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苏斯：一个悬案的真相

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勾心斗角的政治权谋，不亚于小说家乔治·R. R. 马丁（George R. R. Martin）在《冰与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中刻画的场景。在云谲波诡的梵蒂冈宫斗剧情中，最离奇、最有戏剧性的，当属公元897年1月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故事发生在宏伟的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Archbasilica of St John Lateran）的审判室，刚刚上任的教皇司提凡六世（Stephen VI）正在大发雷霆，控诉他的前任教皇福尔摩苏斯（Pope Formosus）犯有伪证和腐败的罪行。面对激烈的控诉与指责，福尔摩苏斯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不过，他的沉默并没有让在场的人感到奇怪，因为福尔摩苏斯早在审判开始前八个月就死了。

尽管如此，福尔摩苏斯的尸身还是被挖了出来，被支撑着坐好，身上披着教皇的服饰，另外还有一名惊慌失措的执事被指派来替他发言。毫无意外，福尔摩苏斯（这位教皇的名字意思是“英俊”，与他死去多日的状况有些违和）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不卑不亢。按照教会控诉的理据，沉默就是有力的罪证。司提凡宣称说，真正无辜的人是会为自己辩护的，既然福尔摩苏斯毫不辩解，那他就一定有罪。于是，司提凡立刻做出判决，宣布这位尸骨已寒的教皇福尔摩苏斯有罪，还下令将他左手的三根手指切断，让他永远无法主持圣礼，这样福尔摩苏斯也就绝无可能再给自己增添什么成就了。

那骇人的场景事后被称为“僵尸审判”（Synodus Horrenda）。民意也从此转而开始反对司提凡。^[1]当然，司提凡也不是傻瓜，这场审判的真正动机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被扭曲的逻辑只不过是这场骇人听闻的事件的借口，让毫无正义可言的闹剧披上看似理性的外衣。不过，司提凡也没能得意太久。897年的夏天还没过去，他自己就被投进牢狱，被人勒死。至于针对福尔摩苏斯的“死后制裁”，教廷认为是出于政治而非宗教虔诚的原因，因此没有理会，巧妙地让整件丑闻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被人淡忘。但该事件背后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训：幻想出来的逻辑是如何误导我们的。

理性思考的能力是人之为人最显著的标志。我们是善于思考的动物，而且拥有了解这一事实的元认知能力。每个人都在努力掌握各种或抽象或具体的概念，不断学习历史、预期未来。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它像是一点星火，照亮了最黑暗的角落。尽管人脑的能力卓越，成就非凡，但也不是永远可靠的机器，我们会频繁犯下大大小小的各种错误。有鉴于此，心理学家理查德·E. 内斯比特（Richard E. Nesbitt）和李·罗斯（Lee Ross）评价说：“哲学中最古老的悖论之一，就是人类思维取得的丰功伟绩和犯下的惨痛失误，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各种复杂微妙的推理问题，人类的解决能力不逊于最先进的电脑，可同样是这种生物，在简单的日常事务中也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仅仅拥有一个强大的头脑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确保它训练有素，才能处理好更加棘手艰难的情况。

我们不妨用电脑来做个简单的类比。如果没有相应匹配的软件支持，即便拥有最高配置的硬件，电脑也无法正常运转。人脑固然结构完美、复杂精妙，但理性思考远不止于简单的直觉判断，需要学习才能熟练掌握。不健全的思维会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计算机科学家们常常念叨“垃圾进，垃圾出”，可见也是老生常谈了。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早在19世纪中期就曾发出过感慨：“‘巴贝奇先生，请问如果把错误的数字输入电脑，会出来正确的结果吗？……’我始终没办法理解，是怎样混乱的想法才能让人问出这种问题。”

当然，人类并不是电脑，而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我们有能力深思熟虑，也会基于直觉做出快速反应。比如，在判断一件事是否构成威胁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这类经验法则被称作“启发法”（heuristics），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这类思维捷径并非总能提供最佳方案，也不会永远正确，但足以应对大多数的情况，而且不会耗费太多宝贵的认知资源。更重要的是，这类经验判断往往依赖直觉，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得到结论。这种“急智”非常有用，在漫长的史前文明时期，人类时常需要在瞬间做出生死攸关的快速反应。

不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大多数重要抉择都需要进行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启发法虽然有用，却不适用于我们眼前的挑战和问题。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医疗保健，这些问题都不能单凭无意识的直觉做判断，在这些情形下，任何下意识的反应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今人类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这些问题就像是光谱上深浅不一的不同色调，此消彼长，相互制衡。那些最为紧迫的问题通常并没有显而易见的最佳方案，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反复斟酌思量，根据各种信息不断对其修订完善。

所幸我们不是只有条件反射和本能直觉，我们还能够分析思考、收集信息、逻辑推理、发挥想象，最终做出结论。其实在一些细小的方面，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比如日常选择、查找路线、规划未来等。不过，虽然我们以拥有逻辑与理性为傲，却也总免不了会犯错。长久以来，人类一直苦于头脑的各种陷阱，也很难规避各种逻辑错误。在这方面，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幻想出来的逻辑会经常让我们产生错觉，甚至一点结构上的错误就能完全颠覆整个论点。这类错误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从政治到医疗等各种领域，都曾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我们聪明的头脑引领我们一路走到今天，可我们还是免不了因为思虑不周而屡屡犯错。要想纠正错误，最重要的是找出错在哪里。人类今天面临的挑战绝非寻常小事，从医疗方案到国家政策，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解决复杂问题，不断评估各种风险与收益。作为一个整体，从气候变化、疫情蔓延到全球冲突，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只有运用理性思考的能力，我们才有机会找到务实的建设性方案，解决这些冲击。要解决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不能拍拍脑袋，随意听信各种不成熟的想法。那么，真正严谨扎实的理性思考与其他漏洞百出的妄想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这也是数百年来众多思想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之一。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花了大量时间深入探究逻辑的结构，也为今天的数理逻辑打下了基础。这一基础学科不仅有着精巧严谨的理论价值，在实践中也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从搜索引擎到太空飞行，从比萨外卖到应急救援，这一切的基础都有赖于数理逻辑。严密精准的逻辑推理绝不是学者与工程师的专属特长，无论是日常所见所闻的各种措辞言论，还是解决问题所用的各种工具和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基础都是逻辑推理。

为了说清楚，我们把“论证”定义为得出结论前的一连串推理步骤。当逻辑存在内部缺陷时，所造成的思维错误就叫“形式谬误”（formal fallacies）。要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借助抽象的数学知识，但我们只需关注几个必要的概念即可。一个合理的论证，需要符合两个条件：（1）有效的结构；（2）正确的前提。结构有效是指论证的结构或者框架正确。被公认为西方哲学之父的苏格拉底曾经给出一个经典的例子：

前提1：所有的人都会死。

前提2：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因此，苏格拉底会死。

这就是“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的经典例子，我们可以从前提中直接推演出结论。奇怪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我们只能从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和柏拉图那里略知一二。至于这些流传下来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哲学思想，其中所描述的究竟是一个真人还是理想化的人物形象，都还存有争议，与之相关的重重谜团被称作“苏格拉底问题”。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于公元前399年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服下毒芹身亡，除此之外，相关史料都语焉不详。尽管他是被处决的，但我们的论证也表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终也难免一死。一个论证要成立，最重要的条件是整个逻辑结构必须正确，这样就能从前提推导出结论。让我们看几个瞎编的前提：

前提1：希腊哲学家是穿越时空的机器杀手。

前提2：苏格拉底是希腊哲学家。

结论：因此，苏格拉底是穿越时空的机器杀手。

尽管听起来非常荒诞，但逻辑是成立的。只要接受前提，就可以得出随后的结论。很显然，仅仅是逻辑句法成立是不够的，演绎论证若要站得住脚，不仅要逻辑成立，还要前提为真。上面几个例子比较简单直白，很容易让人觉得合理推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其实并非如此，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一样，逻辑推论的成败也取决于细节。形式谬误是论证的逻辑结构出现了小错误，导致整个论证不成立。有些谬误可能非常隐晦，别有用心的长篇大论中往往暗藏着逻辑陷阱。让我们再回头看看狡诈的教皇司提凡在控诉前任时是如何论证的。

前提1：无罪的人会为自己辩护。

前提2：福尔摩苏斯没有为自己辩护。

结论：因此，福尔摩苏斯是有罪的。

这里的结论是从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说法推论得来的。事实上，无罪的人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不为自己辩解，例如为了保护他人，或者拒绝承认一个昏庸的法庭，或者就像福尔摩苏斯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死了。这种逻辑谬误叫“否定前件”，或者“反谬误”。仅仅因为条件X意味着条件Y（“无罪的人会为自己辩护”），就认为缺乏条件X就意味着缺乏条件Y（“福尔摩苏斯没有为自己辩护，因此他是有罪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个论证尽管从表面看似合乎逻辑，但却有内在的缺陷。古希腊的学者们早就指出过这类反谬误的危害，却无法阻止这类错误的出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总有一些像教皇司提凡那样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谬误，混淆视听。

这类逻辑谬误通常能得出看似合理的结论，更重要的问题反而被掩盖了起来，因此更需要谨慎思考才能察觉。例如，因果之间就可能被颠倒。如果说条件X意味着条件Y，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合理地反过来认为，条件Y也意味着条件X。我们再以苏格拉底为例，可以做出下面的推断：

前提1：所有的人都会死。

前提2：苏格拉底会死。

结论：因此，苏格拉底是人。

至少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说法也没错。两个前提合情合理，结论也看似顺理成章。不过，尽管这里的结论为真，整个论证却是无效的，仅仅因为条件X意味着条件Y，我们并没有理由就此认为条件Y也意味着条件X。这样的逻辑错误叫作“肯定后件”错误，也被称作“逆谬误”。这类错误其实非常普遍，因为它的逻辑结构虽然不严密，却推导出了看起来正确的结论。不过，这种推理只能依靠碰运气。即使能得出看起来合理的结果，整个论证结构依然是无效的。如果我们把例子中的“人”替换成“狗”，两个前提依旧正确，却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

前提1：所有的狗都会死。(www.xing528.com)

前提2：苏格拉底会死。

结论：因此，苏格拉底是一只狗。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切实具体的例子。

前提1：巴黎在欧洲。

前提2：我在欧洲。

结论：因此，我在巴黎。

对于巴黎221万市民而言，这样的结论也许是真的，但对于欧洲5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绝对是错误的。在这里，“肯定后件”引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如果把都柏林、伦敦、柏林、布鲁塞尔或其他许多地方的居民都认为是在巴黎城内，可能还会引起大规模的地铁延误，埃菲尔铁塔前也会排起长队。就算对巴黎市民而言，这样的结论也未必正确。这类错误虽然经不起推敲，却常常在论证中被用来误导他人。

上述例子中的逆谬误很容易被察觉。但如果使用巧妙，伪装高超，许多精明的人也免不了受骗上当。广告商大量使用这类谬误来兜售奢侈品，从香水到跑车无所不有。广告中常会出现这样的典型画面，充满魅力的成功人士非常渴望某件商品，似乎在暗示观众，对那件商品心生渴望就能让你也变成富有魅力的成功人士。故事的逻辑就是，最终买下那件商品就能增添个人魅力、提升社会地位。其实，任何人只要见过发福的中年人开着跑车的画面，就知道这个结论并不成立。

除了撩拨人们的虚荣心，逆谬误还可能使某些居心叵测的论调也看起来合理。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极端分子同时行动，劫持了四架美国客机。美国航空11号航班以每小时790公里的速度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北楼93层至99层之间。几分钟后，美国联合航空175号航班以每小时950公里的速度撞向双子塔南楼77层至85层之间。剧烈的撞击让两座高楼顿时陷入浓烈的黑烟之中，随后被熊熊烈火吞噬。由于大楼主体结构不堪承重，上午10点30分时，两座大楼先后坍塌，场面惨烈，举世震惊。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另一端，劫机者驾驶着美国航空77号航班撞向了五角大楼。而在美国联合航空的93号航班上，英勇的乘客们冲向劫机者，不惜牺牲生命，最终迫使飞机提前坠毁，没有撞向原本位于华盛顿政治中心的目标。当混乱最终化为飘着浓烟的废墟时，有2996人死于这场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中心竟然遭到如此规模的悍然袭击，令全世界惊愕不已。而巍巍双塔轰然倒塌的画面由此也被永久铭刻在我们的文化意识深处。

然而，浓烟还没散尽，就出现了不少阴谋论的说法。浩劫之后，惶恐的人们急于找到最简单的答案，各种阴谋论便有了可乘之机。阴暗的猜想在人们的描述中不断发酵，逐渐演变成一个个细节丰富、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比如，很多人坚持认为，班机上的燃油不足以热到造成大楼钢筋熔化坍塌。也有人认定双子塔是在控制爆炸中倒塌的。至于“真正”的肇事者究竟是什么身份，人们的观点也因为各自的偏见各不相同。有人认定这场袭击就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一次“伪旗行动”，或者是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Mossad）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整个事件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还有人说飞机其实是伪装的导弹，甚至可能仅仅是天空中的全息投影，地面上的目击者和数百万电视新闻观众都被愚弄了。

不可否认，这些奇谈怪论听起来确实能够蛊惑人心。“9·11”事件之后，有关阴谋论的网站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人们在视频网站“油管”（YouTube）上如饥似渴地观看五花八门的阴谋论视频，其中一个名为《零钱》（Loose Change）的纪录片的观看次数达到了数百万。这个火爆的视频还打破了数字化互联网的传统边界，连《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都将它称为全球第一部“互联网票房大片”。这些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往往相互矛盾，荒诞不经，但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官方说法是不可信的。这种自以为掌握真相的“真相者”运动从曼哈顿市中心的废墟中爬起，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公众的意识中。

总有人乐意听信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有一种诡异的安慰作用，让人们在难以置信的灾难面前还能找到一些解释和理由。如果说“9·11”事件是点燃这些谣言的火苗，那美军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则无异于火上浇油。当时并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有何关联，但是布什政府还是急于把恐怖袭击与这位伊拉克的统治者强行联系在一起。最后发现，有关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并不成立。入侵伊拉克完全不得人心，加拿大、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均反对采取战争手段。2003年2月15日，全世界60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战游行，吸引了1000万至1500万民众参加，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应该说，是布什政府单方面的猜测，给热衷阴谋论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群情激愤之下，围绕“9·11”事件的各种谣言被不断放大。2003年我17岁，即将步入大学校门。与当时很多人一样，我也参加了反战游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年秋天踏入大学校园时，我看到一群人正聚精会神地听一位同学演讲，他滔滔不绝地把各种事件都串联在了一起。按照他的说法，双子塔是被人为操控炸毁的，而制造这起事件无非是让美国有借口入侵伊拉克。奥萨马·本·拉登不过是美国的代理人，萨达姆·侯赛因只是个无辜的替罪羊，他让伊拉克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但美国人需要他们的石油。这位学生所传播的观点算不上新颖独到，类似的说法在世界各地四处流传，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这些观点听起来简明扼要，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抚慰人心的功能。但除此之外，这些故事只是一些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一旦对事实依据略有了解，就能立即将其拆穿。

以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为例，所谓飞机燃油不足以让大楼钢筋熔化。燃油的主要成分是煤油，燃烧时的温度大约是815摄氏度，而钢筋的熔点大约在1510摄氏度左右。“9·11”事件的“真相者”揪着这个事实细节不放，大肆渲染炒作，可对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原理却表现得非常无知：钢铁在如此高温情况下会迅速失去抗张强度，在590摄氏度时，钢铁的抗张强度只有正常温度下的一半。在双子塔燃烧产生的高温下，其强度可能只有正常状态的十分之一。在当时炼狱般的烈火中，钢筋结构必然不堪重负，再加上大楼结构已经遭到严重损害，直接引起大楼地板下陷，层层叠加，也就是所谓的“平降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每塌陷一层楼，整个损毁程度都将翻倍。大楼倒塌并不需要钢筋彻底熔化，只需要断裂就足够了，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工程师和专业机构的多次证实。

两座高楼相继倒塌产生了大量浓烟，窗户也随之被冲击波震碎。熊熊燃烧的煤油顺着楼梯和井道四处流淌，曼哈顿的天际线上随即窜起片片火焰，远远望去不免让人怀疑大楼是因“控制爆破”而倒塌的。事实上，控制爆破拆除工程都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无论如何，要产生这样的效果，首先得设法把数吨重的炸药偷偷带入大楼而不被发现才行。

在严谨客观的审视之下，“9·11”事件“真相者”运动的信念支柱顿时崩塌。众多机构都对这场灾难开展过全面调查，其中包括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以及《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杂志。这些调查结果一一揭穿了各种阴谋论的谎言。“9·11”调查委员会发现，是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主导了这次袭击，所有劫机犯都是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成员。调查的另一个结论是，萨达姆·侯赛因与伊拉克并未参与“9·11”袭击，这让那些把根本不存在的关联作为入侵伊拉克借口的政客颜面扫地。

我自己曾经对所谓“控制爆破”的谣言还将信将疑，但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结构工程师，他非常耐心地把逐步坍塌的过程解释给我听。另外，我自己是在沙特阿拉伯长大的。

我很幸运能够从身边获取信息，做出合理的判断。目前也已经有很多研究报告和调查证据都足以揭穿各种谣言，可那些阴谋论的说法却总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真相者”运动的势力依然强大，面对大量强有力的证据也能不为所动。就在我写这本书期间，大约有15%的美国民众仍坚信“9·11”事件是“自己人干的”，而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所遮掩，没有将所有真相公之于众。时至今日，恐怖袭击已经过去多年，这样的立场还能站得住脚吗？这类逆谬误被肆意滥用其实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是那些居心叵测的阴谋论的核心，宛如神来之笔，把各种流言蜚语打造成精彩的好故事。“9·11”事件“真相者”所抛出的各种奇谈怪论早就被一一驳斥，面对所有不利证据，他们还是不断用逆谬误来为自己的信念进行顽强的辩解。

前提1：如果有所掩饰，官方报告就会驳斥我们。

前提2：官方报告驳斥了我们。

结论：因此，肯定有所掩饰。

捕风捉影的谣传原本就没有证据可言，但在这个扭曲的逻辑下，没有证据反而变成了有力的佐证。无论公正权威的机构与专家如何驳斥谣言，在这套歪理的作用下，谣言的信徒们根本不予理睬。只要用谷歌浏览器随便搜索一下，就能发现有数千个网站都是基于这样的歪理来排斥甚至反驳“9·11”的“官方解释”的。看来，这些“9·11”事件“真相者”在给自己取名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当然，这类情况远不止“9·11”事件。如果一个人对合理的论证视而不见，满心接受逆谬误，那再怎么偏执的世界观看上去都会变得很合理。我们在本书中会发现，这支撑着阴谋论的方方面面。它让原本空穴来风的荒唐说法摇身一变，给充满情绪与偏见的论调披上看似睿智的外衣。尽管毫无实质内容，却总有人爱用这些歪理来反驳基于事实的合理论证。

破除迷信的过程就像永远完不成的任务，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毅力。每每铲除一个，又会像水螅一样生出一个新的。社会学家泰德·戈策尔（Ted Goertzel）发现，“每当一个所谓的事实被推翻后，阴谋论者便会用另一个所谓的事实取而代之”。无论来自现实依据的挑战有多大，逆谬误就是他们用来抵御现实攻击的屏障，也是他们用以维持信念的图腾。一些已经持续了很久的对某些科学阴谋论的笃信也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认为制药公司并没有把治疗癌症的药物公之于众，也有人认为气候变化不过是一些科学家编造的骗局。大约有7%的美国民众认为当年美国登月是假新闻，还有更多的人怀疑疫苗只是政府的邪恶阴谋。这些荒唐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就是认为科学家们是愚弄大众的同谋。事实上，任何接触过科学家的人们都会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笑，如果你想要说服一群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难度绝不亚于赶一群猫。

我在参与外联工作时不止一次亲自接触过这样的情况。只要在公众理解与科学共识有所偏差的问题上，总会出现一些言之凿凿、活灵活现的谣言。每当我写到有关疫苗、核能、饮用水氟化或者气候问题这类话题的时候，边缘分子通常采用的策略就是把我称作“托儿”，说我其实是大公司买通的代理人，是他们花钱雇了我。这些无端指责其实只是在不断重复同样的逆谬误：“托儿都是这么说的，所以，作者肯定是个托儿。”对于有悖于自己立场的各种信息，那些指责者选择视而不见，从不接受“自己也可能犯错”这个事实。我一直非常好奇，想知道这类阴谋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公众对于科学事实的理解的。在兴趣的驱动下，我在2016年写了一篇科学论文，着重分析了阴谋论信念的生存能力，还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让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进行大规模的串通共谋究竟是否可行？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是否真有可能伪造了登月行动，或者气候学家们真的可以维系全球变暖的骗局吗？只需构建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就不难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就算所有同谋者都伪装高超、守口如瓶，要在一定时间里维持这么大规模的阴谋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奇怪。尽管阴谋论总是层出不穷，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早在1517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他发现“许多（阴谋）其实在一开始就被揭穿并粉碎了，如果有什么阴谋能够蒙骗大众很长一段时间，那简直算是个奇迹”。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两个世纪前的断言更是一针见血：“若要三个人都保守秘密，除非其中两个都死了。”

在如今这个万事万物相互联通的时代，想秘而不宣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我的这番结论似乎也不符合阴谋论的核心原则。在那篇论文发表后短短几个小时，我就被大量的电子邮件、博客文章和视频淹没了。很多人激烈地抨击我，说我否认科学界存在阴谋，恰好“证明”我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这又是逆谬误的生动一例。有这种经历的并不只有我一人，“阴谋攻击”是很多阴谋论者遭到驳斥时最自然的反击形式。指控对方为阴谋的一部分，就可以回避深入交锋，否定有冲突的信息，避免矛盾冲突带来的认知失调。但这种方式实在令人遗憾，因为我们都知道，矛盾冲突可以为我们揭示更多的实际情况。

[1]福尔摩苏斯最终被恢复了名誉，并被穿上罗马教皇祭衣重新安葬，但他的苦难并未结束。几年后，残暴好色的塞尔吉乌斯三世又推翻了赦免。有消息称，为了以防万一，他甚至又切下了福尔摩苏斯尸体的头颅。这个消息的真伪很难确定，不过就算在最邪恶的中世纪教皇中，塞尔吉乌斯也算得上是特别臭名昭著的一位，被当时的人描述为“恶棍，应该被吊死，被火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