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音乐教育史: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后的现状

音乐课的整体改革在学校日常教学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新的指导方针第一次为所有年级拟定音乐课，为此第一次规定专业音乐教师必须要在新的机构进行培训。^[103]此外，困顿的经济形势导致实际可用的上课时间大大减少。因此，在7至13年级的课程设置中，每周只有四节音乐课，这使教材“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当大的限制”。^[104]在这些不利条件下，瓦尔特·库恩试图通过用《音乐教育》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来安慰老师。“在我们看来，‘音乐保护’的四个小时是很简单的。如果班级数量增加一倍，课时会自动增加一倍……最初阴沉的画面开始变得明亮起来。”^[105]除此之外，他还提到高年级的“特殊礼物”，也就是“六个课时的自由兴趣课”。^[106]尽管如此，学校音乐改革的起始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非常有限。

曾在1928至1932年担任教育部长顾问的缪尼西决定进行改革，并严正声明反对1931年的紧急与消减课时的条例，因为他们把学校音乐教育的课时减少到还不如1910年改革时的水平。^[107]他觉得自己被凯斯滕贝尔格抛弃了。^[108]事实上，从内容上看，缪尼西似乎已经越来越远离凯斯滕贝尔格了。尽管他为保留改革计划而斗争，但这与内容的改动和课程表有关，他批评了里舍特指导思想的自由主义倾向，并希望在音乐课上再次认识“古老民歌的丰富宝藏”。^[109]因此，他的总结是“捍卫并保留，尽可能地增加1925年改革对它（学校音乐教育）在任何情况下所带来的影响”^[110]，而且尽可能多地关注这个专业在形式组织意义上的增加。

就内容而言，专业上讨论仍然是关于教学上最有用的音名唱名法或首调唱名法的争议。与此同时，所有专业杂志对此的争论表明，老师仍然坚持老派的歌唱课程，在其中19世纪的讨论继续围绕着，什么时候和该如何最好地根据音符学习歌唱。

新媒体的发展驳斥了这一点。以凯斯滕贝尔格的角度来看，广播和唱片为在学校里传播所有流派的艺术音乐提供了全新的可能。1930年，据《瑞士音乐报》调查，德国约有1000万广播听众^[111]（相反，德国广播业声称只有324万听众^[112]）。把广播时间的三分之一分配给新闻服务，剩余的三分之二给艺术和指导！为此，各种广播机构能够提供52%到70%的音乐服务！^[113]因此，在1929年，广播乐团的乐手人数已经增加到439人，电台合唱团的固定歌手人数也增加到了80人。^[114]约德曾在广播中与合唱团一起教授歌唱课，这鼓励了听众一起歌唱。学校电台广播也有所增加，这对学校的需求做出了更为密切的回应。唱片在此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唱片机”（留声机）的生产逐渐增加并且唱片被卖到所有欧洲国家。^[115]自《学校音乐杂志》第一年发行（1928）以来，经常发布中央教育和教学研究所对学校音乐唱片审核批准的唱片清单。讨论课上开始介绍如何在音乐课上使用唱片。1930年，位于科隆的大众图书馆开设了一处唱片借阅部，租借费用为20分尼（4天），仅限于音乐学生和音乐教师借阅。^[116]由于音乐家的参与，使技术的创新成为可能，这归功于意大利作曲家安德烈·费雷托（Andrea Feretto），他发明的打谱机一问世，其专利立即被美国制造商购买。^[117]

1915年在柏林成立的“中央教育与教学研究所”，与普鲁士改革计划的实施紧密相关。它包含专门的艺术教育和大众艺术保护部门。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尔于1921年任命凯斯滕贝尔格为该研究所音乐部的主任，使他能够在这个中央研究所里向整个帝国推行培训内容，这对实现其教育目标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是自1921年以来仍定期举行八届帝国学校音乐周，尽管当时经济困难。^[118]除了各州数目众多的地区性音乐周以及地方学校音乐教师会议和培训班^[119]之外，这八届帝国学校音乐周清楚地反映了改革时期的讨论内容：

1921年第一届柏林帝国学校音乐周

1922年第二届科隆帝国学校音乐周^[120]

1924年第三届布雷斯劳帝国学校音乐周

1925年第四届汉堡帝国学校音乐周

1926年第五届达姆施塔特帝国学校音乐周

1927年第六届德累斯顿帝国学校音乐周

1928年第七届慕尼黑帝国学校音乐周

1929年第八届汉诺威帝国学校音乐周

由于经济危机，在这之后进入了一个停顿期。“为此举办了地区性音乐教育会议，这不会像帝国学院音乐周那样概览音乐教育的整体情况，而是更多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目的是找出帝国中被音乐教育会议忽略的内容。”^[121]1930年秋天，在柯尼斯堡（10月15日至18日）和萨尔布吕肯（10月29日至11月1日）举行了两次地区性会议。^[122]由于经济困难，最终不得不取消1931年预备在柏林召开的第九届帝国学校音乐周。^[123]

大多数德国北部和中部的联邦州在大学或技术学院中进行国民学校教师教育。只有巴伐利亚州和符腾堡州仍坚持在旧式的师范学校或所谓的教育机构中进行师资培养。相比之下，文理中学音乐教师培养紧跟着效仿了普鲁士模式。和科隆一样，音乐学院负责音乐教师的培养。在巴伐利亚，慕尼黑音乐学院在1923年开设了学校音乐教育系[马尔库斯·考赫（Markus Koch）为负责人]。根据1916年旧考试条例，到目前为止，慕尼黑音乐学院和维尔茨堡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对于较高级学校歌唱教师只有一年的职业预备课程。而1927年4月22日的条例规定，培训时间延长到三年（教师资格考试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是一年的见习期（教师资格考试的第二部分）。^[124]

符腾堡州在1927年的《法规》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整，但是国民教师培养被明确规定还是使用传统的见习式培养方法。教职人员只有通过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并至少两年“在一所被承认的高等音乐院校中接受音乐与声乐培训”^[125]，才有资格报考中学教师教育专业。

凯斯滕贝尔格的普通民众教育方案最初^[126]包含的是一个整体音乐教育的构想。然而，他受文化部委托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备忘录》中却只牵涉学校和民众，反映出学校教育领域所受的限制。在学校教学实践中的学校音乐教育改革，是基于在艺术和教育价值基本信念之上对音乐的理解，这并不能得到实施或者只能逐步实施，尽管通过有关教师培养和音乐课的相关法令和教学大纲制定出各种管理条件，但各种情况依旧交织在一起。只有培养出新一代教师来取代在皇帝时代培养的老一辈教师，如此强劲的改革才能有长期的效果。越来越困难的经济形势却迫使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扼杀了长期的发展。因此，接受培训的教师太少，学校合并，工作岗位减少，评估人员不再聘用，这样一来音乐教师协会所要求的在中学中连续开设音乐课，以及原本教学大纲的规定，几乎永远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其中直接影响到未来国民教师的前期音乐教育，他们主要是在文理中学时获得音乐技能的。其次，学校的气氛并不利于改革。在《学校音乐杂志》的一份报告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担忧：

“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下，人们也不能期待在几年内能看到在1927年3月26日颁布的教学大纲指导下学校音乐教学更新的实施和效果。教学大纲要求学校当局、校长和教师对音乐和音乐课要有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态度，这样一来更新换代不可避免。

甚至在教学大纲出台之前，老师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遭受了众所周知的学校歌唱课的困境，因为他们对新歌和音乐充满热情，被新的演唱法和音乐伴奏的活泼形式所吸引。许多年长的老师也曾在歌唱会议或培训班上尝试快乐地学习那些现阶段音乐课所要求他们掌握的东西。这种高涨的势头常常导致老教师的离职，尤其是在较大的学校，个人的工作不受整个教学人员和学校管理层统一、有目标的音乐教育意愿的影响。”^[127]

鉴于音乐所处的困境，就可以理解当纳粹1933年夺取政权后，由于缪斯教育强调对集体的保护，缪斯化的歌唱和音乐演奏很快被采用，缪斯上升到国家意识层面。就像现在所说的“大众教育”，音乐教育与集体思想结合在一起。^[128]因此凯斯滕贝尔格以专业为导向全民的音乐教育思想第一次从议程上删除，而这不仅仅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29]

【注释】

[1]托马斯·曼（Thomas Mann）：《德意志共和国的精神和本质》（瓦尔特·哈特瑙的会议），摘自彼得·德·门德尔松（Peter de Mendelssohn）：《来自德意志共和国——政治讲话和文献、系列从书，第16册，法兰克福，1984，第199页及下文。

[2]D.科兰德（D.Kolland）：《青年音乐运动》，斯图加特，1979，第13页。U.君特多次相当正确地指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在名称上被等同使用的问题。“历史政治观点经常遭遇对原来内容和意义进行改变的问题……和作为政治作战观点被扩大使用，它们的价值变得极其有问题。这也尤其表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上[K.D.布拉彻（K.D.Bracher）：《法西斯主义》，摘自迈耶（Meyer）：《周期词典》，第8册，曼海姆，1973，第547页]。虽然法西斯主义是以极端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作为政权体系的特点，但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激进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不断加剧的时刻，所有“非雅利安人”作为“退化的人”，也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

[3]作为典型要提到的是希尔马·侯克内尔，他是第一个撰写青年音乐运动专著的人，他书的名字使用的不是“德国青年音乐运动”，而是在德国青年运动中的音乐（沃尔芬比尔特，1927）。

[4]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孔哈德·阿梅恩（Konrad Ameln）、威廉·埃曼（Wilhelm Ehmann）、卡尔·戈弗耶（Karl Godderje）、格里奥克·高奇（Georg Götsch）、瓦尔特·汉森（Walther Hensel）、汉恩霍尔德·海登（Reinhold Heyden）、希尔马·侯克内尔（Hilmar Höckner）、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赫尔伯特·尤斯特（Herbert Just）、威廉·卡姆拉（Wilhelm Kamlah）、恩斯特-洛塔尔·冯·克诺尔（Ernst-Lothar von Knorr）、格哈德·马斯茨（Gerhard Maasz）、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埃克哈特·普凡能斯蒂尔（Ekkehart Pfannenstiel）、赫尔曼·海辛巴赫（Herman Reichenbach）、瓦尔特·莱恩（Walter Rein）、罗威尔·严斯（Jens Rohwer）、海恩里希·斯皮塔（Heinrich Spitta）、库尔特·西多（Kurt Sydow）、威廉·特威滕霍夫（Wilhelm Twittenhoff）、泰奥多·瓦尔纳（Theodor Warner）。

[5]H.侯克内尔（H.Höckner）：《德国青年运动中的音乐》，沃尔芬比尔特，1927，第143页。

[6]号召，摘自《琉特琴》，第2年卷，1918—1919，第7刊，1919年4-5月，完全再版收录于W.金特（W.Kindt）主编的《1920—1933德国青年运动——自由青年同盟时期》（青年运动文献III），杜塞尔多夫，1974，第1633-1634页。

[7]921年手稿，摘自H.克吕茨费尔特-容克（H.Krützfeldt-Junker）：《弗里茨·约德对音乐工作的思考》，摘自《弗里茨·约德一篇关于20世纪音乐教育史的文稿——关于1988年汉堡约德学术研讨会的报道》（对话中的音乐，第5册），雷根斯堡，1988，第191页。

[8]关于出版社与青年运动的政治思想交织参看约翰内斯·霍德克（Johannes Hodek）：《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音乐教育运动》，魏恩海姆，1977。

[9]到1929年《乐师》中就已经有25000首歌曲了。

[10]《乐师》的前言，沃尔芬比尔特，1925。

[11]引文出处同上。

[12]关于不同的演出类型，在《音乐女士》合集的附件中给出的一个“使用说明”，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说明。

[13]欣德米特在1926年10月12日给约德的一封信，摘自《德国青年音乐运动》，引文出处同上，第394页。

[14]G.欣德米特（G.Hindemith）：《业余爱好者的需要》，摘自《音乐和社会》，1，1930，第8页及下文。

[15]摘自《同时期文献中的德国青年音乐运动》，汉堡青年音乐运动档案协会主编，沃尔夫比尔特，1980，第228页。

[16]关于青年运动出版社的功能和意义参看约翰内斯·霍德克（Johannes Hodek）：《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音乐教育运动》，魏恩海姆，1977。

[17]第一版《芬肯施泰恩歌曲集》的前言，卡塞尔，1923。

[18]恩斯特·莱比（Ernst Leibi）的文章是对一个新的领导人天真和狂热的完美期待，在其中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都交织在一起。在汉森编辑的歌曲集《直立的小旗帜》（卡塞尔，1933，第38页）注有提示：“在1919年五旬节于卡尔斯巴德的瓦尔茨的国立教堂中第一次演唱。”

[19]《我是怎样参加青年音乐运动的——闲聊中的传记轶事》，摘自《音乐教育期刊》，42，1987，第32-37页。

[20]920—1937年和1945—1958年弗莱堡大学音乐学的教席教授。

[21]古尔利特（Gurlitt）在弗莱堡的学生，1928年为海德堡大学音乐学教授，1948年为耶拿的教席教授，1956—1965年在莱比锡。

[22]W.哈克（W.Haacke）：《我是怎样参加青年音乐运动的》，引文出处同上，第35页。

[23]W.哈克（W.Haacke）：《论民歌的轨迹》，卡塞尔，1944，第12页。

[24]在不莱梅教师协会1906年1月14日的记录中如此写道：“与今天知识型的学校相比，未来的学校必须是一所劳作的学校，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工作车间，在其中指导每个孩子自己的工作。”摘自H.雷默曼（H.Lemmermann）：《弗里茨·约德一篇关于20世纪音乐教育史的文稿——关于1988年汉堡约德学术研讨会的报道》（对话中的音乐，第5册），引文出处同上，第21页。

[25]参看《每一次射击就是一个俄罗斯人！新的战争歌曲》和《每一次撞击就是一个法国人！新的战争歌曲》，两首都出现在候鸟协会的出版物和出版了众多约德歌曲的1914年耶拿奥根·迪德里希（Eugen Diederich）自由德国青年的出版物中。参看H.雷默曼（H.Lemmermann）：《帝国中的战争教育》，引文出处同上，第2册，文献，第905页及下文。

[26]1918年约德在汉堡自由德国青年出版社中出版《青年音乐文化——由青年运动激起的》。

[27]参看W.克来默（W.Kramer）的历史资料考证描述：《以1919年“音乐和教育”中学校日常生活图像为例——论弗里茨·约德教学观点的形式和功能》，摘自《1988年约德学术研讨会》，引文出处同上，第56页及下文。

[28]“生活图像”的概念可以追溯到L.F.戈博尔贝克（L.F.Göbelbecker）的一篇文章（《在教育改革所谋求的自然性意义中的教学实践……》），其是在1904年于威斯巴登出版的。

[29]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学校建设中的音乐迁移》，摘自《学校音乐教育和合唱教学——献于汉在诺威举行的第八届帝国学校音乐教育周》，莱比锡，1930，第66页。

[30]对此它不同于奥古斯堡的“演唱学校”，“演唱学校”是由艾伯特·葛海内尔（1867—1943）在1905年为了改善国民学校的歌唱教学而建立的。

[31]摘自《德国青年音乐运动》，引文出处同上，第724页。

[32]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国民学校》，摘自《乐师》，1922—1923，摘自《德国青年音乐运动》，引文出处同上，第709页。

[33]“就我的部分而言，我反对任何一种对我们专业音乐教学改革认为不足的无理要求”，约德在1919年的《音乐和教育》中已经写明。

[34]参看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通过广播电台来保护民歌和青年音乐》，摘自《乐师》，1929，摘自《德国青年音乐运动》，引文出处同上，第507页及下文。

[35]参看Th.瓦尔纳（Th.Warner）：《在文化和艺术之间的缪斯教育》，柏林，1954，第5页。

[36]Th.瓦尔纳（Th.Warner）：《缪斯教育——一个幽灵？》摘自《音乐教育期刊》，5，1978，第32页。

[37]Th.瓦尔纳（Th.Warner）：《在文化和艺术之间的缪斯教育》，引文出处同上，第6页。

[38]G.格里奥克（G.Götsch）：《缪斯教育》，第1册，沃尔夫比尔特，1953，第110页及下文。

[39]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音乐和教育》，柏林，1919，第18页及下文。

[40]引文出处同上，第23、25、29页。

[41]F.威尔佛（F.Werfel）：《现实主义和内心世界》（1931年5月6日在维也纳文化协会的讲话），柏林，1932，第25页及下文。

[42]O.哈瑟（O.Haase）：《缪斯生活》，汉诺威，1951。

[43]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音乐和教育》，沃尔芬比尔特，1919，1924年第2版，第11页及下文。

[44]K.v.伯克曼（K.v.Boeckmann）：《音乐才能、音乐课、节奏韵律体操》，摘自弗里茨·约德（主编）：《青年音乐文化》，汉堡，1918，第145页。

[45]C.奥尔夫（C.Orff）：《学校教程——回顾和展望》，摘自奥尔夫学院，1963年年鉴，美因茨，1964，第13页及下文。

[46]引文出处同上。

[47]引文出处同上，第16页。

[48]961年在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学院”中成立奥尔夫学院，主要研究和教授奥尔夫的音乐教育观点。

[49]它实施独立教学方法和训练课程，但是在组织上却隶属于柏林教会音乐和学校音乐专科学校。

[50]G.高奇（G.Götsch）：《缪斯教育，一种方法的见证》，第2册：报道，沃尔夫比尔特，1953，第153页。

[51]引文出处同上，第162页。

[52]R.韦伯（R.Weber）：《与库尔特·西多的谈话》，摘自《音乐教育期刊》，20，1982年11月，第7页。西多通过约德和高奇进入歌唱运动，在马丁·陆赛尔克之下作为音乐教师（1929—1932）去到“海边学校”。战后，他首先在威斯马尔作为音乐会大师，之后从事教师教育的工作，最后直到1965年在奥斯纳布吕克音乐学院工作。

[53]E.克里克（E.Kieck）：《音乐的教育功能》，摘自《缪斯教育》，莱比锡，1933，第4页。同样是在《缪斯教育》的文章中，引文出处同上，第16页。

[54]参看E.克里克（E.Krieck）：《缪斯教育》，引文出处同上，第9页。

[55]乡村维克多夫自由学校社区音乐教学工作是在哈尔姆和陆赛尔克的主导下进行的，其他被称为自由学校社区的还包括如在豪赫瓦尔德豪森的丢赫尔学校（H.侯克内尔）或是莱茨林根的自由学校和工作社区（B.乌福海希特）。(www.xing528.com)

[56]H.马尔腾斯（H.Martens）：《新的轨道》，摘自《校园歌曲月刊》，14，1920，第216页及下文。关于这篇文章的意义U.艾卡特-贝克（U.Eckart-Bäcker）第一次对H.马尔腾斯（《音乐教师——一位真正的领导》，摘自《1992年音乐教育研究报道》，奥格斯堡，1993，第80页）做了一个研究。

[57]《帝国宪法》143条说：“必须有公共机构确保青年的教育。由帝国、各州和乡镇一起负责机构的建设工作。根据基本原则，教师教育一般属于高等教育，由帝国统一管理。”摘自H.哈默尔（H.Hammel）：《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斯图加特，1990，第12页。

[58]参看E.布豪斯内尔（E.Preußner）：《普通教育和音乐教育》，莱比锡，1929，第10页及下文。

[59]德国女性音乐教师协会的代表和主音—Do—联盟的坚定拥护者。

[60]柏林文理中学的教师，同时也是克林德沃尔斯·沙尔文卡音乐学院的练耳和钢琴教师，并且是“普鲁士较高级教学机构音乐教师协会”的创始人；自1929年以来也是教会音乐和学校音乐专科学校的讲师。在他退休（1934）之后，于1935年被魏玛音乐学院返聘，于1939年被官方聘为学校音乐教育系的领导。

[61]920年帝国学校会议，官方报道，莱比锡，1921，摘自G.布豪恩（G.Braun）：《普鲁士学校音乐教育》，卡塞尔，1957，第74页。

[62]官方报道，1921，第895页，对此参看H.哈默尔（H.Hammel），引文出处同上，第23页。

[63]在那个时期，提尔对文化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文化部长博利茨也宣称说：“提尔对我们所说的，就是有用的。”摘自G.布豪恩（G.Braun），引文出处同前，第85页。

[64]L.凯斯滕贝尔格在1952年2月23日给G.布豪恩的一封信，摘自G.布豪恩（G.Braun），引文出处同上，第72页。

[65]《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用书》，根据原稿（大约1917年）由齐格蒙德·海尔姆（Siegmund Helm）编定，法兰克福，1989（《音乐教育文献中心文档》原文锦集，第10册），较高级男子学校的歌唱课，莱比锡，1919。引人注意的是，在这里已经起草了大量组织上的改革建议。鉴于与凯斯滕贝尔格的友好关系，缪勒对凯斯滕贝尔格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音乐教育和音乐保护》中凯斯滕贝尔格在关于较高级男子学校的歌唱课的参考书目中提及了这本书。

[66]L.凯斯滕贝尔格（L.Kestenberg）：《音乐教育和音乐保护》，莱比锡，1921，法兰克福再版，1990，第3页。

[67]引文出处同上，第4页。

[68]参看引文出处同上，第6页。

[69]引文出处同上，第6页。

[70]引文出处同上，第26页。

[71]引文出处同上，第83页。

[72]引文出处同上，第31和85页及下文。

[73]《关于学校和民众整体音乐保护的备忘录》（1923年4月25日文化部公布），摘自L.凯斯滕贝尔格（L.Kestenberg）：《普鲁士学校音乐课——给较高级学校、中学和国民学校的官方法令》，柏林，1927，第7-53页；同样还有G.布豪恩（G.Braun），引文出处同上，第127-141页；摘自E.瑙尔特（E.Nolte）：《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引文出处同上，第112-121页。

[74]对此参看海德·哈默尔（Heide Hammel）：《魏玛共和国的学校音乐教育》，特别是《凯斯滕贝尔格的思想转变》这一章节，斯图加特，1990，第143页及下文。

[75]在1921年政府组阁中，多数比率已经转向有利于中右翼联盟。民主人民党已作为第四联盟盟友进入政府，并于这期间向文化部部长奥托·博利茨（1921—1925）提交了1923年4月公告的《备忘录》。“在冲突事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和其他政治团体或单独从权利中心和民主人民党以多数票否决。”（H.哈默尔，引文出处同上，第136页。）

[76]对此参看凯斯滕贝尔于1952年2月23日的信，摘自G.布豪恩（G.Braun），引文出处同上，第72页。

[77]1922年离开早期的教会音乐专科学校。

[78]凯斯滕贝尔格的一篇发表于1957年与约德有关的文章（柏林的任命），摘自R.斯塔佩尔贝格（R.Stapelberg）：《F.约德生活和作品》，特洛辛根，1957，第33页。

[79]凯斯滕贝尔格在1958年9月4日给约德的一封信，摘自F.约德（F.Jöde）：《一篇关于20世纪音乐教育史的文稿》（《1988年汉堡约德学术研讨会》），雷根斯堡，1988，第179页。

[80]在国立教会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专科学校中的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与培训（《音乐教育文献中心文档》文献38），第83页。

[81]G.侯尔特迈伊尔（G.Holtmeyer）：《F.约德音乐教育的意图和凯斯滕贝尔格的改革——一致性与界限》，摘自《1988年汉堡约德学术研讨会》，引文出处同上，第91页。

[82]参看《音乐教育与音乐保护》，引文出处同上，第82页及下文。

[83]参看U.君特（U.Günther）：《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摘自《音乐教育手册》，第1册，卡塞尔，1986，第120页。

[84]参看《官方使用说明》，摘自《音乐教育》，2，1925，第93页。

[85]本·埃塞尔（Ben Esser）：《普鲁士教育专科学校中的音乐与音乐保护》，摘自《学校音乐教育和合唱教学——汉诺威第八届帝国学校音乐教育周的报告》，莱比锡，1930，第114页及下文。

[86]参看引文出处同上，第121页。

[87]瓦尔特·库恩（Walter Kühn）是一位文理中学的教师和月刊杂志《音乐教育》中一位才思敏捷的编辑（1924.1—1933.10）。但是他“肆无忌惮的野心”让他在1930年代初对“约德—凯斯滕贝尔格集团”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关于他的诽谤和影射参看《学校音乐教育期刊》，第6卷，1933，第31页及下文；这个极其耀眼的个性化传记，U.君特（U.Günther）在他的文中进行了批判：《机会主义者？论政治动荡时期的主要音乐教育家传记》，摘自H.J.凯撒（H.J.Kaiser，主编），《音乐的经历》，埃森，1992，第267-285页（《音乐教育研究》，第13册）。

[88]参看关于对科尼斯堡学院肯定，“作为高级文理中学教师预备机构……在建立和扩展……现在被关闭之后。”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第4卷，1931，第223页及下文。

[89]922年《普鲁士整体教学管理中心公报》，第257页及下文，摘自G.布豪恩（G.Braun），引文出处同上，附件12，第141-151页，关于考试制度请参看U.君特（U.Günther）的详细研究：《从考试制度中反射出的65年音乐教师教育——以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和下萨克森州为例，摘自1988年《音乐教育期刊》，第45期，第22-30页；第46期，第23-32页；第47期，第26-35页。

[90]教师培养中是更多强调实践还是学术理论的思考，已经在凯斯滕贝尔格的第一份文稿中简要描述过。在这里，他给那些不能或不想参加合唱团的所有学生提出一份教学计划的部分建议。他们应该得到在音乐欣赏和理解方面的概览课程。“对于这两部分的内容来说，每个都应开设两课时，所以教师每周同样一个班应有四课时的课。”（《音乐教育与音乐保护》，莱比锡，1921，第29页及下文）。

[91]1928年8月27日普鲁士科学、艺术和国民教育部法令（摘自《音乐教育》，5，1928，第285页及下文）。

[92]摘自G.布豪恩（G.Braun），引文出处同上，附件16，第155-159页。

[93]参看H.哈默尔（H.Hammel），引文出处同上，附件16，第121页。

[94]缪尼西在1918年建立了“普鲁士较高级教学机构音乐教师协会”，并且是音乐教育杂志的共同编辑者（《学校音乐教育保护的半月刊》，1918年及以下年份；之后1928—1934年间出版《学校音乐教育杂志》，主编为约德、马尔腾斯、缪尼西、特豪特万）。1928年他被任命为部长专业顾问。关于传记参看A.克劳斯（A.Krauss）：《R.缪尼西——一生献给音乐教育》，摘自《理查德·缪尼西80周年纪念文集》，莱比锡，1957，第133-151页。

[95]摘自G.布豪恩（G.Braun），引文出处同上，附件6，第159-166页；以及摘自E.瑙尔特（E.Nolte）：《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引文出处同上，第121-133页；在这里还引用L.凯斯滕贝尔格（L.Kestenberg，主编）：《普鲁士学校音乐课——给较高级学校的官方规定》，莱比锡，1927（外德曼袖珍版，第52册）。

[96]R.缪尼西（R.Münnich）：《学校音乐教育杂志》，5，1932，第224页。因此人们能从这思考，缪尼西不仅仅只是撰写“教学法的评论”。

[97]《普鲁士学校音乐课——给较高级学校的官方规定》，引文出处同上，第108页及下文。

[98]引文出处同上，第120页。

[99]“宗教和音乐有它们非理性、超自然的根源”，引文出处同上，第118页。

[100]引文出处同上，第108页。

[101]因此凯斯滕贝尔格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议会多数人的要求，并要和不同的文化部长打交道：任职到1921年的空哈德·海尼史（Konrad Haenisch，德国社会民主党），任期很短的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无党派），1921—1925年的奥托·博利茨（Otto Boelitz，民主人民党），1925—1930年再次是C.H.贝克尔（C.H.Becker）。因此，在这允许更多涉及缪斯思想，而较少涉及凯斯滕贝尔格（哈默尔）的“感受的变化”，及均衡不同的兴趣，特别也是通过缪尼西的建构编写。

[102]925年4月6日的文化部法令，摘自《普鲁士学校音乐课——给较高级学校的官方规定》，引文出处同上，第108页及下文。

[103]直到这一时期，才为较高级学校（文理中学）音乐教师设立专门的教育，之前完全没有。在那任教的教师是来自见习式培训学校毕业的师范生，并且在他们第二次师范教育考试之后，继续在教会音乐学院或与此相应的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学院接受声乐教师教育。他们只教低年级的歌唱课（五和六年级）。

[104]对此详细参考1925年的教学计划。参看布豪恩（Braun），引文出处同上，附件16，第166页。

[105]W.库恩（W.Kühn）：《学校教育改革和艺术教育》，摘自《音乐教育》，1，1924，第4期，第35页。

[106]引文出处同上。

[107]缪尼西（Münnich）：《拆除》，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4，1931，第11期，第208页及下文。

[108]参看A.克劳斯（A.Krauß）：《R.缪尼西——一生献给音乐教育》，摘自《理查德·缪尼西80周年纪念文集》，莱比锡，1957，第144页；以及H.格豪斯曼（H.Großmann）：《90周年诞辰讲话》，魏玛，1967（原稿）。

[109]R.缪尼西（R.Münnich）：《1925年改革的意义和命运》，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5，1932，第12期，第222页。

[110]引文出处同上，第234页。

[111]参看《音乐和社会》，1，1930，第1期，第30页。

[112]引文出处同上，第2期，第63页。

[113]引文出处同上，第1期，第30页。

[114]参看比较统计报告，摘自《音乐和社会》，1，1930，第4期，第131页。

[115]对此参看统计报告，摘自《音乐和社会》，1，1930，第2期，第66页和第4期，第132页。

[116]参看《音乐和社会》，1，1930，第2期，第67页。

[117]《音乐和社会》，1，1930，第5期，第162页。

[118]由于这些原因，计划在1923年秋于布雷斯劳举行的学校音乐教育周，不得不推迟到1924年的春季举行。

[119]柏林音乐教育工作协会特别活跃，“德国音乐教师联盟”在1927年与柏林举办了它的“第一届德国学校音乐教育大会”。

[120]因为经济形势的原因，第二至第四届学校音乐教育周没有出版大会相关报道。但是，个别文稿在音乐教育专业杂志中被发表。

[121]摘自《音乐和社会》，1，1930，第5期，第157页。

[122]参看相关会议报道，摘自《音乐保护》，1，1930—1931，第463-465页。

[123]参看《学校音乐教育期刊》，4，1931，第184页；《音乐教育》，8，1931，第252页。关于取消事件在《学校音乐教育期刊》，4，1931，第203页中做了详细说明。

[124]对此参看B.施特博林（B.Stäblein）：《巴伐利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摘自《音乐教育》，5，1928，第10期，第312-317页。

[125]参看1927年2月1日的《符腾堡较高级学校声乐和音乐教师考试制度》，第2313期，摘自《音乐教育》，5，1928，第3期，第81页及下文。

[126]参看他1921年的《音乐教育与音乐保护》中广泛和全面的附录。

[127]W.海德曼（W.Heidemann），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6，1933，第41页及下文。

[128]G.贝伦特（G.Behrendt），摘自《学校音乐教育期刊》，6，1933，第41页及下文。

[129]L.U.亚伯拉罕部分死心，但同时又在带有挑衅的引人深思的音乐教育回顾中对凯斯滕贝尔格的改革在整体上失败做出了阐释。参看L.U.亚伯拉罕（L.U.Abraham）：《音乐教育改革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收获》，摘自W.格鲁恩（W.Gruhn，主编）：《音乐教育和文化》，雷根斯堡，1987，第125页（《弗莱堡音乐学院的高校文献》，第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