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情境中的媒介可信度研究结果

相对于此前聚焦个体如何判断媒介可信度的微观视角，当前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从整合性框架考察媒介可信度与宏观社会情境的交互作用，重点在于探讨社会系统因素如何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估构成影响。这种视角不再拘泥于就媒介论媒介，而是把媒体置于整体的传播情境和社会结构之中进行考量。

从媒介可信度的操作化界定和测量来看，过去的研究得出的共识是：媒介可信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维度概念，研究者们提出的测量维度包括专业性（expertness）、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公平（fair）、无偏见（unbiased）、报道完整（tell the whole story）、准确（accurate）、可靠性（perceived reliability）以及许多其他含义等。这些测量都是基于信源或者信息的某些特质展开，虽然经过几十年的重复验证后，一些指标（如梅耶的五维度测量指标）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然而这些测量方式都是对“点”的关注，缺乏“面”的诉求，需要更为宽广的测量思路。新近的研究成果则凸显了这种宏观视角。

希尔利格斯（Hilligoss，2008）在《构建可信度评估的整合性框架：结构、认知启发和情境互动》一文中，通过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测量媒介可信度的三个层面：①结构层面，即个人如何结构化、概念化和定义可信度；②认知启发层面，即在不同情境中对可信度做出判断的主要规则；③互动层面，即基于信息内容、外围的信源线索和目标线索对可信度做出的评价。在希尔利格斯提出的这种整合性测量模型中，传播情境作为一种社会的、关系的和动态的框架，包围着信息行为者，为其提供着可信度评估的边界。这是此前的研究未曾关注过的角度。

道特曼等人（Dochterman et al.，2010）在2010年发表的《网络可信度测评：基于网络用户评价的语义分析》一文中，通过对629条网络用户评价的内容分析，构建了网络媒体可信度的12项评价指标，包括：权威性、页面布局、网站动机、统一资源定位系统（URL）、反复核对性、用户动机、内容、日期、专业性、网站熟悉度、过程、个人信仰。在这12项测量指标中，除了以前研究者们提出的信源、内容等方面的维度以外，还包括了用户特质、网络技术等情境因素，测量角度更为宏观和多元。(www.xing528.com)

穆迪（Moody，2011）在2011年关于澳大利亚人政治信息选择的研究中发现，人们通常使用的是他们并不信任的媒体来获取政治信息，可信度对于人们的信息选择并非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便利性的考虑超过了可信度。作者建议在未来的媒介可信度研究中需要考虑整体传播情境，即媒介行为发生过程中更为宽泛的社会情境和实践。

梅茨格等人（Metzger et al.，2015）则另辟蹊径，探讨了父母与孩子在网络可信度的相对乐观主义和信息素养对可信度评估的影响。该文研究了网络可信度相对乐观主义与儿童年龄、父母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儿童性格特征、认知思维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儿童互联网使用的调解策略、儿童的信息评估行为等之间的关系。通过网络调查、深度访谈，研究发现父母与儿童的相对乐观主义都会在与其他互联网用户对比时存在，且儿童会更为乐观。儿童的乐观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父母对儿童在网络可信度方面的乐观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父母的乐观程度与教育程度和收入成正比。父母的相对乐观主义与用于管理儿童互联网使用的调解策略有关，自身乐观主义程度高的父母会用更严格的调解手段来控制孩子的使用。儿童的相对乐观主义与相信在线信息和评估行为的倾向有关。根据其理论含义和父母在儿童数字信息素养发展中的作用来考虑结果。

由于以往研究中没有信息可信度的量表，阿普尔曼等人（Appelman et al.，2016）的研究构建了信息可信度的量表并验证了相关指标。研究时列出了formative和reflective两个方面的指标：formative指标包括质量标准（清晰、完整、全面、简洁、一致、详细、透明、精心呈现、有文采）、专业性标准（授权、专家、有影响力和专业的）以及公平性的标准（平衡的、没有偏见的、平等的、公平的、中立的、客观的、没有固执己见的、有代表性的和没有扭曲的）。reflective指标包括准确、无差错、真实、可信、可靠、权威、信誉良好、值得信赖。通过实验法，让受试者阅读可信度高和可信度低的两篇新闻并利用量表进行打分，对量表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验证并选出了三个指标作为信息可信度的衡量标准，分别是：准确的、真实的和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