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社会需要音乐？-探索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1972年，格奥尔格·比希特为德国音乐理事会起草了一份备受关注的意见书，他在文中为音乐在城市未来计划中的意义收集了论据。他把他的文章置于这个问题之下：“为何社会需要音乐？”当时这个问题是具有爆炸性的，因为这总是激起人们真正的思考，究竟是否地方政府能负担得起，这些机构如此高额的财政资助，如剧院、交响乐团等文化设施，这些设施只被那些享有特权、受过教育的很少一部分阶层使用。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力量的激进批判，如议会外反对党和先锋派人士，这个观点在整体文化运作中不断被加强。因此，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要求（当然这是在他去拜罗伊特指挥《指环》之前说的），人们应“把所有歌剧院统统炸毁”，因为它只提供美味的享受，只有资产阶级意识而没有社会意义。社会上有人谋求人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文化参与的平等要求，这必定是落入了人为和精英概念的缺陷中：权威和不平等孕育了特权，并将强化统治。鉴于一个有着大众文化的多元社会，关于艺术的合理性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但是允许人们以社会需要作为文化的指导吗？德国音乐学校协会就像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档流行节目一样，以“每个人都需要音乐”作为自己的宣传口号；德国学校音乐教师协会也开始了一项名为“学校需要音乐”的宣传活动。我们确实需要音乐才能生活，或者是活下去吗？究竟为什么以及何为社会需要音乐？

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上看，人们希望音乐教育在普通学校中作为必修或者选修课的认证能令人信服，并且在政治上也能是有效的。对此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从生态学的层面；

2.从生物学的层面（人类学）；

3.从教育理论的层面。

关于第1点：

在上面所提到的文章《为何社会需要音乐？》中，比希特确立了人的生物学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直接联系。生态环境危机已经发出，生物学分支系统内的严重紊乱现象的信号，并且也对人们的基本必要条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也就是思想、感受和追求，也包括对人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就必须使生物学、感官、情感和理性，以及理性主导的行为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处于正确的平衡之中（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平衡，科学认识和感官体验之间的平衡）。看到音乐与人的天性之间的关联，是比希特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他以下列前提为出发点：

●从必要性上看，必须在错误的、典型的、理性与感性的对立面的欧洲观点中深思熟虑。更需要克服这种错误的、导致理性和感性相分离的两极性，并由此导致对理性的误解；^[16]

●从命题上看，音响空间的一种干扰，人处在其中，会对其相关行为的所有力量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声学和音乐的麻痹需求对这些干扰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这应引起人们重新思考，那些感性和理性、音乐演奏和反思、被采用和疏远的不再作为矛盾体被理解，而是作为事物发展过程中辩证的两极来看待。这样的重新思考，将改变把一些专业（如数学）归于理性学科，把另一些专业（如音乐）归于感性学科的看法。但是，音乐的社会功能总是置于业余时间规划的观点之下，涉及业余时间的应对，但是大众音乐生产剥夺了个人的业余时间（自主决定权），在其中业余时间产业还使它市场化，把它融入一个匿名的大众中，音乐教育也就落入这样自相矛盾的任务之中，通过敏感性和意识性的加强，来防止音乐麻醉的功能。一种对音乐毒品非个性化力量的有效抵制方法，比希特认为是“发展批判性听赏的能力和释放自主音乐活动的能力”。^[17]

关于第2点：(www.xing528.com)

比希特对西方理念中把感性与理性错误极化的批判，似乎是通过神经生理学的新发现来证明的。人的大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两个半球），它们与神经交叉相连。两个半脑各自有不同的任务，并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人们用一个极简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描述：左半脑主要应该是负责数字和分析的过程、概念性的思考、说、写、计算；右半脑更多应该是与之相反，负责形态感知、空间和非语言的想象以及语言理解的整体处理过程。因此脑半球理论被应用到学校各个专业的不同教育功能中去，并根据相应的学习文化进行推广（例如数学是为了开发左半球，音乐是为了开发右半球）。对于这类极简化描述的批判，导致了一个新的认识，首先只有两个半脑相互之间协同合作，才有可能使大脑有完整的功效。

“但是真是这样，大脑皮层的两个半球以不同又互补的方式来处理进入大脑的各种信息……然而，这表明在理性和感性中的划分，就像口语常说的一样，已经不再合适了，因为左半脑的数字化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今天人们已经很严肃地不再把它置于右半脑的相关能力之上了。”^[18]

因此，学校教育在所有科目上正好以两个半球功能的同等价值为出发点，并且必须抵制感性和理性相矛盾的错误观点。

关于第3点：

从另外一个，也就是功能和经济的前提层面上看，克劳斯·海夫内尔（Klaus Haefner）以他的《新教育危机》剧本大纲^[19]为出发点，在1982年预言了在一个信息化社会中教育对未来的需求。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微型计算机数据库、互联网信息系统等），职业领域、学校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些信息处理系统所具有的无法想象的高速，威胁到人们，虽然人们在综合过程中工作能力得到提高，但渐渐地由于情绪、疲惫、不可期待的原因（疾病）和只在工会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工作等原因，人逐渐被排挤到越来越多的工作之外。如果信息技术继续占领信息加工的领域，每个人还应学习些什么呢？海夫内尔如此问道。他的回答简单而有魅力。计算机的使用能减轻人们在机械性程序化工作的负担。因此，他把未来社会看作为《霍姆特的社会》（1982）或者《人文计算机化的社会》（1984），在其中人类和计算机将共存。这样说，赢得的业余时间将用于一个感性人的培养。因此，学校和教育又有了这样的任务，“在信息技术效能以外”的领域培养年轻的一代。对于“以外”，他理解为“人类可能的所有领域的总和”。^[20]他在创造领域中发现这一点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在这里，人们应该能够表达各自的情感需求，以便忘记机器给自己带来的压抑而形成的精神贫困化现象。所以他直接推荐：“人和机器的分工应这样安排，机械化、理性化的工作由机器承担，非理性、创造性和感性化的工作由人承担。”^[21]

因此，学校应该加强艺术和音乐课来取代更多以逻辑思维为主的数学和拉丁语课，以加强情感和情绪领域的教学。人们应该把左半脑的功能放心地交给计算机（“一体化运算的计算机系统代替人脑的位置”^[22]），这样右半脑就能得到开发和促进。

听起来，这样对音乐教育有极大的诱惑力。最终音乐课在计算机时代经济框架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得到了教育政策的评估和有效的社会作用，这既不是教会也不是学校政策在过去几百年前在歌唱课中所能呈现的。

然而，海夫内尔论据中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当人们认识到，他的观点对于各个学制阶段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艺术创造力的培养和技术实践应该成为中学初级阶段（实科学校）的中心，而中学高级阶段（文理中学）学术精英教育，应特别强调认知理性教育。

音乐教育似乎再次落入到一个社会治疗的补偿功能中，它既不是以教育，也不是人类学为基础，而是完全以经济学为基础建立的。那些工作已经不再需要，艺术和创造力对此应该协助补偿美学的缺乏。那些能控制和继续发展技术的少数人群，对此是不需要艺术的。如此音乐教育将再一次只服务于（就像从前的缪斯教育一样）对社会状况的遮掩；美育堕落成社会治疗的麻醉剂。其完全不涉及音乐教育、艺术的表达和美学的理解，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操作治疗。

尽管如此，海夫内尔的出版成果让人们认识到，音乐教育必须面对越来越多业余时间的问题，并在技术挑战中找寻答案，它有可能是借助计算机、音响采样机和音序机这些设备进行不需要背谱演奏的器乐训练式的器乐演奏。音乐的业余时间价值和器乐技能的生活意义，在其合法化讨论的背景中，在艺术反对自然科学新的内容传播、反对加强现代外语教学和体育运动的背景中，逐渐回归并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