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阿尔弗雷德（Alfred），你不是我虚构的。你是本来就存在的……你是巴伐利亚洲阿雷曼族小城市的市长。你是独立人士，无党派人士，能巧妙平衡于各派别之间的老手。阿尔弗雷德，这几年你们做出了大量不可靠的妥协。我的上帝呀，你们破环了周围的环境，拓宽了道路，让各种交通线路穿过森林，城市边界不断向外扩展……但是我不愿和你争论，阿尔弗雷德，而是向你建议联盟……从你的学校中发展邻里关系学校！关你什么事，文化部对此有什么想法……你一定要继承这个想法。你是本州的先锋派人物。我向你建议，从学校中建立起邻里关系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学校要更多地与周围的生活联系起来。当然你也是主张这一点。你也‘曾经说过，生活中大部分重要的事情，是在课外和离开学校之后学习的……学生和教师都是有创造力的……不要封闭自己，让它解决你们的小问题！如此，一所学校有它的意义，作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是不能逐渐被取消的。”
齐默尔用这样一封虚构信件，作为他的书《打开校门，让生活进入学校》的开篇之作。[29]作者在这里使用轻松随意、毫无拘束的日常俗语所勾勒的，源于一个被广泛流传的对学校的批评，也是对过去20年学校的发展（和错误的发展）的反馈。齐默尔把英国的社区学校思想作为解决问题的建议。学校引起的不愉快，就像它过去一样，但这是不需要的，其涉及学校与生活相差太远的问题，真实的学习，也就是对所学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内容负有“个人责任”的学习（伦普夫），是与学校中人为预先规划好的学习相冲突的。[30]学习越是从教学法的角度和按教学大纲进行，就越要思考“非学校化”（伊万·伊利希）的观点和“学校作为体验的场所”（冯·亨蒂希）的要求。由此恰好形成对实践学科和艺术学科的期望。家长也期望从音乐教育中获得平衡超负荷的理性科学学科的选择。他们期望能重新多唱些歌曲和多进行一些音乐演奏的活动，从而减少些理论性和需要被学的东西。
埃亨福特尝试调查学校危机的各种原因，并从中发展出多种面向未来的方案。他以“学校音乐教育的非学校化”为座右铭提出了他的分析。[31]对他而言，根源在于缩减的教育人类学。“西方工业国家的学校深受近代（启蒙、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如果不是所有都是骗人的，那么将能预见近代的结束。”[32]但是一个具有承受能力的学校人类学应该把“整个人类文化”纳入自己的视野中。[33]
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音乐教育学领域出现了把学校音乐教育和校外音乐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音乐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的思考和追求。“文化和学校的文化部长会议”（1985）中所提出的建议也抓住了这个论据，并提出艺术，特别是学校音乐教育要在城市和社区的文化认同中发挥中心作用。如果理解正确，音乐不必去美化学校生活，而是应该以音乐会和项目活动的方式影响校外文化工作和社区生活，把校外音乐文化的活动（报告、展览和室内乐等）纳入学校的工作中来。这也应该引起对音乐教师职业定位的新思考，其工作领域必须被分为，并且也要被扩展为校内和校外两个部分（例如通过普通学校、音乐学校、人民业余大学、编辑部和业余合唱团等各种合法、内容上相关联的活动，就像反过来让校外人员参与学校音乐教育，这是一个并非没有争议和没有问题的建议）。最后这些将改变学校的角色。因为：
“谁要是不仅谋求音乐课，还要谋求一个较为广泛的学校音乐教育，就必须要选择一所比较自由的学校……学校必须变成一个文化场所。职业的预备和业余时间的规划，从教育角度来看是同等的重要……学校能够也必须向教会和世俗社区、家庭和协会的邻里生活空间开放。”[34]
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埃亨福特谈到“教育生态学”[35]，学校转换为生活空间，音乐课转换为文化群落生境，这样学生就不会在下课铃响了以后，就像逃离一个被燃尽的教材和知识垃圾堆放的后处理厂一样，仓惶地离开学校。同时里希特也追随了这个相同的思维模式，当他强调“音乐乡”的文化意义，并主张对其加以扶持时。
图15.1 在社区文化生活中学校的开放，使得校内和校外音乐，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校学习相互结合。
“从乡被使用的两种字面意义上来看，这里并不是指落后狭小、局限性和低水平的地方，该概念的真正含义：它是一个独立、清晰、‘整体’的生活区域，一个所有成员都相互认识，并参与其中，影响其生活世界的生活关系。其作为一个独立和清晰的生活区域存在于小城市、农村地区以及大城市。这个概念标志着这些清楚可见，但又千差万别的群体中，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并呈现出一种生活观，展示出对集体和传统、安全和同一性（个人、文化和社会的同一性）的可靠性、信任、生活的强度和归属感。
音乐乡指的是一种文化的生活背景，其在大城市的隔离区、文化的富豪阶层、国际文化旅游、伪装的无处不在的媒体、艺术竞技场中，当然还有最高的艺术成就和经历中，与另一面，一些乡村和城市区域文化荒漠和质量平乏之间，呈现的一种思想、心灵和社会的家园。”[36]
“音乐乡”，里希特认为是要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来展现其特点，并渴望学校音乐教育的开放成为一种社会责任[“天赋是社会的义务”，柏林市政文化委员汉娜-瑞纳特·里恩（Hanna-Renate Laurien）如此要求]。英国的“社区教育”可以作为组织机构模式，服务于这类教育。对此，齐默尔在上面已经引用过写给他朋友阿尔弗雷德的信中这样描述：
“市政委员戈普费尔特（Göpfert）的询问，就已经提到了，究竟什么是一所邻里关系学校。你的回答大致是这样：(www.xing528.com)
第一、它把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一体化了，在其中学校和人民大学不仅在场地上，而且首先是在内容上一起合作。它每天上午几乎是一所正规学校，但是在下午和晚上却提供与各种年龄段有关的课程。
第二、它提供各种资源，如手工课和专业课教室、体育设施……
第三、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还是公共文化和业余时间的机构……
第四、在这里人们应感到非常愉快并愿意去。这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案的问题，还是室内装潢和安排布置的问题。
第五、它是自我帮助的基础……
第六、它不能代替教育规范，但是可以使用它的自由空间，对它进行补充和解释，并且所有一切的目的是强化它的地方特点……
第七、对此它与城市建立了网络化联系，寻找校外学习场所，建立卫星学校，与行政机关、工厂企业、城市公共机构和社会团体一起以项目的形式工作……
第八、它反对隔离，反对老年人与青年、德国人和外国人、残疾人和健康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相分离。
第九、它里面的老师不仅仅只是老师，还是社区发展人。在这里工作的老师又可以根本不是老师（如家长、附近有一技之长的居民、艺术家等）。
第十、邻里关系学校是社区教育哲学的一部分……学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在一个平台下，把那些通常被教育家和教育管理者分开的学校、人民业余大学、幼儿园、活动之家变为一体化；在其中社会和学校教育学、成人教育、学校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相互交融在一起。”[37]
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但又富有启发意义的想法。它与管理条例并不矛盾，能直接付诸于实践。它提出了一个要认真对待的讨论基础，也许是一种典型的德国式基础，建立了一体化文化教育的空中楼阁，首先不用去考虑，究竟如何得以完成音乐学习；究竟怎样获得音乐技巧和技能，才能开展文化生活；它一定会对一般事物（整体音乐文化）感兴趣，而忘记音乐学习的特别框架。“打开校门”的呼吁更符合一种愿望的表达模式，为这类开放式学校创造教育和文化政策的框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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