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重度社交动物，别人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我们依赖他人的经验，把各种故事和传闻，当作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其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快捷手段。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饱含喜怒哀乐的逸闻轶事，也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们怎样做出决定。这是一把双刃剑：生动的描述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但也正因如此，它们也可能掩盖或扭曲了一些关键信息，令我们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这种道听途说的论证过程有另一个名称——“误导性鲜活个案谬误”，也叫作“轶事谬误”。
轶事中的信息常常包含很多错误与讹传，误导性的“事例”很容易让人对现实形成扭曲的印象。巨额彩票中奖、绝症奇迹痊愈，还有“草根”人物戏剧性的“逆袭”，这些都是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但是它们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这类事件很少发生，压根不代表其中有什么深层的规律性。如果我们试图过度解读这类故事，就会犯下论证错误，有时还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先天很容易受个人言论的影响。下面就以广告为例，看看它们是如何利用我们这一弱点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产品的评价中，其中都是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溢美之词。这类口口相传的评价容易博得大家的信任，因此也很容易影响其他顾客的意见，比单纯客观的评价更容易诱导顾客购买该商品。这其中很显著的一个例子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医药广告”（Direct to Consumer Pharmaceutical Advertising，DTCPA）这类荒唐现象，也就是面向普通观众的大众药物营销方式。出于伦理考虑，这种做法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明确禁止，但美国和新西兰却是两个明显的例外。在这两个国家，无论是抗抑郁药物还是勃起功能障碍治疗药物，都和时尚品牌与早餐麦片一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电视屏幕或报刊上。
在这类广告中，总会有一些病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服用药物后如何改善了生活，或者是医生对药物的疗效赞不绝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辉瑞制药公司2006年推出降胆固醇药物“立普妥”（Lipitor）时的推广活动。在活动中，他们首先向观众们介绍了“人工心脏的发明者”罗伯特·贾维克（Robert Jarvik）。贾维克面向镜头告诉我们：“尽管我是一名医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用担心自己的胆固醇。”接下来他告诉观众这种药如何帮助他控制了胆固醇水平。随后的广告画面转为贾维克身形矫健地在湖面划船。这类广告大多制作精美，据说辉瑞制药为推销立普妥花费的广告费高达2.5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花在了贾维克参与的这则广告上。他们打的算盘是，观众并不会知道贾维克在生活中从未行过医，而且也没有专业资格给别人开药。
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后来对此展开了调查。贾维克被迫承认，在为辉瑞公司代言之前他本人从未服用过这种药物。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贾维克过去在犹他大学的同事也公开表示，他根本就不是人工心脏的发明人，这一荣誉本应属于威廉·科尔夫（Willem Kolff）和阿久津悦夫（Tetsuzo Akutsu）。在一片非议声中，辉瑞制药在2008年与贾维克解除了代言合同。即便如此，整场营销还是成效斐然。美国消费者报告国家研究中心（Consumer Reports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表明，这场营销让立普妥稳居降胆固醇类药物销量第一的位置，仅2007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27亿美元；而且，41%的电视观众都觉得立普妥比其他同类药物更好，而其他有着同样疗效的药物，价格只有立普妥的一半。更令人咋舌的是，92%的受访者都表示喜欢这则广告，觉得贾维克很有说服力。还有更夸张的——人们后来发现那个广告最美的画面中划船的甚至都不是贾维克本人，而是广告公司雇的一位身形健美的替身演员。
如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在信息时代，用户的购买评价成为许多商业网站产品优劣的标准，虚假评价和捏造的赞美之词比比皆是。电子商务饱受虚假评价的困扰，而写虚假的好评已经成为非常赚钱的行业了。这种虚假推荐的影响实在太大，迫于压力，很多国家的商业标准组织不得不出手干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曾在2009年颁布相关法令打击虚假评论。但网络评价数量庞大、杂乱无序，司法管辖权限界定不清，所以这类法令通常很难真正落实。
网上评价系统也非常容易被操纵。2017年，一家名为“达利奇小屋”（The Shed at Dulwich）的餐厅一跃成为“猫途鹰”（TripAdvisor）网站上评分最高的伦敦餐厅。伦敦全城共有18149家餐厅参与评分，这家餐厅因为收获了众多的溢美之词，从而脱颖而出，位居榜首，红火的架势显得一位难求。但食客们并不知道，这座“小屋”压根就不存在，它是作家奥巴·巴特勒（Oobah Butler）设计的一场恶作剧。他曾经收费给自己从没去过的餐厅写评论，这种经历让他萌生了制造这场闹剧的灵感。所以，即便好评如潮，消费者还需自行谨慎选择。
这种现象也是自古有之。只要有人生病，就肯定会有人吹捧某种灵丹妙药的神奇疗效，从驴奶到熊胆无奇不有。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有痛苦，就肯定有人巴不得利用别人的痛苦来牟利。每个时代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骗局与谣言，只需看看语言中有多少词源不同的术语专门用来指代骗子就知道了。法语中“charlatan”（江湖骗子）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专指吹嘘兜售药物的江湖郎中。英语中“quackery”（庸医）这个词至少有200年历史，源于荷兰语中“quacksalver”一词，意思是卖狗皮膏药的人。
“snake oil”（蛇油）这个词在今天依然带有贬义，意思是那些未经检验甚至来历不明就四处兜售的药物。不过“蛇油”最初是指用真蛇制作的某种药膏，在1863年至1869年间开始出现并传播开来。当时美国正在修建从艾奥瓦州至旧金山的第一条横穿北美大陆的铁路，这项巨大的工程总共需要铺设3000多公里铁轨，世界各地的工人来到美国参与建设。如此艰难繁重的工作无疑会让很多工人关节酸痛，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民间偏方。其中一种中国的药方特别受到来自各地劳工的追捧，据说这是一种简单易行、包治百病的传统灵药：蛇油。当时中国工人们用蛇油和一起干活的美国人进行交换，关于其神奇疗效的说法就更多了。
这些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药效也被不断夸大。精明的西部商人嗅到了商机，此后不久，一个庞大的销售王国发展了起来。这些商贩很善于花言巧语，还雇佣一些观众来吹嘘药物的疗效，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1]尽管这些所谓证据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他们的生意还是非常红火。[2]其中一位很出名的蛇油商贩名叫克拉克·斯坦利（Clark Stanley），他自称“响尾蛇王”，还特意为此编造了一段离奇荒诞的故事。他声称，自己当了11年的牛仔，后来以展示枪法作为交换，他被亚利桑那州沙漠最深处的一位神秘的霍皮族巫医收为学徒，然后在这段学医过程中，他逐渐掌握了蛇油的神奇疗效。在一位波士顿药剂师的帮助下，斯坦利开始亲自售卖自制的蛇油，吸引了全国的观众。他的观众数量可不少。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共活动，斯坦利也参加了。他把自己装扮成异域冒险家的模样虚张声势，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一条响尾蛇，然后他捏着软绵绵的死蛇，宣称挤出来的液体就是那种包治百病的神奇灵药。
他的生意变得非常火爆。有一阵子他开了好几个店，吹嘘自己一年要杀5000条蛇才能满足需求。不过这位奸商的黄金时代还是过去了，1906年，美国政府出台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以遏制这类兜售虚假神药的热潮。不过斯坦利还是继续卖了几年药。直到1916年，一位化学分析师对这个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灵药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分析，结果发现蛇油的成分不过是些很平常的物质：矿物油和松节油。这种被兜售多年的“灵丹妙药”中连一滴蛇油都没有。斯坦利因广告误导公众而被处以20美元的罚款，之后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蛇油”反而变成一个流行词，专指那些传说能够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就算如今全世界的药物管制与贸易标准都更加严格，但各种各样的“蛇油”还是大有市场，任何一种病痛都会出现一种热卖的神药，伴随着各种口碑与好评，拥趸成群，口口相传着神奇的轶事。
讲到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个问题。虽然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但这里有必要再明确地表达清楚。所有的形式谬误都存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论证中存在着逻辑错误，而导致整个论证无效。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形式上的问题都属于“不根据前提的推理”，简单地说就是“不合逻辑”，结论不是从前提得出的。任何“不根据前提的推理”都会形成内在错误的观点。基于轶事奇闻得到的结论尤其可疑，有关“蛇油”的那些神奇治愈故事，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药物肯定有疗效。如果是比较好的情形，有很多所谓的“万灵药”仅仅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但更糟糕的时候，有些药可能有损健康，要么是直接伤害身体，要么是耽误必要的治疗。
生动逼真的故事中渗透着真实的生活体验，往往比单纯的统计数据更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正因如此，这类故事还会引发恐慌，助长流言的传播。人们都倾向于关注生动具体的事例，却忽略背后的基础概率信息，而正是这些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事例的本来面貌，或者有什么特殊之处。这类错误叫作“基础概率谬误”，指人们容易从单一案例出发，不充分考虑基本现实情况而妄下论断的错误思维。轶事奇闻尤其吸引眼球，就更容易造成这种错误。
这类谬误有时并不明显。脱离具体情境的观察体验，可能在潜移默化中诱导人们在思考过程中不根据前提条件进行推理。比如，癌症发病率在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有显著的增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20世纪，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患上了某种癌症。而最近的预测表明，患癌比例有显著攀升，在未来，我们中可能将有一半的人在一生中患上某种癌症。这个消息听起来很吓人，许多人急于迁罪，便草率地把责任推卸到身边的事情上，从转基因食品到疫苗无一幸免[3]，就连一些稍有科学常识的人们也开始忙着追查元凶。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毒性更大了，只是因为我们活得更久了。事实上，随着诊断与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癌症存活率也在不断创造新高。癌症主要还是一种衰老性疾病，最大的致病风险因素就是年龄。我们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各种传染病，改善卫生条件，减少使用杀虫剂，这些都让我们比前几代人更长寿了。尽管听起来有些矛盾：癌症发病率的上升，恰好反映了全社会健康水平的改善。然而若只是孤立地看待癌症发病率上升这个简单的事实，会让人出现完全与实际情况相悖的逻辑误差。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传闻通常都不可靠，那我们该怎样获得相关数据呢？科学家们警告说，再多的传闻都不能算作数据。这是什么意思？毕竟一则传闻，如果内容准确的话，也可能让我们了解一个系统可能产生的结果。比如，我们都知道会有人中彩票。但这类传闻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中奖的结果究竟是不是有代表性，或者说是不是常见。有时候，问题在于我们真正需要的信息最初都是看不见的，而各种传闻反而掩盖了真实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案例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当时美国和日本的飞行员在争抢太平洋上的制空权，飞行员们经常在危险的高空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为了避免这种惨烈的作战模式，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决定仔细调查返航战斗机的弹痕分布，以求发现机身的薄弱区域。
分析人员在弹痕累累的机身上寻找数据，仔细标注损伤程度与损伤位置。他们发现受损位置遍布机身外壳的各个地方，奇怪的是，像引擎和驾驶舱这些地方却很少受到严重的损坏。由于驾驶舱周围机身受损的情况比较少，工程师们便未予理会，只对机身其他部位进行了加固。但有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的统计员认识到这种缺失是非常严重的，并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实际上，一旦引擎或驾驶舱受损，战斗机就会燃烧坠毁，根本没有机会返航接受分析。他的真知灼见颠覆了海军分析中心之前的工作，让分析结果指向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类错误被称作“幸存者偏差”，即人们在不经意中总是容易忽略那些看不见的案例，而只是基于成功的案例得出结论。在一些高度竞争的行业中，这类错误的常见形式就是失败者逆袭的故事：比如一位辍学生逆袭成为身价上亿的总裁，或者自学成才的音乐家一鸣惊人成为巨星。这些故事中隐含的道理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完全忽略了运气与时机的巨大作用。在这些行业中，很多同样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最终归于平庸，默默无闻，就像是亚伯拉罕·瓦尔德在研究中缺失的驾驶舱数据——人们对此常常视而不见。
还有一种错误逻辑与轶事谬误密切相关，两者有时很难分辨。如果把轶事谬误比作车辆，那么这种谬误就是拉动车辆的引擎，它被称作“证据不完整谬误”或“采樱桃谬误”。所谓“采樱桃”就是选择性地采纳证据，排斥或忽略那些有悖于或不利于自己观点的细节。这里所说的证据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也可以涵盖不同的范围。有些就是我们在上文的轶事谬误中看到的，那些精心收集的佐证传闻与口碑好评。还有些更糟糕的情况，就是只关注那些符合自身偏好的数据，却对证据真正传达的信息毫不理会。
这类谬误是公开讲话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时常常遭遇到的陷阱。无论是有关替代疗法还是气候变化的各种讨论，既得利益者总会试图回避科学界的共识，反而从嘈杂不清的街谈巷议中抓住一些特例大做文章，甚至与其他证据及科学分析有冲突也满不在乎。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证据与实验都是同样有效的，若要揭示因果关系，就必须使用精巧可靠的工具与严谨科学的方法。而采樱桃谬误则会让人在面对大量的反面证据时固执己见、执迷不悟。为了更清晰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通灵能力者为何能大行其道。(www.xing528.com)
我们身边流传着许多有关通灵能力的奇谈怪论，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通灵故事。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故事，总能得到一些特别的发现。其中有个经典的例子，1997年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和唐纳德·韦斯特（Donald West）用大学生和所谓的通灵者作对比进行研究。他们把已破获案件中的证物交给这两组人，让他们据此推断犯罪的细节。结果发现，通灵组的表现并不比学生组更好，而且两组表现其实都和随机瞎猜差不多。要知道这项研究可不是离奇的传闻，在严谨的测试条件下，从未有所谓的灵媒展现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超能力。事实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8年的一份相关报告中指出：“过去130年的研究结果均未能从科学上证实通灵现象确实存在。”
不过通灵论依然大有市场。在美国，大约60%的受访者认同“有些人具备通灵能力或超感能力”这样的说法。而在英国，大约占人口23%的人们曾经向灵媒咨询过。只要在谷歌网站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数量惊人的巫师、未卜先知者和灵媒，他们争相竞价以招徕顾客。那么，这些人是如何说服我们的呢？答案很简单，那些通灵理论虽然有悖直觉，却还是广受追捧，因为它全部的基础都是“采樱桃谬误”，也就是那些精心挑选出来的传闻。自诩的灵媒总会四处吹嘘自己的成功经验，对失败教训却避而不谈，由此营造出未卜先知的奇幻效果。当然，这些通灵神术还有赖于信徒自身的心理盲区和统计知识的缺乏，但赤裸裸的采樱桃谬误始终是最关键的因素。
那些擅长利用采樱桃谬误或制造惊悚传闻的人，往往能够从中牟利。有时看起来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被旁人嘲讽为愚蠢的骗钱把戏，但是很多灵媒却利用别人的悲痛或焦虑谋求私利。人们特别容易在茫然无措的时候选择寻求灵媒的帮助。他们得到的建议大多不过是些千篇一律的废话，然而有时也可能会有害处。自1973年起直到2013年去世，西尔维亚·布朗（Sylvia Browne）可能算得上是全美国最著名的灵媒了。作为日间电视节目明星，布朗最突出的天赋就是她的自我吹嘘能力。她声称自己拥有令人咋舌的成功预言纪录，还作为顾问帮助警方破获过好几起轰动一时的重大案件。而实际情况是，布朗确实参与了35起警方的案件，在其中21起案件中，她所提供的线索都太过含糊，毫无用处；而在另外14起案件中，警官和家属都坚称她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不过布朗丝毫不为所动，只要全国电视节目中有重要的人口失踪案件，她都继续高调参与其中。比如，1995年，格温德琳·克鲁森（Gwendolyn Krewson）的女儿，23岁的霍莉（Holly）在圣迭哥市附近失踪，悲痛焦急的家人们无奈之下向布朗寻求帮助。在全国电视节目中，布朗言之凿凿地宣称，霍莉不仅还活着，而且在好莱坞当脱衣舞女。她的预言让绝望的克鲁森一家人重新燃起了希望，随后他们又积极搜寻了数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2006年，牙医记录终于证实，早在10年前发现的一具无名女尸就是霍莉，尸检报告表明，她在失踪后不久就已经死亡。布朗胡编乱造的鬼话完全是无稽之谈。
可是还是有人相信她。比如，2002年琳达·麦克莱兰（Lynda McClelland）失踪后，布朗在日间电视节目中告诉琳达的女婿戴维·雷帕斯基（David Repasky）说她遭人绑架了，而且绑架者的姓名首字母缩写是MJ，不过她很快就能活着回来。可到了2003年，麦克莱兰的尸体在失踪地两英里外被找到。法医检验表明，杀害她的不是别人，就是她的女婿雷帕斯基，这种可能性被所有人都忽略了。面对害怕又绝望的受害者家属，她经常表现出赤裸裸的麻木不仁。1999年，6岁的奥珀尔·乔·詹宁斯（Opal Jo Jennings）在沃思堡市附近的祖父母家门前被人抢走。布朗自信地声称孩子还活着，只不过是被绑架去了日本一个叫Kukouro的小镇被迫卖淫。可是，奥珀尔的尸体最终在2004年被发现，结果表明她在被劫持几个小时后就死于钝器创伤。当然也不用去找什么Kukouro小镇了，这地方压根就不存在。
随着一次次无耻的行为，布朗女士的人气与收益却一路上涨，后来还成为多家电视台联播的节目《蒙特尔·威廉斯秀》（Montel Williams Show）的常驻嘉宾，在电视节目上散布一些耸人听闻的荒诞预言，每年的收入高达300多万美元，短短20分钟的电话咨询要收750美元。她还把自己这种无耻的能耐运用在情感操纵上，周围簇拥着大批对她的能力深信不疑的观众。布朗女士还把所谓“知识”运用到了医药领域。在一段令人错愕的影像中，布朗对一位手术后痛苦不已的女士说，有一个金属工具留在了她的身体里，因此需要接受全身核磁共振检查。这说法乍一听好像合理，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核磁共振成像机本身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可能会把金属物体从身体里面直接扯出来。布朗女士辩驳说，至少这样也算是解决了问题。
布朗的职业生涯就是由这种让人惊掉下巴的荒唐预言组成的，这里只罗列了其中的几个例子。尽管她自称预言的成功率高达87%至90%，但有人分析了她在《蒙特尔·威廉斯秀》中的表现，发现成功率就是零。布朗女士对此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回应说“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这种满不在乎只能证明她厚颜无耻到了什么程度。不过还有人为此粉饰，说这是吹毛求疵。她一贯做事高调浮夸，狂妄自大得信口雌黄，让盲信的拥趸们满心敬畏，也令心有存疑的旁人更加愤怒。其中一位不相信她的调查员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愿意出价一百万美元测试她的超能力。布朗女士当时接受了挑战，她不断夸口说自己能够稳赢，此后却不断找借口躲避测试，直到她死时都没进行。事实上，她曾自信地预言自己能活到88岁，结果她2013年死的时候才77岁，这也算是她最后一个失败的预言了吧。
令人遗憾的是，布朗女士这样的人绝不罕见。电视节目灵媒约翰·爱德华（John Edward）在接受詹姆斯·兰迪的检验时就含糊其辞。《最猛鬼屋》（Most Haunted）节目的明星德里克·阿科拉（Derek Acorah）也曾被心理学家夏兰·奥基夫（Ciaran O'Keeffe）耍过，被安排跟一个名叫“克利德·凯法”（Kreed Kafer）的灵魂交流了一番，这是个完全编造出来的人物，这个名字是把“骗子德里克”（Derek Faker）的单词字母换了一下顺序。在英国，萨莉·摩根（Sally Morgan）是个家喻户晓的灵媒，她素有争强好胜的名声，也被很多人控诉弄虚作假。在读到一篇措辞严厉的抨击性文章后，她曾试图起诉魔术师保罗·泽农（Paul Zenon），要求15万英镑的赔偿。当时有人问詹姆斯·兰迪教育基金会（JREF）的主席D. J. 格罗思（D. J. Grothe），为什么摩根只索赔这么小一笔钱，她的能力要是真的，她完全可以索赔上百万美元。格罗思语带讥讽地说：“这确实让人心生怀疑，就连萨莉·摩根自己可能都不相信萨莉·摩根的超能力是真的。”
尽管如此，这些人的腰包还是鼓鼓的，观众数量始终非常可观。如果说这些灵媒的把戏几乎就是胡蒙瞎猜，那为什么还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呢？主要原因就在于“采樱桃谬误”。随机做出的预言有时也会成功，而灵媒就会抓住这些成功不放，大肆强调准确的预言，对失误则避而不谈。要找到一些成功确证其实并不困难。算命师和灵媒常用的一个老把戏叫作“读心术”（cold-reading），算命师只需分析对方的身体语言、容貌外观、衣着打扮、说话方式和年龄，就可以很快说出一些听起来好像不同寻常的信息，这些捕风捉影的猜测往往说中的概率很高，一旦说准，算命师就会充分利用这些成功的例子继续下去，而掩盖起那些失算的部分。只要运用得当，这类伎俩很容易给人留下未卜先知的神奇印象，灵媒就是利用这些成功来不断巩固自己所营造的幻象。
有些灵媒为了避免正面下结论，还会运用所谓的“彩虹骗术”（rainbow ruse technique），也就是说一些陈词滥调，其中包含对当事人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描述，比如：“大多数时候你是一个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人，不过有时候也会觉得沮丧难过。”这样的说法想必每个人都会表示赞同，而对于那些容易受到蛊惑的听众或观众而言，这就又成了一则值得津津乐道的证据了。与此相关的还有叫作“霰弹枪”（shotgunning）的常见骗术，就是快速说出大量含糊不清的信息，希望能够蒙对，让当事人有所反应。典型的“霰弹枪”式断言可能是这样的：“我看到一个男人，他死于心脏病；也许是个父亲，或者类似父亲的角色……祖父、伯父、表哥或者哥哥这类……我还能清楚地看出胸口这边疼痛。”只要有个合适的听众，列举这么多男性角色肯定能猜中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国家中大约一半男性都是死于心脏疾病的。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灵媒最擅长把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些所谓的“成功”上，其实无非是利用“采樱桃谬误”来蛊惑人心罢了。无论这些言之凿凿的成功案例看起来多么惊人，以此来推断拥有超能力其实都是“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同样道理，口碑与好评也常会诱惑我们去轻信一些不靠谱的事情，可我们之所以会被空洞虚假的伎俩说服，还是因为自己存在思维的误区。想要求证某种药物是否真实有效，或者某种做法是否合适妥当，就一定不能只听信那些赞美的言论。
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了一些逻辑论证中最常见的结构错误。当然，论证中还可能出现其他更晦涩混乱的形式，而这几种只不过是最普通的错误。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深层逻辑结构出错而导致整个论证自身不成立的情况。更正式的说法是，我们所讨论的是论证思路的有效性问题。不过，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论证，只有正确的逻辑句法是不够的。在数理逻辑中，合理的论证不仅要求结构正确，还要求前提为真。
并非所有可疑的结论都是逻辑错误造成的。在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希腊时空穿越机器人哲学家”的例子里，论证结构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前提有问题，结论同样也站不住脚。这类错误叫“非形式谬误”。由于论证前提可能存在许多含糊不清的情况，就很容易被偷梁换柱，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非形式谬误的类型五花八门，危害严重，很有必要认真地辨识防范。我们将在接下去的几章中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结束本章之前，不能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辅助定理（推进逻辑论证的垫脚石）：一个论证即使包含着逻辑谬误，也未必一定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听起来很讽刺，不是吗？仅仅因为论证过程有误，就宣称一个结论不正确，这不就是“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吗？基于一个错误的理由，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证过程再怎么糟糕，最后的结论也未必一定是错的。这类错误叫“诉诸逻辑谬误”，也叫“谬误之谬误”。用一个离奇的例子来说，假设你的朋友认为你不应该把手伸进火里面，因为他们上次这么做过以后就丢了钥匙。你当然会认为这是个奇葩的“不根据前提的推理”，这么想并没有错。但你不应该就此认为这个结论也是错的，因为，对大多数没有“阻燃功能”的普通人来说，把手伸进火里本来就是个错误的做法。
这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驳斥一个论证可能相对简单，但是要排除相关琐碎细节的干扰，对观点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则需要进行细致耐心的思考。换句话说，错误的论证中也可能包裹着合理的结论。当我们考察各种措辞对人的误导时，这一点就显得尤其明显。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各种非形式谬误，并探讨我们推理中这些小问题是被如何操控的。
[1]在观众中还有不少应和骗子的“托儿”，添油加醋地吹捧神药的疗效。
[2]如果这种药物没什么效果，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所谓“回归平均数”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现象。人类天生就容易受到自身期待的左右，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就当时的修路工人而言，他们听信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其他有效的药物。
[3]有不少误入歧途的不良分子会利用这类出于本能的恐惧为自己牟利——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介绍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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