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研究：媒介可信度对政治认知的影响

假新闻是近十年来媒介可信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重点探讨假新闻的概念及成因、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与政治传播的关联、对媒介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假新闻的技术鉴别途径等。

赖利（Reilly，2013）以Yes Men政治团体运动为例，研究了企业媒体结构中运作的讽刺性假新闻的专业化形式，指出他们持续努力抵制主流公共话语渠道中普遍存在的态度和观点。其广泛研究了政治动机和积极主义的参与者如何部署讽刺性假新闻以引起公众对各种原因和斗争地点的关注，以及他们如何为反对观点创造机会以在公众中广泛传播。从政治动员和群体行为的角度探讨假新闻问题，视角新颖。

巴尔马斯（Balmas，2014）主要探究了虚假新闻（政治讽刺）和严肃新闻曝光对政治候选人的政治无能感、疏远感和犬儒主义政治态度的联系。利用电话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假新闻和严肃新闻进行内容分析。其中假新闻的曝光是自变量，假新闻的真实性感知、政治态度（政治无能感、疏远感和犬儒主义）为因变量，并以严肃新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假新闻曝光与假新闻的真实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严肃新闻可以中和假新闻曝光后对假新闻真实性感知的效果（观看假新闻更多的人感知到的假新闻真实性高于观看严肃新闻更多的人）。假新闻会增强受众对政治候选人政治无能感、疏远感和犬儒主义的认知，其中通过假新闻的真实性为中介变量。

莱可夫（Lakoff，2017）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假新闻和后真相的问题，从特朗普竞选运动分析其传播策略，分析了真实的文化观念，包括谎言、后真相、真实性、替代事实和事实，解读了特朗普话语的个性特点，以及和后真相的关联。

季米特洛娃（Dimitrova et al.，2018）的研究以文献综述的形式系统探讨了假新闻和政治运动的问题，涵盖了社交媒体和政治竞选研究中的广泛问题和方法，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包括美国2016年总统竞选和推特（Twitter）在澳大利亚总统选举中的角色。指出社交媒体与政治活动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假新闻，梳理了假新闻的概念，并提出了社交媒体和政治活动领域在理论和方法上面临的挑战。(www.xing528.com)

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2018）指出，脸书（Facebook）正在挑战专业新闻，有人声称脸书在其趋势特征上享有进步倾向新闻的特权。从2016年开始的重大事件（脸书从知名用户的页面中删除了获得普利策奖的“Napalm Girl”照片；以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假新闻的泛滥）来看，这些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利用边界工作领域的理论概念，探讨了《卫报》《纽约时报》《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和波因特学院（Poynter）如何评论脸书在这三起事件中的作用，话语性地构建了专业新闻和民主价值与脸书在促进基本民主功能的优势作用的界限。研究发现这些媒体试图将脸书定义为一个新闻机构（将其纳入新闻界限），因此他们批评该公司不履行传统意义上新闻机构的责任（将其置于新闻界的范围之外）。提出了侧重于内部和外部边界工作的概念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快速变化的技术范式在定义记者角色的复杂挑战，并推动了在媒体伦理领域中定位制度层面伦理分析的研究。

李（Lee，2018）探讨了对假新闻和新闻媒体可信度的看法，他指出在政客指责媒体报道假新闻后，媒体的可信度是相关和及时的。此外还讨论了美国的新闻自由以及提高公众对媒体信任的努力。

坦多克等人（Tandoc et al.2018）通过对2 501名新加坡人开放式问卷的调研分析和相关文献分析，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以洞悉用户如何在社交媒体上查证信息，包括信源、信息和外部信息资源。从广义上讲，研究发现个人会依赖他们自己对来源和信息的判断，当这不能充分提供明确的答案时，他们会转向外部资源来验证新闻的真实性。

瓦戈等人（Vargo et al.，2018）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考察了假新闻和事实检查者的议程设定能力，旨在通过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评估假新闻在其他媒体上的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影响，进一步为网络议程设置（NAS）模型做出贡献。在此分析中，关注不同的媒体网络问题议程，即不同的媒体组织如何将各种问题联系起来描绘社会现实以及这些问题网络如何在不同的媒体议程之间传递。他们采用了GDELT的全球知识图（GKG）作为数据源，并进行编码，通过计算机进行网络议程设置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假新闻网站的内容正在增加，但这些网站并没有过多影响力。相反，虚假新闻与在线党派媒体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无论是回应还是制定议题。2016年由于选举，党派媒体特别容易受到假新闻议程的影响。新兴媒体也对假新闻的议程做出回应，但程度较低。假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分散的，并且变得更加自主。虽然事实检查者在选择要涵盖的问题时是自主的，但在确定新闻媒体的整体议程方面并没有影响力，而且影响似乎正在下降，说明了事实检查者在传播纠正方面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