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协会与自由德国青年：青年人的觉醒

它是在1890年的德语课上开始的。在马格德堡文理中学的六年级中，德语老师一拳打在桌上，警告了一位对阅读书籍中的一篇名为《徒步旅行》漠不关心的学生：“男孩！你是个瞌睡虫吗！你所听的，你可能不在乎！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省下零用钱，在五旬节或者在长假期间，就开始了徒步旅行。但你们呢？宁愿在一些避暑胜地伸懒腰！^[3]这点燃了一名文理中学六年级学生的心：赫尔曼·霍夫曼·佛尔克桑姆普（Hermann Hoffmann-Fölkersamb，1875—1955）。在接下来的暑假里，他和兄弟以及一名同学一起徒步前往哈儿茨山脉。作为文理中学六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随后利用假期时间进行了或短或长的徒步旅行。在柏林读大学期间（1895—1899），他也是施特格利茨文理中学速记课上一名热心的速记员。1896年，他带领这些课程的学生远足，其中1897年还有中学七年级学生卡尔·菲舍尔（Karl Fischer，1881—1941）参加。由于对霍夫曼的故事情有独钟，佛尔克桑姆普还和霍夫曼一起组织联合其他学生和毕业离校青年共同远足。在浪漫的帐篷之夜，带着自制的食物，离开大人庇护的世界，年轻人不久就显露出另一张面孔。他们把“大学一年级学生”和“男孩”组织成一队进行严格管教，并让他们无条件地追随他们的领导者，逐渐将最初狂野的浪漫情怀转变成一个严格的、紧紧围绕中央首领角色的阶层式青年组织。一开始青年在同行首领的带领下，可以自己做决定，以实现他们各自的自由，原则上这还完全不具有政治化色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变化，首领和民众的思想越来越功能化和政治化。

1900年，当霍夫曼·佛尔克桑姆普在国外工作时，卡尔·菲舍尔正式接管徒步活动，以施特格利茨为榜样，把其推广到整个德国。1901年11月4日，在施特格利茨市政地下室召开“候鸟，学生旅行委员会”协会创始会议。在给协会命名的时候，学者推测达勒姆村公墓墓碑上的谚语可能会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4]

谁把你们迁徙的鸟儿

送上了科学之路，

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

从未错误地扑动翅膀？

卡尔·菲舍尔被任命为协会首领，权力深大。协会组织成立的阶段，一些父亲和“老先生们”参与其中，对候鸟协会的理念构想相对于学校和公众给予了支持。在这个协会的管理之下，首先很明确地与徒步青少年相分离，菲舍尔凭借强大的组织才能和热情的浪漫情怀，实现了他清晰的徒步者民族主义思想，并以中世纪的流浪者为蓝本，建立了学者、行囊者和上流者的等级制度。他的独裁领导权很快导致了紧张的关系和摩擦。因此，1903—1904年出现了第一个关于候鸟协会纲领的危机，这导致1904年施特格利茨候鸟协会与原候鸟协会的分离。

在候鸟协会的新兴团体和联盟中，青年人聚集在这里，寻求替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们狂热地越过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惯例，努力实现自己的自由。他们穿着引人注意的休闲长裤、羊毛长袜，带着宽边软呢帽或罢工者打结的围巾，远离尼古丁和酒精，喜爱健康的天然食品和顽强不屈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穿西装打领带的生活。第一批候鸟的“狂野浪漫却无文化”^[5]的表现，成为对既定社会的闻所未闻的挑衅。然而，这种态度不仅揭示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很早又混杂了种族卫生群体教育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这里可以发现日耳曼美德的变形，如把犹太青年人边缘化，建立他们自己的候鸟协会。

新的自然生活方式，在严格遵守首领原则的共同徒步旅程中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基础。然而一开始，青年们在徒步旅行中就自愿地把自己托付给了同龄的首

领，以实现他们偏离社会规范的个性，这在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战后发生了变化，青年运动的社会精神变得更加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优先考虑个人对社会的服从。^[6]

候鸟协会中形成的新团体的关键活动是歌唱。它本身就像长途行军一样。“在行进中也唱很多歌曲。其中包含了粗俗歌曲。他们也演唱很多滑稽戏和街头艺人演唱的小曲，但是这些歌曲他们也可以用行进队伍的全部感情大声幽默地演唱。”^[7]当我们听到候鸟协会乌合之众的“野蛮歌曲”时，能容易理解这些所谓“粗人歌曲”、街头艺人演唱的小曲、体操歌曲等，这类充满着共同经历的歌曲在演唱时的纯粹功能意义。学生在第一阶段演唱的歌曲仍然受到大学生歌曲集的强烈影响。但是，随着第一本候鸟协会歌曲集^[8]的出现，一种新的民歌保护思想也诞生了。向外逃离到森林里，相当于向内退缩到一个野性、富有浪漫色彩、美化的过去中。人们相信已经在民歌中找到了对真实和原始的渴望。最成功的是1909年由医学生汉斯·布豪伊尔（Hans Breuer，1883—1918）出版的歌曲集《汉斯的弹拨小提琴》（Der Zupfgeigenhansl）。本来应该随着“旅行家”传播的小册子，却立刻获得了巨大的人气。^[9]在第一版的前言中，布豪伊尔唤起了“坚不可摧的生命力”，并以纲领性的方式勾勒出新民歌的意识形态。

“因为一本小册子的陪伴，旅行者踏上了他的旅程。弹拨小提琴让你的享受……

但是如果你，开心歌唱的候鸟协会成员，把书页很快翻过时，你会错过许多对别人来说是多么愉快的事情：街头艺人演唱的小曲和恐怖的故事，像《雷霆》《棕色的学生帽》这类歌曲……但是我们说：一首歌曲的好坏是由它的持久性来检验的。这里所带来的结果已经证明候鸟协会从一开始就具有坚不可摧的生命力，不，而是非常多，它已经在民众中存在了百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才是最好的……

但是，仅仅重复演唱这里给出的内容是不行的，附录中的空白页面会教你。因为你要把在阳光下的荒野中，在低矮的山间小屋里细听而得知的东西写下来，我们都应该帮助民间创作诗歌摆脱衰落的命运。那古老的民歌依然存在着，我们父辈的所爱、梦想和苦难，在我们中间仍然清晰可见。”

在最后一年的战争中，布豪伊尔备受青睐，这本小小的册子可能出现在战士的背包里。因为从一开始，许多被收录的新老歌曲都满足德国民族主义情怀。例如，1910年、1912年和1921年版本中以下类型歌曲的总量明显变化，其中进行曲风格的士兵歌曲始终在民谣和宫廷情歌的前面，排名第一（1910年：20首=12.4%；1912年：39首=16.6%；1921年：44首=16.8%），而徒步类歌曲的比例（“在乡村公路上”）缩小了（1910：20首=12.4%；1912年：22首=9.4%；1921年：21首=8.0%）。这是过去启蒙思想、对自然的向往和爱国情操的结合，成就了这本歌曲集的巨大成功。因此，一段关于布豪伊尔的悼词这样称赞这种收集作为一个民族的行为：“一本小的灰色的册子成为一位候鸟协会的教育家，一切真实事物的标准，所以它不仅仅是歌曲集或发表的文章，而更多是一个国家的行为。”^[10](www.xing528.com)

图8.2　第一本候鸟协会歌曲集：汉斯·布豪伊尔：《汉斯的弹拨小提琴》（1909）弗兰克·菲舍尔：《候鸟协会歌曲集》（1912）F.v.鲍斯内思：《耶拿人的歌曲集》（1917）

连续飙升的歌曲集和歌单的数量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观点，这个观点强调从“旧”的歌曲财富中吸取营养，汉斯·布豪伊尔在《候鸟》杂志中引用了这一点：“在民歌中徒步者具有一个自然人的视角，渴望一个充满人性的梦想，所以他们仍然在其所有来自根源精髓的土壤中畅饮……徒步者所寻找的，都写在了民歌中！可以说：‘民歌是我们徒步者理想完美的音乐表达。’”^[11]在这里，整个青年音乐运动的思想根源已经很清楚：团体理念中充满自然的人性和缪斯的整体性。这可能是缪斯作为理想主义教育基础的最早例子之一。另一方面，人们不应忽视候鸟协会和青年运动不在统一的方向上；相反，它们是由完全不同的思潮和运动组成。因此，在早期就宣告了对美化了的民歌理想的批判。同样，在《候鸟》中，弗里德里希·威廉·黑廷豪斯（Friedrich Wilhelm Rittinghaus）对该要求提出异议，也就是把过去久远的民歌运用到现代新歌的要求，并捍卫“新的声音”，他们采用了现代最为炙手可热史特哈赫维茨（Strachwitz）、利林克龙（Liliencron）和W.舒茨（W.Schulz）的诗歌。黑廷豪斯在针对布豪伊尔以前发表的文章时写道：“当我读它时，总是很沉闷：‘这就是民歌对我们所有徒步者理想的缪斯音乐表达。’上帝保佑……不，民歌是一种替代品，虽然站得非常高，但对一些东西并不是完全有效，对应着我们这个时代，能再现我们所没有的最内在的冲动，同时又包含各类扣人心弦的歌曲。新德国民歌在哪里呢？”^[12]布豪伊尔在他最后第十版（1913）的修订版序言中采纳黑廷豪斯的批评意见，并再次肯定了他的缪斯民歌概念，其目标是培养完全纯洁的人。^[13]

民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吉他或琉特琴，这两者很难明确区分，作为臆想型的、具有浪漫色彩的民间乐器（因此被称为弹拨小提琴）又重新活跃起来。汉斯·布吕赫（Hans Blüher）对当时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吉他被视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伴奏乐器。浪漫主义者非常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弹拨小提琴音乐”就是他们整个生命的音乐表达，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吉他在青年中如此普及，就像当时在老的候鸟协会成员中一样……最后，年轻人也陷入了奇怪的声音中，就像是一场音乐的瘟疫。在原候鸟协会成员大规模徒步旅行中，最后甚至不可能在一个音调中完整地演奏，因为在大量的吉他弹奏中，总是有一半没有校音，另一半则是破坏和声的。”^[14]只是渐渐地，特别是受到歌唱运动的影响，才开始了演唱和音乐演奏方面的培养。单声部旋律中混合了越来越多吉他或琉特琴的伴奏。第一本《候鸟—琉特琴集》^[15]（1913）收录了《汉斯的弹拨小提琴》中近40首歌曲以及其他歌曲集中带有改编的琉特琴伴奏的歌曲。

随着最初徒步旅行中文理中学学生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活动转移到大学。高校青年根据候鸟协会中青年团契的经验，组织了自由高校学生协会，继续承担着改革生活的使命（1902年建立有节制的大学生协会），以此反对传统的大学生关系和保守的兄弟会。自由高校大学生群体[1907年的哥廷根高校志愿军；1909年耶拿的塞拉（Sera）社团]于1908年合并为“高校志愿者联盟”，特别是在哥廷根和耶拿对大学文化社交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教育家威廉·弗利特纳（Wilhelm Flitner）回忆起在1909年耶拿学生时代的生活：^[16]

“我在布告栏中不仅仅是寻找讲座时间，而更多是寻找从大学生那边而来的精神活动的轨迹。我看到一个小小的布告：有一个‘自由的大学生团体’，想成立政治、文学、自然科学工作小组，有兴趣的人可以与‘负责人’联系。”当时他遇见之前的中学同学，那位同学把他拉进团队工作。‘他面临着博士学习，仍然热心组织自由大学生社团。他立即用清醒的头脑向我讲述了耶拿所有王牌学生的生活……一位非常年轻的大学私人讲师[海尔曼·诺尔（Hermann Nohl）]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人选；他的哲学练习课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在文学社团中，我必须与另一个人一起担任主席。此外，他在一个社交圈中给我报名，在那练习舞蹈，人们在夏天的庆典中跳舞。如果人们不关心自己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从精神和社交上对他们来说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甚至在大学的研讨课上他们也不能扮演任何角色，他们被彻底踢了出去……

这就是当时在耶拿的一种大学生社交生活，没有与城市和邻近城市的优质社会分开，没有酒精和烟草，充满了社交活动、音乐、戏剧、诗歌朗诵、舞蹈，充满了精神内容和单纯友谊，很快人们就想终生建立和持守这种生活。”^[17]

在这种突破传统结构、年轻一代学生的精神生活氛围中，产生了后来青年运动和学校音乐运动的态度。^[18]但自由派学生社团也呈现出不同的棱面，从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到理想自由的能动主义。最后经过颇有争议的讨论^[19]，各学生协会和青年组织终于在1913年于霍恩·迈斯纳那举行联合“德国青年自由日”活动，纪念莱比锡会战，以表达对英雄敬仰的爱国主义情感，来树立自己的生活目标。这一呼吁是由德国高校志愿者、德国徒步者联合会、各个候鸟协会、维克斯多夫自由学校社团、耶拿塞拉社团等共同签署的：

“德国青年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他们到目前为止被排除在国家公共生活之外，依赖于被动的学习、一个嬉戏无价值的社交，并且只是上一代的附属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不管上辈人的习惯和丑恶习俗怎么样，他们都尝试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与年轻生命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能够认真对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并将自身作为一个特殊因素融入到一般文化工作中去……然而，青年们却摆脱了廉价的爱国主义，用父辈的英雄气概去理解一些伟大的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在表达外部扩张权力的意愿和由政治仇恨造成的国家破裂中，同意某些政治方案来消耗他们的爱国主义。”

图8.3　1913年10月11和12日在浩恩·迈斯内尔召开的自由青年日上的号召。

德国民族主义青年和自由高校青年的分裂是预先确定的，即使人们仍然理解为一个共同的表达形式：“自由德国青年要担当自己的使命，面对自己的责任，按照内心真实的想法去过自己的生活。对于这种内在的自由，它进入了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处于封闭的状态。”^[20]古斯塔夫·维尼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激烈地争取青年的这种自我权利。在候鸟协会成员和德国自由青年的对抗中，他曾多次成为中心人物，为青年运动指出一个精神和文化方向。^[21]1913年10月12日，他在浩恩·迈斯内尔（Hohen Meißner）的伟大演讲^[22]中曾警告说，不要把青年错误用于民族主义目的之中。在他所谋求的教育事业中，他从一个深入的文化概念开始，目的是把青年的各种力量汇集到一个文化有机体中，来共同成长。虽然他认识到候鸟协会是青年自由愿望的合法表达^[23]，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最终要形成一种青年自己的文化。候鸟协会的思维只围绕着自然的生活方式和种族的生存，所以它主要的立足点是在生物学，而不是文化学上。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来形成一种文化态度。一个青年运动，是青年独立生活的阶段，不应把学校排除在外。而这种文化工作的教育解决方案似乎只能在自由学校社团中被预先确定。所以对他来说，“候鸟运动是否会与来自自由学校社团的运动源于一处，答案是肯定的，但候鸟运动是否又会导致自由学校社团的出现？”^[24]他试图把候鸟协会和德国自由青年的目标完全放在自由学校社团的服务上，但是由于相关的领导主张不合而失败，其中他总是才智敏捷，与代表争议不断。

他在《自由学校社团的心灵圈子》（1913）中奠定了他对青年文化理解的基础，该文章专门为候鸟协会所写，原本打算在“德国青年自由日”上进行阐述。^[25]他曾多次指出，在青年日上他们没有关心青年真正的基本需要。^[26]由此引起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青年协会从他那撤出。他再次于1914年从自由德国青年协会中退出。人们所思考的对“所有青年领袖在智力、知识和激情方面领导资格的捍卫，导致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冲突，这在德国自由青年的历史上是不可不去思考的”。^[27]他的功绩在于，作为青年生活阶段中第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是需要自己的权利的。他把青年阶段定为儿童与成人世界之间的过渡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青年是指人类摆脱自然界，开始在精神世界中自由行动的时期。在这个变化的时期，原始自然的生物魅力仍然适合他，而灵性美的贵族光芒也在他的额头上闪耀。”^[28]自由学校社团的教育使命现在应该是让青年的这种潜力不再受到政治影响，而是通过教育把自己的力量引向一种内在的文化。^[29]“在我们的文化中，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真正的青年、一位文化青年和一个青年文化。”^[30]这个“青年文化”的概念在由弗里茨·约德领导下的青年音乐运动中再次受到重视。^[31]