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候鸟协会青年觉醒的同时,开始了一个普遍的教育运动,其中新成立的农村教育之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赫尔曼·利茨在以英国为蓝本中创建了这类学校。他曾在耶拿学习神学和哲学,并通过了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受费希特关于一所新学校作为国家重生之地的思想的启发,以及受目前教育学影响,他对当前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使他转向了教学职业。通过他的耶拿大学教师威廉·莱恩(Wilhelm Rein)的介绍,他在阿博茨霍尔姆的新学校教书一年(1896—1897),该学校是由塞西尔·雷迪(Cecil Reddie,1858—1932)在1889年建立的一所国际学校。曾在哥廷根学习过化学和哲学的雷迪渴望在这所学校实现一种新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其以合理的方法和严格的管教为基础。[57]这所学校给利茨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写下了具有小说性质的报道——《埃姆洛浦斯涛巴》(Emlobstobba,1897),并创办和发展了第一所范本性质的乡村教育之家,这是他于1898年在伊尔森(哈尔茨)的粉磨厂中开办的。在那里,他采用了阿博茨霍尔姆学校的经验,从外部办学直到日常规则和饮食规则的最小细节。根据“健全的精神基于健全的身体”的原则,他在自然(农村)环境中等同看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教育,提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58]该学校依然根据学校分段原则和性别原则进行分级分类教学。因此,于1898年在伊尔森堡(低年级)开办乡村教育之家,于1901年在图林根州的豪宾达(Haubinda)开办初级中学,而之后三年的高中阶段则于1904年在比贝尔施泰因(伦山)城堡开办。
没有受到同一时期兴起的候鸟协会民歌运动的影响,音乐在利茨的乡村教育之家是作为教育原则来看待的。“在傍晚安静时刻”[59]演奏和听赏音乐作品应该要服务于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在他的《德国民族学校的教学大纲》[60]中(这应该是为乡村教育之家编写的)人们发现在“艺术”领域,只有“绘画”这个科目,尽管它的教育效果总体上看是如此被强调,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目,其中也涉及音乐教学。因为音乐的实践被理解为加强情感教育和意志教育的一般原则。所以在现有的乡村教育之家的课时表中,也是有“歌唱”课的(低年级和中等年级三小时,高年级两小时);与此相反在旧的传统中,“音乐”只是指表演和器乐练习。
班上实际的音乐练习基本上局限于民歌。然而,学校对音乐关注不是在课堂教学之中,而是以所谓的“小教堂”为中心,可举办由音乐教师参与的,从全班、合唱团或乐队为单位的演出活动。尽管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雷迪在阿博茨霍尔姆创办的学校,在当地的“礼拜堂”中组织文学阅读活动[61],但是这个称号无疑揭示了一些浪漫主义的把艺术作为宗教替代品的观点。
利茨的乡村教育之家如同生殖细胞一样不断被建立,当然不是因为如今所见其革命性的改革思想,而是因为肤浅的个人矛盾和阴谋引发的。[62]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个过渡时期,学校改革绝不是处在第一位的,而是融入了综合性的生命更新运动。乡村教育之家的构思在这里只是一种理念。但是,利茨首先以他的思想和能力吸引了所有人,让教育改革力量聚集在这里,尽管他们很快就摆脱了利茨僵化的民族主义观点,继续在自己的学校中推行改革:1906年古斯塔夫·维尼肯在维克斯多夫自由学校社区进行改革(图林根州);1910年保罗·吉赫布(Paul Geheeb)在欧博哈姆巴赫(地名)的欧登瓦尔德学校中进行改革;马丁·陆赛尔克(Martin Luserke)在北海岛屿的海边学校进行改革。此外还创建了其他自由学校。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共有约30所学校被建成,其中在弗格斯贝格边上的浩赫瓦尔德豪森(Hochwaldhausen am Vogelsberg)自由学校社区“丢勒学校”(1917)和贝格施特拉塞的奥尔巴赫(Auerbach an der Bergstraße)“自由学校工厂社区”(1919,后来是莱茨林根)在音乐方面特别活跃。
古斯塔夫·维尼肯(Gustav Wyneken)和自由学校社区
1900年,古斯塔夫·维尼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作为老师任教于伊森堡的乡村教育之家,并在1901年利茨离开后接管学校的管理工作。1903年,他调任到豪宾达,在那里遇见了奥古斯特·哈尔姆(August Halm,1869—1929),其后来作为维克多夫自由学校社区的音乐教师与维尼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他对学校生活中的艺术教育有了范例式的认识,这与候鸟协会青年文化的总体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在这里器乐作品的演奏和听赏代替了民歌的演唱。维尼肯认识到其重要性:
“1903年,作曲家奥古斯特·哈尔姆同时和我作为音乐教育者来到豪宾达乡村教育之家工作。几周后,当我们彼此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之后,我们发现了彼此之间的一种奇怪关系,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音乐文化的要点和决定点中,得出了大致相同的评价,这个评价远没有人与我们分享……”[63]
图8.7 古斯塔夫·维尼肯
这种“评价”既提到了对作曲家巴赫和布鲁克纳的普遍崇高敬意,也提到了艺术音乐作为一种精神的客观化所带来的一般教育意义。在维尼肯与利茨分道扬镳之后,于1906年与吉赫布、陆赛尔克一起在维克多夫建立了自由学校社区,他还将哈尔姆从豪宾达邀请到他的学校工作。因此,在维尼肯智慧地带领下,活力四射的戏剧人陆赛尔克和音乐家哈尔姆,在这所学校创造了一种非凡的文化生活。而且维尼肯和哈尔姆绝对不同于候鸟协会以民歌保护为主的做法,其不仅涉及审美对象,还包括音乐传承保护的功能作用。音乐活动不再为团队建设服务。音乐在这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被高举为教学对象。与艺术作品相关的教学活动,主要是巴赫、贝多芬和布鲁克纳的作品,服务于客观精神。“为了这个经验,我们的教育必须使年轻人做好准备和拥有能力。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目的,不是为了在艺术的激烈斗争中寻求休息和解脱,不是为了通过艺术来温暖他们的情感,从而激起他们更高的情感,而是为了艺术的体验。”[64]即使在缪斯补充论文出现之前,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艺术教育的自身价值。
因此,自由教育小组的音乐不只是为了美化学校生活,还应该是“精神本质”[65]的反思对象。故音乐教育的目标是拥有“理解和判断”的能力。[66]同样,哈尔姆把“艺术价值的基本知识”确定为教学的原本任务,“服务于系统化的听赏教育,对作品的建构和语言价值的认识”。[67]哈尔姆比维尼肯更加不信任那种用音乐激起的,或人们误解为内容的迷醉感受。因此,他同样严格地拒绝了克雷兹施马尔和谢林即将进行的解释学的尝试,“其他地区使用的那些思想和情感,根据其所谓的内容来解读音乐,其不仅将图像当作隐喻,而且还将其附加到图片,并在其中预先看到音乐过程的内容和教学过程”。[68]他更感兴趣的是,对音乐内在力量和倾向的观察,以便能够认识和理解作品所谋求的动机、和声转变和形式上的布局,以及在听众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期望。哈尔姆在他所有的文献中发展了这种音乐有机体的思想,从而影响了弗里茨·约德和厄恩斯特·库尔特(Ernst Kurth)的音乐思想。在哈尔姆于1912年作为一名音乐学家得到伯尔尼大学授课资格之前,他们在1911—1912年作为音乐教师成为哈尔姆的继任者,在维克多夫自由学校社区开展教学。
图8.8 奥古斯特·哈尔姆
作为一名实践性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哈尔姆最初在学校教授器乐课(除钢琴以外他还会演奏所有弦乐器),并负责组织学校的音乐生活。于是他组建了一个弦乐四重奏组,并亲自加入演奏,还负责合唱团和学校管弦乐队。在每周一次有规律的音乐之夜上,他们演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哈尔姆本人的室内乐和交响乐作品,有时还在双钢琴上演奏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还有个别巴赫的清唱剧、合唱作品和古老的合唱音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尔姆在这些活动中都会做“音乐会介绍”,他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和中间,对每个作品进行介绍和教学。“这些音乐会介绍绝不是普通的教育。关于人们必须知道的音乐、音乐史、作曲家和他们的生活,都不会在介绍中出现。他们只涉及音乐本身及其生活、形式和规律……当时没有和声或曲式课,而是音乐作品的艺术教学。”[69]那么音乐会的介绍就构成了他关于《两种音乐文化》(1913)一书的基础,这就与厄恩斯特·库尔特在维克斯多夫自由学校社区中编写了他的《线性对位的基本原理》(1917)一样。[70]
在凯斯滕贝尔格之前,这种艺术教学在维克斯多夫实践了很久,正如自由学校社区所理解的那样,对青年文化和教育的理解与德国自由青年和候鸟协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自由学校社区一月份的月刊中,维尼肯第一次集中讨论了候鸟协会的文化概念。他在这里对文化概念进行定性再评估,从而对艺术美学自身要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拒绝候鸟协会中那种仅仅是功能性的歌唱,就像其在一个“艺术永恒”中的“时代逃亡”一样。[71]他承认青年运动从资产阶级音乐界爆发的合法性。“它真得这么做了,严肃地逃离我们带有资产阶级音乐会伪善的音乐厅活动,和一般音乐报纸写作的空洞和愚蠢,独立行事……如果没有首领,它看起来就是资产阶级艺术活动、公众舆论和所谓普通教育毫无防备能力的传播。它对此感到荣幸,背弃一切混乱,跑进树林,然后逐渐开始自己搜索一种艺术,在其中找到对自己感受的一些真实的表达。[72]但是现在不应该放弃审美价值尺度。因此,作为一个教育任务,他把“歌曲”与“伟大的音乐”置于对比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必须培养排序差异的感受。
哈尔姆和维尼肯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的自主教育价值是不争的事实,并一直把它作为自由学校社区的教育目标,所以他们将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摒弃的整个青年运动和教育改革分开。他们主要把带有音乐力量的精神交锋置于第一线,通过对艺术高品质家庭音乐的关怀来实现,但是不允许背弃与人民的连接。这是他们对马克斯·雷格尔(Max Reger)或理查·施特劳斯当时所创作的新音乐的指责,哈尔姆把这种“奢侈艺术”更愿归类于“消融人民的力量”。[73]对当时音乐面临困难的拒绝,不应让教育改革者来承担,而是因为对音乐的保护从学校教育中被分离,以反对校外艺术的发展,于是他们自己承担了创造“音乐永恒”的责任,这是他们对候鸟协会正确的指责。
维尼肯显然具有好争论和很难相处的个性。[74]他的智慧才华和教育创新的能力,使他成为教育改革运动的精神中心,如他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他天生的,他比较善于合作和与人对话。他很大的个人问题[75]、他的独裁统治和对他同性恋癖好的猜测,导致了不断的冲突。在几年之后,维尼肯投身于迈宁根政府,并于1910年被解聘,由于他支持对青年批判的精神。因此校长由马丁·陆赛尔克(Martin Luserke)担任,他在维克斯多夫一直任职到1924年。他也和他在豪宾达的同事保罗·吉赫布(Paul Geheeb)疏远了。1909年,这个人和维尼肯分道扬镳,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当维尼肯在1913年左右的动荡岁月里试图从外部影响学校的时候,维尼肯和陆赛尔克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直到1919年,维尼肯才回到维克多夫,但不久之后,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放弃了自己的职位。,他于1923—1931年回到学校,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30年代,他曾经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者的帮助下,最后一次试图取得领导权。1946年,他再次被任命为维克多夫的负责人,但他不能再接受这份工作。1945年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大众传媒工作,直到1964年去世。
施瓦茨瓦尔德机构
这里至少要简单地提到一个短暂出现的有关学校的特殊类型,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强调开拓真正新艺术的地方。1901年,奥耶格妮·施瓦茨瓦尔德(Eugenie Schwarzwald)在维也纳创办了“施瓦茨瓦尔德机构”,这是一个男女同校的学前班,后面跟着实科文理学校和女子学校。这种非传统的方式既实现了男女同校的思想,也在自由的学习氛围中实践了创造性的教育,其来自于艺术的最新成就。在这里,奥托·隆美尔(Otto Rommel)教授文学,奥斯卡·科科什卡(Oskar Kokoschka)有时教授美术课,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介绍现代建筑学,挨贡·韦勒斯(Egon Wellesz)教授学生音乐。[76]1913年以利茨的乡村教育之家为范例计划在塞莫灵建立的类似学校,由于战争爆发,就没有再创建了。
保罗·吉赫布和欧登瓦尔德学校(www.xing528.com)
作为药剂师和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儿子,保罗·吉赫布(1870—1961)经历了一个在多种专业间和长期大学学习中自我寻求的过程,先是神学(20个学期,1893年通过考试),然后是哲学、东方语言、自然科学、心理学和医学(特别是心理和神经病理学),最后在柏林和耶拿学习语言学(1899年,通过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国家考试)。在这里,他在1892年的宗教哲学研讨会上遇见了赫尔曼·利茨,并赞同利茨的教育哲学思想。他于1902年去了阿博茨霍尔姆(Abbotsholme),但因疾病,不久便不得不返回德国。[77]1902年,利茨邀请他在豪宾达教书,在那里他遇见了古斯塔夫·维尼肯、奥古斯特·哈尔姆和马丁·陆赛尔克。1904年,当利茨将高年级搬迁至比贝尔施泰因时,他任命吉赫布为豪宾达的负责人。
吉赫布注重学生的自由发展,这与利茨所主张的履行职责和服从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于是,利茨越来越明显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态度最终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78]吉赫布在1906年与维尼肯一起创办了维克斯多夫自由学校社区,哈尔姆以及陆赛尔克也在这里任教。他被萨克森-迈宁根的侯爵任命为校长,然后应他的要求与维尼肯共同管理。在这里,两个人的气场完全对立,吉赫布是安静、等待、观察和帮助,而维尼肯是热情、敦促、领导、塑造[79],很快二人就分道扬镳。[80]1909年,吉赫布离开了维克多夫。一年后,也就是1910年4月14日,他在黑森州开办了一所新的学校——欧登瓦尔德学校,那儿的政治气氛似乎最适合他,欧登瓦尔德学校很快成为了一个被朝圣的教学场所,格奥尔格·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部长(Carl Heinrich Becker)、爱德华·斯普兰格(Eduard Spranger)、阿尔伯特·施瓦策尔(Albert Schweitzer)和印度哲学家泰戈尔(Tagore)都在他们的朋友圈中讲述这所学校。学生包括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Klaus)、帕梅拉·韦德金德(Pamela Wedekind)、侯沙林德·冯·奥赛斯基(Rosalinde von Ossietzky)。因此,与其他住宿学校一样,社会上的精英把子女托付给私立学校这个教育岛,而教育岛则使教学变革和创意更新成为可能。
在学校中被称为“保罗”的吉赫布,在合作领导的模式中创建了一个“没有校长”、“明显具有贵族特色的民主”[81]、第一个坚定不移地推行男女同校原则的学校。他把教育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完全自由学习的基础上。对此马丁·瓦根善恩(Martin Wagenschein,1896—1988)用一个直观的方式,对他在那里从事的几年教学工作的讲述,证明了这些:
“保罗·吉赫布的学校,这个独特的教育共和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利茨建校之后认真教学的地方。在那所有的生活和活动都带有浓厚的教育氛围。”[82]
关于他们的特点,让国立学校的老师们不禁感到惊讶和赞叹,他说:
“其从幼儿园到高中,包含了所有类型的学校。没有按年龄划分年级(但有专业组别),所以没有升级和留级……有很多自由(但不是‘关于什么’,而是‘为什么’)。没有作业(但是有手工艺、音乐、运动、园艺任务)。没有恐惧和比赛(不是尽管如此,而是所以工作和强度都是非常让人感到高兴的)……没有上下课铃声,没有短暂的课时划分,但在这四个星期,每个星期只需要选择三个科目,每天都一样……”[83]
作为音乐教师在这里产生影响的有,从1919年到1922年,来自海勒劳的雅克-达尔克罗兹教育机构的海因里希·雅各(Heinrich Jacoby,1889—1964)和后来(1934—1936)在这里短暂工作的爱德华·祖克迈耶(Eduard Zuckmayer,1890—1972)。
马丁·陆塞尔克和海边学校
作为维克斯多夫的共同创始人马丁·陆塞尔克(1880—1968),在维尼肯被解雇之后,他领导这所学校多年,并一直保持着长期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解雇不够顺从的维尼肯的迈宁根政府解散了,维尼肯设法再次回到“他的”学校做领导,因为他觉得他们在概念上是好的。陆塞尔克最终迫于压力让位,并于1924年在北海尤伊斯特岛上开办了“海边学校”。
马丁·陆塞尔克是一位多才多艺、敏感而富有想象力的老师,他特别致力于业余演奏,但多种多样的音乐活动也是与哈尔姆一起合作完成的。作为一名音乐家,他把爱德华·祖克迈耶带到了尤伊斯特,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生动活泼的音乐生活。
著名剧作家卡尔·祖克迈耶(Carl Zuckmayer)的哥哥爱德华(Eduard)在高中毕业后,首先开始学习法律,课余时间还专心学习音乐。如此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一名有前途的钢琴家和剧院乐队指挥。但是由于对呆板的音乐会操作的文化批判性反叛,他放弃了这条道路,随着陆赛尔克的号召在他的学校建构一个新的音乐教育发展工作。从本质上讲,他关心的是教育与学校音乐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音乐生活进入与音乐课之间生气勃勃的相互关系之中,所有班级每周开设两小时的音乐必修课。音乐课上应该传授一般音乐知识和音乐风格教学,而不是专业音乐教学或纯粹的历史教学。对于“海边学校”的教育意图来说,缪斯教育与劳作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而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丰富。”[84]
学校的音乐生活包括了每周一次的“歌唱之夜”,这是为欢乐歌唱服务的,还有两个晚上聚在一起的“音乐圈”,主要是掌握过去名家的声乐和器乐作品,除了师生合唱团,最初只有四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两把大提琴可用[85],最后是“音乐之夜”,致力于聆听伟大的音乐作品(因为风格要统一,所以人们只上演原版作品,只局限于钢琴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布鲁克纳交响乐的钢琴版)。他设立的教学大纲基于以下原则:
1.在每个人生动活泼的教育中必须包含音乐能力和积极地听赏音乐的内容;
2.不是音乐知识,而是自己演奏音乐,必须“在人群中振动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3.音乐理论不应该退化为外在的“音乐漂移”,或者只是谈论音乐感受,而是必须把音乐的本质和对音乐的理解推向声音的过程;
4.最后,最重要的是,“对当代音乐的开放”必须是不言而喻的。[86]
当祖克迈耶还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小孩时,他同样被青年运动的文化批判精神所渗透,被新的音乐教育理念所充满。而他同时也是新音乐教育理念的外行。他不属于青年运动[87]核心领导圈子中的一员,也不是“官方”音乐教育的代言人。[88]他内心不是不紧张,他一直把自己理解为在学校工作、是为青年工作的音乐人。他以一种生动的、有生命力的“现代”新演奏音乐为理念,拒绝呆板的音乐会操作模式,转而积极开展业余音乐保护活动,与青年运动保持一致。但是随着他对青年所崇拜的偶像和业余爱好者特权的疏远,他也离他们很远了。1934年12月“海边学校”解散之后,他没有重返音乐会的生活,而是去了黑森州的欧博哈姆巴赫的欧登瓦尔德学校,在那里人文教育改革教育理念最为单纯地被推行。1936年,祖克迈耶前往安卡拉的加齐大学,成为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继任者,在土耳其建立音乐教育。
库尔特·哈恩(Kurt Hahn)和住宿学校
库尔特·哈恩(1886—1974)受到了塞西尔·雷迪的影响,于1920年在塞勒姆创办了住宿学校,并在赫曼斯贝格、斯皮茨加特、霍恩费尔斯和伯克利霍夫建立了分部。当时还是16岁孩子般,哈恩遇到了两位雷迪曾经的学生,他们引起了哈恩对阿博茨霍尔姆的兴趣,并将利兹的著作《埃姆洛浦斯涛巴》介绍给了他。在他创办的住宿学校中,他试图将英国寄宿学校的传统与人文教育理念相结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