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高奇（Georg Götsch，1895—1956）在1929年10月15日由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尔举行落成典礼的法兰克福与奥得河音乐之家，试图实现缪斯作为生活原则的理念。音乐之家不是学校，而是培训中心。[49]这些课程主要以缪斯教育的精神为主，对国民学校教师、合唱指挥、管风琴师、教会领唱、协会和社团领导人进行继续教育。音乐之家的理念应该是与一个缪斯精英培训的理念相结合的，源于乡村教育之家运动作为教育改革进步的代名词。如果说约德致力于大众普及教育，那么高奇的音乐之家就致力于选定的青年领袖和教育工作者的继续教育。缪斯理念仍然是其中心，不仅仅要学习音乐和其他艺术，还要为它创造一个生活空间。即使是建筑设计[建筑师奥拓·巴尔特宁教授（Prof.Otto Bartning）]也应表达生活空间与会议场地、工作与庆典的统一。在这里，缪斯理念早已处在民众教育的轨道之中了。“因此，音乐、语言和律动在音乐之家作为一个整体被实践和教导，因为他们在不间断的民众生活中处处与我们相遇。”[50]如果说，这里民间舞蹈和民间音乐起初似乎还显现出在浪漫化变形中对不间断民众生活的传播，那高奇在193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则很分明。这个观念他在1953年的《缪斯教育》第二卷再次提到，更清楚地说明，这种创建还包含“对德国东部地区的强烈渗透和精神殖民”的政治意图。[51]1977年，在歌唱运动中长大的库尔特·西多（Kurt Sydow，1908—1981）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高奇所有的工作总是含有政治目的”。[52]
教育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1882—1947）在其作品《缪斯教育》（1933）中解释了缪斯教育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早在1927年，他就和社会学家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1887—1969）一起作为特邀演讲人被邀前往在利希滕塔尔（Lichtental）举办的乐师协会第二届帝国领袖周，并因此接触到青年音乐运动。1933年后，克里克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缪斯教育的“意识形态首席专家”。他看到缪斯艺术的教育功能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伦理学相关联，也就是在调解日常生活与庆典、感性与灵性、理性与狂喜之间的教育功能……“节奏律动、舞蹈、音乐和诗歌，在欣喜若狂的兴奋模式之下，站在狂欢的物质手段和神秘沉浸的精神手段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既是感官上的，又是精神上的。”[53](www.xing528.com)
他在“一定的精神生活态度、品德、特征”中看到了教育的任务。[54]因为克里克把缪斯恰好定位在醉人的狂欢和神秘的淹没之间的张力中，所以能够对品德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缪斯教育能够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教育措施。从这个苗头来看，这种理念完全根植于不合理的悖论中，其目的在于庆祝、精神上的提升和令人陶醉的兴奋，已经在早期非政治性的缪斯教育理念中被铭刻。因此，它远离艺术教育运动的所有艺术起点。在意识形态易受影响的非理性中和完全以缪斯活动为基础的态度上，刻意要凌驾于可控的理性之上，这为危险的弱点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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