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媒介可信度的政治参与价值观研究

在大众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上，学者们主要从两个不同的理论取向进行了阐释：一是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二是媒介依赖理论。然而，许多研究者对这两种理论视角都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前者主要考量受众进行媒介消费的心理动机及需求，在概念和方法上均过于狭隘和孤立，没有将个体的媒介使用与更宽泛的社会结构相联系；后者强调了媒介、受众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但忽视了个体在选择和阐释媒介讯息方面的能动性。也就是说，这两种理论取向均有各自的优点与弱点。

媒介使用与依赖理论正是整合上述两种理论的产物。它将使用与满足理论中个体媒介使用动机与行为的微观视角与媒介依赖理论中的社会体系宏观视角相关联。其实质就在于综合媒介、受众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性。该理论包括了以下要素：①社会结构与社会事件；②媒介的可获得性、内容及功能；③个体的兴趣、动机及需求；④媒介及功能的可替代性；⑤依赖性或不依赖性（即人们是否依赖某种媒介渠道）；⑥媒介效果等。

媒介使用与依赖理论认为：大众媒介体系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产物，个体不同的媒介使用动机与需求也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并为社会环境所制约；受众寻求信息的不同动机和需求导致了不同的媒介行为，从而导致了对媒介、媒介内容和可替代性功能的依赖；这种传播活动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而对社会结构、媒介体系的结构、内容及功能产生影响。

媒介使用与依赖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来以后，尽管它具有理论的重要性和潜力，但很少有实证的研究对其进行检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模式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因此，本章也将从社会政治民主进程这一具体的角度，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大众传媒与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章的研究变量主要有以下三个。

（1）政治参与价值观：本研究考察的是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价值观，而非参与行为本身。由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基础薄弱并且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中国公众实际的政治参与活动仍受到一定限制。价值观作为判断的认知参考点，它提供了一个反映决策行为的可靠基础。个体的价值观较其态度或意见而言，更接近其社会信仰的核心，从而可以为我们提供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深层动因。

（2）公共事务知晓：公共事务知晓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参与决策行为的认知基础，同时也是主要的媒介效果之一。了解一定的基础知识至少有助于个体在政治世界中的定位，至多可以使他们的政治偏好固定化。因此，本书认为公共事务知晓是公众政治参与价值观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也成为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变量。

（3）媒介使用（包括接触频度和时间）：已有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媒介使用模式影响着社会问题被认知的显著程度、决策结果、学习过程和政治参与。晚近的许多经验研究重新评估了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得出了关于媒介使用的在总体上更为积极的结论，因此在本书中将其作为重要变量来验证理论假说。由于媒介内容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变量，并且在受众的动机和需求中已经部分地涵括，因此本研究只考虑媒介使用频度和时间对公众政治参与价值观和公共事务知晓的影响。

基于以上对中国社会实际和相关理论的分析，本章首先可以假设：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大众传媒推动社会民主化功能的日益发挥，导致中国公众社会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并日益频繁接触大众传媒进而获知更多公共事务，结果，又进一步增强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整个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得以推进，中国大众传媒推动社会政治民主化的作用更加明显。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大众传媒与公众三者之间在社会政治民主化方面已经发生剧烈的互动关系。因此假设：(www.xing528.com)

假设1：中国公众接触大众传媒与知晓公共事务、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三者之间成正相关关系。

正如使用与依赖理论所探讨的，媒介依赖正好反映了社会体系、媒介体系和受众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使用媒介的潜在机会首先受到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体制的限制。罗森格伦（Rosengren，1986）认为媒介依赖是个体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对1982年以来的主要中国受众调查的文献分析发现，受众对中国大众传媒反映最为强烈的是“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够”。这说明中国大众传媒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很好地满足受众的社会政治信息需求；没有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伴随近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大众传媒推动社会政治民主化功能的日益发挥，中国大众传媒正成为中国公众当前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

媒介使用与依赖理论表明，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们对于媒介的工具性的认可。如上所述，中国大众传媒在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正日益显现。因此，它的作用和影响的进一步发挥，更加有赖于中国受众对其在社会政治民主化方面的作用的积极评价。人们处理媒介讯息的策略对于媒介效果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受众对中国大众传媒在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的不同看法，必然导致他们在获取、处理大众传媒信息时存在明显的差异，进而影响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晓以及社会政治民主参与价值观。

公众“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是否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反映出他们对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的差异。本书由此可以推测，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强于不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相应的，这也导致他们在从大众传媒获知公共事务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并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的不一致。因此假设。

假设2a：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与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不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在接触大众传媒的频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假设2b：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与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不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在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假设2c：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与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不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在知晓公共事务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假设2d：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与遇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不倾向于向大众传媒反映的公众，在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上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