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音乐教育史:文化政策与教师教育成果

1933年，像所有教育机构一样，学校完全服务于新的纳粹人格教育。人们从外部入手把音乐教育与青年音乐的民歌保护相联系，从而支持其思想观念。“希特勒青年团在变革之后，面对在文化领域中重建生活领域的任务时，发现青年音乐丰富的遗产，但这不能轻易用于希特勒青年团的工作……他们缺乏一种安全的政治取向，超越了纯音乐和审美相结合的可能性。^[10]因此，完全由党派控制的国家教育工作成为他们明确的目标。直到1937—1942年，各类学校的新指导方针、教学大纲和课时安排才出现，这期间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规定依然有效，教育制度的重组首先是从师资培训的调整开始的。^[11]

普鲁士已经在教育专科学校开辟了国民学校教师培养的道路^[12]，而在其他州的相关培养是与大学或技术学院有联系的。以统一的思想灌输为主要目的，由普鲁士的高等专科学校培训的纳粹教师培养，当然是在帝国中占据普鲁士的中心位置^[13]，而这不是最重要的措施，从一开始集体主义教育就成为教育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因此，一所拥有“严格受限、封闭、可管理的讲师和学生社区”的特殊高校最适合“纳粹集体教育”的理念。^[14]

1933年，在普鲁士仍然存在的七个教师专科学校更名为“教师教育学院”，直到1936年，帝国的其余州相继跟随。在建立新的或重新调整现有大学时，边界附近的小城市往往是优先考虑的对象，与传统的、有影响力的、学术型的大学地点分开。在新的院校中，小学教师接受了全部课程的培训。教师教育按规定持续四个学期，包括政治、身体锻炼和体操、学术和教育学部分、职业实践部分。教育学、性格和青年研究、遗传、种族学、民俗学以及普通教学法和特殊的教学法是最常学习科目。^[15]另外还有一个选修领域，音乐也属于这个领域。这儿所涉及的专业培训主要是指歌唱训练和集体演奏。

总之，教师教育是以政党的基本思想原则为基础的。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对未来教师的影响越早产生，就越少允许自由学术教育的评论和独立评判教育。出于政治特别是经济原因，自1936年以来，报名教师教育的人数急剧减少。1939年为国民学校和中学毕业的青少年“在高等院校中增设大学师范学习预科”。当预科制度出现时，战争让高等院校中的师范教育不再维持原有的状态。另外，希特勒总归偏爱他的奥地利故乡实习式的教师培训。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于1941年发行《元首的命令》，这意味着废除学术式教师教育，赞成几乎只有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教师培训机构”接受实习式的教师培训。^[16]这里重点是寄宿教育理念。师范教育学院的学生也被安置在寄宿学校的“集体宿舍”中，在那接受以军事化集体主义教育精神为中心，以纳粹原则为基础的政治教育。从青年毕业生共同的生活方式来看，应该通过体育锻炼和思想训练来培养政治上可靠的纳粹教师。

最初，学徒培训课程转移到教师培训机构中。到1942年，所有的师范院校都被这一措施所覆盖。因此，1942年在帝国领土上共有221个教师培训机构。^[17]培训时间分为：国民学校学生和主干学校学生为五年，中学生为三年，高中毕业生为一年。与高等师范院校相比，教师教育的水平必然受损，应该通过学校实践训练的增加来弥补。总的来说，培训完全是聚焦于政党的政治思想，对越是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越是有效。1943年新版本的教师考试应该遵守：

“确定考生是否具备必要的一般和职业专业知识及技能，为的是他能够作为教师在纳粹国家中对青少年进行教学和教化。考生的性格和世界观评价将以整个培训期间的态度和表现为评价基础。”^[18]

对于较高级学校音乐教师培养来说，柏林、科隆、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的各个学校音乐教育学院的培训基本上按照旧时的规定进行。然而，文理中学的数量和对此培养的音乐教师数量却是非常少，以至于小学被认为是普遍的、广泛的民众教育的承载者。1935年，在柏林较高级学校音乐教师奥耶根·宾德（Eugen Bieder，自1934年以来）的指导下，柏林教会和学校音乐专科学校成功升级为“国立音乐教育和教会音乐学院”。^[19]在专业领域的教育和教学中，还为国民学校教师开设了继续教育课程，主要为培养新生代师范院校音乐讲师服务。在私立音乐教育领域中，在沃尔夫冈·斯托姆（Wolfgang Stumme，1910—1994）的带领下成立了“民间音乐和青年音乐指导专业”（后来成为“对希特勒青年团音乐教育者的实践培训”），但被其他专业部门忽略，因此在大学的结构中被孤立。第一门课程始于1936年4月1日。第二所音乐教育学院于1939年在格拉茨成立，菲力格斯·奥伯博尔拜克（Felix Oberborbeck）被任命为院长。然而，由于施蒂利亚（奥地利）的传统，培训的重点与柏林院校的重点明显不同。学校音乐教育学院是格拉茨最小的学院，却是希特勒青年团音乐教师见习式培训最大的部门。^[20]

科隆音乐学院的学校音乐教育系于1925年由埃德蒙特·约瑟夫·缪勒创立，于1936年由迪特黑希·史道夫浩克（Dietrich Stoverock，1900—1976）接管。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的学校音乐教育学院在1942年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但仍隶属于音乐学领域[柯尼斯堡的汉斯·恩格尔（Hans Engel）、布雷斯劳的阿诺德·施密茨（Arnold Schmitz）]。柏林的优势表现在：来自科隆、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的所有师范生，他们的职业资格考试都必须由柏林的考试办公室审核。当第四个普鲁士培训中心于1938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时，那里的高等音乐专科学校被升级成国立音乐学院。^[21]

1933年以前，在普鲁士之外的慕尼黑、莱比锡、斯图加特和卡尔斯鲁厄已经有了学校音乐教育专业。1934年，菲力格斯·奥伯博尔拜克接管了魏玛音乐学院，在那里他立即成立了学校音乐教育系。1935年，他任命理查德·缪尼西，除了音乐史、美学和器乐常识之外，还负责学校音乐教育类科目的教学，有效地监督学校音乐教师的培养。1944年，缪尼西还正式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系的系主任。^[22](www.xing528.com)

第三帝国整个音乐教师教育的特点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聚焦于集体主义教育、“人的塑造”和“类型管教”（克里克）。因此在师范专科学校到“师范教育学院”的转型和“音乐教育学院”里学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设置中，并没有涉及新学院的高等教育范畴，而是因意识形态规划而发生的变化，与音乐专业能力（学校音乐教育）到完全教育思想（音乐教育）的重心转移有关。在这种背景下，音乐种族研究的观点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新的无调性音乐被谴责为是“退化”的。在赞美诗式的庄严歌曲中人们期待着道德教育，这是人们在爵士乐中错过的东西。“我们相信，一个健康的德国青年能在灵魂深处片刻间真正地胜过听着令人激动的爵士乐，当他被要求随着音乐摆动身体时。然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动作对于一个强有力而又健康的身体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恶心的。他会觉得这种音乐需要一种我们无法忍受的松弛，不受控制的摇晃的身体。”^[23]学校必须传播“深层价值”精神的体验，从而取代被禁止的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知识的部分。“因此，学校音乐教育不得不在未来比以往更多地承担来自我们时代精神的音乐团体文化的印记，以精神和集体体验价值作为品格培养和政治教育的基础，自觉为纳粹教育理念服务。”^[24]，除青年音乐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约德之外，弗里茨·豪耶史（Fritz Reusch）在1938年所起草的文章，显示了怎样亲和无害地将音乐教育从青年音乐运动的精神中转向国家意识形态的。

为了统一学校政策，自1934年以来，帝国科学、教育和民众教育部由普鲁士和帝国教育部长贝尔纳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1884—1945）负责。普通学校受教育局管辖。学校教育的核心领域是国民学校。那里的音乐应该是“通过其民族和集体主义力量”教育孩子“成为有德国意识的人”。^[25]这是德国文化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课时数应在体育课之后，排在第二位。从1942年开始，在四年制国民学校毕业之后紧跟着的是作为新类型的“可选的义务教育学校”的主干学校、中学或文理中学。随着1938年1月29日颁发的较高级别学校规定，文理中学的年限缩短为八年。^[26]与德国教育改革所谋求的男女混校相比，严格的性别分离在这里也是一种倒退。^[27]其次，文理中学时间的缩短伴随着音乐学科课时的大幅增长，在纳粹学校中其作为缪斯学科有着特殊的地位。例如，在中学四年级和五年级（第八年和第九年），由于男生开始变声，音乐课程减少到一个课时。^[28]这样的限额把班级教学和演唱演奏乐团工作分开了，演奏的音乐完全来源于青年音乐运动时的作品，并且主要是演奏由音乐家（布雷斯根、克诺尔、马斯茨、哈普史、莱恩等等）写的音乐作品。法令详细规定如下：

“既不允许……在音乐方面，教师通过班级合并减少总课时数中的音乐课时数，也不能对每个学生的教学每周超过两小时。固定课时数的义务要求在两个课时的学习中，必须一个是班级课，一个是演唱和演奏社团。一年级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基础教学，还没有涉及演唱和演奏。由于四年级和五年级（八年制的中学）只提供一小时，所以只有特殊的学生可以参加演唱和演奏课。演唱和演奏不允许被放弃。免除音乐课是不可能的。”^[29]

根据1937年较高级别学校教师培训指导方针的规定，文理中学教师应该在头两个学期和国民学校教师一起在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学习。^[30]这一措施首先是为了统一教师的思想。高等师范院校的集体主义教育最有可能实现“全面教育”思想，其中包括全面灌输。在这里显露出统一学校教育培训的观点，在其中文理中学教师与国民学校教师一起被教授学校教育的基础知识，不排除这是鉴于比较保守的和与纳粹党教义相反的帝国教育部自由主义的立场。然而，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这个实验失败了，并于1939年告终。^[31]

缪斯文理中学的成立特别为音乐精英教育提供了条件。根据泰奥巴德·史海姆斯（Theobald Schrems）领导下的雷根斯堡主教教堂合唱团的经验，这个合唱团的总经理马丁·韦德海尔（Martin Miederer）发展了一种特殊形式文理中学的想法。1937年，当他作为音乐负责人被希特勒召集到帝国教育部时，在希特勒的支持下他执行了这个方案，因为他看到缪斯与纳粹教育思想相关联。帝国教育部也可能把这种形式作为党派特殊学校的平衡力量进行推广，尽管另一方面又担心其保守的思维过于专业化。国家政治教育机构的体能训练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政治教育仍然应该是把缪斯文理中学“对有缪斯和艺术天分的青少年进行有计划地培养”^[32]的目标放置一边。在1938年1月25日柏林音乐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韦德海尔提出了建立这样的缪斯教育机构和把它融入纳粹教育思想的观点。“缪斯教育机构招收来自帝国有音乐才华的青少年，除了科学和体操学科之外，首先培养他们的艺术创造力（生产和再生产），以缪斯、体操和学术的毕业考试为主要目标的。”^[33]由此，“民族音乐文化的带头人”^[34]应该出现了。“缪斯”一词应该指向“一个德国民族文化价值与古典希腊文化在语言、艺术、哲学和体操中的有机结合”^[35]的目标。

1939年7月1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第一所缪斯文理中学在库尔特·托马斯（Kurt Thomas）的艺术指导下开设，小学设有三、四年级和男子中学设有前三个年级。^[36]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精英机构”，其中“我们德国各个阶层，艺术上特别是音乐上有天分的男孩，不管父母的地位和经济状况如何，都是最早把他们召集过来，共同进行教育和培训。这所缪斯文理中学除了具有完整的体能和科学训练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音乐创作力。”^[37]因此，“缪斯文理中学”这样一个音乐文理中学出现了，正如凯斯滕贝尔格所希望的那样，对音乐才能的培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器乐、音乐理论和音乐史、视唱练耳和指挥的专业音乐指导掌握在专业音乐家的手中。课时表中规定了练习时间，以及参加合唱团、管弦乐队和室内乐练习的时间。

1941年，在莱比锡开设了第二所缪斯文理中学，由托马斯男童合唱团指挥君特·哈明（Günther Ramin）领导，但应该是独立于托马斯学校而存在。在德累斯顿、维也纳、慕尼黑和吕贝克也成立四所该类型的学校之后，再无其他新建学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这类文理中学的方案引起了这样的假设：这些新的国家控制的机构是为了平衡以前未受干扰的科胡茨亚纳和托马斯这类教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