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决策：如何分析真相

反思与推理是我们最精湛的技能之一，可能也是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最杰出的特征，无疑还是我们成功的秘诀。不过从某些方面说，我们能在这个星球上占据绝对的主导权，也有些意外。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不过是没有毛皮、两足行走的猿，身体条件乏善可陈。我们无法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在树上灵巧攀爬；和那些捕食性动物相比，也不够强壮；在自然状态下，只能在陆地上活动，既不能飞，也不能长时间待在水中，更别提待在水下了。但是我们拥有一份上天赐予的最了不起的礼物，那就是大脑——包裹在颅骨这个保护罩里的那一千克多带有黏稠胶质的肉乎乎的物质。我们独特的大脑拥有非比寻常的力量。从人类踏足这个星球起，这一力量不仅弥补了我们缺少尖牙利爪的先天不足，更是帮助我们一步步攀升到生物链的顶端。

化学信号与电流信号在我们的大脑中发生微妙的反应，由此产生了让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各种特征，如语言、情感、社会、音乐、科学与艺术，而这些都源于我们的思考能力，以及与他人分享这些思考的能力。是这种交流能力与理性思考的无穷潜能，让人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头脑赋予我们改造世界的能力，让大自然屈从于人类的意志。我们始终怀着旺盛的好奇心，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如饥似渴地了解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更想明白我们在浩瀚宇宙中的位置。人类曾潜入最深的海底，解锁原子的奥秘，甚至还能挣脱地球的束缚。我们在进化史中的称谓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些特征——智人，即智慧的人、爱思考的人——这既是对我们的描述，也表达了我们的意愿。

不过，尽管我们的头脑有种种优点，也免不了会有缺陷。人类与生俱来的硬件条件固然优越，犯错却在所难免，有的无伤大雅，有的却生死攸关。人类在历史上饱受错误的困扰，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知道，错误到底会发生在哪儿。从不靠谱的保健知识到不断涌现的虚假新闻与病毒式宣传，生活中的招摇撞骗之徒有增无减。这些倒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它们影响的范围却今非昔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只需动动手指就能通往人类知识的宝库，但讽刺的是，这种自由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曲解、虚假信息和讹传谬误，传播之快，范围之广，都前所未有。

当然，我们也不用灰心——人类的头脑可以制造错误，自然也能从错误中学习进步。若我们能找到谬误的根源，就可以规避错误思维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想在面对似是而非甚至完全荒谬的刺耳喧嚣时，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学会从噪音中分辨出有用的信号，并时刻警惕那些不由自主萌生的错误推理。这听上去有点难，但是我们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对此，我们能找到很多定义，《牛津英语词典》中将理性思维定义为：“客观分析与评估事物以进行合理判断的能力。”

其中所提及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追踪每一条定论的逻辑终点，就能得到比本能或直觉更可靠的结论。我们往往会仔细审视他人的信念，但是却很难以同样的态度反思自己。我们必须遵从客观证据的引导，对于错误的想法与观念，不管我们多么喜欢，都要做好丢掉它们的打算。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个结论，也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我们偏爱的世界观，而在于这个结论是否源于客观证据和逻辑思考。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本质而言都是有偏差的。瑞典统计学家和医生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在对全球数千人进行调查时，询问过从医疗到贫困等方面的客观问题。他的研究结果多次表明，无论智商与教育水平怎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都非常贫乏。人们的很多印象与观念都与实际数据不符，也远比事实依据更为悲观。究其原因，罗斯林认为，是因为人们的印象往往是依赖媒体报道形成的。他评论说：“如果你靠媒体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好比通过我脚丫的照片来了解我这个人。”当然，如今的媒体信息比传统的电视、报纸与广播形成的三巨头时代要丰富多了，大多数人会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来获取新闻与信息。但是在这种环境中，失去了约束传统媒体的监管与规范，虚假谣言很容易生根滋长。

我们也特别不善于辨别虚假信息。2016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曾测试过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对不同文章可信度的评估能力。用研究者的原话来讲，结果“令人灰心”，而且形成了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总体而言，年轻学生们很容易被误导，把可疑的信息来源当作正当的途径，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评估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只要网站“看上去”不错，或是社交媒体账号被很多人关注这种表面现象就足以蒙骗这群生长在数字时代的年轻人。比如，研究者要求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阅读关于同性伴侣养育子女的文章。文章分别来自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儿科医师学会，前者是颇具声望且值得信赖的专业机构，而后者则是公认有“恐同”倾向的组织。令人沮丧的是，学生们认为这两个机构同样值得信任，既没有考虑网络以外的信息，也没有进行基本的事实核查。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传播的文章中，59%是由那些根本没读过文章的人转发的。阅读需要花费精力，相比之下，随手转发一些标题抢眼的文章，可以轻松获得点赞，也不需要花费什么脑力。这种社交因素可谓至关重要。网络分享比传统媒体更容易引发过度沉溺的行为。《科学》杂志在2014年曾刊登了一项研究，其中发现，相比于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人们在网络上看到同类行为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负责选材的新闻制作人与网络平台都靠读者转发来获得收益。有良知的传统媒体过去主要依靠负责任的新闻播报来获得收益，可如今实体销售量锐减，就连他们也不得不转投互联网的怀抱。那么，什么决定了网络转发呢？强烈的感情。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也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带有强烈道德情感色彩的用词会显著增进政治类题材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人们就成了喷射怒火的引擎，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寻找最刺激最耸动的内容，却不会考虑其真实性与社会价值。

群情激愤固然很酣畅，但根本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要说有什么用，那就是让我们愈发固守各自的小团体。强烈的感情容易催生密切的交往，但这往往只限于思想观念一致的团体内部，而不会跨出团体之外。这种集体共鸣和相互应和会让人产生满足感，但说到底只是表象而已。愤怒并不是一种复杂深刻的情绪，它像三棱镜一样，把有着微妙差别的情况扭曲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在它的误导下，原本复杂的人物被拙劣地简化成童话剧里的英雄或反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信息也变得碎片化，情况令人担忧。通过组织各种来源的信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出各种独家八卦。但整体而言，我们未能客观公允地审视这些信息。我们会放大那些符合我们内心偏见和成见的信息，而剔除那些对我们内心想法形成挑战的信息。用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话说，“人们只听自己想听的话，对其他意见则不予理睬”。现代话语形式的即时性，意味着我们更追求速度而不是信度，更看重反应而不是反思。

这一切变化造成的后果实在令人忧心。2018年《科学》杂志刊发了一篇有关当代话语破碎结构的大规模研究的论文，分析了2016年至2017年间共计12.6万个相互有出入的新闻报道，其发现引人深思。无论从哪个指标看，骗局和谣言都远远盖过了真相，错误信息占据了叙事的绝大部分篇幅：“在各种信息类型中，虚假信息都明显压倒了真相，它们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入，也更广泛。相比于有关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科学技术、都市传说或者财经新闻方面的虚假信息，在政治新闻中这一效应更为突出。”一则新闻能在多大范围内被流传分享，主要决定因素依然是文章中涉及情绪的内容，而精心炮制的虚假新闻往往可以引发厌恶、恐惧或愤怒等情绪。

虚假新闻会滋生不信任，让我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不仅如此，虚假新闻还很难纠正，揭穿谣言可比制造谣言费力多了。尽管一些消息缺乏客观依据，也常常前后矛盾，但只要它们传播快、覆盖面广，总能成功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多种来源的消息指向同一个结论，哪怕这些消息彼此并不一致，也会显得更为可信。这种手段并不是为了令人信服，而是要让我们深陷大量相互矛盾的新闻故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困惑混沌的惰性状态。所有这一切会对我们的信念产生巨大的影响，伏尔泰也早就对这种危险提出过警告：“凡是让你相信荒谬的人，也必然能让你犯下暴行。”

200年后的今天，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也会认同伏尔泰的真知灼见。他们在二战期间对希特勒所做的心理学画像，就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读：

他的主要原则是：永远不要让公众的热情冷却；永远不要承认错误；永远不要承认敌人也有可取之处；永远不要留下回旋余地；永远不接受指责；每次对付一个敌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成是他的错；相比起小谎言，人们更容易相信大谎言；只要你不断重复，人们迟早会相信。

战略情报局的报告不仅生动描绘了这位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独裁者，还准确勾勒出了独裁的本质。要想维护独裁统治，就必须摧毁人们的批判能力，追踪捕捉我们内心的偏见，并充分利用我们思维中的各种失误。作为一个狡诈而高超的演说家，希特勒天生就深谙心理学中所谓的“虚幻的真相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复多次听了之后就很容易信以为真。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据说拿破仑·波拿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最重要的修辞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研究表明，仅仅多次重复错误信息会让我们对不确定的消息更加迷惑，有时甚至可能误导我们，即便知道了正确答案也仍会接受错误的观点。

现实竟能被如此轻易地篡改与侵蚀，这着实让人不安。我们都亲眼见证着当今政治事件中不断出现的这类问题。这不仅不利于我们了解身边的世界，也有损于社会的凝聚力。广泛传播的虚假消息损害了我们对社会、政府机构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而捕风捉影的不实报道常常会很快填满怀疑和猜忌留下的空白。雪上加霜的是，全人类正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日益恶劣，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思维再度抬头，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也日趋紧迫。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人类的行为从未像今天这样，产生如此长远的影响。

尽管我们拥有精妙复杂的大脑，但仍是感情化的动物。我们是非理性的猿类，总是免不了妄下结论并草率行事。我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毁灭性武器，但是却把它们交给了反复无常的情绪。正如伟大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所说，人性真正的麻烦是我们有着“旧石器时代的情绪、中世纪的体制，以及天神般的科技”。(www.xing528.com)

当然，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或多或少都存有一些妄念或幻想。但我们可能尚未意识到，这些想法会明显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的感知。思想从来不会孤立存在，信念也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我们遇到的各种信息都构成了威拉德·范奥曼·奎因（W. V. Quine）所谓的“信念之网”，我们的思想深陷在这个网中，哪怕是一个可疑的信念都会对其他信念产生一连串的影响。比如，所谓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说法后来被证实为谣言。对此，哲学家艾伦·杰伊·列文诺维茨（Alan Jay Levinovitz）做出了以下分析：

为了把“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这条信息加入你的信念之网中，你必须弱化自己对于“科学权威”的信心，同时增强其他更高阶的信念的力量，这样就能给自己提供足够的理据。那些一直关注有关疫苗争论的人们，对这些高阶的理据和信念就再熟悉不过了：自然的总比不自然的好；科学家都是被大型制药厂控制的；不能相信主流媒体；自己最知道什么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那些阴谋论者也常常会说类似的话。阴谋论中的各种信念总是遥相呼应，紧密交织。一旦某人接受了阴谋论，就会觉得身边处处充满了阴谋诡计。

正因如此，我们变得日益分裂甚至相互对立。民主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理念，我们共享这么一个世界，如果不能在一些基本事实上达成共识，又怎么能期待去处理好眼前的各种问题呢？我们的出路，就是采用科学方法中最核心的理性思维，对各种想法做谨慎的检验。那些经得起批判考验的思想可以被暂时接受，而那些经不起深究的想法，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好，都应该被抛弃。这个方法在本质上并不算是科学，说到底只是为我们的宏观决策提供一个科学的语境，让我们不急于盲目接受各种想法，而是先检验。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这种理性的思维方法并不仅限于处理科学问题。分析思维可以用来处理各个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各种生活决策、选择合适的保险，甚至避免全球灾难发生。学会像科学家那样去思考，我们就能拥有所需的思想武器，用来评估和判断我们身边蜂拥而至的各种言论与信息，冷静思考，去伪存真。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练就一双慧眼，看穿其中可疑的论断与混淆视听的伎俩。

这双慧眼不仅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更是我们获得自由的根本保证。理性思维是煽动分子最讨厌的事情。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意大利伟大的小说家与哲学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历数了所有法西斯意识形态共有的14个特征。他的观察主要来自历史上的独裁政权，但人们发现许多特征在当今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实在令人担心。其中最主要的，是企图损害人们批判性思维的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邪恶思潮。艾柯指出，对法西斯运动及其同类而言：

思想也是一种阉割形式。所以，只要文化中存在批判性的态度，那就是可疑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始终是永恒法西斯主义（Ur-Fascism）的症状之一，这既体现在戈林的陈述（“只要听见有人谈论文化，我就会拔枪”）中，也常见于各种类似的表达，例如“堕落的知识分子”“书呆子”等。

这类运动总是试图压制理性思维，大肆侮辱进步人士，其背后的动机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一个社会看重理由与证据，勇于挑战错误观念，对表里不一的欺诈手段保持警惕，那就不会被独裁者的各种伎俩所蒙蔽。这种分析性思考能力对我们而言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审慎思考而不是被动地做出反应，要重视信度而不崇拜速度。虽然这些能力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但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掌握的。

有人可能觉得理性是智力的副产品。但实际上，智力与理性的关系并不大。高智商和低智商的人同样可能存在理性障碍，即具备思考的能力却仍然无法做出理性的思考和行为。理性与智商不同，它是可以逐步改善并提高的。2015年一篇精彩的论文评估了日常决策中偏见对人们的影响。评估结束后，一部分受试者观看了有关自身逻辑错误的视频，并参加了有助于消除偏见的互动游戏。数月后，当这些人再次面对类似的问题时，参加过培训的那些受试者进步显著：他们较少有人会重复原来的错误，反而更有可能辨别出可疑的信息。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有幸接受过多年分析性思维训练。时至今日，我依然在不停地汲取新知识，纠正旧错误。作为科学思想的传播者，我更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倾听他们在科学与医药方面的见解，他们的疑虑与困惑也给我提供了可贵的启发。在过去几年间，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澄清和普及公众关心且存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癌症之谜、气候变化、疫苗接种和基因改造等。在这一过程中，我也见识过与逻辑混乱和非理性相关的阴暗面：居心叵测的阴谋论、误导性的救世运动，甚至还有因此白白死掉的生命。我希望所有这些经验和教训，能让我们变得更加敏锐机智。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犯错的主要原因，然后探讨如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运用分析思维和科学的方法，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还能让整个世界变得好一点。当然，想用一本书就说清楚这么多内容，不免有些愚蠢和狂妄，我只是把那些主要的有误导性的问题与思维方式展示出来。我不想把它写成一本教科书，相比于摆事实、讲道理，故事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书中每一个话题都是通过一些真实有趣的故事展开的，这些故事来自世界各地，从古至今，有些滑稽荒诞，有些惨烈沉重。

本书共分六大部分，每部分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第一部分“不讲道理”探讨了人类理性思考的能力。理性是人类最伟大的禀赋之一，而幻想出来的逻辑也会招致灾难。第一部分的几章都是关于逻辑的重要性，并探讨毫厘之差如何可能让我们落入灾难的深渊。第二部分“纯粹又简单的真相？”主要涉及我们身边无休无止的各种争论和辩论，探讨言语的伎俩是如何扭曲我们的思想能力，从而让我们被煽动与摆布的。

第三部分“头脑的陷阱”揭示了我们对自己生活细节的描述也是不可靠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情绪、记忆与感觉比想象中的更容易被改变。我们将逐一分析引人误入歧途的各种潜在偏见、心理误区和感知盲点。第四部分“谎言、大谎言和统计数据”将关注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各种统计数据和数字信息。这些数字的真实意义常常遭到误读，而大多数人在数据方面茫然无知，也难免遭人算计利用。

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来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所认为的程度。第五部分“世界新闻”将告诉读者，我们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所接收的信息也塑造了我们的感知。而我们的信息来源也会轻而易举地误导我们的思想。最后第六部分“黑暗里的微光”着重介绍了理性思维与科学方法，以及我们该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改善周围的世界。这几章将着重厘清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微妙差异，介绍怀疑论的非凡力量，并说明批判性思维如何帮助我们改进决策，甚至也许拯救世界。

我并不希望让读者觉得科学家是完美无缺的，事实正好相反。作为人类，我们都会犯错。犯错总是难免，但我们也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分析思维与科学方法也并非科学界的独门绝技，而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科学家不是高居奥林匹斯山巅妒火中烧的天神，而是乐于分享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的后裔。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阻碍真相的谣传和刻意的操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获得去伪存真的辨识力，但难度也更大了。由此我坚信，无论是艺术家还是会计师，警官还是政客，医生还是设计师，我们都急需掌握分析思维的能力。让我们从人类最基本的能力——理性——开始谈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