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研究：瑞士报纸准确性低于意大利和美国

在近十年中，媒介可信度研究在方法层面也取得了显著突破，除了经典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各种基于新媒体技术的社会网络分析法、数据挖掘、网络实验、语义分析等方法，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介可信度研究中。

布鲁米特等人（Brummette et al.，2018）利用社交网络分析（SNA）、内容分析、聚类分析等新方法研究了假新闻一词的使用，探讨了社交媒体中假新闻的特征和相关讨论内容，参与讨论的群体特征，以及政治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研究发现假新闻是一个政治化的术语。假新闻主要发生在大型社群中，一直被反对派用来阻碍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各种意见与观点的发表。聚类分析揭示了社群的同质性会阻碍对于真正的假新闻的讨论，并对民主造成伤害。因为社交媒体不是被用作识别和解决假新闻问题的，而是被用来对该术语进行错误标记和政治化的。研究中的网络社群起到了过滤的作用，由于传播统一的信息具有传染性，使推特用户开始将假新闻信息视为常态。

胡等人（Hu et al.，2010）采用全因子网络实验法，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和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检验了信息、原始信源、渠道选择对可信度以及个体获取健康信息后的行为意图的影响。将信息把关水平、信息完整性、专业性、同质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中的关系。采用2（两类信息）×2（原始信源：医生与外行）×5（资源渠道：网站、公告板、博客、个人主页、互联网相比）全因子网络实验法以研究在线健康信息来源对健康信息可信度和用户行为意图的影响。在实验之前进行了两次预测试：第一次确定在实验中使用哪些健康信息，第二次确定实验刺激的各种条件并检查操作是否有效。实验开始时，受试通过网络连接，参与阅读实验，并回答一系列问题来检验研究假设。研究发现受访者更会基于来自网站的信息来采取行动，这种影响是由信息把关水平和信息完整性来调节的。原始信源、信息可信度和信息渠道之间存在显著的三向互动。当消息的相关性较低时，参与者可能更多地受启发式线索的影响。根据原始信源的类型和内容的相关性，不同信息渠道对用户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非专业人士在博客（或互联网）上发布的更容易被视为引发讨论的导火索而非提供观点和建议。

波莱扎等人（Porlezza et al.，2012）采用跨国对比的方法，将瑞士和意大利的报纸准确性与美国的纵向准确性研究进行比较。通过查恩利（Charnley，1936）开创并由麦尔（Maier，2005）改编的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互联网数据库和电话簿来查找来源，对于每篇文章确定一个主要来源，并通过问卷来了解报道的准确性。研究发现审查的瑞士报纸报道中有60%是事实不准确的，而美国报道占48%，意大利报纸占52%。报纸的不准确性及其对媒体可信度的腐蚀作用超越了国界和新闻文化。如今，数字化提供了实施纠正政策的新方法。但是，媒体组织需要适应这些变化，特别是使其结构适应新形式的参与性和互动双向沟通。(www.xing528.com)

马等人（Ma et al.，2017）基于说服研究理论，采用元分析方法（文献研究法，对统计结果的再处理）对于涉及网络健康信息的相关文献进行编码并定量分析，对用户生成的网络健康信息的可信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来源可信度对整体可信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发布信息的平台很重要，当用户生成的健康信息发布在公共网站上时，来源可信度与信息可信度显著相关。

克拉维特等人（Klawitter et al.，2018）使用有声思维分析法（Think Aloud Method）和话语分析法，研究了美国成年人如何在网上寻求健康信息，确定了用户在健康信息寻求环境中所依赖的具体策略。研究要求被试填写问卷完成给定的实验任务，工作人员会对这一过程进行录像观察，受试在完成任务后接受访谈并回答实验过程中有关所有决定的提问，通过话语分析，分析了超过35万字的访谈材料和超过43小时的视频截屏。研究发现人们在网络健康信息搜索环境中使用的启发式策略有声誉、认可、一致性、预期违背和说服意图。人们会同时采用多元补充的启发式策略来验证他们在网上找到的信息，而不是对在线信息进行密集系统的处理。用户会依赖搜索引擎的排名来寻求健康信息。这些结果有助于细致地了解成年人在重要的健康领域如何发现和评估在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