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的持续危机已经逐渐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停滞。此外，由于高额赔款和巨额通货膨胀（1923），失业人口超过600万（1932—1933年冬季），经济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人们在“黄金二十年代”的欢欣鼓舞中，如此激烈地开始，却在苦涩的贫困中结束，特别涉及中下阶层。“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1933年1月30日的变革更像是启航前往新的港湾，尤其是在希特勒可能夺取政权的情况下……为了适应‘新时期’，所以很容易陷落，在任何情况下，至少是比适应1919年由民主构成和组建的魏玛共和国更容易陷落，尤其当它变得清晰起来时，就像名人在各个领域非常快的转变，转向‘新时期’这一面……因此，‘一体化’[起初]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进步。”[1]著名的政治家只把希特勒的“实验”归咎于短暂的生活。“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像他计划的那样让自己被‘捆绑’和‘驯服’，而是在几个月内清除了他不喜欢的事物：国会、工会、政党、不满意的官员和犹太官员、各州的独立性。法国大使7月4日向巴黎报告说：‘他只需要吹气——德国政治大厦就像一幢空中楼阁一样崩塌了’。”[2]
图10.1 由帝国青年领导、带有鼓和铜管乐器演奏的广播电台表演游行，其中进行曲风格的音乐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另一方面，校内外音乐教育的态度，没有像空中楼阁之类的东西那样崩塌掉。候鸟协会和青年协会、青年音乐运动和一个缪斯定向的音乐教育及其集体主义教育和性格塑造，尽管是无意的，但为纳粹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党派青年工作发现在歌唱运动的歌曲财富中，蕴藏着丰富的遗产。他们只需要搭建结构（表演界、青年和人民音乐学校）以及抓住全面发展的缪斯教育理念。由于缪斯教育意味着“通过音乐到达教育的目的”，其产生了如此长久的影响，因此成为民众思想教育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最初，20世纪20年代的教学大纲和法规仍然有效。但是，凯斯滕贝尔格已经于1932年在巴本政府的统治下退休了。在魏玛时代末期的动荡中，政府从科学、艺术和大众教育部中解散艺术部门，并清除掉像凯斯滕贝尔格这样具有进步教育理念的“左派”艺术政治家。(www.xing528.com)
其他人也很快适应了新形势。在1933年，汉斯·约阿希姆·莫瑟尔（Hans Joachim Moser）用一句话揭开了《学校音乐杂志》五月号的社论：“民主革命已经全线胜利，旧的战争旗帜和战前旗帜再次在我们学院和学校的屋顶上飘动，新旧歌曲中奏响嘹亮和欢快的歌声，是向德国人民和帝国传达了一种千年独立及忠诚的信念。因为我们允许学校音乐教育者……”[3]在转折之后，言语的表达几乎是以狂躁的快乐为特点，明确地向新的民众教育致敬，在进行曲和斗争歌曲中“诞生了新德国民歌”。[4]改革时期重要的教育家被解职：凯斯滕贝尔格首先移民到布拉格；柏林音乐学院院长格奥尔格·许内曼被降职为柏林乐器陈列馆的负责人。理查德·威克（Richard Wicke）于1930年在图林根州国民教育部担任音乐负责人一职，当时纳粹已经进入了联合政府。
理查德·缪尼西在早些年扮演着模棱两可的角色。由于他的德国民族精神，他首先要求政党支持加强学校音乐教育。[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34年，在其他编辑[E.达尔克（E.Dahlke）、H.菲舍尔（H.Fischer）、约德、马尔腾斯、缪勒和S.特豪特万（S.Trautwein）]退出之后，他独自继续《学校音乐杂志》编辑的工作。在这里，他转向了以前就已经了解的民众民族语言用法。但是学校音乐教育改革仍然是重中之重。缪尼西坚决反对日益戏剧化的限制，终于在1934年辞职，被迫退休。他内心十分矛盾[6]，这反映在他《学校音乐杂志》最后的文献中。他首先陷入了自己不为人知的恶毒和愤世嫉俗的苦毒之中（这还是他的用词风格吗？）。他的语气咄咄逼人，在对民族教育傲慢的辩护（讽刺）中，他转成对纳粹粗鲁不文雅进行曲风格的歌曲和战斗歌曲无情的清算，反对“无意识的愤怒，不仅抨击年轻人的歌声，甚至反对……整个缪斯教育”，这种态度使得“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瓦格纳完全没有出路”。[7]
保守的海因里希·马尔腾斯多年来宁愿一直处于幕后，管理教会和学校音乐研究所的事务，即使在它暂时并入音乐学院的时候。瓦尔特·库恩在1930年仍然申请加入社会民主党（SPD），试图与纳粹党（NSDAP）一起，反对“约德—凯斯滕贝尔格派系”，对其进行一场尴尬的抹黑活动。[8]夺权之后不久，音乐教育呈现出一幅相当荒凉的景象，希特勒青年团的干部很多都参加过青年运动，这也使得他们在业余时间中从事演奏、演唱、器乐课和集体之夜音乐活动时比较容易，是通过青年之间相互学习[9]来影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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