么是支持法庭的，要么就被认为反对法庭。反正没有中间道路。”除了政治外，两难推理谬误还会被用于一些情绪化的话语中，推动特定的言论，但其中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其他合理的中间立场。

正因如此，假二分法是与理性话语背道而驰的，还会催生极端主义思想。这种两极对立的谬误既不利于切实地解决问题，也无助于建设性对话的开展。它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把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压缩成简单明了、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长久以来备受独裁者和煽动家的青睐。它的恶劣影响至今有增无减，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造成的恶劣后果也不难预见。这种风气在社交媒体上尤其盛行。各个领域都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有时就会逐步演变成两大立场之间的骂战，两者黑白分明，势如水火。在这类网络交锋中，公众意见往往会形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

这些过度简化谬误总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它们为复杂现象提供了简单明确、令人心安的解释。人们一旦觉得自己理解了某件事情，自然觉得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就像是在混沌乱世中找到了心理上的安慰毯，树立了信念的图腾柱。力求理清事情的因果原本就是一种人性的本能，正是这种难以遏制的探究欲望，在过去数千年中推动人类上下求索，不断追求新知，也正因如此，人类不仅学会了使用火，还发展出量子力学理论。如果没有这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人类的艺术与科学发展都将大为逊色。然而，我们对知识的渴望也可能让我们陷入各种因果谬误的陷阱——它植根于我们的迷信和仪式里，甚至宗教中。在下一章中我们也会看到，要真正区分因果绝非易事，错误在所难免，甚至会给人们带来损害。

[1]鲍林于93岁时离世，但他的高寿与维生素C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主要得益于完善的医疗服务和良好的基因。值得一提的是，我曾有幸在2016年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的晚宴上见到了病理学家迈克尔·爱泼斯坦爵士（Sir Michael Epstein）。当时他已是95岁高龄，却依然思维敏捷、身体矫健。当在座的另一位研究员向他询问健康长寿的诀窍时，爱泼斯坦爵士笑着回答说：“秘诀就是选对父母。”

[2]也许有人会抬杠，说科学不就是权威提出的某种观点吗？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并不是这样的，尽管个别科学家确实会利用公众对科学的信赖推销错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