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音乐教育史：学术科学的成果

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一般科学定位也给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带来了明确的科学理论动力，更确切地说这使得一种有方法的学徒式教学成为一门科学学科。同时，区分了音乐教学学（Musikdidaktik）[课堂教学（Unterrichtslehre）]与音乐教育学（Musikpädagogik）的领域，后者现在被理解为“科学的反思层面”^[44]，这将为音乐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保证。因此卡尔·海因里希·埃亨福特（Karl Heinrich Ehrenforth）建议：“此外音乐教育学的概念最好保留一个独立科学分支的尝试，它以经验主义的方法以及在相邻学科已经存在的假说和工作成果探讨了，国际和非国际类型音乐学习过程的条件、表现形式和优化，并将其浓缩为理论观点。”^[45]

在20世纪60年代中，如果音乐教育学不是因为致力于对单纯的教学方法的研究，那么它仍然还在从事着历史的研究，返工过去。弗里茨·塞登法登^[46]（Fritz Seidenfaden）转向对缪斯教育的分析和批判（1962）；拉斯·乌尔黑希·亚伯拉罕和海尔穆特·泽格勒^[47]（Helmut Segler）研究调查战后歌唱的意识形态（1966）；乌尔黑西·君特^[48]第一次全面研究第三帝国时期的音乐教育（1967）。但是，现在使科学定向发挥作用就意味着在它的核心中，“所有学校学习必须经过科学的原则和知识地证明”。^[49]

对于音乐教育（Musikerziehung），这导致了对经验主义社会研究的新问题和研究方法定向的必要性，这首先在师范大学中被推进。这样，教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方法效率、教师行为、互动研究）、关于听觉的音乐心理学基础研究（接受研究）、音乐天赋和感知研究、音乐学习的模式建构（信息处理、心理表征），还有关于欣赏能力的培养、偏好、态度变化的统计调查，这些都作为音乐教育的核心研究。1965年，米夏埃尔·阿尔特组建了“音乐教育中的研究协会”（Arbeitskreis Forschung in der Musikerziehung）[后来被称为音乐教育研究协会（Arbeitskreis musikpädagogische Forschung，AMPF）]，它以促进和进一步推行新的研究任务为主要目标。为了激起音乐教育界的思考，凯斯滕贝尔格已经在l921就建议，建立一个音乐教育研究所^[50]，并于1921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学校音乐周上做过报道。^[51]为了纪念在1969年科隆高等教育学院召开的新协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任务的标题目录被提交，划分成以下区域：

1.教育理论（来源解释学；音乐专业教育意义；音乐教学维度的设计）

2.教学学（Didaktik）（教学计划；方法和教学模式）

3.心理学（音乐理解接受；动机研究；学习心理学；测试；人类学心理学）

4.社会学（音乐欣赏能力；有代表性的研究；音乐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

5.比较音乐教育（教学计划；音乐教学方法；比较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师范教育）

6.音乐治疗（在音乐帮助下的治疗效果；对以往观点的评价；发展新的教学方法）

7.音乐学和音乐教育（结构和功能分析的学术方法发展；建立有用的教学学专业术语；民歌研究；音乐美学研究；比较艺术观研究与作品诠释的研究；艺术音乐作品的评价标准）

8.方案式学习（与教师有关的方案教学的比较；音乐方案的发展和应用）

9.迄今为止的音乐教学研究（对迄今为止音乐教育研究的批评性评价；音乐教育历史的阐述；来源收集的预备；声乐教育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教材见解的批判性审查）^[52]

在这个维度广泛和种类多样的研究课题中，音乐教育研究的苗头第一次在联邦共和国出现了。首先，对理解接受行为的各个观点、听觉类型学、欣赏能力的培养、教师类型学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朝着不同的研究方向发展。然而，比较音乐教育学还尚未建立。相比之下，学校音乐教育史的史学批判性工作又获得了更多的重视。^[53]西格里德·亚伯-史图特已经和她的著作《音乐教育学作为学术科学发展的材料》（美因茨，1970），以及系列丛书《音乐教育学》跟随了这一历史苗头。《研究和教学》也出版了。随着她《音乐教育学概论》的出版（美因茨，1985），她完成了音乐教育学第一个全面的、历史评论的系统学。

所有这些观点，都致力于课堂实践历史的反思和经验主义加强的表达。在这样做的时候，音乐教育学越来越接近一般教育学和社会科学，其采取了它们的研究方法和处理观点。然而，对于这种行事方式人们会问，是否现在教育学或音乐学是作为与音乐教育学相关联的参考科学。^[54]然而争吵是徒劳的。音乐教育的主体方面，即与学习者和学生有关的领域，与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联系，而客体方面，即音乐领域，可以用音乐学的方法来充分挖掘。

1980年，“日常转变”在普通教学学和音乐教学学中被着重指出。^[55]人们现在试图在课堂上体验实际的日常事件。虽然课程改革也对学生的日常经验感兴趣，但这导致了非常封闭的教学方案，不总是与学校现实的日常生活相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开始对日常条件进行研究，因为人们认识到，教师除了许多美好的《假日教学学》，还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日常教学学，这是来自他们日常经历和经验的总结。人们以为教学学只是“领导层”（君特）中的专业教育学家的事，其实它一定是与老师和学生有关，他们必须自己有条理地参与到研究中。

【注释】

[1]完全出乎意料，1957年前苏联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为的是引领航行的技术时代。

[2]M.阿尔特（M.Alt）：《音乐教学学研究的任务》，摘自《课堂中的音乐》，1964，第177页。

[3]M.阿尔特（M.Alt）：《对于音乐课的目标问题在教育学中所参与发表的意见》，摘自《音乐专业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1970年第八届联邦学校音乐教育周报告》，美因茨，1970，第41页。

[4]S.亚伯-史图特（S.Abel-Struth）：《音乐基础培训——基础音乐教育手册》，法兰克福，1967。

[5]W.吉泽勒（W.Gieseler）：《课程修订和音乐课》，摘自H.Chr.施密特（H.Chr.Schmidt，主编）：《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手册》，第1册），卡塞尔，1986，第218页。

[6]G.比希特（G.Picht）：《德国教育灾难——分析和文献》，奥尔滕和弗莱堡，1964（最早出现于周报《基督与世界》中，1964年2月）。

[7]引文出处同上，第65页。

[8]关于这个方案的单个部分和它的实施，参看引文出处同上，第65-80页。

[9]G.比希特（G.Picht）：《德国教育灾难——分析和文献》奥尔滕和弗莱堡，1964（最早出现于周报《基督与世界》中，1964年2月）。

[10]参看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教育是公民的权利》，汉堡，1965。

[11]索尔·B.罗宾森（Saul B.Robinsohn）：《教育改革作为课程的改革》，新维德，1967，第9页。

[12]引文出处同上，第1页。

[13]引文出处同上，第47页。

[14]吉泽勒（Gieseler），引文出处同上，第222页。

[15]罗宾森（Robinsohn），引文出处同上，第13页。

[16]引文出处同上，第16页及下文。

[17]摘自《音乐专业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第八届联邦学校音乐教育周报告》，美因茨，1970，第34页。

[18]引文出处同上，第35页。

[19]引文出处同上，第35页及下文。

[20]B.S.布鲁姆（B.S.Bloom，英语版）：《教育目标的分类》，手册1，认知领域，纽约，1956（德语版：《认知领域中学习目标的分类》，魏恩海姆，1972）；D.科瑞斯沃尔（D.Krathwohl）、B.S.布鲁姆（B.S.Bloom）、B.玛莎（B.Masia）：《教育目标的分类》，手册2，情感领域，纽约，1964（德语版：《情感领域中学习目标的分类》，魏恩海姆，1975）。(www.xing528.com)

[21]麦哲尔的书《准备教育目标》已经在1962年加利福尼亚的贝尔蒙特出版；德语翻译版《学习目标和课堂》（魏恩海姆，1965）随着课程改革十分热销（1978，15万册）。

[22]S.亚伯-史图特（S.Abel-Struth）：《音乐学习的目标》，第一部分：献于它的理论发展，美因茨，1978；第二部分：文献，美因茨，1979（音乐教育研究和教学，第12、13册）。

[23]罗宾森（Robinsohn），引文出处同上，第11页。

[24]B.维图仕（B.Wietusch）：《关于音乐教学论学习目标建立的问题》，摘自《音乐和教育——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期刊》，1976，第500-504页。

[25]H.德·拉·莫特-哈伯（H.de la Motte-Haber）：《关于对音乐教育中唯科学主义应用的思考》，摘自A.安特赫尔兹（A.Antholz）、W.贡德拉赫（W.Gundlach）（主编）：《音乐教育的今天》，杜塞尔多夫，1975，第123页。

[26]《乐师的批判》（1956），摘自《不一致》，哥廷根，1963年第3版，第75页。

[27]《论音乐教育》（1957），1963年第3版，第102页。

[28]H.H.艾格布莱希特（H.H.Eggebrecht）：《科学定向的学校音乐教育》（1971年10月15日的学校音乐教育和音乐学圆桌会议公告），摘自《音乐和教育——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期刊》，第1期，1972，第30页。无论如何之后他再次比较这种情况，当他认识到这种科学定向缺乏抵抗性给浅显的科学基础知识带来了错误的理解。“如果我现在……谈论关于来自科学的音乐的自由，如此我会感到自相矛盾，也就是一个科学定向的音乐教育方案，就像我大约8年前尝试起草的一样。然而当年的趋势是不能挽回的。宁愿多思考什么是科学，在其中怎样引领今天想要定向科学的学校音乐教育。事实证明，鼓励或强迫尤其从部长的规则方面考虑，这涉及一个可疑的科学概念，一个只是带有引用符号的，在真理中的一个伪概念科学，甚至是一个反概念，其提倡的不是科学的思考，而是在苗头中扼杀。”[H.H.艾格布莱希特（H.H.Eggebrecht）：《关于来自科学的音乐的自由》，摘自《音乐和教育——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期刊》，第2期，1980，第96-101页]。

[29]L.U.亚伯拉罕（L.U.Abraham）：《课程修订作为改革的阻碍？》（1971年圆桌会议报告），摘自《音乐和教育——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期刊》，第1期，1972，第32页。

[30]德国教育委员会，1953—1965的推荐和意见，合辑出版，斯图加特，1966。

[31]德国教育理事会是一个联邦和各州政府制定的、官方合法的顾问机构，其效力直到1976年。

[32]H.侯特（H.Roth，主编）：《天赋与学习——新研究的成果和推论》，斯图加特，1969（《德国教育理事会——教育委员会的意见和研究》，第4册）。

[33]G.比希特（G.Picht）：《我们教育建构中的音乐位置》，摘自《新合集》，3，1963。

[34]H.v.亨蒂希（H.v.Hentig）：《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教育改革回顾》，摘自《新合集》，3，1990，第374页。

[35]引文出处同上，第375页。

[36]德国教育理事会：《教育委员会的推荐——教育体系的结构计划》（1970），斯图加特，1973，第27页。

[37]结构计划让定向阶段的系统整理（各阶段调整不同，小学被延长）在初级或中级领域中开放。参看定向阶段的段落，摘自《结构计划》，引文出处同上，第141-145页。

[38]《结构计划》，引文出处同上，第33页。

[39]对此参看《研究改革中的音乐教育》，美因茨，1976（《音乐教育中的研究》，1976），这是1975年在波恩召开的联邦音乐教育专业群体会议的文献集。与此同时，一个专家团队正为新的音乐专业培训方向拟定一个模型试验。参考H.W.赫宁（H.W.Höhnen）等（主编）：《给中级I和II阶段音乐教师的新培训专业的发展》，美因茨和雷根斯堡，1978。

[40]Th.威廉（Th.Wilhelm）：《国立学校需要护理的病人》（对学校理论的补充），斯图加特，1982。

[41]H.v.亨蒂希（H.v.Hentig）在他《教育改革的回顾》中的导入议题，引文出处同上，第366页。

[42]引文出处同上，第379页。

[43]引文出处同上，第376页。

[44]参看M.阿尔特（M.Alt）：《音乐的教学学》，杜塞尔多夫，1968，第33页。

[45]K.H.埃亨福特（K.H.Ehrenforth）：《音乐学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摘自H.W.赫宁（H.W.Höhnen）等（主编）：《新培训专业的发展——模型试验》，埃森、美因茨和雷根斯堡，1977，第428页。

[46]F.塞登法登（F.Seidenfaden)：《现阶段缪斯教育和它的历史文献》，哈廷根（1962），1966第2版。

[47]H.泽格勒（H.Segler）、L.U.亚伯拉罕（L.U.Abraham）：《音乐作为学校科目》，布伦瑞克，1966。

[48]U.君特（U.Günther）：《从凯斯滕贝尔格到第三帝国完结的学校音乐教育》，新维德，1967。

[49]K.克莱姆（K.Klemm）、H.-G.罗尔夫（H.-G.Rolff）、K.-J.提尔曼（K.-J.Tillmann）：《给2000年的教育——改革回顾、学校未来》，莱茵贝克，1985，第39页。

[50]摘自《音乐教育和音乐保护》，莱比锡，1921，第85页及下文。

[51]参看卡尔·舍费尔（Karl Schaefer）：《关于一所未来音乐教育研究所的任务解决方案的示范和尝试》，摘自《音乐和学校——在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帝国学校音乐周报告》，莱比锡，1922，第87页及下文。

[52]被缩减的概要，完整的议题目录，摘自《音乐教育中的研究》，1，1969，第34页及下文（《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期刊》杂志副刊）。

[53]参看音乐教育科学社团的会议报告，美因茨，自1986起；关于F.约德（雷根斯堡，1988）、L.凯斯滕贝尔格（沃尔芬比尔特，1989）、E.J.缪勒（沃尔芬比尔特，1989）、E.布豪斯内尔（沃尔芬比尔特，1992）的人物传记；W.马丁（美因茨，1982）和H.哈默尔（斯图加特，1990）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工作。

[54]对此参看K.H.埃亨福特（K.H.Ehrenforth）：《音乐学和音乐教育的关系》，引文出处同上，第425-448页。

[55]参看迪特·高耶伦（Dieter Geulen）：《教育学中一个日常生活应用的原因和危机》，摘自关于教育杂志的第17册副刊，1981，第71页及下文；H.J.凯撒（H.J.Kaiser）：《关于日常生活领域和青年音乐文化的状况》，摘自《音乐的部分文化》（音乐教育研究，第4册），拉伯，1983，第35-55页；W.格鲁恩（W.Gruhn）：《音乐课和日常生活》，摘自《音乐教育期刊》，28，1984，第1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