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对德国的有效作用

满足于想要单单通过政党组织的至高无上权利在政治的意义中转换音乐教育的功能，或者政党官员只需要抓住结构和继续实施已经在青年音乐运动中做好准备的缪斯教育理念，这种想法太过简单。虽然这两种解释模式都是正确的，但它们还没有解释整个发展。参与青年音乐的年轻人总数很少，青年音乐运动基本上是由大学生和学术教师人群组成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参与过。^[77]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思想，与青年运动及青年音乐运动的诸多活动和改革相结合，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对这一时期的回顾中，库尔特·西多指出，没有一个歌唱聚会能达到今天教会大会的规模，没有一个公开的演唱可以与今天的流行音乐会的大规模事件相抗衡，没有一个音乐家协会能在政治抗议运动的意义上出现。^[78]更为惊人的是他们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了整个纳粹时期并保存了下来。

要理解学校教师的态度，需阐明第三帝国教师在服务之初的数量比例。^[79]1933年，德意志帝国的52000所小学中有45名教师，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是1912年出生的，年龄最大的一个是1868年的。^[80]也就是说，大部分教师都曾在第二帝国接受过培训。当时在新的教育学院接受培训的教师有6000名，同时还有117，000名在原来见习式培训机构接受培训的教师。凯斯滕贝尔格领导下的音乐学科组织转型和内容扩展必然会导致教师产生不安全感。1933年，大约在2，500所文理学校中，甚至只有还不到160名在改革后的学制下毕业的音乐教师。此外，仍有约2600名原国民学校教师（仍然按照克雷兹施马尔的规定）作为歌唱课教师继续在较高级学校中进一步深造。^[81]他们以见习为基础的培训，其专业能力绝不足以实现凯斯滕贝尔格改革的专业理念。相反，人们必须假定高中教师会感到不知所措和不安。许多人都使用以约德和汉森为核心的青年音乐运动中演唱群体所使用的唱歌和演奏技能，从而阻碍了凯斯滕贝尔格所期望的专业改革。尽管凯斯滕贝尔格的改革条款和指导方针最初仍然有效，但随着希特勒夺取政权，其继续执行的可能性下降。而教育改革的苗头已经停止，青年运动组织解散。^[82]当时许多教师认为，统一趋势和限制演唱与演奏是“对学校和教学工作的减负和支持”。^[83]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对政党成员资格的要求和训练营中教师再培训的措施来调整压力。

最终教师培训的转变进展缓慢，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其主要兴趣不是学校，而是青年组织的音乐工作。在1937年28所“师范教育高等院校”中只有8631名在校学生。更有问题的是学校音乐教育学院中对较高级学校教师的培养。从1937年到1942年，在柏林、科隆和柯尼斯堡学院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考生只有200出头。^[84]因此，纳粹灌输的成效不能追溯到教师培养和学校教育的改革时期，而是要把帝国青年领袖的教育措施完全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把音乐提升到“第一国家民众艺术”（斯托姆^[85]）的高度。

【注释】

[1]U.君特（U.Günther）：《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摘自H.Chr.施密特（H.Chr.Schmidt）：《音乐教育史》，卡塞尔，1986，第92页（《音乐驾驭手册》，第1册）。

[2]引文出处同上，第91页。

[3]H.J.莫瑟尔（H.J.Moser）：《新德国的学校音乐教育》，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6，1993，第65页。

[4]参看R.舍夫克（R.Schäfke）：《学校音乐教育和德国调查》，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6，1933，第95页。

[5]据他的同事说，他本来应是在1933年加入了德国纳粹党，但当他意识到纳粹根本不对任何学校艺术教育感兴趣时，就在1934年又离开了纳粹党。他在柏林教学活动的任务是一个必要的结果。一位纳粹党成员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是唯一一位在学校音乐杂志编辑部中工作的编辑。

[6]尽管缪尼西在他生活的时段中，也是凯斯滕贝尔格改革的代表人物，但从两人的个性
上看，存在明显的疏离，这可能和缪尼西传统的观念及对纳粹党暂时的态度有关。在他的回忆录《动荡的岁月》（1961）中称，凯斯滕贝尔格只有很短暂的一次和他同事一起给中央学院制定黑胶唱片列表；与此相反，他没有提到他参与教学计划改革的事情。

[7]R.缪尼西（R.Münnich）：《关于决议》，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7，1934，第20页及下文。

[8]参看在1933年第6期的《学校音乐教育期刊》和他编辑的1933年最后一期第10期杂志《音乐教育》的介绍，第20页及下文。

[9]根据希特勒对帝国青年领袖的要求：“青年必须要由青年来领导”[（参看B.v.希阿赫（B.v.Schirach）：《音乐和民众》，4，1936—1937，第45页]。

[10]W.库尔卡（W.Kurka）：《希特勒青年团出版物中的音乐工作》，摘自《音乐和民众》，4，1936—1937，第1期，第14页。

[11]此处参看U.君特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从凯斯滕贝尔格教育改革到第三帝国完结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瑙叶伟德，1967；以及《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起因和结果》，摘自H.Chr.施密特（H.Chr.Schmidt，主编）：《音乐教育手册》，第1册。卡塞尔，1986，第85-173页），以及Th.奥特（Th.Ott）的音乐教育教育研究（《过去和现在音乐教师教育的问题》，引文出处同上，第461-501页）。

[12]在普鲁士最后的见习式培训学校于1926年被关闭。

[13]普鲁士带来了65%的区域和62%的帝国人口。

[14]U.君特（U.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瑙叶伟德，1967，第75页。

[15]参看《大众音乐教育》，4，1938，第588页。

[16]引文出处同上，第78页。

[17]引文出处同上，第81页。

[18]1943年11月1日帝国教育部法令，摘自君特（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80页。

[19]作为提尔的后继者，汉斯·约阿希姆·莫瑟尔自1927年以来领导柏林教会音乐和学校音乐教育专科学校。他于1933年退休，理由是该学校将与音乐学院合并。这可能只是帝国教育部的一种回旋战术，君特在与当代对话中已经表明（《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375页，注释286）。事实上，这两个学院仍然是分开的。直到1934年宾德的任命，弗里茨·史丹正式作为音乐学院的院长来领导专科学校，但这项任命实际上由海因里希·马尔腾斯（音乐教育教授和1933—1945年的代理院长）来执行。

[20]U.君特（U.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103页。

[21]因为那里学校音乐教育系的第一位领导是威廉·班德（Wilhelm Bender），很早作为士兵就阵亡了，学校音乐教师没能被培训。直到1947年学校音乐教育系才被开设，承担学习音乐教师培养的任务[参看U.君特（U.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375页，注释298]。

[22]奥伯博尔拜克在1939年离开魏玛学院之后，接管了新格兰兹学院。随着战争的爆发，魏玛学校音乐教师教育停办。直到1944年，学校音乐教育学院才恢复了它的工作，因此缪尼西第一次被任命为学院的领导。即使在魏玛学院于1946年5月重新开办之后，他仍是学校音乐教育系的领导，并在1949年退休后依然在学院工作，直到年事过高。他在那任教直到1964年。

[23]H.希伯特（H.Siebert，《艺术音乐之路》）发表在帝国青年领袖官方期刊《音乐和民众》中[G.瓦尔德曼（G.Waldmann）主编]，第1期，1936，第23页，但是一些“德国男孩”没有感受到这一点，而是偷偷地听着来自新世界声音的国民收音机。

[24]F.豪耶史（F.Reusch）：《国民社会工作中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柏林，1938，第9页。

[25]国民学校大纲，1939年12月15日的法令，摘自君特（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255页，附录4。

[26]对此人们必须记住，整个文理中学起初历时也是12年（3年预科之后，是9年文理中学学习时间）。只是通过帝国学校会议小学被改为共同的4年，这个学制才延长到13年。然而帝国教育—科学和大众教育部却缩短了，这可能更多的出于思想意识的原因（人们考虑到需要为战争预备官员），当出于人口政策的考虑（如法令中所宣称的那样），文理中学被改为8年学制。

[27]“男女同校的学校教育与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精神相抵触。”（《在较高级学校中的教育和教学》，1938，第11页，第3点）。

[28]1938年2月5日帝国共同政府文件。

[29]《大众音乐教育》，1939年3月，第195页及下文。

[30]参看1937年7月16日的《给较高级学校教师培养的教学大纲》[君特（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301页，附录13]。在这之后规定师范教育应有1学年在师范学院进行，艺术专业至少3学年在相应的艺术学院进行。

[31]通过1939年11月27日的法令被废除。

[32]193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关于建立缪斯文理中学的法令，摘自君特（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273页，附录7a。

[33]M.韦德海尔（M.Miederer）：《音乐才能的评估和挖掘——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特殊任务》，摘自《大众音乐教育》，7月/8月，1938，第303页。

[34]引文出处同上，第306页。

[35]引文出处同上，第308页。

[36]参看1939年3月27日帝国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的法令。摘自《大众音乐教育》，5，1939，第220页及下文。

[37]引文出处同上。

[38]A.丢姆林（A.Dümling）、P.格尔特（P.Girth）：《退化的音乐》，摘自《杜塞尔多夫展览馆重建的展览目录》，杜塞尔多夫，1988，第12页。

[39]阿道夫·罗腾伯格（Adolf Rothenburger）创作的巨大半身像。

[40]参看R.艾琴瑙尔（R.Eichenauer）：《音乐和种族》，慕尼黑，（1933），1937第2版；G.瓦尔德曼（G.Waldmann，主编）：《音乐和种族》，柏林，1939（音乐民众的研究，第3册）；J.缪勒-布拉陶（J.Müller-Blattau）：《德国声音艺术中日耳曼的财富》，柏林，1938。

[41]这位来自爱森纳赫的银行家的儿子，通过原候鸟协会接受了德国民族思想。他在1924年成立了第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周刊《民族》，被提升为图林根纳粹党代理党部头目，1933被任命为戏剧总顾问，1935年被任命为魏玛德国民族剧院的总经理。齐格勒一直到1962年还作为教师和教育者在北德的一所文理中学中发挥作用。(www.xing528.com)

[42]魏玛剧院的音乐总监，为代特莫尔德州立剧院的音乐总监直到1964年他去世。

[43]《退化的音乐——国家顾问汉斯·西弗勒斯·齐格勒博士的清算》，民族出版社，杜塞尔多夫，1938，第12、16页。

[44]H.汉森（H.Hansen）：《纳粹教师协会的报刊》，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37，第1页。

[45]E.波尔曼（E.Bohlmann）：《文化工作中的女孩》，摘自《音乐和民众》，3，第1期，1935—1936，第23页。

[46]W.斯托姆（W.Stumme）：《希特勒青年团的音乐培训》，摘自《音乐和民众》，3，第4期，1936，第166页。

[47]引文出处同上，第168页。

[48]引文出处同上，第173页。

[49]L.凯尔贝茨（L.Kelbetz）：《关于音乐学院的重新布局》，摘自《音乐和民众》，1，第3期，1933—1934，第107页。

[50]L.凯尔贝茨（L.Kelbetz）：《音乐、教育和国家》，摘自《缪斯教育》，莱比锡，1933，第36页。

[51]L.凯尔贝茨（L.Kelbetz）：《音乐的教育功能》，引文出处同上，第4页。

[52]这是有趣的观察，他的教育哲学观如何在1932—1935年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完全一致地被起草的，以至于“民族政治的”“缪斯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些名词几乎成为可以交换的修饰语。

[53]E.克里克（E.Krieck）：《民族政治教育》，莱比锡，1932，第134页。

[54]引文出处同上，第135页。

[55]引文出处同上，第140页。

[56]引文出处同上，第142页。

[57]E.克里克（E.Krieck）：《民族政治教育》，柏林，1935（管理专科学校，第1册，第1组，文稿8），第6页。

[58]引文出处同上，第10页。

[59]引文出处同上，第11页。

[60]F.奥伯博尔拜克（F.Oberborbeck）：《音乐教育的新形式》，摘自《音乐和民众》，4，1936—1937，第228页及下文。

[61]参看君特（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77页。

[62]B.v.希阿赫（B.v.Schirach）的一个贺电，摘自《音乐和民众》，4，第2期，1936—1937，第45页。

[63]关于这所学院的特殊结构和其与纳粹文化政策的结合，参看G.凯尔施鲍默（G.Kerschbaumer）的《第三帝国的魅力》，萨尔茨堡（1988），第171页及下文。

[64]对此参看凯尔施鲍默（Kerschbaumer）的文章，引文出处同上，第177页及下文。

[65]W.斯托姆（W.Stumme）：《讲话》，摘自《音乐和民众》，4，（1936/1937），第58页。

[66]K.-H.汉恩方特（K.-H.Reinfandt）：《弗里茨·约德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用》，摘自《弗里茨·约德——对20世纪音乐教育史的贡献》（约德研讨会，汉堡，1988年），雷根斯堡，1988，第112页。

[67]凯斯滕贝尔格仍然在纳粹时期之后和他之前的同事保持着友好和亲切的联系。在1957年的一份声明中，他强调：“他[约德]在教会音乐和学校音乐教育专科学校的任命……对我来说是如此迫切可取的，因为通过在专科学校的全部工作，我们[!]的计划和意向都被盖上了个性化邮戳。”[摘自R.斯塔佩尔贝格（R.Stapelberg，主编）：《弗里茨·约德——生活和作品》，特罗辛根，1957，第33页]。对此也参看了凯斯滕贝尔格撰写的个人传记《动荡的时代》，沃尔芬比尔特，1961。

[68]U.君特（U.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1967，第50页。

[69]希特勒在1938年12月2日于赖兴贝格的讲话，摘自《民族观察》，1938年12月4日[这里摘自君特（Günther）：《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引文出处同上，第94页]。

[70]参看官方通告，摘自《大众音乐教育》，5，1939，第10/11期，第440页，和《大众音乐教育》，6，1940，第2期，第39页。

[71]W.严特森（W.Jantzen）：《战争中的德国学习》，摘自《大众音乐教育》，5，12月数字出版说明，1939，第471页。

[72]《大众音乐教育》，5，出版说明，第12期，1939，第471页及下文。

[73]《大众音乐教育》，1940年2月，第39页。

[74]H.马尔腾斯（H.Martens）：《艺术教育和教育艺术作为音乐教育学院的任务》，摘自《大众音乐教育》，1942年4月，第78页。

[75]《大众音乐教育》只在1943年度第3期作为独立杂志存在，之后和《音乐教育者》一起合并为《民族音乐教育者》被继续开办。

[76]D.史道夫浩克（D.Stoverock）一篇文稿的标题，《大众音乐教育》，1942年2月，第38-40页。

[77]W.L.拉库尔（W.L.Laqueur，《德国青年运动》，1962）给出青年运动中青年团体追随者的最大数量为60000。如果人们看到这个总数，青年音乐和歌唱运动的追随者明显是在10000之下。但是，在德意志帝国人口总数大约为7千万（1939）的情况下，这也只占人口总数的0.014%。

[78]参看K.西多（K.Sydow）：《回顾和现在》，后记：《从开始到1933年所发表文献中的德国青年音乐运动》，汉堡青年音乐运动档案馆主编，沃尔芬比尔特，1980，第1002页。

[79]对此参看君特的文稿，《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1986，第120页及下文。

[80]君特，引文出处同上，第120页。

[81]君特，引文出处同上，第121页。

[82]参看U.君特对第三帝国青年音乐的论述，摘自《青年音乐运动和教育改革运动》，摘自K.-H.汉恩方特（K-H.Reinfandt，主编）：《青年音乐运动的推动和作用》，沃尔芬比尔特，1987，第175-178页。

[83]U.君特（U.Günther）：《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1986，第122页。

[84]U.君特（U.Günther）：《学校音乐教育……》，附录14a，1967，第302页及下文，给布雷斯劳的学院是没有标记数字的。

[85]摘自《希特勒青年团的音乐教育计划》，《音乐和民众》，4，第5期，1936/1937，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